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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 青年李克强：他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青年李克强
1976年，李克强（中）与儿时玩伴李皋兰（右）在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合影
每晚19时，62岁的李皋兰会准时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新闻联播》。兴起时，他会站起来，指着画面里的一个人对只有几岁的孙子说，“看，他跟你爷爷是一起长大的。”
李皋兰指的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那些画面总能把李皋兰的思绪带回他们曾一起玩耍的那个大院——安徽文史馆大院。如今，这里被另一个地名所代替——合肥市红星路80号。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二楼以上为居住房，一楼为4个铺面。李皋兰说，这4个铺面，原是李克强一家住的平房。
李克强家的旧宅已经被盖成3层小楼 （图/吴芳）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修建的文史馆大院，坐北朝南，东起宿州路，西至徽州路，由4排平房组成。它的前身是省委交际处，为省委省政府专门接待贵宾之用。
李克强家的房子位于大院第二排，李皋兰家在第三排。“俩家门对门，窗对窗，两排房中间相隔也不过5米。”
李皋兰家原来住的房址上，现在是一条约十几米宽的马路——红星路。站在路旁，看着车来车往，李皋兰怀念起那个院子，树木郁郁葱葱，那时是他全部的世界。
文史馆大院在李克强的脑海中，是另一种印象。1997年5月17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所大院：
“李先生”是李皋兰的父亲李诚。1953年，李诚因为认错一个词，来到文史馆上班。
同一年，李奉三也来到合肥，入住文史馆大院。
第二年，李奉三与后妻曹氏生下李克强。彼时，李诚的儿子李皋兰已4岁。5年后，李诚把李皋兰从老家接到了文史馆大院。
自此，李皋兰和李克强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友谊。“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伙伴。”李皋兰说。
李皋兰（图/吴芳）
李奉三是老红军，文化功底深厚，既会写诗也能作画。李诚则通透国学，性格耿直。俩人相见恨晚，一来二往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李诚称李奉三为奉公，李奉三则尊称李诚为太史公。“他们俩经常在院子里，一起讨论诗歌，国事。”李皋兰说。
年龄相差4岁的李皋兰和李克强也有自己的交往方式：他们在一起玩玻璃球，打小贴画（用纸叠的一个四方块，放在地上，对方用同样的纸叠四方块打下去，如果把地上的纸叠方块翻过来就算赢）。
再大一点，李皋兰和李克强前后进入南门小学。“学校离家只有200米远，”李皋兰说，“我比克强大4岁，去学校都是我带着他一起。”
放学后，他们俩一起回家。李皋兰在前，李克强随后。作业不多，回到家后总要下棋。“克强很喜欢下象棋、围棋，还有军棋，我就陪他下。”
李皋兰说，不管是玩弹珠，还是下棋，他很少赢过李克强。惟一能胜过李克强的运动，是打乒乓球。李克强还喜欢看小人书连环画，特别是历史故事类的。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
那时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块零花钱，从来不舍得拿去买东西吃，“钱基本上拿去买书了，一个月能买好几本。”离文史馆大院不远，就有一个新华书店，那是李克强和李皋兰经常光顾的地方。
李皋兰说，父辈对他们在学习上的管教不那么严格，“不会天天逼着我们做作业，只要不过分，在院子里玩，一般都不会讲。”
上小学的李克强显现出过人的聪慧，“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
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克强对大院里的图书室充满好奇。在《追忆李诚先生》文中，李克强写道：
好景不长，这样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被打断：一个动乱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在那个动乱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
同样被“赋闲”的，还有李皋兰。李诚便在家中设课堂，传授儿子。李克强常跑到李诚家中旁听，遇到不懂的，也主动发问。久而久之，李诚觉得李克强反应很快，领悟力也强，很高兴，逢邻居就说，在他晚年之时，能遇到这么一个聪慧的孩子，很欣慰。
李皋兰说，“父亲本准备要好好培养我的，终因克强资质比我好，他便一心待克强了。”
此后，李诚让李克强每天到家里听课。在《追忆李诚先生》文中，李克强回忆这段时光：
李诚还告诉李克强，既要读书，也要强健身体，让他坚持跑步锻炼。于是，在李诚每天早起打“八段锦”时，李克强便绕着院子跑步。“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克强也不跑远了，就在院子里跑，特别讨人喜欢。”
李诚“赋闲”在家，除了自家藏书，很少能读到其他书籍，十分苦恼。李克强知道后，便从同学家里借来《大参考》及当时的一些内部读物给他看。李皋兰还记得有《回忆与思考》《战时的苏军总参谋部》等。
读完之后，李诚再讲给李克强听。与此同时，他也关心李克强读什么样的书，并为他开了一份书单，包括《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
