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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施鹤发：在漠河挖地道，结果成烂尾工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施鹤发，下过乡，当过教师，上海市区级机关退休。
在漠河插队的日子
作者：施鹤发
1969年10月6日，我们这批老三届的残余，26人，从上海出发来到漠河插队落户。而后第二批，也是26个，69届的，都只有16、17岁，11月6日从上海宝山县出发，也来到了漠河。我们都是穿着单衣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坐了3天，汽车又走了两天。漠河离上海很远，气温相差也很大，我们到那儿已经是冰天雪地了，待第二批的来的时候，黑龙江封冻得差不多能走汽车、坦克了。
漠河这个地方可是中国的最北，在黑龙江畔，对岸就是被我们称为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苏修”，加之高寒的地区，理应感到惊异、新奇或者悲壮。年龄比较大的有点想法，比较悲观，年龄小点的好像无所谓。我始终想，既来之则安之，管他娘的啥地方啥样子啥情况。
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子叫老街基，那时叫立新生产队，是漠河公社最北面的一个生产队。往南接着的那个村是新街基，叫前哨生产队，分去那儿去的是上海川沙县和南汇县的一些学生。再往南，隔着漠河公社机关的是反修队，叫小街基。分到那儿的知青是上海中心城区和宝山县来的，我们队里一些爱串门的男生，老往那儿去。
队长姓王，一副慈眉善目样子，一看就是个老好人，见我们到来，乐呵呵地表示了欢迎，让我们着实感到亲切。他和队里的几个有关老乡一口东北话，很热情很周到，什么事都说得很轻松，让我觉得这地方并不像边境，并非传说中那么紧张，落户在此也不会太难吧。
住宿，比我想象得要好。我们住的一间屋子，是生产队某家不用的房屋，虽然破旧，但收拾得还像样，门窗齐全，火墙、火炕都完整，门外还码了一排柈子。我们将通火墙子的炉子点着，也把炕烧好，整个屋子就非常暖和，只穿单衣就成。气温已是零下十几度，外面待不了多长时间，能有这样温暖如春的屋子，真是莫大的安慰。
住宿都是自愿组合。一路上同车来的虽然性格脾性不一，但互相都已经熟悉。有几个觉得我年龄大些，比较成熟，而且比较斯文沉着，觉得可靠，愿意跟我一起住。
陪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四个干部，他们来自上海市委机关几个不同部门，处于靠边站的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海把大批知青送往黑龙江插队落户，那时的市革委会为了让这些知青不闹事不出差错，就让这批干部也跟随着一起来到边疆，也算是插队落户的。可是他们的工作关系工资待遇却仍保留着。以后他们怎样，我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主要任务不是干活，是帮助管理我们这些头脑曾经发热，又闲散了几年，以致散漫无度、情绪不一，几乎沦为痞子的城市青年。其实，大可不必，那时我们个个已不知所想、不知所为、随风而逐了，更不会听人说教。这些干部在大都市工作生活了多年，可是老成而讲实际的，能怎么管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食堂，
