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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汤唯：北大法律系77级的如歌岁月
汤唯，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1958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获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史学博士学位。1982年在新疆大学法律系任教；1999年起在烟台大学法学院从事法理学、法史学、法社会学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新疆大学法律系代主任、烟台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
作者：汤唯
岁月如梭，岁月如歌，岁月蹉跎。对我而言，虽然时不时地出差到北京，但都是匆匆而去，忙忙离别。最有意义的三次聚会，是毕业10年、20年以及北京大学诞辰100年纪念。而最遗憾的一次，我未能返回燕园参加入校30年庆典，则是因为我远赴美国参观访问。每每想起30年前在北大法律系就读的日子，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亦总是感慨万千，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语言……
“老汤”并不是我的自称，而是大学同学和新疆同事对我的昵称。实际，我在班上算小的，又在40岁之前长了一张娃娃脸。为什么大家叫我老汤，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称呼很顺耳，很亲切，于是我的网名也叫老汤。
老汤进大学时还是小汤。小汤第一次乘了三天四夜的火车从新疆到北京，又是上北大，又是学法律，充满了好奇、激动、兴奋的心情，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1978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乘着学校接送新生的汽车，路过长安街来到北大，我激动得不得了：长安街真宽阔，天安门真雄伟，未名湖真秀丽，北京大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真气派。
大学的小汤既是自信的，又是不自信的。自信的是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专业则是我十分喜爱的“政法”。更让我自豪的是，北大法律系77级只在新疆招收了我这唯一的一个考生。据说，当时进法律系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现在想起来，我是这种审查的漏网之鱼。我父亲的“问题”在我大三时才平反，不知为什么政审时他的“历史反革命”没有被查出来。在这里，我一是感谢邓小平，正是他的恢复高考招生的英明决策，才使我有机会进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二是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于维芹和虞继宏，他们让我当班里的“最高官”团支部书记，并在我的档案中好好地夸奖了我。
但我同时又很不自信。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三门”学生，出小学门进中学门，出中学门又进大学门。其间，虽然赶上最后一批下乡，在农村“渡了半年金”，但总体上没有社会阅历。比起才华出众的王绍光、武树臣、陈兴良、姜明安等老大哥，我的底子差远了。北京大学人才济济，法律系老师博古通今，我们班的同学青出于蓝胜于蓝。每当上课或讨论时，那些优秀的学生可以在老师讲了一、二、三、四之后，说出五、六、七、八来，而我们这些社会阅历短浅的学生，只能照本宣科、照猫画虎。相形之下，我只有自叹不如的份。
现在我却很自信，这自信来源于同学、老师和朋友给我的肯定。前不久，民法专家老郭说，“你可是我们班唯一的法学院院长，而且是法学界少有的女院长之一！”这倒提醒了我，我也算是“法学黄埔一期”的老大姐了，有什么不令人自信、自尊、自豪、自强、自立的呢？
在北大，我和其他77级的同学一样，首先学会了自学。记得在学前动员的时候，时任系党总支书记的赵震江老师说，“你们上大学是学习自学能力来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并将它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每逢新生入学，我都要向学生们重复“你们上大学是学习自学能力来的”，然后让他们去体会其中的涵义。自学是什么？自学就是独立思考、独立选择、独立行为、独立奋斗。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我们有很多“保姆”，他们养育、关爱、呵护着我们，但到大学了，我们必须自己做事、自我调节、自我充实。我上大学后，考虑到回新疆过年的话父母负担太重，三个春节都是我一个人在女生宿舍里渡过的。直至今日，我仍然为北大培养我的这种独立性感到自豪。
