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吕兴光：我的三个宿舍和唇枪舌战的室友们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吕兴光，1952年生。1978年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职大同市委秘书处。后任雁北师院宣传部长、大同医学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山西大同大学宣传部长。教授。著有《西欧行》、16集电视政论片《大同改革三十年》、5集电视文献片《大同和平解放》、15集电视政论片《中国共产党在大同》等，获全国党史研究（影视类）一等奖。退休后主编家乡文学期刊《山鹰》。

原题

我的三个宿舍 

 ——我的第二个大学（之二）

作者：吕兴光

从读初中开始，我就是住校生，高中和前后两次大学，继续住校读书。参加工作后又上省委党校、中央党校，更是住校生，甚至在工作单位上班的最初六七年，也都是住单身宿舍。要问前前后后住过多少宿舍，真的回忆不起来，但有一样很明确，这就是，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宿舍。

（一）我的第一个宿舍

1978年高考，我就读于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之前，我受“工农兵推荐”，就读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接到新的《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突然去世，我是拖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入学的。那天，是规定报到的最后截止日，已经没有迎接新生的接站车了。那个小城通往车站的公共汽车只有一路，而且还是隔几小时才开一趟。我到达该城是凌晨四五点钟，不赶趟。捱到天亮后，拖着行李，提着纸糊的书箱，一边问路，一边前行，穿过若干条大路和街巷，临近中午，终于挪到了校门口。

看不见楼房，校门就像普通中学一样，我疑心自己走错了门，定睛看了看白底黑字校牌，确认后，走进去。我把行李拉到校门内一排平房房檐下，靠着窗台下的墙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推醒我，问：“哪个系的？”然后帮我拎着行李去系办公室。

给我登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系秘书，浓眉大眼，非常客气，她领我到宿舍去。我们走过一条留下深刻印象的校园小路：一边是一长排猪圈，大猪小猪哼哼有声。另一边不远处是大食堂，打饭的学生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那股强烈的特殊味道之混和，在我记忆里镌刻了很长时间。

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要下台阶，足足有二三十级，中间没有缓冲环节，陡立得望而生畏。台阶左右两侧，又是壁立壁立的高墙，令人恐惧。当时我就想，莫非这宿舍在地洞里？下了台阶才发现，是城墙脚下的一条洼地。洼地里有四栋近乎简易的红砖楼房，其中两栋的外墙罩着施工的脚手架，伸展到路边的卷扬机还在往上面提升水泥浆。另外两栋的楼门口人进人出，我们进了其中一栋。

顺着长长的走廊，我们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下。秘书老师敲开门，指着一个上铺说：“你暂住在这里，过几天再搬到班里去。”我不明白她说的原委，也不便细问，初来乍到，随遇而安吧。

环顾屋子，不敞亮，大概是底层的缘故。室内三张床，靠窗户的两张罩着床单布，我的这个床位上堆放着一些什物。秘书老师率领我拿下来，搁在地上，让我住上去。

这时，我注意到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胖胖的高个子，既像个老师，又像个学生。既像个学生，又不像个学生，正在用异样的目光瞅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很不情愿地应着秘书老师的话。秘书老师也不跟他多说，匆匆地帮我作了极简单的安排，就走啦。

房子的主人用小勺勺舀着搪瓷碗里的水喝，进行着午餐的最后程序。一边喝，一边斜着眼问：“住几天？”我纳闷，不知该如何回答。主人像教导小孩子似地对我说：“我们这是学生会干部住的地方，你怎么能住在这里呢？”第三次重复的时候还增加了一句：“必须尽快搬走！”我顿时想问：“你以为我这是刘姥姥进了你大观园啦？”

好奇！好笑！但又笑不出来。一阵恶心，大概是一天一夜长途跋涉劳累，加上从早到午粒米未进的缘故，顿时头晕眼花。我懒得搭话，闭目静养，斜躺在床上又睡着了。

房子主人觉得没趣，也不搭理我了。

我在这个“大观园”住了两个晚上，受了两辈子的白眼，似乎我占了人家贵族学生多少不该沾的光。

第三天，系里通知我可以搬回班里去了，并派人领我上了同楼三层的一个宿舍。

这间宿舍四张床，挤得满满的，只有中间一条供通行的窄道可活动。两个人迎面走来，需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得去。这环境与一层那间“大观园”比较，的确属于第三世界。

