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其他
追思丨徐方怀念顾准伯伯：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老编的话：12月3日是顾准先生去世45周年的祭日，本号转载新三届人徐方女士的一篇旧文，以志缅怀。
人物档案
顾准
原题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怀念顾准伯伯
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生前的回忆。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1962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1969年底，经济所下五七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把林彪事件一股脑地道出。他说：“我对党内这些派系斗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过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我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19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宣布已无能为力。林里夫伯伯找了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可谓有病乱投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轿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轿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了他的老战友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伯伯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二.干校生活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通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晚上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埃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在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正负数和一元一次方程。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在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着：“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顾看了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顾在干校期间，对当时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很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也绝不落井下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记下点儿什么，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必然写些官样文章。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日记一旦被抄出，里面的话都能“摆到桌面上”。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尺度来解读当年写下的东西。另外，顾伯伯始终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以满腔热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生产建设，为每一点发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都渗透在《息县日记》的字里行间。若认为这是在“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于失之偏颇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里，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回京后的相处
1972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顾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辩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在学术上很注意跟上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景涛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宗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它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资料，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于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现象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时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景涛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林青松、周叔莲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0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1973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那时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等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70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顾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单凭他解放后干的这些事……”顾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是年轻时的英才，晚年时的……”接着他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跟着他闹革命的人当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他要是没有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那段时间，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他们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他住一座小洋楼。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他是个孝子，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今天，很多共产党干部腐化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有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他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四.诀别
19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在此期间，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一如既往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回信对每个问题都悉心解答，并勉励我努力学习，日后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片断：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可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十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屈指算来，从认识顾伯伯到他去世一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每一点一滴的进步，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1977年底，当我捧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深知要是没有当年顾伯伯的指引，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伯伯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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