北大赋予我们的，再就是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精神信仰。在我看来，法律人也好，法学家也好，理性的思维要远远大于感性的领悟。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老师教会了我们一些法律技能、经验和实用知识，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立体地、宏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比较地，甚至抽象地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法律。陈守一、沈宗灵、孙国华、张国华、龚祥瑞、刘升平、沈叔平等老师的教诲，长久地萦绕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许是受北大民主法治精神的熏陶，我对法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和诱导功能尤为关切，这也注定了我未来的命运——选择法理学、法史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北大的自由开放理念，也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无穷。学子们都还记得，在宿舍、食堂和图书馆之间，有一个著名的“三角地带”，发布着通知公告、讲座海报、评论文章、诗词歌赋、逸闻趣事、社团活动等诸如此类的民间信息。一天，一位77级的新生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那里，前几句是：“我来自美丽的山西，心里充满了甜蜜，以前未能上大学，是因为头上未长角，身上未有荆棘”（原词记不准确，大致意思如此），引起了76级工农兵学员与77级新生之间的大论战。依我之见，76级学生并非都是不学无术的“白卷英雄”，其中有无数优秀者。因此该诗作者有些自恋，以及“一棍子打死人”的偏颇。然而，这种自由争议的氛围，却极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和成熟。
再者，北大几乎每周都会为学生提供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报告和讲座，让我们得以开阔心胸、拓展视野、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北大又常常邀请名人歌星举办演讲会、演唱会、歌舞晚会等，亦让我们享受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大餐。北京人艺演员于是之风趣幽默的表演经验交流，刚出道的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郑绪岚的《太阳岛上》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大学时代的无尽享受和回忆。
北大精神渗透于我们一生的，亦在于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献身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每当校庆之日，我们都会追忆“五·四时代”的那段峥嵘岁月，以及我们的师长父兄。记得当时，国内的商业和旅游业尚不发达，我们十几个同学闲暇之余常常相约，到北大清华后面的圆明园观光静坐，在落日余晖中，相伴那些已经被严重损毁的残垣破壁，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后来听说，有人建议重建圆明园，恢复它那引人注目的繁华美景，却遭到了历史学家和青年学子的激烈反对。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看来，圆明园不仅是中国建筑中的精品典范，更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记录和见证，它虽然被战火毁于一旦，但其高大形象却永远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
的确，我们入学时处于和平年代，但落后于列强挨打受欺的惨痛教训，以及十年浩劫的深邃印记，使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被耽搁了青春的学生们不甘堕落，不敢懈怠。我们每天都在上课、读书、去图书馆、听各种讲座，真正叫做如饥似渴。曾记得图书馆的大门玻璃被蜂拥而入的学生挤破；曾记得买上一个馒头就去教室占座；曾记得为考试取得好成绩在未名湖畔刻苦复习；曾记得为写论文彻夜不眠、奋笔苦书。
有一年，也是快毕业的一年，北京的天气格外热，我头上长满了痱子，又痛又痒，但为了毕业论文拿个优，我咬牙坚持下来了。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肩负使命感而出生的，这种使命感在北大得到了升华和培育，并伴随我们的一生。以至于当我看到现代的年轻人缺少吃苦、奉献、责任心之时，除了可惜他们所拥有的天堂一样的美好处境而外，更为急切的，就是想“强迫”他们懂得珍惜和付出。