晚上为了有更多时间看书，李克强甚至不愿意洗澡。李皋兰记得，有一次，曹妈（李克强母亲）把水放好后，把李克强锁在房间里让他洗澡。却没想，李克强拿了本书躲在里面看，当发现有人走近窗台时，便一手拿着毛巾在水桶里搅动，一手拿着书继续看。事后，为了让桶里的水看起来脏一些，李克强还把毛巾拿到地上擦几下，再接着在水桶里面搅。
此事终究被曹妈看穿，李克强难逃一顿责怪。“小孩子小，有时候被父辈一说，就哭了。”李皋兰说。
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李克强称：“我曾见到他把买来的一块肉、两块豆腐切成几大块，扔到锅里，加点盐和酱油之类，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过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释卷。”
李皋兰说，那其实也是李克强的生活态度。“对吃也没什么要求。网上有一次说他在某地考察吃方便面，那其实就是他习惯了。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刻意讲究。”
李诚时常欣慰地对李克强讲，他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带了3个得意门生，分别是马茂元（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舒芜（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吴孟复（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每每此时，李克强都默不作声。在文史馆大院外面，只要别人问起，他都称自己是李诚的第4个得意门生。
此话经人传到李诚耳朵里后，他大喜，“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
后来，李克强进入合肥八中读书，度过了5年的青春。同一届的还有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2008年，合肥八中迁至位于习友路的新校区，占地约10公顷。2006年，合肥八中建校50周年前夕，校长王建明一行去辽宁拜访李克强。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在沈阳会见了他们，给王建明留下了谦和睿智的印象。
新八中一位保安告诉记者，李克强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后，来过一次学校。“事前也没通知，也没弄欢迎仪式，就是去学校参观了一圈。”这位保安在迁校之初，就到新八中上班。
“他很关注母校的发展。他说他当年的老师都退休了，希望我们这些新人能把过去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多为国家培养人才。”王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一再告诫我们，学校不要宣传他个人，应该重点宣传一线的劳模校友。”
“他从来没以官方身份回来过，都是过年过节回来时顺便到学校看看。”王建明说，李克强跟他的班主任老师一直都有联络。
合肥市第八中学退休老师吴天华曾是李克强的生物老师，她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笑称：“他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干部，人很优秀。我教他（高二）生物，他好像也不太爱发问，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凤凰网还报道称，从初一开始教李克强的退休老师刘世民和李更是感情深厚，他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兼政治科老师。他透露，李克强读书成绩很好，很勤奋，尤其尊师重道，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时每次回合肥探亲，必拜访中学老师。李皋兰说，在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克强每年回家都来看他，还时常能收到克强寄给他的明信片。“一见面就聊大院里的生活，怀旧。”
2007年后，李皋兰再也没有见过李克强。“我特别理解他，那么忙，现在保卫级别也不一样了，也不是他想去哪就能去哪了。”
如今，新八中的行政大楼一楼仍摆着李克强参观学校时和校长王建明的合影，以及1974年合肥八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班的合影。
1974年，李克强从合肥八中毕业。不久后，便去凤阳县插队。
对于李克强去农村，李诚多有不舍。李克强回忆：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记得70年代初，我插队乡村，初次远离家门，与父母告别后，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
孙启超85岁了，脊背有些佝偻，记忆也有些模糊。但他记得29年前那幅画面：一位年轻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
青年是从合肥来的知青。“年轻人不懂农业，但要跟农民打成一片”，队里专门开了次会，决定让他从照看庄稼做起，也就是“看青”。
传说陵墓是朱元璋为母亲所建。多年后，这里成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外的旅游景点，导游在讲解时总不忘加一句：当年李克强在这里插过队，也沾了几分帝王气。
2013年3月7日，大庙镇村民印夕章前来探望老友孙启超（右），孙启超家的桃花开得正旺。李克强在大庙镇下乡期间，曾与他们一同在田间地头劳作（图/苏嘉溪）
