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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丁东：背水一战，挤上高考头班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丁东小群 Author 丁邢
丁东，1951年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供职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原题
高考琐忆
（外一篇）
近日，大学同学发起毕业四十周年征文，大家不约而同，纷纷回忆各自参加高考的经历，也钩起了我对往事的回想。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列车上听到的。当时，我正在结婚返程的旅途上。
我和邢小群在1977年夏天登记结婚。10月出发旅行，从南京到黄山、千岛湖、杭州、上海、无锡、扬州等地，行程二十天。我们乘硬座火车，住最便宜的旅馆，两人一共花了二百多元，完成了终生难忘的蜜月之旅。
新婚是甜蜜的，但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不祥的阴影。
邢小群是山西大学中文系75届毕业生。毕业后哪来哪去，回到她插队的洪洞县明姜中学教书。1977年，总算抓住一个机会，调回山西大学中文系当教师。
我1968年从北京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到山西沁县插队，1972年到山西省委调研室。1975年认识了邢小群，恋爱过程中一直想方设法调在一起。1977年秋，小群总算调回太原。但我的处境却遇到了麻烦。
起因是山西1976年底开始的清查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山西组织批判“四人帮”写作组，山西省委宣传部曲润海知道我对文艺评论有兴趣，提名我参加其中的文艺组。我在组里结识了省出版社张仁健（他后来创办了《名作欣赏》杂志，2018年逝世）、省文艺工作室周宗奇，相处很愉快。我们在山西省委党校集中住宿，一起讨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批驳江青给电影《创业》罗织罪名的文章，曲润海认可，推荐给《山西日报》，登了半个版，当时我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然而，写作组活动时间不长，便被解散了。原来，省委领导人对这种批判不感兴趣。他们要“划大线，切西瓜”，实打实地整出一批“四人帮在山西的代理人”。
本来在山西，“四人帮”真正的亲信一个也没有。但省委书记王谦和背后的陈永贵，把清查运动当成了排除异己的良机，于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演变成清查与反大寨有牵连的人和事，与前省委书记谢振华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竟达数万人之多。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进监狱，围攻恫吓更是家常便饭，劳模李顺达都不能幸免。女知青蔡立坚是省革委会委员，补选四届人大代表时，没有投王谦的赞成票，也被点了名。生孩子不满月，就被关进了学习班。
我供职的山西省委调研室，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主任吴象和副主任张长珍、陈良柱，分别关在办公室小楼的三个角上的办公室里隔离审查，日夜看守，不许回家，家属送饭，都不见面。看管了足足有半年，才发配到交城省直五七干校劳动。调研室被解散，11个干部确定后期处理，不能留在省直机关工作，吴象名列第一，我名列最末。
吴象文革前是《山西日报》总编辑。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70年，谢振华主政山西，解放了他，让他参与组建山西省委调研室，作为参谋助手。不久，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从农村选调数名北京知青到调研室工作。我是被选中的知青之一，于1972年到省委调研室试用。吴象是我走进机关的第一个领导。
那时不兴称官道衔。吴象年过五旬，是11级高干，我才20岁出头，见面称呼“老吴”。在我们几个知青到机关报到之前，吴象亲自参加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从来没见他摆过架子。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让我由衷地尊敬。
1975年中央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民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都参加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没有提江青的名字。吴象出于善意，提醒王谦，你没提她的名字，小心她记恨你。王谦说，我故意不提她。吴象向两位副主任透露了这个意思，本是暗示要与江青保持距离。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了王谦的把柄。清查运动中，硬说吴象在王谦背后捅了一刀，把吴象打成“‘四人帮’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一年多以后，吴象在万里的帮助下调到安徽，恢复工作，为推动农村大包干摇旗呐喊。1980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吴象随之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做万里的助手，写下了他笔墨生涯最有光彩的篇章，去年以百岁高龄辞世。