毕业后若干年来，我一直靠在北大的积淀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并自始至终信奉“我努力了，努力就是一切”的人生格言。正因为如此，我爱北大，爱法律系，爱我的老师，爱我从事的法学专业，这是我的力量、青春、生命的源头，是我未来路途的根基，还是我梦牵魂绕的一片净土、一座靠山、一波汪洋……
北大的老师那真叫绝，真叫棒，真叫有风度也有水平，有气质也有能量。
老师中，朱启超教授对我帮助最大。他多次连任法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可以说与学生再熟悉不过，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他把每一个同学都当成孩子、亲人一样对待，因此在他面前我们从不拘束，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让我对他有一份特别感情的是，我在他的关心之下，从遥远的边疆奋斗17年后调到了烟台大学。记得在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朱老师对同学们说：“汤唯在新疆工作有十年了，在边疆工作的也只剩她一个人了，你们谁能把她调回来？”当场，在烟台大学法律系任主任，后来又当上副校长、校长的郭明瑞就表态说：“到烟大来吧，我负责把你们两口子都调来。”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朱老师专门自掏腰包请我吃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一个主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但面对老师的关心爱护，的确不知怎样报答。
老师中记忆比较深刻的，有教授法理的孙国华、刘升平教授。孙教授精神焕发、声如洪钟、腰板挺直、言词精准。成为著名的法理学专家后，我在会议上多次见到他，他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让我们这些作学生、作晚辈的十分惊叹。刘升平老师在孙老师之前就给我们开法理学课。由于是第一门专业课，也由于我现在教授法理学，我对刘老师的音容笑貌极为熟悉。他所教授的法学原理细微、深入、透彻，发人深思、引人入胜。虽然，我们那时候对一些抽象的法学理论还难以理解，但他的诱导和奠基使我们终身受益，这样说绝不夸张和过分。
何勤华经常提起的由嵘老师，也使我十分感恩。他曾给我们上过外法史课，而我从事和热爱的外国法制史研究也与他有关。在我眼中，他是一个儒雅、平和、善良、充满爱心的长者，从来不急不躁，从来与世无争，从来谦和做人。但他的学问做得深入、扎实、圆满，在外法史界很有名气，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我毕业后，在厦门会议、新疆会议、兰州会议上遇到过由老，仍然接受着他在专业方面的指导和教诲。尤其从老师身上，我体会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滋味，最初把这种滋味视为一种痛苦的历练，而今却知晓这实际是一种快乐的积淀。
老师中最受我们喜爱的，还有教党史的沙老师。沙老师的名字我不知（后来李俊玲同学热心地帮我查到，名叫沙建孙），但他的讲课风格我很欣赏。他总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里面似乎仅仅记着一些历史故事发生的时间。每当他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的时刻，我感到他特别伟大。我们上大四时，海淀区选人民代表，北大获得了一个指标，引得学子们无比兴奋，各种竞选宣言和演说纷纷出笼，不一而足。值此时刻，我在学校会议大厅聆听了沙老师的报告，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获得了在场学生雷鸣般的掌声。2006年，他已70多岁高龄，我班的何山大哥伴他到烟台出差，我和老郭又见到了他，他风采依然，让我们敬慕。
北大法律系著名的“三杨”，与烟大师生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三杨”中的“大杨”杨春洗老师，在北京大学援建烟台大学时任烟台大学副校长，可以说是我的间接领导；“二杨”杨殿升老师也在烟台大学工作6年，是法律系第一任系主任。虽然，我调到烟大时二老已经返回北大，但他们在烟大所开创的事业，为我这个后来任职的院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杨”杨敦先老师，可能并不认识我，但我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有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什么时候都笑嘻嘻的。关键的是，他的刑法课讲得太好、太精彩、太幽默了。