尽管年轻的李克强不愿提及他时任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父亲，李奉三的名字在孙启超们耳中却如雷贯耳：“他参加凤阳山战斗，是有名的游击队员，打过日本鬼子，还打过国民党。”去蚌埠之前，李奉三是凤阳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
当年李奉三的游击队栖息的凤阳山，如今成为大庙镇的一座“金山”；李克强人生独立的第一站，大庙公社，也不再是穷乡僻壤。石英砂厂遍地开花，从山里开采出来的石英砂运往全国各地。
但是和李克强一同下过地、挑过石头的老人，都怀念以前满目绿色的村庄。绿苗之间，那个着白衬衫、戴眼镜、顶草帽劳作的青年，让他们觉得，“气质是不一样的。”
那些年到大庙的知青有七八个，来自上海、蚌埠和凤阳县城等不同地方。纪鸿冠是负责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师，“知青小组住在姜桥一带，刚来时，他们相互看不起，关系并不好，既不学习也不劳动，到最后饭也没人做，生活都成了问题。”
87岁的老人纪鸿冠，如今独自居住在原大庙公社影剧院内的一间小平房（图/苏嘉溪）
李克强是后来者。纪鸿冠发现这位青年与先前几位有些不同：“话不多，爱读书。”他暗自喜欢，并向大队建议，让李克强到知青小组当组长。不久，他发现知青小组有了变化：“学习有了制度，也开始下地劳动了，青年们开始买菜生火做饭了。”
孙启超是李克强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东林大队“看青”时，村里买不到化肥，“尿素是后来的了，那时候只有磷肥，但不顶用，我们到处去找碳氨肥”，李克强带着大队会计孙启超到蚌埠去找父亲李奉三，“他父亲有战友在县城当化肥厂领导。”
尽管如此，父亲到大庙探望李克强，他总是不高兴：“跟他讲不要来不要来，又来了！”有时甚至躲避不见。每次与公社会计张传林进城买化肥，他都不和张吃饭，“大概是不愿花公家钱，总跑他父亲那吃饭。”
“除了劳动，便是读书”是李克强留给村民的普遍印象，但是，“在个人生活细节和个人卫生上，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是纪鸿冠能说出的李克强惟一的缺点。纪鸿冠的女儿纪映月比李克强小几岁，她因此给李克强取绰号“小侉子”。
“小侉子”给纪映月补习英语，那一年她考了70分。纪映月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已经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了”，现在在镇上开一家小诊所。
不爱说话的李克强，要是遇到村里年龄大些的妇女与他开玩笑，黝黑的脸就涨得通红，腼腆，哑口无言。但这并不妨碍他“只要发言，总是条理清晰，能说服人。”
不凡的工作能力，让李克强下乡一年后就升任大庙公社党支部书记。是年，李克强仅20岁。“这在大庙是史无前例的。”印夕章记得这位年轻的支书和其他干部不同，“他不像其他人，一当干部就不下地干活了，他还和我们一起挑石头。”
1975年，村里的水库修大坝，要从山里挑石块。此事细分到每个社员身上，李克强自己也领了任务。他让副书记在一边记工分，自己挑起了担子。“毕竟是文弱书生，哪里会挑担。两手抱着一个肩挑，也不知道怎么换肩，结果把肩膀都磨破了。”
工地上的村民开车路过，让他把石头放到车子上，被李克强拒绝：“这样我怎么完成任务？”纪鸿冠心疼地看着他孱弱的肩头浸透了血渍，“他还是完成了任务，人家用3天，他用4天。”
姜桥修大塘，原定一个月完成。但是一开工，李克强发现到工的人很少，村民开工总是迟到，进度慢了下来。“那时都是大锅饭，没有按劳取酬的说法。”李克强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最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样冲破大锅饭，上工的人就多了，一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每天开工，李克强都第一个到工地，“看哪个生产队长来迟了，就记在心里。他的工作原则是：头头抓头头。”
张传林负责公社的救济款发放，“最初的救济款都是给个大概，没有严格的审核。”李克强上任支部书记后发现，救济款发放不够，找到张传林：“救济款发放还是要好好核实，要让生活真正困难的人拿到。”
大庙村民生活尽管普遍困难，但逢红白喜事，流行请干部吃饭，“李克强上任后，是从来不去的。”
那些年，正值“文革”末期“批林批孔”运动兴起，“从县里发下来大堆的材料，大家还没来得及看，李克强就已经看完材料，到学校去讲话了。”
有一年，李克强到凤阳县城参加知青代表大会，原定要发言，并提前将发言稿写好交到了大会组织部门。大会当天，纪鸿冠陪李克强到会，在油印室，李克强发现自己的发言稿被改了，“增加了他父亲曾任凤阳县县长的内容，他看到气死了。一百多张稿子是要分发到参会人员的，他一张张全把这些内容涂黑掉，弄得满手油墨。”大会主任看到责问他，他反问：“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任公社党支部书记后，李克强参加地市的知青代表大会。“很多地方的知青都已经是地方干部了，地委或区委书记，他却只是支部书记，因为官最小，他被排在最后。但是他发言却最精彩，会后很多领导都坐不住了，有的甚至过来和他拥抱。”
基于两次知青代表大会的表现，在推选安徽省知青代表时，纪鸿冠坚持写下李克强的名字，“很可惜，等到大会时，他已经考上大学离开大庙了。”
村民们从未奢望大庙能留住这位默默劳动、埋头读书的青年。
“他在各种场合读书，村民见他，总是怕影响他学习，说话不由就放低了音调。”李克强为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无论劳作到多晚，放下农具，每晚都要读完“一灯煤油”。