我不曾介入山西文革初期的派别斗争。工作组入驻调研室以后，要求所有人揭发批判吴象。我心想，吴象早就反感江青，把他打成“四人帮”代理人实在冤枉，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被视为干扰斗争大方向。王谦决定解散调研室，我被列为赶出机关的最后一名。
我如果被赶出太原，和邢小群岂不又要两地分居？于是，要求报考大学。当时的招生条件要求25岁以下，就是1952年以后出生，未婚；我是1951年出生，已婚。又规定超过25岁的19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婚否不限，我是67届初中毕业生，也不够这一条。好在还有一项规定，同等学力有特长的经过批准可以报考。我就要求按这一项报考。进驻调研室的工作组起初不同意，后来说可以拿上材料到区招生办认定。区招生办看了我在《山西日报》发表的文章，认定我有报考资格。
允许报考只是第一步。还要温习功课。我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史地三科可以自学，但数学是我的短板。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赶上文革，以后再没碰过数学课程。本想临阵磨枪，突击学一下。自我感觉数学悟性不算差，小学时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附小数学竞赛还得过奖。可是工作组不允许我留在太原复习功课，一定要到交城农村当工作队员。工作队负责人杨型淮是调研室同事，当时也被打入另册。他同情我，说村里的事你不必管，专心复习即可。但在农村，自学数学完全没有条件。找不到可以求教之人。临到考试前一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回太原。一同参加高考的姜斯栋是老高二，王国全上过中专，我向他们二位请教，大致了解何为解析几何，何为三角函数，似是而非，就上了考场。
那年考试一共四门，满分400分。我语文、政治、史地答得不错，数学大约答出一半，估计能考300分左右。考试结束后，继续到交城下乡。心里惦记着考试结果，没心思参与工作队的活动。不久，收到体检通知，我趁机回到太原。当时，不公布考试成绩，但初选名单实际上按照分数排列。姜斯栋是太原市北城区文科第一名，考上北大经济系。王国全也名列理科前茅，被北京化工学院录取。我在太原市北城区名列15，重点大学无望，于是报考了山西大学。我喜欢文学评论，本想选文学专业。但小群已经在中文系教书，我去读书不方便，于是报考了历史系。
那一年，66、67届高中毕业的考生高分较多。山西教育部门的主事者决定综合院校招收66、67届高中生占总名额的15%，其余66、67届高中生向师范院校倾斜。听说山西大学是两条分数线，一般考生260分，66、67届高中考生的分数线是300分。我已经26岁，虽然考了299分，险些落榜。幸好参加招生的熊齐平老师关照，才被录取。
外一篇
同窗回忆见沧桑
不久前，大学同学张世满发起了一次征文活动，主题是“我的大学我的班”。同学们踊跃响应，已经写出几十篇，张世满每天在微信群里展示一篇，我读来心潮起伏，也写了一篇，《高考琐忆》是其中的一节。
“我的大学”是山西大学，“我的班”是历史系77级。入校时，年长者31岁，年少者18岁。45年过去，除了刘克敏、杨朝军、范仲康、马满存、徐庆轩、王兴尧几位辞世，其余均陆续步入退休一族。人过花甲，回忆青春，别有一番滋味。大家不约而同，都把笔触聚焦于高考。一一读来，生出许多感喟。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21日公布的，考试在12月5、6两日举行。报名到温习功课，只有40几天时间。全国570多万考生，竞争27万个入学名额，大家都是仓促上阵，最后谁能中榜？其实有迹可循。
我们班同学，入学前以中学教师居多。但教师的身份各式各样。
24岁的王廷华是五寨师范语文教员。他的老家是保德县南河沟乡白家沟村，父亲多年担任村干部，文革初挨斗，他也受牵连，不能上学。父亲决定举家搬迁，搬到本县东庄墕公社化岭塔村，才有学上。化岭塔村二十来户人家，住在一条南北方向的斜坡上，几乎全是土窑洞，发生过两次山体滑坡，五家窑洞坍塌，死亡八人。他家黄土塌了半院，门都没法开，只能从窗户进出。全家又搬回白家沟村。他七年制学校毕业后，想上高中，村里有人还设置障碍，幸亏校长说，王廷华同学是我们公社最好的学生，只要有一个高中名额，非他莫属。他从南河沟高中毕业后，当了公社水利员。1975年，获得去五寨师范读书机会，1977年留校教书。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想报名。最初学校说，按往年规矩，师范毕业生要工作二年，才能报名。后请示地区教育局，焦急地等待了两天，得到答复，国家今年恢复高考，广开才路，可以报名！他才得到报考机会。
21岁的白营科是柳林县贺家坡公社的“缺额代教”，既不是公办教师，也不算民办教师，就是公办教师因病因事请假，教育部门聘来代替教学，每月挣18元，寒暑假没有收入。他1974年高中毕业，有位老师生病，由他顶替。第一年在小学复式班，给二年级和四年级上课，第二年公社成立初中，他当了两年语文教师，第四年公社办高中，又到高中当语文、政治课教师。他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灵，闻听恢复高考，仍将信将疑。确知信息时，离高考仅剩一个月。报名后，最大困难是缺少复习资料，找亲朋好友寻找有关书籍，也凑不齐。他决定把复习的重点放到史地和数学，数学上碰到难题，本想向本校数学老师请教，但这位老师也要参加考试，过多麻烦人家不好意思；史地过去没学过，经过多方搜寻，只找到半本历史书。他白天照常给学生讲课，晚上复习，每当夜幕降临，就关门挑灯夜战，瞌睡得实在不行，把脑袋伸进冷水盆里泡一泡，清醒后再继续复习。
他收到录取通知后，全家人别提有多么高兴。当年本村、本校，周围相邻的五个公社，只考上他一人！入学时，父亲想给他准备50元钱。为了筹款，投亲拜友凑不出来，最后父亲到邻村供销社借了30元，才凑够数目。