北大教婚姻家庭法的李志敏老师，更与同学们情感深厚。他慈祥、和蔼、很有亲和力，上课时则深入浅出、幽默诙谐、广受好评，给我们布置的婚姻法考试题叫“凤仙的婚事”，让学生们有极大的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而他在援建烟台大学法学院期间，也为师生们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专业指导。他的书法在当时的法学界亦很有名气，但由于他为人清正，求他的字很难，所以他给烟大法学院留下的墨宝——古体的“灋”字，就显得格外珍贵，一直挂在法学院会议室正中，我常常说那是我院的“镇院之宝”。在成立20年院庆期间，法学院制作了一个院徽，也以这个珍贵的“灋”字作为文字模板。
北大老师中从政的，要数罗豪才教授。他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但即使在他任职期间，我们仍然把他作为敬爱的老师。上世纪90年代末，他已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前往新疆开会期间，在姜明安同学的安排下参观了新疆大学，并曾亲切地指示我：学问不要搞得太杂，要有主攻方向；论文不必发表太多，发表则应有水平和特色；在边疆工作的同志要有吃苦奉献精神，不盲目攀比求全等。这些教诲，至今历历在目。2008年，他又亲自到烟台调研，我协助他在烟台大学举办了“软法研讨会”，仍然精神焕发不减当年。
老师中最有风度的，莫过于龚祥瑞老师。他致力于西方宪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研究，在北大学者中以有高深造诣和绅士涵养而著称；他的授课特色和幽默语言，也让我们学生颇为痴迷。至今我还记得，当龚先生谈起英国著名宪法学者戴雪的贡献之时，双眼紧闭，摇头晃脑，声调拖长：“戴雪……”，那低沉而洪亮的声音、那敬重而庄严的神态、那充满智慧而又毫不夸张的知识传递方式，时不时地仍然在我脑海中呈现。
毕业多年后，同学们中还传颂着这样一则故事：龚先生在80多岁高龄时，居然“抓了一个小偷”。据说，一个小伙子正在教师住宅区偷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龚先生大喝一声“你在干什么？”小偷楞了，两条腿像被钉子定住一样动弹不得，传为佳话。
我从不掩饰对我班男生们的欣赏，也渴望对关心和支持我的许多学长予以回报，因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在同学之间，没有功利感，没有条件性，没有官本位的顾忌，也没有太多太累的礼仪，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可亲可近。
首先，我最应该感念的还是郭明瑞。老郭把我从新疆大学调到烟台大学整整花费了7年时间（从1992年提出此事到1999年正式调动）。但在这之前，我和老郭由于岁数的差异、又不在一个组等原因，甚至很少说过话。在北大读书期间，班里罕有集体活动，只是小组讨论比较频繁，因此有些男女同学四年间几乎缺乏交流。老郭的个人贡献和地位在法学圈里自不用说，俨然一位“权威民法专家”和“知名法学专业校长”，我这里所透露的，只是一种个人的交情。但我在他面前一直很发怵、很拘谨。他是校长，当我调到烟大初期，特别怕工作能力不强给他脸上抹黑，更怕别人议论说我靠校长吃饭。直到有一次，学校无记名投票选拔后备干部，我被荣幸地纳入其中，才真正地以为，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学校其他人的认可。当然，我在内心深处，十分感谢老郭与他夫人。在我未到烟大之前，我爱人先行一步来到烟大，举目都是陌生人和陌生事，老郭夫人帮助找人粉刷房间、收拾地面；她还亲自打扫厨房、搽洗污垢。仅此一事，也够我记一辈子。
其次应该表彰的，是我的同学和导师，又当了多年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毕业后，何勤华长期致力于法学发展史和各国法制史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法学史》《西方法学史》等博大精深的专著，并带领一帮青年学者专题研究了《美国法制史》《法国法制史》《德国法制史》《日本法制史》等几十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而那时，法史界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制史”。所以我以为，何勤华所开辟的学术领地之新、之广、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可以在法学领域大书特书一笔。
论起私人关系，我和他走得最近。2002年，当我决定读博之时，选择由他当导师。他担心别人说闲话，想避嫌，“我没同意”，理由是，他学问很大、水平很高，作我的导师绰绰有余；而我虽谈不上硕果累累，但已经晋升为教授，也没有人会说我“走后门”。
正是在他的指拨之下，我以47岁的高龄顺利地取得了博士学位。何勤华的勤奋和造诣更有目共睹、可圈可点，有一个小例子很有说服力：那是2005年大年初一，我因为博士论文的事想与他联系，顺便问候他春节愉快，于是找他的助手李秀清老师要他家的电话号码。李老师告诉我，“你直接打办公室电话，他准在那里”。我有点不信，电话打过去，他果然在办公室做学问——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拼搏、奉献，这就是77级北大法律人！后来，我的孩子也成为他的学生，我仍然有很多事麻烦着他，这让我心里过意不去，但谁让他在北大和我一个组呢？