也是生产队的会场
知青在黑龙江聚堆插队，就像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很热闹。吃饭了，都一起聚到食堂。食堂是生产队的一间不用的空屋，是生产队社员聚在一起开会的屋子。屋子隔为两间，小点的一边，置着炉子灶台案板，大的一间架着个柴油桶改做的铁皮大炉桶，支上长长的烟筒，通向屋外。有人了，炉桶里填满绊子烧着，整个屋子顿时就暖腾腾了。这里，屋里不烧炉子待不住人，太冷。
做饭的是个老头，姓孙，其实不太老，后来他又添了个儿子。老孙头，做的馒头暄腾好吃，菜就是东北的炖，炖土豆汤，偶尔炖萝卜、炖白菜。我们刚来，生产队杀了一头猪，第一天第二天，就是猪肉炖土豆，一人一海碗，加上雪白暄腾的馒头，一个个吃得肠满肚圆。一头猪的肉，几十号人，能吃多少天？肉吃完了，一大冬天的，就只有炖土豆炖白菜萝卜，要不就是卜留克咸菜就馒头土豆汤。不过，顿顿白面馒头当主食，谁还能不满意。
晚上，队长就安排生产队全体社员在我们吃饭的食堂里开了个欢迎大会。
那晚真热闹，我们知青不消说都到了，老社员能来的也都来了，其中不少妇女小孩。百十号人，整个屋子乌压压的一片，差不多没空的地儿。老乡们主要好奇，都要来看看新加入村里的，从上海来的男女青年们。屋子烧得暖暖的，整个屋子叽叽喳喳很热闹。因为有电灯，虽然不是很亮，但大家互相都看得很清楚。老乡中除了大姑娘小媳妇，其他的几乎都穿着黑乎乎的棉衣。而我们这些青年大多穿着发的军袄，有的嫌热，脱了，露出城市便装，女生则露出凹凸有致的女装，这就与老乡有着明显的差别了，虽然老乡中的小伙姑娘很多还很受看，但总没有城里人的那种气息。
王队长把队里的各个队干部一一介绍了一下，副队长、队委，还有住在村里的大队长，贫协主席副主席，还有民兵连长、排长。这些村干部一点都不像干部模样，与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纯一个老农。村里拢共40几户人家，200余人口，差不多百十个劳动力，该介绍的差不多都在了。我们虽然不能都记住，但主要的有特征的都有印象了。
知青和老干部也都自我做了介绍。先是4个干部，当然他们很老到，不仅介绍自己，还把他们的职责，以及对老乡对我们知青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显得非常谦虚和虚心，似乎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样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我们知青，有的比较正经有的有些滑头，有的还有点害羞，但都算是亮了相。这样，我们和生产队的老乡们相互有点熟了。
我发现，这里的环境还不错。村子在黑龙江畔，向东向北，就是与苏联相隔的黑龙江。我们这儿是一片很广阔的土地，西边南边，很远才看到山岭，三个村几乎连接在一起，房子却很分散，每家都有足够的园子地。
对岸都是山，没有可居住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影。村里特别静谧，因为气候寒冷，人们除了在外面干活的，都待在屋里了。
这里的边疆静悄悄。
我们休息了两天，便开始干活了。生产队是集体经济制的，我们就是其中一员，只有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才能自食其力。
这时候，土地全被积雪覆盖了，一个个被雪盖着顶的麦垛像宝塔遍布在各处的大田里。麦子收割了没多久，这里就下了雪。
我们分别跟着一些老社员，有的与我们也一样年轻，或者更年轻，从大田里的麦垛上，叉下麦个装大车、爬犁，送到村西边头的场院，垛成一个个比大田里大得多的麦垛。
