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三届] 杨帆: 与北大擦身而过, 我上学心切“闯关东”
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
原题
作者：杨帆
1977-1978年邓小平作为副总理主动请缨抓教育，他马上能做的是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表面文章是如何招考大学生，实质上面对的是1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以老三届为核心的历届毕业生，近1800万人上山下乡，娶妻生子，在农村和兵团安家落户，实行推荐制度上大学已12年，积压了12年的毕业生不能参加高考，许不许这12倍的青年报考，能不能保证照分录取，学校有没有扩招条件？对国家能力是巨大考验，说实话任何政府都很难解决。
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以后，我去找一位中学领导，他给我泼了一大冷水：恢复高考主要是在校的高中生，老三届过了岁数，怎么考啊？你们劳动10年功课也都忘了啊。
我说，没忘，我坚持自学了8年，学完了高中所有功课，就等着改变命运这一天啊！再不解决也太不公平了，真的要 “ 牺牲一代人” 吗？
这位领导摇摇头说，即使允许老三届报名，25岁以上招收极少。他反映了当时教育部门的真实想法：明知不公正，却想迁就现实，历史是无法补偿的，让老三届永远付出这个牺牲。赶上你，算你倒霉。是邓小平最后拍板：允许老三届高考，随后在1978年的高考报名中，取消了政审条件，包括不计出身，不计思想政治问题，把单位领导和人事干部气坏了，他们不喜欢爱读书的青年，挑选自己喜欢的人，推荐上大学。
我是老初二。15岁就被停了学。插队加失业2年，在工厂做工8年。后5年提拔到科室。我所在的宣传组紧靠车间，每天冲床轰鸣震天动地，我能在那样环境里， 抽空读完三角几何， 天知道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每天回家，我就大量看书。这在家自学的动力和能力，是小学和初中八年教育培养而成的。我非常感恩于我们的小学老师，能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自学能力，使我们能在被停学10年的逆境中，能坚持自学。
高考三天共五门，我骑自行车从西单到西直门半小时，考完回家吃午饭，躺一会又去考场，母亲破天荒给我做了两天炒鸡蛋。考试完毕我被留下座谈。一女士尖锐批评恢复高考，说自由报名不行，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不能去，这样随便考大学对日常工作有冲击，造成人心不稳。我当时是工厂团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宣传干事，工人理论队伍成员，说话很硬气，狠狠反驳她一句，你是管人事的吧？你不让别人来，你自己为什么要来？因为你出身高贵吗？
考完后，我咳嗽发烧一月不起。许多人在考完以后都大病一场，真是脱胎换骨啊！等消息两个月坐如针毡，度日如年。
表弟姚锐跑来给我报分，说我考了338，上大学没问题。我报的是北大历史系，北大录取线是320，但历史系在京只取5人，优先录取25岁以下的，我26岁，没有被录取。因报了吉林大学为第三志愿，就被分配去了。
1977年老三届报名的有600万，只有20万被录取。大批25岁以上学生落榜，我四中同学董焕亮考了356分，他去市教育局上访，在教育局长李晨那磨了三个小时，看到无数上访青年，真是哀鸿遍野。李晨是个好人，文革前就是北京市教育局长，1966年在中山公园批斗会上，是他亲自培养的四六八中学生，用大皮带拼命抽他，打得皮开肉绽。
正是他们这样的老干部向上反映情况，不顾教室和宿舍紧张，允许扩招走读，降低录取分数线，取消年龄限制，北京大学放到300分，但我已被吉林大学录取，可不去半年以后再考。我上学心切，义无反顾地去了长春，在吉大7年拿下了世界经济硕士，又携妻带子去天津开发区4年，11年后才回北京。
恢复高考，实质是打掉超阶段的“结果平等”，回到现实的“规则平等”， 拯救了老三届其中一部分最为意志坚强，刻苦奋斗，有学习精神，智商高的人。国家给了优惠政策，工作满5年上大学可带工资。
1977年许多青年因出身和政治问题不能报名，78级在半年以后按时招生，彻底取消了单位对报名限制，取消了对出身和政治问题的考察。77级扩大走读，夹杂了许多地方官员子女，大走后门，学习素质反不如78级。
高考最大受益者，除去下乡知青，还有农村民办教师，他们有文化底子，高考一举翻身。我当时就感觉，文革期间左倾这么厉害，农村民办教师制度却一直坚持下来，无论多么穷都要上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办教育和义务教育制度，为中国保留了文化教育的基础。
恢复高考最大的连锁反应是：大部分考不上大学的老三届，感到了不公平，必定要回城。当初走一个，带回来妻子孩子三四个。家里弟弟妹妹大了，房子太小，不希望他们回去，当年哭天抢地的送别已成历史翻了篇，感情已淡漠。家里人说不出来的话就是：你们不属于我们这个家了，还回来干什么？这些知青欲哭无泪。回城以后又要重新找工作，又要上电大，以后又下岗。
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的落实政策，从农村包产到户，恢复高考，知青回城，给所有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平反，清理档案，成就极大。邓小平有明确理念，发展和改革都要承认历史，补偿受损者。不仅补偿老三届，且补偿了建国以来28年绝大部分受害者。我认识秦皇岛中学付老师，为自己少长了一级工资，给邓小平办公室1年连写8封信，得到批复，当地政府马上就办理了。
20世纪80年代改革，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值得我们怀念。
作者：杨帆
写于2008年11月25日
1986年12月25日，全国开发区首次开发区研究工作会议（天津）。本文作者二排右3
