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丁东：被诬要杀党人的大"右派"葛佩琦上访记

丁东等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丁东，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原题

葛佩琦上访

今天，人们已经很少提起葛佩琦这个名字。但在1957 年，他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时的舆论宣传他是一个主张杀GC党人的大 “右派”。其实，这是一桩冤案。

葛佩琦原来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 1935 年参加 “一·二九” 运动，1936 年当选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38 年加入共产党，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之后，作为秘密党员，在国民党军队担任少将参议，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有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证明葛佩琦的党龄，但找不到单线联系人赵耀斌，葛佩琦便成了党外人士，他心里当然不快。

中年葛佩琦

1957 年 5 月 24 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的他在党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说： “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 1949 年差了十万八千里。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的生活。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GC党，杀GC党的头。”

他的话被断章取义登报，使他成为全国声讨的对象。他被划为 “右派” 分子，关进监狱，于 1959 年 6 月 29 日判处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

直到 1975 年冬天，全国人大决定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释放，他才重归北京，蜗居在大杂院中的一个八平米小屋里。

1978 年， “右派” 改正工作在全国展开。葛佩琦找到人民大学要求改正，遭到冷遇。他只好到中组部上访。在中组部信访处接待站，葛佩琦报上姓名，接待人员说，由领导干部接见他。

两天后，葛佩琦见到了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郝一民进门就和葛佩琦握手说： “葛佩琦同志，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中组部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要认真复查。

1979 年 4 月初，葛佩琦去人民大学询问，得到的说法是，他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为他平反。

1979 年 11 月 12 日，人民大学党委派人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葛佩琦无奈，只好开始新一轮上访，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都跑遍了，有的还去了多次。答复是：阻力太大，爱莫能助。这时，人民大学原党委常委李逸三给他出了个主意：上访胡耀邦！

1980 年 4 月 2 日下午 5 点，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耀邦家，按了门铃。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干部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 葛佩琦把一封申诉信递了过去。

干部说：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给他。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葛佩琦说：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干部说：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 5 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那位干部交给他一个大信封，说： “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回家后，拿出放大镜，从信封中看到了胡耀邦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此后，陈野苹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具体负责此事。但过了半年多，仍未见人民大学的答复。

山穷水复疑无路。一向同情葛佩琦的李逸三又在 11 月 20 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反映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信中说，自己是葛佩琦 1957 年发言的当事人， “当时葛佩琦说的是气话、刺话，批评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冷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葛是 1938 年入党的党员，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1949 年解放至1957 年，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搞地下工作时的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1957 年划 ‘右派’ 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齐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他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北京市委迟迟不批。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不睬不理。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被压在 ‘右派’ 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 ‘右派’ 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

李逸三资格很老，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参加者，是洪湖苏区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信引起胡耀邦的重视，瓶颈终于突破。八天后，1980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结案结论。 12 月 10 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宣布 1959 年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1982 年 1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重新做出复查结论，撤销划葛佩琦为 “右派” 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待遇。 1983 年 5 月 23 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做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党籍，党龄从 1938 年 7 月起连续计算。

1993 年 1 月 13 日，葛佩琦因心脏病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原载《湘声报》2011 年 11 月 4 日

晚年葛佩琦

附：

葛佩琦及其冤案始末

葛佩琦（1911.9-1993.1）,原名葛畔珩，平度淖泥沟村人。幼年家贫，农忙时放猪放牛下地劳动，农闲时上私塾读书，之后就读于县城知务中学附属小学、黄县崇实中学。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学生召开大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激怒了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他由黄县挑着行李和书籍经天津到北京，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并于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24岁的葛佩琦，身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率先同许德珩、朱穆之等进步人士一起，参加了运动。12月16日，他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因此被逮捕，后被学校保释出狱。

1936年1月，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募捐，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声援南下同学。为了保存这一支抗日救亡力量，共产党员蒋南翔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葛佩琦成为“民先”成员。

1937年6月，葛佩琦在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7月，“卢沟桥事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各大学医学院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在中共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战救亡工作。10月8日晚，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蒋南翔等5人以“滋事学生”之罪名，被再次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出狱后，葛佩琦到洛阳。1938年7月，经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及官兵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从此，他便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为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他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发现宋有率部当汉奸的迹象，便远途跋涉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经过他的工作，使已投敌的新编第七军率先反正。