这是一间普通学生宿舍，八人间，已经入住了七位同学，靠门的一个上铺留给我。床帮子很旧，床板倒是新的——用新木条补钉上去的。我一摸，还渗着津津的水气，是刚刚砍伐的新树豁出来的木条，修床工人钉下去的钉子还没有打到位。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半头砖，爬上床，照着钉帽砸下去。

我知道，新木条是不能做床板的，正常情况下，需要放到来年，经伏过夏晾到位，彻底干了才能用，不然，人睡上去会阴出病来的。但是没办法，我必须搬过来，必须立即搬过来，尽快离开人家“大观园”，离开那个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会。“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古贤的话在我心里回响。

我毅然搬出了贵族学生屋。临行，那个贵族学生搭讪着跟我说话，似有送别之意，我觉得不需要。

二十年后——1998年，我做了一所高校的副职领导，带着几位中层干部到省里参加会议。在会上，与当年这位贵族学生不期而遇。他毕业后留校工作，这时好像是做母校领导的秘书，陪着领导跑前跑后。

两人一见，旧事立现，一个惊讶，一个尴尬。

今天想来，四十年前的我真是气量不大，根本不懂得换位思考。细想想，咱们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刚报到就要和人家学生会干部住在一起，确实对人家惊扰不小。咱又是秘书老师亲自送来的，难免让人家担心“撵不出去怎么办？”莫非真要分一杯羹去？

（二）我的第二个宿舍

住到班里的宿舍，虽然是新客——最后一个入住，但毕竟不再寄人篱下，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

同室八人，来自四面八方。最新的同学，没有尊卑之分，贵贱之别，能够感觉到正在建立的新家园气氛。

大家互报了年龄，分出长幼，那位当过大兵的范玉生先生带头喊我“老大”，他自己屈居老二，一人之下，六人之上。

我居然给解放军当老大了，心中也不免生出些许自豪。其他几位是：丁钟晓、王开选、樊烨、张天民、狄泰生、高芮星。

高芮星和狄泰生最年轻，应该是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应考的，属于最阳光的一族。不同的是，芮星走路哼着小曲，泰生不哼；芮星讲话语速快，泰生不那么快；芮星个头显小，泰生显大；芮星显瘦，泰生显胖。

王开选来自农村第一线，很谦卑，和人说话总是害怕对方难为情，典型的农村憨厚。偶尔有人开他玩笑，他会脸红到脖子里。他喊我“老大”的时候不多，总是换成“老吕”来称呼。

张天民有些猴气，时不时做出个凤凰展翅的亮相，还冷不丁踢两个飞脚，手臂勾在头顶，做一个孙大圣的“美猴相”给人看。可惜宿舍里人多空间小，打不开场子，“美猴”的表演往往到不了位。每遇此情，天民便没好气地狠狠踢一脚床腿子，然后“呀——呀——”地疼着叫。后来不踢床腿子了，换成趴到床头上捶行李，同时嘴里骂着“我孙！我孙！”

樊烨是地道的干部子弟，长得有点儿维纳斯模样，高鼻梁，凹眼睛，清瘦的高个儿，浑身自负感。说话频率快，清脆的铿锵，几乎每句话开头都加一个“我告儿你吧……”让人觉出见识之不凡和出身之优越。

丁钟晓是“老三”，当过村干部，党员。这一点与众不同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不偏不倚地讲话，做事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偏激，他在班里担任生活委员。

“老二”樊玉生是复员军人，带着军旅性的虎气，但不是拉开架势要开打的那种，而是耿气、仗义又不伤人的那种。

我是带着极大悲伤走进校园的，不修边幅，头发大长，整天闷闷进，闷闷出。心里痛，眼睛看啥都是灰的，整个儿心境还在天塌地陷之中。我自知无法和济济一堂的天之骄子们融在一起，所以很少在宿舍里待着。这样，几乎和大家没有交流。

打倒“四人帮”，除旧布新，思想解放之浪潮汹涌澎湃，孔夫子也恢复了本名，不再被喊成“孔老二”了，真实的历史渐渐从铁幕后面走出来。我们是历史专业，大家知道了革命历史以外还有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以外还有世界历史。而且历史也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得头，有辉辉煌煌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为证，还有《资治通鉴》等等。人类古文明也还有埃及、古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罗马等等。风气新开，传统的、僵硬的思想教条受到了冲击，观念上固有的思想是唯一还是之一，在高校校园里激荡得尤为激烈。这种激烈也在小小的学生宿舍不时爆发。走近学问殿堂门口的我们躁动着，思考着，过滤着，甄别着，筛选着，重塑着。