马建文是太原南郊刘家堡人。1976年高中毕业。文革后期当地学习朝阳农学院，每个公社办一所农业大学，他入读的刘家堡中学改名刘家堡农大。因为上学期间参加微生物组，进行生物农药试验，毕业留校当了植保课教师。不挣工资，一天记10个工分，转回生产队领取，每月再补贴五斤白面，到公社治河工地领取。1977年，刘家堡农大已出现危机，有正式编制的教师不必担心，而马建文是临时代课教师，裁撤首当其冲，即将卷铺盖回家种地。高考像旱地里送来了及时雨。学校同意他报名参考，暂不发配。他终于考中，学校同事们纷纷祝贺。
当然，大量同学原来不是教师。
盖建忠来自浮山县，父母是农民。他1974年在浮山中学毕业，当年招到县委当了通讯员，为领导送水倒茶、整理卫生、分发报刊材料，起早贪黑地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竟被列为清查对象，进入学习班，被要求揭发县委书记等领导的罪行。他冒着被开除回家的危险，拒绝乱写揭发材料，最终虽未受处罚，但对前途命运已经不抱奢望，想这辈子能当个司机就算交代了。
国家恢复高考，他的心思又活动起来。白天随县委办公室下乡蹲点，在地里干农活，下工后骑车几公里回到县城中学听辅导课，经过几十天辛苦奔波，终于熬到了高考的日子。高考结束后，也没有感到丝毫轻松，反而陷入忐忑不安的境地。担忧真的考上了，如果有人使坏，政审通不过就彻底完了。不久收到初选上榜的喜讯。教育部门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张榜公布名单。全县初选名单上共40名，其中文科8名，理科32名。后来8名文科初选考生，只有2人正式录取，他是其中之一。
绝大多数同学被大学录取是喜从天降，却也有人喜中有悲。
石民民是来自太原的考生。父亲是老干部，母亲是中学高级教师。上学以前，他在工厂当钳工。他钟情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电影。但77年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并未招生。他考上山西大学两个月后，请假去北京电影学院考导演系，初试已经通过，面试之前校方突然告诉他：因为已经考上山西大学了，所以不可以再考北京电影学院。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大学生名额是国家的稀缺资源，如果退学，就浪费了一个大学生名额。电影学院不同意他退学后再考。他悻悻地返回太原。
他后来遗憾地想，如不是已经考上山西大学，也许和张艺谋就成了同学。我也说：“石民民学历史是历史的误会。”高考刚刚恢复，让学生自由选择，转换专业，70年代没有可能。直到80年代，执掌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才开始这方面的尝试。石民民说，“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次极微小的历史错位。而这次错位，断送了一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文艺青年的导演大梦。”
石民民（左）的表演剧照
石民民的话，并非枉语。上学期间，他还是显示了戏剧编导、表演才华。1980年底，他独立创作、导演和主演的话剧《问问你的心深处》，在全国学联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中拔得头筹，获得全国一等奖和山西大学生文艺汇演第一名。该剧设计了五个人物：春生、白凯、沈霖、小雪、高霞。前三位是77级在校学生，小雪是小学民办教师，被白凯退婚的善良柔情女孩；学生沈霖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为人正派，见多识广；而高霞则是一个俗世女性。该剧围绕着五个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命运演绎，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情节跌宕起伏，情绪饱满，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生活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太原湖滨会堂，面对全省的大学生汇报演出，引起强烈轰动，在校园路边，常常可以听到学生们的激烈辩论。
可惜的是，当时他的学业和影视行业之间没有通道。石民民毕业后只好从事共青团工作，后来下海经商，阴差阳错，或许因此，中国第五代导演少了一位。
我们班同学79人，分四个小组。以上五位，都是我所在的第一小组同窗。其中四位，同一寝室。毕业以后，和石民民往来稍多。白营科给过我难忘的帮助，是患难之交。有的同学来往不多，仅仅在同学聚会时匆匆谋面。多数同学的人生轨迹，并不知情，直到这次才有耳闻。他们毕业后，不论担任公务员，还是企业领导，兢兢业业，各有千秋。这次征文，都写出挑战命运的酸甜苦辣，这些独特的信息，值得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研究者珍视。
放眼全国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他们在中国转型留下的印记十分深广，无愧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民族栋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影响，一篇短文难以尽述。
新三届的回忆文章已经不少，我们班同学这次征文，只能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又想起中国行将步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诗人龚自珍的名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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