胶皮轱辘的大车，马拉的，我们在各地农村城镇都看到过，爬犁却是新发现。10月中旬了，漠河已下了几场雪了，虽然雪很松软，但已经可以走爬犁了。爬犁在雪地上，马拉着，摩擦着地上不化的雪，唰唰唰地行进着，觉得很好玩。想起小时候冬天，我看到地上的冰和积雪，就会走上去滑着玩。现在，我们就跟着大车、爬犁在雪地里来回装卸并运送捆成一个个的麦个。
这个活还算好干，只要凭力气。我举着大叉子，将大田里麦垛上的一个个麦个叉下，叉到靠在麦垛旁的爬犁上，由另一个人码在爬犁上。赶爬犁的或赶马车的，我们叫他们老板子，都是村里的老社员，站着或坐在麦垛旁，卷着片烟抽烟。待将爬犁堆得比人还高了，老板子就爬上麦堆上，握住缰绳吆喝着马，拉着满满当当的爬犁走了起来。我们跟在后面，踩着酥软的积雪，走出大田，走到路上，拉进场院。场院已经垛好了数十个硕大的麦垛。爬犁停在一个没垛完的麦垛旁，我就爬到爬犁的麦堆上，将麦个一个个地叉住，摔到大麦垛上，那边再将麦个一个个码好。
一爬犁百十个麦个，连着这么一个个来回甩，胳膊酸了，出了汗，棉袄也穿不住了。
村里的田真多，东一片，西一片，跟着爬犁走得很远很远了，十几挂爬犁和马车拉了好多天才拉完。我觉得这样的劳动挺好，锻炼锻炼出点汗，很舒坦。可是等待着我们的是却更沉重更艰难的活儿。
打麦，将我们拉回到场院里带秸秆的麦子全脱成麦粒装袋进库，这是生产队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工作。我们村里200多口人，也包括我们，一年的口粮全在这里，而且还有要上交公粮。看着几十个巨大的麦垛竖立在村西头的场院上，着实让人欣喜。
那时，我们南方打麦还大都使用简易的滚筒脱粒机，将一束束麦，双手抓在手里，麦穗头放到脱粒机旋转的滚筒上，将麦粒秃撸下来。而这里使用的是老毛子那边来的大型脱粒机，这里的人叫做“马神”，就是“machine”，机器。
马神很大，效率比滚筒脱粒机不知要高多少倍，只要把麦个子解开，放到传送带上，传输到机器里，麦粒像流水一样流进撑口的麻袋里，麦秆和灰层则从通风口吹出。由于功率大，麦粒被吹得干干净净流入麻袋，不用再人工扬晒去尘烘干了。我不禁感叹，我们边境农村还比南方农村先进了呢！“马神”一转，送麦个，解麦个，接麦粒，换麻袋，撸麦秆，各个环节活续不断，一个班次干下来了，百十个麻袋的麦子送进了仓库。
我们这批知青正好赶上打麦。整个公社就这么一台“马神”，漠河这边三个生产队轮换使用，排到我队用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
由于机器不能让它停息，24小时转着。打场分三个班。每个班按拆垛、运麦个、送麦个、拆麦个、接麦粒、装麻袋、封袋口、撸麦秆、装爬犁、进库房，还有看管机器的，拢共差不多快20多人了。队里的一些男劳力，听说到场子上去了不少，我们这些知青正好用得上。于是，队长把我们全派上了。
我们男的大都干的力气活。我拿了把叉子，负责将打麦垛上扔下的一个个的麦个，叉到“马神”的传送带上，几个女生站在那里，用刀将麦个一个个拆开。机器“吃”得很快，我和另一个不停往那儿叉过去。我们中哪一个懈怠，传送带没麦了，机器就空转。空转的声音很大很难听，管机器的以为故障，就要出来看。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是劲。一个连穗带杆一大捧捆成的麦个，几个叉在一起，来回不停地送。
干着干着，我已气喘吁吁，胳膊开始酸疼了起来，而且身上冒出了汗。不久，觉得棉衣穿不了了，就脱，过一会儿，毛衣也穿不住了，只能再脱。我们四个男生一样，都脱得都只剩内衣，头发眉毛鼻腔都挂着霜，很是好玩。
