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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丨丁东：寻找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丁东小群 Author 丁邢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丁东，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供职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寻找中国读书人的
精神座标
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
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面对新三届学友，分享往事，我感到诚惶诚恐。
我是1951年生，1977年参加高考，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我的主要职业是期刊编辑，从《晋阳学刊》，到《炎黄春秋》，先后供职于多种杂志。我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命运史，写过一些书和文章。我不曾在任何出版社工作，更不掌握体制内的任何资源，只是在市场的夹缝里，以敲边鼓的方式，介入过一些图书出版。
下面就讲讲与顾准、遇罗克、韦君宜、黄万里相关的出版往事。
顾准30年代参加革命，50年代、60年代两次被打成右派。受难使人思考。在计划经济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年代，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全面质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超越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对革命作出追根溯源的反思。他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吴敬琏说，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顾准1974年底去世，只活了59岁，死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但他的精神遗产，在转型时代大放异彩，学界公认他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的精华，突出表现在他和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里。80年代，陈敏之把这些通信编成一本书，取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出版不顺利。1994年，是他逝世20周年。1995年，是他诞辰80周年。陈敏之自掏15000元，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首印3000本。
顾准不寻常的价值，知识界一个小范围早就知道。我供职的《晋阳学刊》，80年代登过他的遗作。1995年2月，我路过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赶快买了一本。接着发表了三篇读后感。1996年1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他下榻的招待所，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的文字？陈敏之告诉我，他手里有顾准的日记。
不久，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老编辑黄德志。她经营社科书店，问我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我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十分钦佩。当下说定，我找陈敏之联系书稿，她联系出版发行。陈先生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我。共三部分，一本是顾准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顾准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日记；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在北京读书生活的日记。日记记录了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有读书、写作的时间和条件的苦恼。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顾准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到国际，他都有独立的见解。
我拿到了稿子，黄德志联系出版不顺利。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同意出，社长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我只好继续找别的出版社。我向《书屋》主编周实谈起此事，他介绍我认识了谭合成，谭合成愿意投资出版，找到经济日报出版社长初志英，她拍板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我请李慎之作序、王元化题写书名，吴敬琏接受采访，都很痛快。陈敏之当时77岁，他和我一起，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谭合成投资《顾准日记》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作家，著有记述道县惨案的力作《血的神话》。
《顾准日记》1997年秋天出版，好评如潮，再次掀起“顾准热”。北京出版社一个编辑约我写《顾准传》。我说，为顾准立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没有几年功夫难以完成。但我想编一本回忆与评论顾准的文集。他表示可以，但希望书里有一些新材料。说定要访问一些顾准生前友好。我先后访问了好几位和顾准有过直接交往的人，又与陈敏之联系，请他回忆顾准的家世。当时陈先生刚刚做了胃切除手术，化疗后体质很虚。直到1998年1月，他才同意我去采访。我到上海华东医院见了陈先生以后，他告诉我，了解顾准的生平，有一个材料可以参考。于是，他把保存了多年的顾准在1968年到1969年写的20几万字的交待材料借给我看。
我一看，价值非常高。顾准把自己50岁以前的主要经历、社会关系和思想历程都写到了。于是，我和陈先生商量，能否以《顾准自述》为题，出版这本书。陈敏之同意了。我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决定同时出版《顾准自述》和《顾准寻思录》。我编好了书，出版社也排出清样，陈敏之却来信说，《顾准自述》缓一缓，先出《顾准寻思录》。原来，上海有人正在撰写顾准传记，他怕《顾准自述》出在前面，影响传记的市场，恳求陈敏之，在他的传记问世之前，不要让《顾准自述》面世。陈敏之答应了他的恳求。北京出版社本来更看中的是《自述》，《寻思录》只是捎带，一看《自述》不出了，《寻思录》也就打了退堂鼓。
我只好再找其他出版社联系。作家出版社唐晓渡理解顾准的意义，说服社领导，接受《顾准寻思录》的选题。发行部门表示，市场没把握。我只好找朋友帮忙。董怀明说，我尊敬顾准，这本书的市场风险我包了，成为投资人。
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顾准文存》，我建议陈敏之和顾准的儿子达成谅解，共同出版包括《顾准文稿》《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笔记》的四卷文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顾准的思想遗产。
再说遇罗克。90年代中期，我认识了在座的徐晓女士。她是北师大中文系77级，当时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1998年夏天，徐晓问有什么好选题，我提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与她一拍即合。她提议邀请徐友渔共同完成。在各方朋友支持下，一个月就集中了书稿的全部内容。
遇罗克生于1942年，高中毕业，两次参加高考，成绩优异，因为父母是右派，都不予录取。他只好到北京郊区下乡，又做了学徒工，一直坚持博览群书。文革初，面对血统论，24岁的他完成了《出身论》，经《中学文革报》在国内广泛传播。他主张人生而平等，废除中国普遍存在因为家庭出身带来的人权歧视。他在人权领域的历史贡献，可以与马丁.路德.金并论。1970年3月5日，他被判死刑，还不足28岁。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1980年，他得到公开宣传。但直到1998年，他的遗著不曾结集成书。