我们的组是4组，从我们组出了很多人才。有老大哥武树臣，曾经是北大法律系副主任，大有学术大家的风度和底蕴，他的作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很早就在学界叫得很响，后来他当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又兼任过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另一个老大哥何山，毕业后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专家等职。他不仅事业有成，写书、立法、打假，还关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对我们这些小字辈充满了关爱，在同学聚会时常带我们大家爬山。特别有趣的，是他到各地出差时，每见到我们一个同学，都把他收集的带有泥土的瓷器碎片精心地、认真地、庄严地交给我们几片保管，让我们也像他一样爱惜这些“珍贵文物”。
4组中最出名的，当数三位留过学的、做律师的、很有地位的同学，他们是庄宏志、刘凤鸣和陶景洲。庄宏志是北京考生，入学前曾在昌平人民法院工作，毕业后则转战日本、美国和新加坡，后来“杀回”中国，在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了“宏志律师事务所”，特别擅长财税金融票证类业务，在相关业界赫赫有名。浦东疫情大爆发时，他不顾自己已经60余岁，主动请战成为志愿者，连续数月为社区居民服务，让同学们敬佩和感动。
刘凤鸣是来自甘肃的考生，性格开朗阳光，学习勤奋认真，还热心于集体活动。在大四时，他接替老班长刘和海，成为全班的“头”，率领7位班干部为大家奉献光和热，而由于这届新班委均为1957年出生，属鸡，故被大家戏称为“鸡班委”。毕业时，凤鸣考上了去美国的留学生，留美后事业做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先后任微软全球副总法律顾问兼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通用电气全球副总裁等职。但他的根在中国，他也为北大法学院的发展和我国涉外律师事业作出了贡献。如今，他又被我们推举为同学会会长，继续着凝心聚力、维系同学情谊的服务性工作。
陶景洲比我小一个月，我一直把他称为小陶。小陶绝顶潇洒，又绝顶聪慧，是我们班的佼佼者，加之毕业后去了法国，染上了许多法国人的风流倜傥、浪漫情怀，越发显现出了他的风度翩翩、帅气冲天。但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我以为，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律师，作为亚太律师协会的主任委员，小陶在事业上是极成功的，因此，有一次我请他到烟台大学作讲座时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令我诧异，但同时也很欣赏。他说：“我成功的秘诀是团队精神”。是的，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一个强化个人的世界，我们并不缺少金钱，而恰恰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利、关爱、友情与和谐，包括上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亲戚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我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和班里十几位当教师的学界同学联系更紧密一些，但我无法用语言概括出他们所作的贡献，只能笼统地说，我的这些同学学问做得特大、特好、特有名气。20世纪末，我国法治和法学开始振兴不久，法学界就在民间评审了“百位法学名家”，我们班同学获选6席，他们是刑法专家陈兴良、民法专家郭明瑞、行政法专家姜明安、外法史专家何勤华、中法史专家武树臣、经济法专家顾功耘。他们个个学富五车、独树一帜、求实创新，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学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陈兴良为例， 即是我们班学识渊博、著作等身、颇有造诣的法学界泰斗级人物，代表作品有《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观构造》《共同犯罪论》《正当防卫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兴良同学还以思维敏捷、下笔极快而闻名。有传言道，期末考试时，我们两个小时答卷的较高进度是4大页纸，兴良同学的最高记录是16页纸，堪称“龙飞凤舞”，让那些批卷教师们头痛不已；亦有人形容，“学刑法的学生，没有人没有读过陈老师的大作”；他即使“二十年不再写书，国内学界也很少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