1942年春，葛佩琦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每天将通过商丘的日军车次数、去向、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军用物资数量，通过秘密电台及时报告给西安地下党组织。同年,遵照党的安排，他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

1943年夏，葛佩琦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到上海后，他婉言谢绝了杜夫人留住公馆的邀请，住进一位党的地下联络员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派王牌军进入东北，由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党中央为尽快建立东北根据地，派葛佩琦先后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作掩护，负责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将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材料，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传给中央，成为我党深入虎穴的一把尖刀，被称为“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联系人李年和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斌先后被捕，他从此断绝了同党的联系。

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葛佩琦只能去沈阳市政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他只得先回北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中句，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以为革命战争已胜利，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现在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顺理成章。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等书。

与此同时，从1951年2月起，葛佩琦几乎每月都要找党总支书记，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始终没有解决。

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葛佩琦由于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他在人民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措词激烈的讲话。

葛佩琦的发言，被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刊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指名道姓登载批判葛佩琦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葛佩琦反共论”。就这样，葛佩琦成了妇孺皆知的“大右派”。

这年12月，因葛佩琦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予以逮捕，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整整18年，葛佩琦饱尝牢狱之苦，直至1976年，他才回到北京，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斗室，苦度余生。

由于葛佩琦是“国民党少将”，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尽管他再三申诉，都无人置理。

百般无奈时，他想到了胡耀邦。1978年底，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了解葛佩琦的冤屈之后，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同志接待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宣教干部局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胡部长本来要接见你，事不凑巧，今天他开会去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12月27日上午8时，葛佩琦再次来到中组部，接待他的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对他非常热情，亲切地称他为“同志”。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的干部第一次称他为“同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郝一民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

葛佩琦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之后，提出了三点迫切要求：一、请求恢复党籍；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根据郝一民的提示，葛佩琦将自己的经历和要求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中组部，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他答复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葛佩琦望眼欲穿，整整等了7个月，“研究研究”仍无结果，他不知道他们要“研究”到何时。

葛佩琦急不可耐地等待到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结论”上写道：“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叫苦不迭，但痛下决心：我要继续申诉！

葛佩琦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把他的申诉材料也给退了回来。

在葛佩琦申诉遇到重重阻力，“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他向原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逸三求援，向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李逸三接到葛佩琦的来信仅两天，就展纸挥笔，向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

葛佩琦决心要亲自见见胡耀邦。1980年4月2日，暮春的北京，万树吐绿，百花争妍。葛佩琦带着申诉材料和写给胡耀邦的信，来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门口。当时胡耀邦不在，他把信留下。

胡耀邦在夜深人静之时，认真地看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前只在中组部找他的组织关系，看来不行，必须到中央调查部去找。于是他直接请原任调查部负责人的罗青长协助查办。罗青长在调查部保存的延安有关档案中，找到秘密党员葛畔珩的名字——葛佩琦的原名。同时，胡耀邦对葛佩琦的申诉材料给予了批示。

次日下午，葛佩琦如约来到了胡耀邦的家门口，刚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将一个牛皮大信封交给他并关切地说：

“胡耀邦同志给你批好了，你拿着这封信去中组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用颤抖的手接过竖写的大信封一看，只见右边写着“中组部”3个字，中间写着“陈野苹副部长”收，左下方落款是“胡耀邦”3个大字。

葛佩琦大喜过望，怀揣大信封赶忙回到大杂院自己的斗室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刚劲有力的亲笔批示：“请野苹同志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葛佩琦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在匆忙中，将申诉信落款时间写成了“1980年3月2日”，而胡耀邦用红铅笔把其中的“3”字改成“4”字。

虽然葛佩琦未能见到胡耀邦，但从他的亲笔批示，特别是一字之改，可见胡耀邦办事何等严肃认真，对工作何等负责任！若干年后，每当忆起胡耀邦为他平反冤案，他总是喜不自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深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没有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识和勇气，就没有他葛佩琦的今天！

果然，自从有了胡耀邦的批示后，中组部加快了复查葛佩琦案情的进度。三年闯三关：

第一关，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第二关，1982年3月18日，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第三关，1983年5月23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算起。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胡耀邦逝世后，葛佩琦悲痛不已，来到胡耀邦家庭灵堂，献上了和着血泪写就的挽联：“哀悼胡总，为党尽忠效力六十载；感谢耀邦，给我平反冤狱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