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其他
大家丨顾准：文革中妻死子离，去世时孑然一身
老编的话：12月3日是顾准先生去世46周年的祭日，本号转载顾准弟弟陈敏之先生整理的顾准传略，以志缅怀。
人物简历
顾准
原题
顾 准 传 略
作者：陈敏之
顾准（我的五哥）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在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业中医。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二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介绍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1927至1937年的10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他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
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12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事过小，稚气未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19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
顾准与会计学界泰斗潘序伦的合影
顾准转入武卫会后，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3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一般都是按地域组织的。党在职员阶层中进行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实肇始于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组织部党小组在职员中只有党员数人，经过整理（把分散在其他方面的职员党员集中起来）、发展，到1939年7月，党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有：银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银联（银钱界联谊会）党团、《银钱界》编辑部、各企业支部；洋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华联〔洋行华员联谊会）党团、华联会刊编辑部、亚细亚支部、其他各企业支部；百货公司委员会，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企业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险业）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直属职委的还有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生活》编辑部。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远为艰巨得多的严重任务。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1953年调至北京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兼），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
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这22年，对顾准来说，“艰难坎坷，历尽折磨”这八个字差可描绘。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9月，当我知道他已经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家里等待处理的时期，我有很多感想和回忆，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诗的意思是明白的，其中有对过去幼年时代历史的回忆，也有弟兄之间不加掩饰的感情。诗寄出后，没有反响，保持沉默。不久，“文化革命”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扫荡了，没有留下一点踪影。1975年，顾准去世几个月之后，当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惊异地发现居然被他郑重其事地抄录了一遍，而且冠以《赠诗》的标题珍藏起来时，我感到了这里面蕴含着的对它的感情的分量。我知道，他历来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会同意“期颐养天年”这种消沉的调子，然而不忍拂逆我这一番善良的心意，这大概就是他保持沉默而又把它珍藏起来的隐衷，我推想。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对真理的追求，他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献出了对同志、乃至对亲人的爱，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这是他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怀念他的五舅顾准的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以此来概括顾准的一生是确切的，不过分的。
1974年9月，距离他病逝只两个多月，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北京看他。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谈起往事时，我曾对他说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并对他加以劝慰，他苦笑了。这时，他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妻子汪璧早在1968年死去。子女还小，在“左”的毒雾笼罩大地的那个年代，他们只能从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去理解他们的父亲，而他为了“保全”他的子女，为了不“害”他们，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
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视为历史的悲剧。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1934年到1974年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提出并运用“联谊会”这种政治色彩并不浓、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形式，把广大职员群众（包括上层职员、店员、学徒、练习生）吸引、团结到这些群众组织中来。在这些群众组织的掩护下，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日常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发展党员，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子。这样，就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完全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然而它却被称为“联谊会路线”，被批判过。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不仅要和敌人的封锁、轰炸和社会上猖獗一时的黄金、银元等投机活动作坚决的斗争，还要从财政上支持此时尚未完成的全国解放事业和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在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历史任务中作出积极的贡献。顾准当时担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鉴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均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为了更好地完成财政税收任务，从实际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方法，并发动职工群众予以监督检查。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但是对于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有创见的意见，并不是所有负有领导责任、手中掌握决策权的人都表示欢迎的。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造神运动炽烈，政治权威可以代替客观真理成为时代特征的年代，一切拂逆领导者的言论、意志的言行，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因而受到打击，是并不奇怪的。顾准在1952年被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等，自此以后，又接二连三受到不应有的错误处分（均已平反），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顾准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封闭在某些知识领域内。1953年，调去建筑工程部工作，为了搞建设，他从初等代数学起，进而学平面几何，乃至微积分。他认为平面几何帮他懂得形式逻辑的方法，导数和微分帮助他理解边际学派的观点。他对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都并不陌生。他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范畴、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不可能是简单地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达的东西，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他对当时的《资本论》的某些译文不满意，自己动手译校了其中若干章节。
他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又是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远大的，而步骤只能是逐渐进行的。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对于19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为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己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19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因为与革命活动相比，会计研究不能不处在从属的地位。这当然丝毫不含有对会计学有任何鄙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会计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的工具，那么，它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倒应当是万岁、万万岁的。
1962年，顾准“下放”劳动回来，重返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这是完全不同于30年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探索。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有《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会计原理》为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系统著作，原计划写七篇，《会计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纲，未能终篇。此书成稿于1963年，几经周折，才于1984年正式出版。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署名绛枫）、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
198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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