夏天蚊虫萦绕的时候，李克强穿上高筒雨靴坐在灯下，以抵御侵扰。“他每周要去县城图书馆找书读。”纪鸿冠感觉到，李克强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19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大庙明皇陵考古。孙启超认定，李克强是在明皇陵上读书时，遇到了考古的教授，“一定是那教授问他，要不要到北大读书，然后把复习提纲给了他。”
李克强确实爱读历史书籍。一日在凤阳县文化馆，遇见在凤阳考古的“北大明史专家”，李克强瞥见他手上拿的一本书，上前故作探问：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他读书太多，哪本书在哪里清楚得很。专家被震住了，和他交谈起来，渐渐发现李克强对历史很精通，于是结为忘年交。”
这位考古专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的，但是李克强不愿意。”王又向凤阳县委提建议，让李克强到文化馆做管理人员，县委同意了，找李克强谈话征求意见。岂料李克强不答应，他回复县委领导说：“我不愿做干部，我还要学习。”其他的知青听说此事，眼红心热地议论：“能当个工人都巴不得，还有让当干部还不去的！”
纪鸿冠此后听李克强说起要参加高考，“其实他拒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年，纪鸿冠带着李克强等一批知青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庙去参加考试的有几十人”。“其他几个知青出考场都喊难，只有他觉得简单。”张传林记得李克强走出考场时说：“这题目，以后大学门槛就要被踢破了！”
高考刚结束，他就收到王健英的信。“王健英夫妇都很关心他，希望他能考上北大。来信问他考得如何。但是他回复仍然很低调说：不行，考得不好。”
王健英收到信急了，寄来一封十多页纸的信，告诉李克强，他写的信都拿给学校老师看了，如果不能正常录取的话，就要破格录取。“王还在信里说，现在北大的学生都不如他。王全家都盼着他来家里做客。”
高考揭榜，李克强考了滁州地区第二名，北大择优将其录取。得知考上北大后，纪鸿冠兴奋地让李克强给王健英写信。出乎纪的预料，李说：“我才不能告诉他呢！等我报到注册后再去找他吧。”
李克强提前15天到校报到。他跟纪鸿冠说：“现在还没开学，学生没到，但是老师都到了。早些去，教授都在办公室，我先去跟他们接触接触。”
离开大庙的那天，整个公社很多人到车站送他。“他的行李最多的是书，我们用拖车去帮他运书。”此前公社为他开了个欢送会，买了些糖果分发给社员，孩子们拿到糖果视如珍宝。
从大庙到凤阳县城的车子一天有两班，早上一班，晚上一班，他是下午上的车。纪鸿冠就此送别了这一辈子最得意的门生，此后再见，就是隔着电视屏幕了。
1978年8月，纪鸿冠第一次收到李克强的来信，信纸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稿纸。此后，也偶有骄傲和温暖的瞬间，比如，县团委书记到团中央开会，带回一本世界儿童绘画书给他，那是李克强托带的。另一次，县团委书记到团中央申请希望小学经费，回来问老纪：“你对知青究竟有多好？大庙公社那么多干部他都不问候，惟独要我一定转达对你的问候。”
遇到这样的时候，老纪通常笑而不语。如今他87岁了，思维清晰，独居在大庙公社老影剧院边。一天不落地等在电视机旁看《新闻联播》，等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他没有变，看起来比以前要开朗了许多。”
李克强离开大庙的这些年里，仕途扶摇直上。大庙也时有怀着各种意图去找他的人，有的满意而归，有的懊恼不悦。
跟随李克强做公社日常行政工作的孙桂雨，近几年遇到家中拆迁，常郁郁寡欢。他托人谋路，好一番辛苦找到李克强，表达自己的苦衷：我们没得吃饭了。李克强质疑：你们不可能没饭吃。
见面短短数分钟，孙的苦衷并未得到解决。他回到家一反“对往事津津乐道”的常态，逢人问及便摆手不语。
孙启超在李克强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寻访过3次，见到一次。“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没别的想法。”他到郑州省委门口，让传达室传话说：安徽家乡人找书记。
那一次，李克强让工作人员安排孙启超吃饭，“在五一饭店，喝了啤酒，吃了水饺。”李克强一番嘘寒问暖让孙启超一直记在心中。
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定远县九梓镇，那里的村民也像大庙人一样熟悉李克强的名字。镇上一家杂货店“李刚超市”，是李克强堂兄弟的儿子所开。“他做他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李刚妻子并未见过这位家里“大亲戚”的真面目，“没有回来过。家里人也很少提起。”
去北京前，李克强把家中上千册图书先行托运至北京大学。还向李皋兰要了一张李诚的照片，以留作纪念。那时，李诚已经去世了。
1977年7月23日，李诚先生去世的当天，李克强刚好从凤阳回合肥家中探亲。李皋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文史馆大院已是当天晚上21时许。李克强和父亲李奉三坐在院中乘凉。
见李皋兰进院，李克强迎上前去，跟他说，“我今天刚刚从凤阳农村参加高考回合肥，明天就去医院看你父亲。”李皋兰顿时落泪，告诉李克强，“父亲今天已经去了。”李克强听后，一个字都没说，呆坐在凉席床上。
李皋兰觉得，艰辛的生活，激发了李克强刻苦读书的雄心。在下放凤阳县之前的4年，全国统战系统撤销，他的父母和李皋兰的父母被要求到合肥以西30公里的政法干校学习劳动。“那时，整个院子就空了，大人都走了，就只留下了我们七八个孩子。”李皋兰说。
那时候，社会还不那么安定，每天天没黑，李皋兰和李克强便把院子大门关上，然后回房看书。晚上，他们就互相做伴，“要不就去我家睡，要不就在他家睡。”李皋兰说，“院子里，关灯最晚的那个房间永远是李克强的。”
为了见父母，李克强便和李皋兰商议，每个礼拜天都去一趟政法干校。“礼拜六一早，我和克强三姐妹一起从家里出发，坐公交到大愚山，再步行12华里到学校。”李皋兰说，“住一晚上，礼拜天下午再原路返回。”
