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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谷健之： 寒冬腊月，百名杭州学生支边东极抚远
谷健之，杭州浙大附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底赴黑龙江省抚远县插队落户，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秘书、县五七干校教员。1977年底参加高考被浙江大学录取，毕业后在杭州市化工系统、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工作，担任过领导职务。2007年在浙江省电力公司机关退休。
原题
老孟、邹队长、那个年代
作者：谷健之
作者的话：1968年秋，杭州两次派小分队赴黑龙江要求安排知青支边。第一次没成功，第二次特批100个名额去抚远（带薪）。1968年12月21日发表毛主席关于知青下乡语录，23日我们作为浙江省首批赴黑龙江支边的杭州知青（131名）出发。由于语录刚发表，特别风光，先去北京天安门宣誓，又在哈尔滨受到黑龙江省领导接见，1969年1月1日到达抚远。直到躺在破旧农屋炕上，屋外北风呼啸白雪皑皑，才体会人生已经转折。
知青时期的作者
1969年1月，祖国最为东北角的黑龙江省抚远县白雪茫茫。在全县最偏僻的海青公社所在地，我们这批刚从杭州来的知青，将前往更偏远的湸子里村。生产队的马爬犁已在等候，几个身穿皮袄的当地人拉住缰绳，握着鞭子，用眼梢打量着我们。有位中年人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天冷得邪乎，别冻着。”
马儿打着响鼻，前蹄不耐烦地刨地，那些当地人喊道：“老孟，走哇。”
“走，走。”中年人边回应，边安排我们坐上爬犁，还大声关照：“都坐好了，别咋呼，小心把马给惹毛了。”
北方的冬季日出很迟，寒冷的空气清新而凝重。马爬犁队在乌苏里江冰面上向湸子里村奔驰，知青们兴奋地远望着异国疆土，回味刚听到的东北话，什么叫“把马给惹毛了”，挺可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孟，没想到他会深刻影响我的人生。更没想到，五年后正因为马给惹毛了，毁了老孟的一生。
湸子里村位于江边不远的一片沙岗地，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坑洼不平的土路旁，分散着一些破旧的土屋。当时我们满脑子都是跟着干革命，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县革委会主任介绍说，抚远地广人稀，情况复杂，坏人很多，平时却冒充好人，一旦邻国入侵，就会里应外合。杭州知青都经过严格政审，要依靠你们去清理阶级队伍，抢在敌人入侵前把内部的坏人统统都揪出来。
在生产队，我们狠抓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出来的人站成了一列。
“张宝芝，出来，交代罪行！”我的话音刚落，一位矮个子慌忙出列喊道：“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满街跑。”应该是“跑不了”，喊成什么了。我猛拍桌子，张宝芝吓得急忙重喊，还是喊错，所有人都忍不住笑。门被撞开，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裹挟着寒风闯了进来。有人招呼：“邹队长。”邹队长根本不看我们一眼，朝着站列的人吼道：“干活去！”然后脖子一昂甩下一句：“都不干活，喝西北风去。”拔腿就走。
我去了仓库，张宝芝也在，颧骨突出，眼睛细小，拽起180多斤重的麻袋稳稳上肩，利索地扛到马车旁。邹队长在远处瞅着。我欠下身，叫张宝芝帮着将麻袋搬上肩。他悄声说：“可别硬撑，坐下病根，人老了会遭罪。” 我瞪了他一眼，麻袋上肩后，咬着牙一步步挪，硬是扛到马车旁。
我把这件事告诉老孟，他说：“张宝芝是赫哲人，自小命苦，却有个绝活，大草甸上踩着草塔头走比在道上还快，日伪政府就差他送信。不就送个信嘛，敢不去送？”我心里暗想，这不是在袒护坏人吗？
1969年春，边境形势极为紧张。珍宝岛事件后，县里决定将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人一律全家迁往内地。内迁前一晚，我去队部，推开门惊住了，一屋子人在喝酒。有老孟、邹队长、当地老农，还有那些即将被内迁的人。他们有的别过头去，有的冷冷地瞅我，明显的敌意迎面扑来。邹队长抽着烟没好气地问道：“你来干啥?”