女生看到我们笑，而她们自己，身上都是灰尘，头发蓬乱着，星星斑斑粘满麦秆碎屑，像大妈大嫂。有一位在出风口搂麦秆的，灰层满脸，几乎认不出是人还是物。
外面气温已在零下一二十度，我却挥汗如雨。我从来没经历过如此强的劳动，也许我是得这样接受“再教育”，是得这样进行劳动改造，不知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马神“发生了故障，或许是油门堵了，或许是卡住了什么，总之一下子停了。我们愣了片刻，马上高兴了起来，因为机器停了，我们就可以休息。马神很陈旧，常有故障，我们就有机会休息。二十多人都涌进了场院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我们不干活了，马上会感到寒冷，昏暗的小屋虽然破旧不堪四处透风，却十分暖和。
管理“马神”的老乡，已把炉筒烧得旺旺的，他们不在摆弄机器时，外面待不住的。大家像病猫一样坐在铺满麦秆的地上，有的女生啊哟啊哟地叫个不停。她们叫的就是她们的手，不停地解麦个，被麦秆刺磨得又痒又疼。我们都说不出话，听着老乡讲这里那里的事，偶尔也戏逗跟我们，说点玩笑。
“马神”摆弄好了，又投入紧张的劳动，直到下一个班人来接替才下班。
回到村里，在食堂里胡乱吃了几口，回到宿舍，赶紧往炉灶里塞几块绊子，也不顾汗渍和灰层，及身上的刺挠，一下子倒在炕上睡了。睡得昏昏沉沉，不知睡了多久被人推醒。半夜，不知啥时候，是上一班打麦的回来了。我们得去接班，没办法，撑着起来。外面非常冷，穿上棉衣，把大衣也裹上，几个人歪歪斜斜借着雪光往村西头场院奔去。
那边机器空响着，队长看人到了差不多，就叫干活。我们就走到各自的岗位干了起来。
晚上比白天更冷，起码零下二三十度，但干着干着还是不停地出汗，衣服还得脱。直到机器又出故障，才赶紧套上面衣，奔进小屋。这时屋子里没声音，谁都累得有气无力，谁也不想说什么。
就这么连着干，今天明天白天黑夜地轮换。有几个知青不来了，就是不出工了，反正没有旷工这一说，不记工分就是了。只是队长说，“怎么就熊了呢？”其他老乡也没有责怪的，只是说，“城里的人就是娇气。”
接连干了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想，我们知青到农村也能够生存的，也是生产队的主劳力。
第二年春天，我们还是干点杂活，活儿不多。这时，不知谁出的主意，是边防站还是公社武装部抑或那帮干部：“挖地道”。当然他们是遵循了要准备打仗的思想，尤其是边境，要比内地多了些花样。
或许是他们受了那时只有这么几部革命性非常强的电影《地道战》的启发，认为在这里挖个地下长城，是边疆军民预防和打击来犯者的最有效最好的战术。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影片中东西。于是，带有革命标签各个生产队，反修队前哨队立新队，在边防站、公社革委会、老干部这些“智囊团”、领导者的策划领导下，在自己村里开始这项伟大的工程。目标，让地道村村相连，直通指挥部，直通深山老林。可那时各村挖地道，哪有技术人员，没有勘探，没有设计图纸，更没有机械设备，都是凭着感觉凭着想象，凭着革命热情，凭着老社员的经验人工开挖的。
我们村开挖的地道口，就在我们住的房子门前空地上。在那儿，竖起了一个木架子，上面按了一个当做杠杆用的长长的粗木杆。木杆一头绑了块大石块，另一头绑了一根麻绳，下方系一个挂钩，挂放装土块石块的篮子。上面的人抓紧放下，下面的人装上了挖出的土石块，便提拉上来，再倒掉运走。这是利用杠杆原理，可省一半的力，是淘过金的老社员使用的法子。
其实队长对挖地道不感兴趣，又不是农活，占了许多劳动力，他就安排我们这些知青和个别老社员去干这活。我们在架子下面刨土挖土，挖出井口大的洞，然后人站进坑里，刨土，装筐，吊上地面，运土。