有一天晚上熄灯后，这样的辩论又开始了，深入的话题是“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思想？”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战。一人一句，就是七八句。一人两句，就是十五六句，热闹得很。

我觉得问题太过初步，一直没有发言，静静地听。争论到最后，持“唯一论”者只有一人——我下铺的张天明兄弟。他大声宣布：“凡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书，都不是好书！”这个绝对的敏感性结论，一下子抢占了舆论高地。虽然谁也不能同意，但谁也不敢质疑。

那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如果细听，可以觉出从被窝缝隙挤出来的丝丝嘻笑。大概天明兄弟也感到并未获得全胜，而且危机四伏。突然，他冲着我身下的床板吼道：“老大！你说说！老大！你说说！”  

我不能不说了。

我缓缓问天民：“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是好书？”

天民答：“当然是好书，伟大的历史巨著！”

我说：“请你打开《史记》，找一段毛主席语录。”

天民一听，气得一骨碌翻身下床，拳头狠狠砸向我的床帮，并张开腿踢向床腿：“老大！我孙！老大！我孙！”

屋子里爆出一片笑声。

我在第二个宿舍里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练写毛笔字。每天吃过午饭是午休时间，从饭后到正式上床入睡，有一段洗洗涮涮的衔接期。这期间，七八个人各有各的忙乎，即使躺在床上，也还是你一言我一语，不能马上入眠。我觉得这个空档浪费掉可惜，于是，就在这一二十分钟内练习写毛笔字。那时，我手头有本《三字经》小册子，颜体字，如豆大，端庄秀丽，我就每天照着它写几个。虽然我要求自己绝不影响大家休息，但这毕竟不大合群啊。然而从始至终，没有一位室友表达过不高兴，有时还啧啧称赞几句。

现在想来，真的很感激他们。我是把字写在旧报纸上的，毕业后的好多年，想起了姚晓玲同学当时负责报纸管理的认真劲儿，忽然觉得更对不住人家晓玲。我的练字，一定是误伤了她的工作的。

第二个宿舍的最大烦恼是人多空间小， 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憋屈，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校情使然。但生活是舒心的，即使再憋屈，也是自己的窝，没有在别人房檐下讨生活的屈辱。这段生活，对我日后“家国情怀”之长成有很大帮助，它让我理解了“家”的重要。一个人不能没有家，没有家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再伟大，也很可怜。

在第二个宿舍里，我也闹过一出笑话，一出只有自己知道的笑话：

由于我的床板是临时急凑，用新豁的木料钉的，所以被褥常常是潮湿的，不得不隔几天搬出去晒太阳。那两栋宿舍楼几乎住着上千号学生，楼前楼后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不多的几棵树之间，全都拴了绳子，晒着被褥，重重叠叠，密密麻麻。我拿着绳子出去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发现剩余的空间。我只好早早起床抢占“高地”，但这个办法很快失灵，有人比我起得更早。为此，我苦恼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得到启发。我发现有人趁中午午休，把行李晒在大操场的单、双杠上，顿时茅塞顿开，我也晒到操场上去。

那天晚自习后，我回到宿舍，大家都已就寝入睡了。我轻轻爬上床，进入蚊帐，眼前的景象令我大惊失色——被褥一件也没有了。我不禁恐惧起来，坐在床上思前想后。首先排除了失盗，因为偷盗行李没有必要。况且上高铺来偷盗舍近求远，不合逻辑。莫非是大家跟我开玩笑？也不像啊，一个个睡得沉沉的，无丝毫迹象……我怎么也理不出头绪，直到后半夜囫囵吞枣地睡着了。好在晋南的天气不冷，一夜无碍。

第二天，我在楼门口贴出《寻物启事》，就在当天，体育系贴出《失物认领》。有人看到正、负两个启事，告诉了我被褥的下落。后来想想，一定是我晒的被褥影响了下午体育系同学上课，人家给收拾起来了。

唉！我那时智力下降到了健忘、失忆、失眠的程度，濒临痴呆的边沿，室友们对我非常照顾。

（三）我的第三个宿舍

我的健忘、失忆、失眠越来越呈加速度发展，白天昏昏沉沉，怠倦无神，有时心悸、心慌，几乎维持不了正常学习，有一种水深火热的难熬。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