我默默退出，在屋檐下呆站，凛冽寒风就像刀一样割脸，手脚冰彻凉透。就在那个晚上，我朦胧地意识到，自己要在这里有所作为，并不是跟着上面干就行，而要把根扎在这些土生土长的老乡中，获得他们的认同。
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孟宪章，村子里男女老少都直呼“老孟”。老孟爱喝酒，酒后话就多。那时天天晚上政治学习，先读报纸，再听老孟讲话。有几次他舌头发硬，大家互使眼色：准是喝多了。老孟待人和气，善解人意，看问题公正，说的话在理，谁听了都服气。
邹队长名叫邹成义，没人敢直呼“老邹”。他身材魁梧，精明强干，农活样样精通，手艺无人能及。而且为人耿直，嫉恶如仇，最见不得有人损公肥私、偷懒耍滑。加上脾气火爆，言辞犀利，连训斥带讽刺，一点不讲情面，所以人敬人怕。
东北种庄稼，季节性强，五月播种，六月铲地，七月打羊草，八月割小麦，九月捕鲑鱼，十月收大豆，然后打场。当地人土生土长，干这点活小菜一碟。知青们从头学起，不仅脑子要活，体力也要跟上。我自幼体质差，动作笨拙，干活学得慢，由于眼睛近视，铲地时会出错。邹队长勃然大怒：“你是来铲草还是来铲苗？”所有人都看着，我恨不得钻进地缝。
打羊草特别费劲，还讲究技巧。要紧握刀柄，抡动双臂，用上腰劲，刀背贴地，割一刀迈一步，跟住前面那个人。每次都是邹队长领头，其他人紧跟，只听见刷刷的刀声，茂密的羊草被一排排齐根割倒。邹队长割到尽头往回走，经过我身后偏偏站住了。我紧张得手忙脚乱，越急刀尖越往土里扎。不一会儿，有人过来通知，说邹队长派我去烧水。
水烧开了，大伙围坐着休息，聊天喝水，再磨磨刀。我去捡柴火，老远传来邹队长的声音，大家的哄笑，心里挺不是滋味。收工路上，有个知青悄悄告诉我：“邹队长今天说你了。”“知道，又在笑话我。”“哪里，是在夸你！夸你浑身大汗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还死命干活，真能吃苦。”我愕然，不敢相信。
在当地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干活。干活肯卖力，活又干得好，就受尊敬。活干不好，只要肯卖力气，可以慢慢学。他们最讨厌那些干活偷懒还耍嘴皮子的人。队里要选个人赶马爬犁，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争着要当，邹队长偏偏把马鞭交给了我。第一次任务是去公社接那些内迁的人，落实政策后又把他们从内地回迁到村里。我发现这些人中就缺张宝芝，谁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半个世纪过去，我一直惦念那位颧骨突出，眼睛细小的赫哲老乡。每当腰酸背痛，就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坐下病根，人老了会遭罪。”
1970年3月，又一批杭州知青来到湸子里队。由于人数较多，集中住在江边的空房里。那些拉爬犁的、做饭的、领着干活的当地人纷纷跑来告状：“老孟，来了批啥人啊。”“老孟，他们又哭又闹了一夜。”“老孟，他们什么都敢骂，不怕当反革命啊。”当地人原先对杭州知青的印象还不错，现在都傻眼了。啥也别说了，湸子里队完了。
老孟平静地听着，只说了一句：“天塌不下来。”
我们解释说：为逼迫这些城里青年支边下乡，把他们父母拉去办学习班。不表态不让回家，表态了立即迁户口。有的知青亲人长期卧病在床，以后谁去照顾？当地人听呆了，怎么会这样，他们准是瞒着毛主席。老孟说：“咱们得听毛主席的，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
闹了一阵，新来知青的情绪有所稳定。虽然对吃的住的样样抱怨，但已渐渐接受了眼前的生活。他们每天盼着杭州来信，出工劳动无精打采，这可是犯了邹队长的大忌，他的火爆脾气上来，谁都不敢吱声。知青养的那条狗冲出来，狗胆包天要去咬他。邹队长正有气没处出，抡起一脚，把它踢出老远。
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干一天累活，食堂里只有玉米窝头大碴子粥。刚开春不久，储存的菜就剩两缸腌萝卜。有知青恶作剧朝萝卜缸里撒尿, 结果大家彻底没菜吃了。队委会上，当地干部主张揪出闹事的知青坏头头狠狠批判。邹队长直言：“老孟你再这么惯下去，都得喝西北风去。” 知青干部情绪抵触，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不是来受批判的。老孟沉着脸抽烟。等大家说完，只布置了一项任务：各家各户到自家地窖里划拉点菜，给食堂送去。由于开春不久，最缺少菜，当地农户只能从嘴边去硬抠出来。
知道要追查“坏头头”，知青们都变得听话，牢骚话也少许多。领队干活的喊一声“出工啰”，就都扛着铲子齐刷刷地朝田间走去。正不紧不慢地在铲地，忽然一些知青齐声喊道：“一、二、三，罢工。” 全把铲子一撂，找个树阴底下坐着，谁叫也不理睬。由于是齐声喊的，每个人都是坏头头。
老孟终于发火，宣布开批判会。
1970年7月18日那场批判会，我至今铭记在心。会议气氛紧张，当地人把积攒多日的怒气一起倒出。几位知青干部检讨管理不力，想把责任给揽下。大部分知青不吭声，情绪明显抵触。批判中被点到名的知青小玉，站起身为自己辩护。正在这时邹队长走进屋，面色发红，像是刚喝了酒。小玉紧张得话都说不清楚，只是喊道 “我没有，真没有……”邹队长站起身，怒斥其狡辩。
小玉还不到18岁，被高大壮实的邹队长抓住衣领，更显得瘦小。小玉还喊，邹队长一巴掌过去，小玉倒地。这一切瞬间发生，所有人都傻了。邹队长一摔门，走了。小玉的哭声传染给其他知青，会场一片哭泣。