春天，气温仍在零下十几度，地表的土还未化冻，很难刨，就堆一堆柈子烧，土烤化了，再挖，挖到冻土再烤，再挖，直挖到了软土层。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之后，第二天出工，软土层又被冻住，又得烤。可是洞深了，没法架柈子烧了。老乡就用淘金客的法子，让我们到江边运来大块大块的卵石，堆在码好的木柈子上，点火烧，再将烤红了的卵石，吊往洞里，焐住冻土，用麻袋片盖上，第二天干活时揭开，方能开挖。
就这样一层层挖，直到挖到了砂石土层。漠河傍着黑龙江，不知多少年前，这里大概都是河床。砂石土好挖，一镐下去，一堆砂石土挖出，但挖好的坑道，碰撞一下，砂石也会哗啦哗啦掉落下来。所以坑道挖进一段，就要用原木架框。队长又得安排人去山里伐没长成的松树，做成长短合适的框架料，挖一段安装一段。
这样挖地道进度很慢很慢。但是一心为村民生活着想的生产队长不急，我们干活的也不急。谁知道地道能挖成咋样。但是和我们一起下乡的老干部们操心了。他们有的虽然跟着南下，看到势如破竹的大军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打下来，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指挥过战斗。他们希望看到他们自己亲自谋划参与的地下工程早日完工，在反修战斗中发挥着像“地道战”一样的战略成果，所以他们老乡和我们知青一起挖土、运土，尽心尽力。
前哨队有位老干部姓陈，四五十岁了，非常忠厚诚恳，待人和和气气的，一点不像个老干部，一点也没有派头，就像一名普通工人。他和青年们很合得来，经常和青年们一起参加劳动。开挖地道，他和前哨队也就是新街基的老乡、知青们一样，挖土，运土，在地道口上的杠杆架旁，帮这帮那，一天都没拉下。那天，他站在地道口的架子下，帮着一下一下拉土篮子，提土倒土运土。不知怎的，架子连绑着的大石块塌了下来，正巧砸在他头部，没听他呻吟几声，就没了气。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给挖地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队长老乡到知青，尤其是那些革命精神饱满的老干部们，都像皮球一样泄了气。这个让人尊敬的老陈留在了那里，不知对反修备战有着有多大的贡献？冥冥之中，不知他是否看到了身后的未来。好在他最后被追认了烈士，他的灵魂也许得到了些安慰。
地道挖了长长的一个春天夏天，也不知挖到哪儿，反正三个村没有相通，也没有通到公社。后来不知怎么不了了之，挖过的地道就一直荒废在那里，成了一条毫无用途的坑道，永远留在地底下，被时间还有历史遗忘。有一天，我们住的那间屋子的炕，突然倒塌下陷，原来底下是我们当初挖的地道坑道。幸好下陷得不深，否则被埋在里面，我们真不知该怎样自救呢？
春末夏初，阳光明媚，天气温和，冰冻的土地开化了，黑龙江破冰开江，冰排汹涌澎湃地跑完，江水重新奔流起来，草木在温和的阳光下竞相生长，山岭泛绿，百鸟欢鸣、百兽欢奔。人们也像鸟啊兔啊狍子啊熊瞎子啊离巢出窟一样，从闷了八九个月的泥夹木刻楞房子走出，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换上了单衣，一身轻松。
边疆的这段时日是美好的但又是短暂的，所以十分珍贵。地里的农活儿都集中在这期间。我们开始忙活了起来。在队长的安排下，开始了耕种。
我们那儿的耕种和南方不完全一样，那里土地宽广，种植的是小麦大豆和土豆，间而种点白菜萝卜，又都是旱地，不需要灌溉，施肥只是把马圈里粪撒到田里即可，不需积肥和追肥，耕种播种都是靠人驱赶牲口。