对我而言，还曾因为一点小事劳驾了这位学术大家：1992年我出国留学前，需要从北大复印出本科成绩单，由于当时正好放暑假，又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传递技术，只好求助兴良同学帮我一把，为此他跑了好几趟才把成绩单复印寄给我。事后除了感激，我更多的是不安和歉疚，因为他太忙，实在不忍心为这样的小事而麻烦这位“著名专家”。
在事业上对我帮助较大的，还有当时在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工作的姜小川同学。小川是个来自宁夏的汉子，正直、朴实、豪爽，又讲点哥们义气。也许我亦是从西北考来的“稀缺产品”，从小接受的教育中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成分，因此与小川有很多共同语言和性格爱好。1999年以前，我在新疆大学工作，与内地的学术交流几乎隔绝，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实在太难。小川知晓后，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在严格把关的基础上帮助我于《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三大宗教法特征及其理论透视》一文，成为我的早期学术代表作品之一。接着，《法律科学》主编刘作翔教授（我当时并不认识）又连续刊发了我的《当代法律文化发展趋向》《伊斯兰法文化的变革与趋向》两篇论文，并由此获得了新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可以说，来自他们的认可，不仅奠定了我的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增强了我的学术自信。
我们班的另一位才子是王建平同学。他来自山东，刚到校时，与郭明瑞、姜明安、章复金等同学一样，操一口浓浓的乡音，突然有一天，他在发言时说起了标准的普通话，引得同学们十分诧异地看着他，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在入学时举手自荐，主动要求“当学生干部”，而同学们当时还互不相识，这种自荐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和自信。大学期间，他当团支部书记（党员兼任），我当团支部副书记，按理说接触应该较多，但由于班委和党支部出面组织的活动较多，团支部罕有活动，因此相互来往并不密切。
毕业后，王建平先去美国留学，后回国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大所——金杜律师事务所投资部主任，在国内同行中堪称专业精、资历深、名气大的高级律师。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信贷、投资领域的法律业务，就是由他这样的实力派人物发展起来的。就私交看，我儿子从新加坡留学回来后，曾去金杜事务所实习，后留在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工作一段时间，在业务上直接间接地得到了他的助力。
同学中有两个当官的，也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在国务院工作的张同学，那一年，因为我和新疆少数民族同事到教育部出差，而张同学分管教育部事务，我们见到了他，有幸进入中南海，在紫光阁前留了影；张同学还拦下了一辆内部轿车，将我们拉到新华门那里，在刻有“为人民服务”大字的墙后转了一圈。返回后，同事感叹：“这一辈子没有想到还能到国务院所在地看看，真是托了你同学的福气！”还有一位当上了“国家领导”，但仍然被视为“普通同学”。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时，女生们预测他将来会“事业发达”，纷纷与他单独合影，他开玩笑地说，“我成了你们的道具了。”
而真正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毕业前夕同学即将分别依依不舍之时，许多同学买了日记本，互相题词、签字留念。这位同学因为我只身赴疆而留言道：“有的人不曾以强力取胜，却以真诚、忍让、善良感人，其实，这是生活中真正的强者。”如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也希望低调的活着，但我仍然记着这份题词所表达的“作为同学”的他对我的理解和鼓励。
我们班最小的男生之一徐友军，一副文弱书生、秀才秀美的模样。毕业20年聚会，他给我们呈现出了青年才俊的英气，只是说出话来引得我们无数成熟苍桑的感叹。当时，主持人说“请我们班最小的男生讲话”，徐友军说：“在大学时，许多同学比我大十岁，我比你们小十年，但你们的经验、成就、示范，等于给我增加和延长了十年的生命！”他还说：“20年前，同学在火车站相互道别、抱头痛哭的情景如在眼前。”
后来，大家聚餐时，我正好与他同桌，我说：“你刚才讲的同学惜别的事就指送我吧！在西去的列车上，我旁若无人地整整痛哭了半个小时，后来列车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不要哭了，回到你座位上休息吧！”听到这里，20年没有见过面的倪振峰眼泪汪汪地插嘴道：“你们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也要忍不住掉眼泪了。”