徐晓原来计划在自己供职的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报社的领导提出，如果收入他当年报道遇罗克的文章，就要履行送审程序。一送审，书就可能流产。于是徐晓决定不收社领导报道遇罗克的文章，自己投资，拿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总算在1998年底问世。
因为这本书，我认识了和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他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始人之一，文革中两度入狱。我提议他写一本回忆录，讲述个人经历和一家人的命运。1999年秋天他就写成回忆录《我家》。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了序。
出完遇罗克，我还想出王申酉文集。他是同代人中的另一个杰出思想家。1945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7岁考入华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文革前，他就开始独立思考，反思三面红旗，批评人迷信，为右派分子鸣冤。文革中他一直挨整，不分配工作。毛泽东去世后，他给女友写信，表达自己的政见，被监视者告发被捕。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写了长篇“供词”，全面地反思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主张。因为思想超前，他于1977年4月27日被判处死刑，年仅31岁。
拨乱反正的年代，在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上海市委周克等人努力推动下，王申酉得到平反昭雪。《人民日报》准备大张旗鼓地宣传，派记者金凤采访，写成长篇报道。有关领导人说金凤的报道写得很好，却要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金凤把王申酉留下的日记、书信、自白和自己的长文合成了一本书，屡次寻求出版机会，都不成功。我和金凤商量，以王申酉的遗作为主，连同金凤的报道和相关回忆，编成《王申酉文集》，几次尝试在国内出版，接连碰壁，只好在香港出版。施平先生已经112岁，仍然在世。他的孙子名叫施一公。
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于1998年。她在1976年开始动笔撰写《思痛录》，一本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写了十几年，完成的时候已经中风，半身不遂。这本书的主题是反思自己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她最痛心的是，当初放弃留学机会，从清华投奔延安。留学美国的同学，成了世界知名的学者。她则遭遇抢救运动，不得不违背良心，说假话才能过关。她是出版家，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对自己这本书的出版，却不抱希望。
这本书责任编辑是我妹妹丁宁。她也是新三届，北大一分校78级，毕业后进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他们社拟订了一个“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计划，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是名家。丁宁向我求助。我知道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亲家牧惠手里，就说，找牧惠联系书稿可以，最好取稿同时签合同。领导同意。1998年2月下旬，我和丁宁来到牧惠家中，取了稿子，签了合同，承诺三个月出书。丁宁把稿子拿回来一读，非常震惊，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同时解剖自己的灵魂。总编辑李志强看了稿子说，删一点可以出版。于是，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锋芒稍减，未伤元气。
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印出。牧惠带着丁宁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手上。病重的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十分激动。牧惠还把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交给孙珉和我太太邢小群，编成《回应韦君宜》，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我还推荐了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也纳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
再说黄万里。他是黄炎培的长子，30年代的留美博士。50年代，中国让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中央请70个专家论证，只有黄万里一个人反对建坝。他被打成了右派。三门峡水库第一年蓄水，第二年泥沙淤积，渭河流域遭遇水灾，威胁到西安。2000年，我和朋友赵诚、《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编辑张杰一起到清华大学九公寓，拜访了黄万里，当时他已经89岁。他向我们讲述，他为什么反对在三门峡和三峡建坝。赵诚撰写的文章《但教莫绝广陵散》在《老照片》刊出，黄万里十分认可。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
临终前，教研室同事帮他编了一本《黄万里文集》，只印了500本，内部散发。我觉得很珍贵。黄老的长女黄且圆是杨乐夫人，我和她商量，增加四篇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自印一千本。冯克力建议，组织《黄万里传》，请赵诚撰写。赵诚表达了立传的愿望，黄家全力支持。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未曾发表的手稿都给赵诚参考。赵诚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同事学生和工作现场，作了艰苦的调查研究。
赵诚当时得了肺癌，切了一叶肺，上楼都很吃力，走南闯北更为不易。但他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更加丰满。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却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春天，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想以体制内外结合的方式推动优秀图书出版。他问我有什么书稿可以推荐。我当即推荐了赵诚撰写的《黄万里传》。刘硕良用了三个月时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长河孤旅》的书名推出。接着，赵诚又把黄万里的遗著和诗词，编成《追寻黄万里》，在山西出版。去年年底，赵诚病逝，享年70岁，他也是新三届，1977年参加高考，被太原师专录取。
新三届已经陆续离开社会前台，进入养老族的行列。回首四十年，略感欣慰的是，我参与过有关黄万里、顾准、韦君宜、遇罗克的出版，传播过他们的精神。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先贤的名字还在流传，没有被时间湮没。
黄万里生于1911年，顾准生于1915年，韦君宜生于1917年，比我们长一辈。遇罗克生于1942年，比我们年纪稍长，基本上是同代人。我为什么说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座标，基于两点：
一是智慧，思想上先知先觉。黄万里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顾准、遇罗克在政治社会领域，都提出了超越时代的独立见解。韦君宜不是先知先觉，也是大彻大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二是风骨，人格上坚守良知。顾准要当以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遇罗克说：乾坤特重我头轻，他是舍生取义的典范。黄万里完美实践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韦君宜一息尚存，也要解剖自己，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古代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在他们身上得到活生生的体现。他们的精神遗产，比肉体生命更长久。
这对于我们和后来的读书人，如何处身立世，如何面向世界，走向未来，或许不无启示。
谢谢大家！
演讲结束时，在座的新三届学友们给以长时间掌声鼓励。中国人民大学的马道学友还写了一首诗：
新三届学友们的鼓励，我将铭记在心，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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