耕地，东北人叫“Jing”地，用马拉着多头的耕犁，一次一大片。因为犁开一片土，马拉得十分费劲，驾马的人也很费劲了，站在犁架上，要不断地吆喝驱赶着架辕和边套两匹马。会耕地的人少，要驾驭得了牲口又要让马走得稳走得直，犁头耕得不深不浅，耕得透耕得匀，还不能遗漏一处。尤其耕到了地头，让两马拖着大犁耙掉头转向，再插入地里，紧挨着刚犁过的地方，徇着走，那得非常熟练驾驭此马了。没有娴熟的驾驭功夫肯定做不好。我也是干了几年的农活才能使唤的。一天这么干下来，我感觉腿站得发麻，两手举得抬不起，嗓子喊成嘶哑，不消说出了多少汗水。
耢地也一样，犁耙换上了耢耙，在翻过土的地里，站在犁耙上，像站在航行于波涛翻滚的小船上一样，一趟趟来回，让土地平匀，便于播种。
一块块望不到头的土地耕耘好了，就开始播种。我们那儿播种，不是靠人播籽，是由马匹拉着耧子撒籽的，赶着马走的当儿，麦种在耧子里均匀地点下，比人点快多了。但人驾驭马匹，得严格掌握它走的速度。我们许多知青也都会使唤，虽然没有耕地耧地那么费劲，一天下来也够累的。
完了还要耢一遍地，将播下的种子盖住耘平实了，待它发芽长成。
大豆、土豆、白菜萝卜的播种也是如此，也不轻松。就一个夏天，我们都熟悉了这些劳动。
耕种完了，进入仲夏，天气也热了。待出苗了长成，得锄两遍地，除草的同时也松了松土。
锄地，我们叫铲地，拿一把拾掇好的锄头，将笼间的杂草铲掉。尚留在生产队里的男女一样，都是劳力，都干一样的活。偌大的一块地，每个人在烈日下把着一垄，顺着垅，这么一锄一锄地铲过去。早晨的下地的时候还很凉，如果穿得少点，就直打寒噤，太阳旺了后，又酷热难忍，汗水湿透了衣衫。把着的一垄，有时得一、二百米，甚至更长，就这么撅着腰低着头，双手握着锄把，一锄一锄连续不停地在烈日下直铲到地头。手脚不麻利的干得慢的，远远落在人家后头，人家到地头树荫下休息了，还在那里继续铲着，谁也无力去帮他。地铲得不干净的，马马虎虎的地方，队长一眼就看出，就骂骂咧咧，直骂得你重新再整一遍，休息都没法休息了。
铲完了两遍地，就让小麦自由地生长，直到落霜前收割。而我们就干着其他干不完的活儿：种大豆土豆白菜萝卜，秋收前打草堆垛。
这期间，生产队要分出一大批的劳力外出干副业了。这时的副业是为大兴安岭林场修筑森林运材路。这是公社统一安排的任务，农业生产队支援林区开发大兴安岭。修筑这些运材公路是为保证生产运输木材的首要工作。运材路只用于运送砍伐下来的木材，这一片森林砍伐得差不多了，路也就废了，所以要求低。修筑虽然困难但也简单，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筑路队和筑路机械，挖路基、运土方、填路基、夯路基，平整路面，全都是人工。
林区哪有这么多人来筑路，只有依赖地方政府，依赖林区周围各个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社员，这些都是廉价的劳动力。筑路的资金预算和结算，都是地方政府与林场的事，截流了部分资金，余下的就按人头分发给各个生产队。参加筑路的社员则在年底生产队分红时，按工值分得。生产队将筑路分得的资金作为一项副业收入，所以叫“搞副业”。
那时，每个生产队接受了那么多的知青，要养活他们，要给他们找活，所以，在夏播秋收时，让还不善于经营农活的知识青年再搭配些不是主要劳动力的老乡去修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一次去的地方是呼中，就是我们国家冷得最早，而且几乎是最冷的地方。那地方，起先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在大兴安岭北部的腹地，处于呼玛河中上游，真是个山深林密，绝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先是坐船到十八站，然后坐汽车又坐森林小火车。到了直通呼中的一条公路上，我们就开始往深山老林里徒步走了。没有路，穿山越岭，十几里的路全是我们这些人踩出来，每个人不仅提着自己的行李，还有我们日常食物、干活工具，经过艰难跋涉直到标有六公里处的筑路营地。