真正让我“忍不住”提到的，是我们大家经常怀念的周振想。振想大学毕业后和陈兴良一起，考上了著名刑法专家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先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又调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副院长，在当时的刑法学界也小有名气。只是可惜，因病四十余岁就与我们天人相隔。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个人秘密，那就是，振想是我的“半个红娘”，在毕业以后我最早见到的同学也是振想。那是1983年暑期，我受命要到西南政法大学进修一年，这时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也即现在的丈夫肖明。考虑到我一个星期内就出发了，又不相信一见钟情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于是我并不打算去相亲。恰巧，振想到新疆结婚，他的岳父岳母家就在肖明原工作单位农业大学，还有同事朋友之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在拜见振想之时，“顺路”的情形下见了肖明。当我从重庆进修一年回来后，就与肖明结婚了。事后有一次，我对周振想提起此事说，“如果你不到新疆来，我就不会认识我现在的丈夫，也不会有现在的幸福家庭”。
说实在话，我们班的女生没有男生成功，但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在我看来，女生有女生的优势、女生的特点、女生的智慧、女生的生活、女生的魔力，它们已经通过点点滴滴的事例在我们77级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女生中，有入学时就是学生党员的王月园、牛嘉，以及入学后第一批入党的赵国玲，在同学眼中，她们是那么优秀，勤勉、聪慧、正直、善良，几乎把一切用于形容女性优秀品质的词汇送给她们都不过分；有京味十足的王爱萍、叶小青、兰晓玫、李俊玲、郭彦东、戴霞，她们是我们几个小妹妹的小大姐，上大学时总觉得有点高攀不上；有年轻、率真、开朗、乐观无比的宋健和陈鲁涛，她们俩成天搭伴出出进进，情同姐妹；有美丽动人的王燕、小翟、苏岩、严冶、笑梅，我们班83人只有17朵花，而她们是我们班的5朵金花。
大学期间，我和严冶这个江南女子走得最近。原因不仅是年龄相仿，更主要的是爱好相投。我俩一起上自习、查资料、听讲座、看电影，爱玩在女生中是出了名的。袁伟民带领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俩到工人体育馆去听他作报告，被鼓舞得豪气冲天；“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们凯旋而归，我俩到清华大学报告厅听汇报，手都拍红了。那时，我们不管什么政治因素，看到那些18、19岁的比我们还小的青年“能活着回来”，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汇报演说结束后，我和严冶冲向主席台，我将自己唯一的北大校徽献给了一位不知名的女民兵作为纪念，以至于我自己现在缺少了这一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毕业后，严冶当了大学老师又兼做律师，并嫁给了一个特别中意的郎君，期间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里面所透露的甜蜜和幸福，让我至今想起都为她高兴。后来，她随丈夫转战西北，我与她的联系渐渐少了，但内心的牵挂却无处不在。她托人给我捎来的两个小工艺品，一个铜鹤，一个陶狗，也一直放在我家客厅百物架的最显眼的地方。
回想起和严冶相处的青葱岁月，我还想插入几句感叹之言：我和严冶大学时绝对属于“追星族”，但和如今的部分歌迷或球迷并不一样，我们有选择、有判断、重内涵、重修养，具有潜在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中国女排、男排获胜后，大家对郎平、汪嘉伟等第一代排球运动员崇拜极了，得知消息的北大学生们用碗盆当锣鼓，用扫帚当火把，连夜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声震全国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相形之下，我很难理解现在一些粉丝们虚无缥缈、近乎盲目的狂热之举。有一些流行歌曲，听了上句不知下句，会了前句忘了后句，词不达意、不连贯、不优美，不知为什么要被捧？有一些电影明星，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或靠整容实现完美，表演时做作、呆板、虚假、夸张，不知为什么会被追？艺人们成千上万的高报酬，以及其中一些人失德违法，嫖赌、偷税、吸毒，使中华文化受损，使社会分配不公，使年轻幼儿中毒，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之大之深，又如何止损？