李皋兰说，那时候开始，克强的理想就很明确，“从政，改变跟他一样艰辛的人的命运。”
李皋兰依稀记得李克强离开合肥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清晨，李克强手拿着一个老式旅行包，里面装着很简单的行李，来跟李皋兰告别。于是，李皋兰一定要送李克强去车站。
那天街上的人不多，静悄悄的。他们坐在1路公交车上，偶尔聊聊未来。
他感到李克强很高兴，“毕竟是北大，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李皋兰在为克强欢喜的同时，也有几分失落，他觉得，“自己就要失去一个伙伴。”
提起笔来就想起我四年前初到大庙在你屋里就宿的情景，想到我们无话不谈度过的四个春秋，想念之情油然而生，此时你可能在为公事或杂务而忙碌，请好好保重，为祝为慰。
我于上月二十七日到校报到，这两天来接受入学教育，对我所学专业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据介绍：我们这个系绝密的系，要求条件很多，全是党团员，政法专业原为法律专业，系1954年由重要指定北大创办的，由董老亲自提名一位同志为该系系主任，后为扩大专业所学范围，改名为政经法律专业，简称政法专业。它是北大法律系的唯一的专业，其主要培养对象是法学研究人才，也有少数做实际工作的。北大是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而法律系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因此一入校我们就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战斗。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的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近年来，华主席、党中央号召要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学校及系里都积极做出规划，要尽快把法律的研究和教学搞上去。法学本来是有可学的，一入校我还有调换专业的想法，现在这种念头基本上打消了。你知道，我历来爱好历史，但社会科学的各门都是紧密联系的。学习法学，主要需具备较强的分析、研究能力和一定的社会经验。这些，自认为已初步具备，因此学法学倒是不无适应的。
在大庙的几年中，得到了你各方面的帮助照顾，在这里也不想多说些感谢之类的话，我想我们是相互了解的，而且了解比较深，老实说，在大庙能畅所欲言的对象唯你一人。因此，无须什么客套了。这几天忙于入学准备工作，还有许多信要写，恕我不多谈了……
祝近佳！
克强78.8.13
这是1978年李克强写给知青时代老师纪鸿冠那封信的原文。写这封信时，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改革时代已经开始了。那年冬天，家乡的几位农民一夜之间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按钮。几乎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进入朝向“现代化”的邓小平时间，很快，“华主席”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北京，西单墙上不断贴出大字报，民众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渐渐转移到臧否政治体制，各类民刊裹挟着新鲜思想涌入校园……关于改革的轰轰烈烈的讨论也在李克强的班级——北大法律系77级展开了：家庭承包制是不是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我们的前途！
……
在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李克强身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党支部委员，“他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些东西，他还是很拥护的。”
对政治问题“不轻易表达观点，”这形象停留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同班同学，是因为他们同为“学习毛选先进个人”。只是，何勤华的先进是地市级的，李克强则为安徽省级。“这样的先进，在一个省不会超过10人。”
比起中文系和哲学系对当下政治的热烈讨论，何勤华觉得，法律系77级的同学并不张扬。这是一个82人的大班级，有党员三十多名，年龄参差，从17岁到三十多岁；出身各异，从农家孩子到高干子弟。但在林中梁看来，团结勤奋是他们的共同点。
林中梁时常想起这段美好的时光：一同在校园里的奔跑，课堂上热烈的讨论，共同沉浸在图书馆里的充实，或是挑灯夜下、行走背单词的奋斗，以及中国男排冲出亚洲时，一起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自豪感……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的李克强、坐公交车背英语的李克强、随身携带单词卡片的李克强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大声叫喊。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何勤华在看完一部叙述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电影后，激动难抑，结合《资本论》写下一篇两万多字长文。同学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看，“大家都知道他研究经济。我们都是文革后上大学，底子薄，自学西方经济学不是容易的事。”