我们住的是原木加泥巴垒成，极其简陋的木刻楞屋子和大帐篷，睡的是木棍搭的通铺。已有很多干草垫在上面，弄匀了这些草，就铺上我们薄薄的褥子，盖着被一个紧挨着一个睡。这个地方虽然在夏天，但日夜温差相当大，白天太阳底下热得冒汗，晚上却冷得簌簌发抖，我们的被褥抵御不了森林夜晚的寒露，后来，有人生病了，才不得不在屋子里架起炉桶，晚间撩把火烤暖屋子。
我们干着沉重的活儿，但吃的东西全靠我们自己到几十里地外的林场穿山越岭背来。主食很少有白面馒头，大多是杂粮，苞谷面窝头，难咽的高粱米、大碴子饭，没有新鲜蔬菜，都是用水泡软了的豆角干西葫芦干和脱水压缩蔬菜，还有就是土豆，绝少有荤腥的东西。有时我们咽不下就骂林场心太黑，给他们干活却给我们吃这些东西。
我们这些各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民工，都被按连排的军事化建制组织干活。一个公社的民工为一个连队，生产队则是一个排。一个连住一个营地，修筑一条路。平时我们在生产队，公社的其他生产队几乎没有来往，有的队，像北红村、洛古河，离得很远，虽然一列火车上来的，以后再也没有谋过面。这下热闹了，都认识了熟悉了，都知道各个生产队的知青朋友们了。
道印子已让先去的队员们砍出，我们大部队的营地也是他们建的。林中已看出要修的路，上面大树大多已被伐掉。我们各队就按着道印子，按着各个承包下的路段开始了修筑道路。
我们在道印子上用炸药炸去那盘根错节的大树根，砍尽小树和零星的灌木，将横倒的原木朽木树干灌木移除，然后开始用镐头刨开厚厚的草皮。草皮不知多少年积存的，竟像一层被子包裹着土壤，非常难刨。挖去了草皮，便露出森林底下千年的冻土。冻土犹如石头，也得挖开，也要费好大劲刨开。殊不知，冻土层下却是石块与沙砾，真是筑路需要的路基材料。哪个队负责的路段，遇到了低洼地，这算倒霉了，那得多少土方填呀。
我们就这样，每天按时出工按时歇工，用镐头铁锹用土筐，抠草皮刨冻土炸山崖取石方挖土方运土方，填压平整，在烈日下，在瞎蒙蚊虫小咬肆虐下，一干就是一整天，很少有休息日，而且各队互相竞赛，互相比拼建筑速度。干了两三个月，直到霜冻下雪才完工。期间，有累的冻的热的生出病了，也都只能忍着坚持着。当然也不乏因炸山取石出事故的，幸好我们公社我们知青中没有发生过。
我们这些筑路队员，完成任务回到队里，个个脸黑肌瘦，破衣烂衫，我们却引以为荣。一年年我们就这样修筑的无数条运材路，将美丽的大森林切割得遍体鳞伤，又像无数条破开的血管将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无情地抽走抽枯，最后成为一条条永远废弃而不能再生长树木的路。大兴安岭经过这样盲的开发和无节制的砍伐，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频频的森林大火，看到这儿，想到这儿，我们一点都自豪不起来了。
在麦收前生产队里要筹划打草了。生产队种地拉木头拉柈子拉货都靠马和牛，没有这些牲口还真不行。这些牲口只要不干活，歇着，就一刻不停地啃草，野外的鲜草，马圈里的干草。所以喂马的马倌，半夜三更都要给马槽里添几次草。一匹马，除了精饲料，一天得啃食几十斤草。队里大小牲口养了几十头，一天得用多少草。我们经常给马圈里拉草，就是仲秋季节打下垛在草场上的草，一大车，或一爬犁一爬犁地拉去。