临近毕业，宿舍斜对面出现了一间空宿舍，大概是77届毕业生78年春季离校时留下的。忘记了是谁的恩惠，让我搬了过去静养。

同时搬进来的还有刘云同学、吉明泽同学，两位也是睡眠障碍症。他俩年纪很轻，白白净净，都是高挑的个头，明泽更清瘦一些。

我的新下铺叫张乐年，小我几岁，党员，是班里的新任团支部书记。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上面派遣的临时党代表，因为我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病需要疗养，不过，我也没有发现他此官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乐年很随和，常常表达出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亲和力。按说我是班里的另类，管理我，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那么容易。我会服从，但不会盲从，更不会驯服而从。然而我在乐年的非管理中，自我管理得非常理想。现在想来，乐年那小子真是有一套。

乐年个头不算高，玩笑开得既到位，又得体。既锋芒刺激，又让人能接受，而且愿意接受。譬如他曾当众揭露我的“不轨”，说：“某某同志上学期声明有件上衣找不到了，光着膀子好多天，而且也不洗脸。过了一个暑假再开学，发现床下有一只脸盆，里面泡着一只衣衫。那个味道啊……”人们听了哄堂大笑。我只得承认，恍然于自己丢三落四，失聪失忆，同时心存愧疚与感激。感谢乐年把这么大一个荒唐当成玩笑处理，无怨无恼。由此，我也放开胆子，展开了对他的反击，当然也是善意而友好的一击。

我发现，我被乐年俘虏了。他的真诚、善良、大度、包涵与智慧、风趣，渗入了我的潜意识。我觉得，下铺这个“官”，可以不设防，所以，对他出于公事责任所发出的要求和指示，我无条件地带头执行。

我们这个新组成的宿舍成员不多，轮流值日之周转就快速起来。那时午饭和晚饭，大家都端着回宿舍吃，然后需要喝水，但这个时候下楼去不很近的锅炉房打水，实在是一件能推则推的难差事。往往此时，我一边提水壶，一边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出门，下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也成为乐年攻击我的绝好材料，他提起水壶，先喊一声：“某某同志啊——”然后唱着“学习雷锋”下楼去。

乐年接任团支部书记时，我已到了出团年龄。入团有入团仪式，出团不知道有什么手续和规定，反正为了我的出团，乐年郑重其事地办了一个仪式，全体团员参加，团领导讲话等等，办得有模有样。我曾想，我恐怕是天底下唯一受此殊荣的团员，所以，我一直记着我这位“出团介绍人”。

刘云同学是典型的慢性子，说话缓缓的，也爱开玩笑。他开玩笑时，常常在玩笑话后面再加一句后缀性解释，意在表达“这是玩笑话，没有恶意，请别误解。”这种善意的担心，让人直接收到了他的善良。由于他的小心翼翼，他开的玩笑没有刺激性和冲击力，所以只保留下模糊印象，没有十分具体的个性化例证存储。我常在心里说，刘云兄弟啊，请别活得这么累！

吉明泽同学与刘云同年，不怎么开玩笑。他总是让着人，只怕别人受伤，也是一个善良的种。他说话不紧不慢，用心地表达完整，让你听明白。他的眼睛正视着你，你会感觉到那话是发自内心的真。他不用夸张句，也很少用比喻句。没听过他说设问句，也没听过他说感叹句。他的话听起来的确缺少一些激情，更不会澎湃激昂，但你会放心地得到真诚和本真，他告诉你的东西，用不着再求证。

乐年、刘云和明泽给我的共同印象是，都有文学天赋，时不时迸发出文学的亮点，而且更显内秀。

大概在后期的后期，“老二”范玉生也挤进了我们“疗养室”。他可真是没有什么病，壮得就像老虎，但我们也没有觉得他抢我们什么风水，因为他带来了另一种欢乐。

我的第三个宿舍组合时间不长，那里面，活动空间明显宽松了些，我们的睡觉质量渐渐得到改善；那里面，承载着常可回忆的轻松笑声，不知不觉，我从健忘、失忆、失眠、心慌、心悸的下滑道上缓停下来，开始回归性修复。我发现自己渐渐正常起来了。

难忘的疗养室！

多情的病号房！

2018年6月22日

2020年11月23日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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