老孟面无表情，动作僵硬地慢慢卷了支烟，深吸了一口，突然宣布，会议内容改了，改成批判邹队长的错误行为。所有人都呆住。就凭邹队长的威望和脾气，谁敢去批判他？会场一片沉默，只听见老孟平缓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去叫邹队长，就说我老孟叫他回来接受批判。”会场继续沉默，沉默得可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大家认为邹队长不会回来，他却突然出现了，梗着脖子，满脸傲气，谁都不看一眼。
老孟率先发言：“我们也有儿有女，呵护在身边，还怕被人伤着。送到几千里外，能舍得吗？要是我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被伤着了，会不顾一切买张火车票赶过去。”
大家都闷着头听，会场又响起抽泣。老孟的语气越发沉重：“知识青年的父母，千辛万苦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会舍得往边疆送？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我们会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善待他们。知识青年存在问题，是要批评教育，但不能伤着。伤着了怎么向毛主席交代？要是他们的父母打老远赶过来，我们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
抽泣声更响，有愤怒，更多的是委屈，委屈的哭声特别令人心酸。有人接着发言，没讲几句，被邹队长洪亮的声音打断：“都别讲了，听我说。”
会场马上肃静，哭声全部刹住，望着邹队长涨红着脸的倔犟样子，大家的心都揪紧。他到底想干什么？邹队长跨前一步，站在知青小玉面前，又把他吓得瑟瑟发抖。邹队长大声说道：“我错了，不该动手打人，我怎么会这么混，我向毛主席请罪。”说完，朝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又朝被打的小玉鞠躬。
这是邹队长吗？是那个能干高傲、脾气火爆、人敬人怕的邹队长吗？知青小玉连声说是自己错了，哭着请邹队长原谅。那个场面特别感动人。接下去，已经不是什么批判会，无论当地人还是知青，先来的还是后来的知青，都争着检讨自己，表示要好好干。就在这个会上，邹队长和知青小玉结成了“互帮互学的一对红”。
在我的印象中，那场批判会后，湸子里队人心齐，干劲足，变化大。东北的夏季天亮得早，大家铲了好大一片地后才去吃早饭。下午一直干到落太阳，收工路上还唱着歌。有个当地户孩子生重病，知青们纷纷捐款。
如果写小说，这是挺好的结尾，但日子还得继续过。知青带给湸子里队的正能量和负能量，相互冲撞纠缠裂变转换，每一天都不会安宁。邹队长、老孟都先后调走了。1972年初，我接了老孟的班，夹在当地人和知青中间，筋疲力尽，备受煎熬。理想正成为现实，现实却考问理想，迫使自己反思。
2008年夏，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湸子里村。还是那片土地，一片丰收景象，土路已铺水泥，两边新建砖房，还有各种机械农具。当年我们揣着理想来这里发奋苦干，做梦都盼的不就是这些么。村里没剩几个熟人，大多是陌生面孔。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没有号召，没有强制，只是放宽了人口迁移政策，就凭奔好日子这条简单的理由来到这里，使旧貌换新颜。
而那个年代，知青们消极闹事，理由也很简单，自愿去农村奋斗只是少数，大多数是被强制去乡下过苦日子。高调政治宣传，设立“知青办”机构，各方面合力工作，只能缓冲而解决不了矛盾。知青抗拒，家长焦虑，农民不满，正由于包括知青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文革才被否定，迎来拨乱反正。知青下乡潮变成返城潮，返城后少数获得上学等机会，大多数工作难找，生活艰辛。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发展，知青付出的何止是青春。
当年的队部已不见踪影，附近建了电信铁塔。1973年冬，就是在这里，拉爬犁的马被惹毛了，把老孟甩出爬犁，头撞门柱摔成严重脑震荡。那时我已调到县里，在县医院见他昏迷不醒。后来他逐渐恢复，已不能正常工作。湸子里队知青返城后，想把老孟接到杭州治疗，为此凑了一笔钱汇过去，不久钱就被退回。1998年末老孟因病去世，享年63岁。听老孟嫂说，老孟病倒后家里经济困难，你们寄钱来，他坚决不收，说知青在杭州也不容易。老孟临走前，还在念叨你们。
邹队长2004年夏去世，享年84岁。他女儿说，父亲晚年特别爱忆旧，常提起湸子里队的杭州知青。他本来可以多活几年，偏要多喝几口，结果出事了。我们问，怎么不劝阻？他女儿叹了口气说：“俺爸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谁能劝得住他？”正直能干、人敬人怕的邹队长，就是离开人世，也带着那股倔强和高傲。
东北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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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