生产队草地很多，没种庄稼的地儿都是草场。东北土地肥沃，一到夏天，这些野草都长得很快很茂盛，蔚然成片，一片一片的。我村最大的一片草场在三道河子，那里简直像风吹草低的草原一样广阔。
三道河子在村子的东南方向，离村子大约二、三十里地吧。从头道河子到二道河子到三道河子，那边的地好大好开阔，傍着黑龙江，平平展展、延延绵绵向远处铺展，一直要延伸到漠河西南方的山岭，何止几千几万垧。长满浓浓绿绿丰美的青草地，都是货真价实的处女地。从最南面的第三道河开始到山岭边就是我们生产队的草场了。三道河子就是指这个地方。
到那儿打草，我们都得住在那。三道河子靠着江边孤零零地盖着一间木刻楞房，就是住所。我们男的吃住在里面。木屋旁边又支了个大帐篷，给女劳力住。
我们男劳力，有老乡有我们知青，都握着把大釤刀将草一片片割下来，晒个半天。下午让大部分是女知青的女劳力们搂成堆，码成小草垛，待打草结束时再集中起来，堆成数十个很大很大的大草垛。
我们吃过早饭，就扛起拾掇过的大钐刀，跟着队长走入草丛中去。早晨露水很重，裤子被露水全打湿，待太阳高了点，露水少了，正是小咬蚊子猖獗之时。我们干活时都戴着连着面纱的蚊帽，几乎全副武装，但这些小虫围在人的周围，朝你脸上手上疯狂地扑来，仍可以乘虚而入，你腾不出手来驱赶。尤其小咬，照样钻透蚊帽面纱，直刺入你的脸和头皮，刺挠难忍，有时恨不得把脸和头皮抓破。干着活，我们只能甩着头，却不能停下，只能熬着、忍着，直到太阳很旺了，照在身上火辣辣的，这些虫子才慢慢消散。
大钐刀，刀杆两米来长，刀口一米左右，要抡好不是那么容易的。起先不熟练，我两手抓住刀杆挥过去，一会砍着了泥土，一会削到了土墩，叽叽歪歪，即使脚下的草割下了，东倒西歪不能成片。慢慢地我们都掌握了门道，只要把钐刀杆的夹杆控制好，让钐刀平稳地挥出，就可以将脚下的草成片成片地打下。
钐刀要整好，刀整好了，刀口锋利，打向草去，刷刷地如快刀斩乱麻，又轻松又整齐。晌午吃了饭休息的时候，我宁愿少躺会儿，多摆弄摆弄钐刀。我学会了“錾刃”，将钐刀长长的刀刃平放在一块小小的铁砧子上，用平头的小锤子轻轻地在敲打着被使钝的刀刃，一边敲，一边移动大钐刀，将刀刃每处都錾得又薄又匀，錾完的刀刃，再用油石一蹭，那钐刀又锋利无比了。油石就带在身上，打草时，觉得刀不快了，就取出油石，在刀刃上蹭几下再使，好使多了。
想想，钐刀抡过之处，碧绿的青草随着一道闪亮的弧线齐刷刷地向一边倾倒，我们每个人真有点成就感。一天下来，虽然我们不知流下了多少汗，耗费了多少体力，但看到一片片草地像裁剪一样被镂空，而被打下的青草散发着浓浓的清香，让我们十分满足。
打下的草很快就晒得半干，这时候就得把草拢成堆，不能让它再晒下去，晒得太干，牲口不爱吃。下午女劳力就来了。她们就搂草片子，将打下的草搂在一起，拢成一堆一堆。一堆2米来宽、半人多高，我们那里叫一个“嘎码拿”。“嘎码拿”是老毛子那儿用作计量干草的单位，将许多“嘎码拿”堆成一个大草垛，叫“一垛”。到底一个“嘎码拿”多少斤，“一垛”有多少个“嘎码拿”，谁也说不清。
临近收工的样子，所有打草的人都换了草叉子开始垛垛。女劳力们继续搂草。男人们把一个个“嘎码拿”叉起，堆在一起，堆压成差不多一人半高，三、四人合围的大草垛。到收工时，十几个大草垛竖了起来。
返工的路上，回望时，我们看见，碧绿青翠的大草场一角，颜色明显淡了许多。在那里，一个个大草垛杂乱无序地杵在那儿，仿佛是一座座绿色的兵营，此时，我觉得很有诗意。
施鹤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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