美丽的胡笑梅也是我言必提的大学密友。她很聪慧，复习考试时我背书的速度总跟不上她；她爱照相，我们一同在未名湖留下了许多倩影；她又刚强，谈吐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我眼中，她不仅秀美，还特善良。我家远在新疆，每逢寒假一人在校过年，笑梅初二就到学校来陪我，还死缠活缠地让我到她家去过年。她家只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已经结婚的哥哥，她伴陪父亲生活直至90多岁高寿。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她陪我买了许多我那个年龄段的时髦衣服，还送我一套红色的裙装。毕业后，她时常热心地张罗同学聚会，对每个同学关心备至、服务周全，大家因此推选她为同学会副会长，可谓实至名归。
翟建萍和我同组同龄，又同一个宿舍，还是上下铺，每天碰鼻子碰脸，直到四年以后分别。小翟秀外慧中，外柔内刚，人也长的漂亮。最让我羡慕的，她是北京人，每逢周末可以与家人团聚，不像我们外地同学，想家想得可惨了。北京同学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为分配发愁。而且本科毕业后，小翟考了当时难得考上的研究生，留在北京并有一份好的前途是理所当然的事。考上研究生又留校工作的还有赵国玲，国玲是我们班最为勤奋、努力、优秀的女生。她个子并不大，但总是神清气爽、斗志昂扬。她毕业后家安在西单，生有一个美丽的像外国小姑娘一样的女儿，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骑单车到北大上班，传为佳话。
我们班最小的宋健格外惹人喜爱。也许确实小，她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活力。无论她想什么、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会给男同学和女同学们、给老大哥和老大姐们带来快乐，这就是宋健！而且，最让我们嫉妒的，是男同学都太喜欢她，使得我们其他女生失去了不少和男生交往的机会。但再小的宋健也要长大。2007年，我两次见到她，她已俨然成为成熟的法官和可亲的妈妈了。而后一种身份，是我们这两个多年未见的同学更为置重的，这种身份还带给我们很多的共同语言。记得她在我家3个多小时，我们不停地聊天。回想起来，聊天的主题居然只有“孩子”一个，那就是，她说她的女儿在写剧本，我说我的儿子外语如何棒。
在我们班，也许受到时代、地域、性格、年龄差异过大等因素的影响，同学之间罕有夫妻缘。比如三十多岁的同学占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他们上学前就已成家立业；比如我毕业后可能分配回新疆，所以不敢在同学中找对象。但有一对夫妻相濡以沫几十年，这就是在厦门工作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我和李俊玲上大学时不同组，也不同宿舍，因此交流不多，我们的缘份是在毕业后续上的。1984年1月，我正在西南政法学院进修，平生第一次由林向荣老师带我到厦门参加学术会议，见到了新婚燕尔之中的李俊玲，事后想想，我当初过于单纯甚至傻冒，居然没有看出他俩正在喜度蜜月；后来几次毕业聚会和到厦门出差，仍然有缘与他们两口子相遇。届时，俊玲同学给我展现的那种面对困难和病痛的淡然、无畏、乐观、豁达的姿态，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她永远是一个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服务、为他人带来热量的战友，尤其她和王志勇同学的伉俪深情，以及她从言谈举止中表达的人生态度，更让我敬佩万分，不吐不快。（2022年7月初，刚刚补充修改完这一部分，月底就惊闻志勇同学过世了。愿逝者安详，生者保重。）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成立百周年庆典, 除一些同学作为对北大有特殊贡献的嘉宾特邀参加之外，我作为77级的两位代表之一，从新疆赶赴人民大会堂参与了庆祝活动。5月2日，丛培国开车接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到刘凤鸣家做客，在途经北大西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冲着北大的荣誉感回来的”。丛培国笑称：“你还有北大荣誉感吗？我们似乎很久都不说这个话题了。”我脱口而出：“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北大的荣誉感了。”接着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北大真是一个学习的天堂，人才的摇篮，知识的圣殿，思想的海洋。作为北大的学子，我真正地爱她，爱她的风格，爱她的内涵，爱她的底蕴，爱她的建筑，爱她的师长，爱她的学友。爱的有些陶醉，有些豪迈，有些盲目，有些夸张。但这份爱，是从我、从我们这些北大77级法律人的内心里流淌出来的，它说不清、道不明，却是一份永恒不变的真情和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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