李克强花两三晚的时间读完何勤华的文章，给出了直接建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最终没有投稿。别人被这么一说也许会很沮丧，但他佩服李克强的勤奋和见识。而李克强也很快就成为他人榜样，时常被邀请去演讲。已是中国法学会秘书长的林中梁描述起李克强演讲的场景时，赞不绝口。他记得他情绪饱满，总能引发高潮。让他终身难忘的是某一次的结语——“成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
看起来，李克强谦卑内敛而积极主动。有一年，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在通往课室的过道里，因为拥挤产生矛盾，扭打起来。结果，法律系一名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群情激奋，要求校领导从严处理。林中梁记得，李克强主动介入，协助沟通谈判，最终将同学情绪安抚下去。这让李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
林中梁发现，李渐渐在学校的活动中崭露头角，承担起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位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很快，李克强被推举为常代会主任。
常代会是当时北大新创立的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的机构，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组成，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被誉为“学生人大”。它是1980年代北大学生民主探索的一部分，当时，这样的探索正生机勃勃地展开。
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学生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当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时，几位北大学生相继贴出竞选宣言， 作为常代会主任，李克强也被建议参加选举。
竞选声势浩大，一位参选者对本刊回忆，他们大多有自己的选举委员会，有鲜明的宣言与主张。他们贴大字报，组织选民见面会，演讲、答辩。还有人做民意测验，出版刊物。
运动持续了两个月，不少答辩会吸引了上千人参加，学生们满怀激情，一位竞选者说：“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新一代”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教授钱理群写道，“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
那时，李克强和他的同学们正在南京实习。何勤华说，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选举，后来听回来的同学说，演讲最后变成了发牢骚。林中梁对此并不感兴趣，也劝李安心实习。最终，李克强只是参与联署，推荐了一位人大代表候选人，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这大概是他政治敏感的体现”，何勤华说。
这次竞选从北大分校开端，发酵成全国的一股潮流，北大是其中的成功典范。期间，北京市委下达通知压制竞选，但北大党委副书记第二天参加答辩会，还表示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
而此时，李克强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表现优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师的陶景洲见证了李克强在法庭上的辩护。那是一个4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开庭的前一天组织几个人讨论至深夜。法庭上，他表情严肃，缓慢的语速中带点合肥口音。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处理案件积极活跃，还有电影制片厂以他们班的实习为背景、以李克强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见习律师》。这部1982年面世的电影，由孙淳主演，讲述了北大法律系见习生言文刚的办案故事，主题是对“文革”的反思。
李克强更为投入的似乎是专业上的探索。何勤华说，法律系的学生普遍崇拜一些治学和治国的偶像，厉以宁和胡耀邦是其中著名的两位，“李克强则比较亲近龚祥瑞和张国华两位老师的思想。”
张国华当时是法律系主任，颇受学生欢迎。李克强和张国华聊得投机，俩人常一起下围棋（何勤华透露，围棋是李克强惟一的娱乐，水准很高），受张老师影响，李克强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后来，李克强上龚祥瑞老师的宪法课程，“又对西方宪政产生兴趣”。龚祥瑞的课程吸引了一大拨崇拜者， 课余时间，李也参加龚祥瑞的读书会。在那里，他们不断讨论各种关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国家、法律与党、法律与政策……
他大量阅读外国法律书籍，参与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还在龚祥瑞的指导下发表论文。多年后，他提及往事，用感激的口吻写道：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他很欣赏李克强！”陶景洲举了一个例子：在校期间，龚祥瑞出过一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他和李克强等几位同学都是助手，但陶在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李克强。
不过，陶景洲认为，李真正的兴趣在于经济法。“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
毕业那一年，李克强还组织20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作为一名全优生，他拥有许多选择，他一度考虑过留学，但党委书记和副校长都希望他留校。
在这人生的路口，他向老师和同学咨询。林中梁告诉他，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很适合，而且一毕业就是正处级”，何勤华说，同学们的普遍意见是强烈建议他从政。“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一届里从政前途最大的就是他了。我们中有的年龄太大，有的太小，能力和志向也不同。”何勤华甚至感觉到，毕业时，“共青团中央可能已经看上他了。”
最终，他选择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师，兼北大团委书记。陶景洲说，“当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时，经济法教研室一位老师很不高兴，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不要走。”
李克强还是走了。
留校同学毕业20周年合影。左起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姜明安
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创建团校，被宣传为典型人物。但校友回忆说，李克强的独立气质招致了一些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共青团七大选举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他落选了。
这年10月，他撰写了《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普及——本报邀请教育、文艺、青年工作者座谈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版面上。两个月后，共青团十一大召开，李克强仍位列其中。《中华儿女》的报道称，这是得到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点将干预”。之后在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他还当选为团中央常委，由此进入了“政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他所面对的青年，有锐气也有迷茫，有热切期盼也有伤痕累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则潘晓来信就引发长达半年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一面是揭示青年问题，一面是树立青年典型。1983年2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大篇幅刊载共青团员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3月，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并着力宣传。整整一年，几乎每个月《中青报》上都会刊载两三篇关于张海迪的报道或评论。号召学生学习张海迪，一时成为李克强的工作重点。
虽历经“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整个社会仍在重建中焕发活力，从“万里铁路万里林”活动、农村经济青年开拓者座谈会、“振兴中华读书立志成才”活动、“东西互助协调会”，到青年们对社会分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等议题的讨论，共青团青年工作也更丰富具体了。
1980年代中后期，“反典型”、社会监督报道不时刊登在《中青报》这张团中央机关报上。《中青报》突飞猛进、一纸风行，其前著名记者卢跃刚认为，这也得益于团中央“网开一面”。
“1980年代团的氛围跟其他机关组织不太一样，既有它年龄构成的原因，也有早期领导偏好和倾向所带来的一套独特的团系文化”，卢跃刚说，“这团系文化有两条：一是耀邦50年代以来奠定的相对活跃民主的气氛。二是1980年代整个社会进入启蒙时代，团干部活跃地介入到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们带来新的气息，并融合发酵。”
李克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一路成长起来的团干部。在1980年，李克强似乎仍延续了大学时的朴素，也给人充满干劲的印象。直到他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有一个保安问：谁是第一书记？另一个回道：每天进出大门，穿着背心，把上衣往肩膀上一搭的那个人就是。这是李皋兰在李克强父亲病重时听他说的，李父还感慨，“克强太不注重仪表了，作为领导，就应该注意公共形象。”
那些年里，陶景洲曾去看他，他住的房子很小，但办公室很大，工作并不忙。他攻读了硕士研究生，1988年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
那一年，团中央常委会向全团发出号召“推进团的自身改革”，提出了明确共青团自身职责、代表和维护青年具体利益、参与社会协商对话和改革团的组织制度四点改革构想。
然而，日益开放的青年风潮在时代之末，戛然而止了。
“统一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1990年代初期的电视和报纸像是换了面目。青年中，“颓废”似乎是新的审美，“一无所有”正在变成时尚，一贯刻苦奋斗的孩子们，则纷纷考起了托福。
那时，李克强专注于“希望工程”，这是1989年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而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
2004年4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中）在革命老区卢氏县调研
1990年3月的寒风中，李克强带队到安徽金寨县考察，为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据媒体报道，当时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金寨诞生。当年下乡的大庙镇也建立了希望小学， “托李克强的福，拨了50万，最早给孩子们建起了希望小学。” 大庙村民说。
这项工作颇受好评，1991年，总书记江泽民为其题辞：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
1993年，李克强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彼时，“南巡”之后的中国春风再次解冻，青年人奔向了市场自由，连张海迪也下海了。
团中央推出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措施，两大跨世纪青年工程——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成为第十三届团中央的工作重点。之后，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 “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文明号”等相继出现。“希望工程”也快速发展起来。
“1989年之后，李克强将重点放在孩子救助和环境问题上，既前沿又规避政治。”卢跃刚评价说。
1997年夏天，卢曾见过李克强一面，那时他因一篇报道被某省省委告了状，和一位副总编辑前去写情况说明。
“久仰久仰，”一进门，李克强就拱手相迎。卢也拱手回说：“抱歉抱歉。”
情况说明只有一两千字，他们却写了好半天。最让卢跃刚印象深刻的是，李克强作为第一书记，并不是居高临下地让他们“画押”，而是逐字逐句，从语言到标点，相互商量探讨。“这个词是否准确？”“这样写是不是更好”……卢听到的都是这样的话。
“说明”写完后，李又思考该用《中青报》的机要寄出，还是走团中央的线路。最后，他把“说明”要回去，保证“万无一失”。
“他有分寸，有细节。”卢跃刚评价说，“可见他是没有盲点的，或者杜绝盲点。”
在外界的观察中，李克强形象稳定，缜密地度过了16年团干生涯，1998年，他调往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开始主政一方，获取新的政治经验。
离京后的李克强不常参加同学聚会了。毕业20周年聚会上，大家再次见到了他。何勤华感到他从未改变，总是很随和的样子。陶景洲说，李克强平时和同学拍集体照，总喜欢站在后面或边上，从不张扬。惟一一次居中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合影时几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林中梁则想起2008年中秋节和同学过生日时，他给每一个人都通了电话。
早年一次聚会上，有同学听说李克强带团参观朝鲜，便开诚布公地问对朝鲜的印象，他也直率表达了观点。何勤华转述：那里和搞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是个人崇拜；北朝鲜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国际上怎么评价这个国家，也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北朝鲜的落后导致他在联合国发言没有人听，甚至中国在联合国发言也没有太多人听。听得最多的还是美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
李克强还感慨，国家要强大，不能总是内部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
1996年9月20日，北京，第3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颁奖典礼，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为获奖者颁奖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思维的轨迹。他一旦执政，经济肯定是他的工作重点。他从那时就意识到，经济不好，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何勤华说。
（感谢姜明安教授、赵蕾女士、摄影师严明及其家人对本文采访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文图选自网络，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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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