这是20年前的一张照片，全国首次开发区研究工作会议，一批立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当时的天津开发区与蛇口，被称为南北两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民主实验的先驱。我带着太太孩子，把三个北京户口变成了塘沽户口，全家从北京迁往塘沽，为了中国的开放和民主改革奋斗了四年。我和张炜设计的民主评议会，区分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具有弹劾权、质询权，《深圳特区报》以红字大幅标题称之为“天津开发区的下议院”。
我以全票竞选为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主席。我们设计的民主评议会，在理念和制度上一举超过蛇口，他们是选举制，我们是任命加弹劾制，一南一北成为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两颗明星，像流星那样短暂且耀眼。人的一生多么短暂，但身逢历史巨变，人的活动就能够创造历史。
这张照片是我刚刚得到的，是沈奎从箱底翻出来的。当年的沈奎（三排左3）和闻慧勇（最后一排），是广州开发区研究室的代表，我的小兄弟。当年我们每年来往两三次。我去广州开发区，下火车后在路边招呼大巴到黄浦，沈奎在路边接我，坐农民的摩托车进入，回来时沈奎送我到路边招手，坐大巴回广州。塘沽连摩托车也没有，我多次用自行车去火车站驮客人，要骑40分钟。
我们这一代是最先突破户口和人事制度限制，自己投奔特区和开发区的，这是真正的个人自由，是那种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投奔改革开放实验场的自由。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高校，我没有报到，他们拖了一年才放我走；天津开发区不能开工资，我去深圳中国银行工作了四个月。还是深圳开放，可以先发工资，以后再转户口档案。我放弃北京的工作去特区工作的消息，在母校产生很大影响，几乎每天有人来深圳找我，有人住在我宿舍的地上，大约一周，找三四个单位，开出接收函后然后回去。后来我在深圳遇到一位海关官员，他向我道谢，说是我同学徐敬亚（诗人）的亲戚，当年在我屋里睡过地铺，我却记不得了。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我研究了两币流通，成为以后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我在所有讲课中称之为“中国智慧”。后来，天津开发区的一位朋友郭保平再三转达了领导人张炜的邀请，说他们申请到政策，先借工资给你，以后转关系再还。在深圳和天津开发区之间，是很难选择的。多数人认为大环境更重要，但我最终选择了“领导人”的小环境。
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短期对、长期不对。我和张炜以四年心血创造的民主评议会，只有一年的寿命，随着张炜的调离就夭折了。我退回到北京的国家机关，再退到学术教育界。这是我的性格悲剧和教育悲剧。
我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深，抱着儒家知识分子忠君爱国，结果被人以组织的名义排挤、耍弄多次，直到这次被学校某些领导停职，我仍旧还是坚持“相信组织”那一套理念。最后，还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忍无可忍，硬给捅到了网上。社会舆论对我支持的热度超乎意料，是对我一生坚持理想主义改革的承认。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
我在天津开发区工作四年，做研究所所长，收留了几个“黑户口”。北京大学胡茂根分配到北京高校不去，跑过来当了科长，又去海南，后来拿到农业部的补贴，到云南搞农业项目，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他的同学张军投奔他，无人理睬。我太太在党办工作，告诉了我，便收留他到研究所，苦熬四年才从北京把关系转过来，他现在是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兰州大学毕业的池长贵也是我收留的，现在是社会局长。当年的天津开发区何等热闹，大多数人是充满改革理想自己跑来的，先借工资后转工作关系。集体行动冲破束缚，最终赢来国家人事制度改革，人才流动慢慢地实现了。
我经常怀念那段充满理想主义的时光。如果大家都不走，坚持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的是，人才流动没有止境，大家不会聚集到那里而停止下来。1989年改革严重受挫，大家被打散了。许多人流动到海外，以至于我到蛇口一个熟人也找不到。
沈奎坚持下来，成为广州开发区研究室主任。我在云南找到了武克刚，在北京找到了徐景安、陈ZM、李盛平；金岩石从美国回来了。这些参加80年代改革开放的老朋友，仍旧保持当年的“理想主义”色彩。是90年代以后的社会世俗化和利益推动，才真正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但作为先进分子，坚持理想主义是必须的。没有真善美的追求，就不能称为“精英”。
1985年小平视察天津开发区，张炜汇报说三年以后产值可达到3亿。小平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23年后广州开发区年产值3000亿，有了高科技基地，广东省劳动密集型产业滑坡，独有开发区产值利润继续增长。我们当年的理想，在物质方面超预期实现了。
我们的理想在制度改革和民主方面，在精神文明方面还远远没有实现，我们现在竟然不得不为维持社会道德底线而斗争。在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要做的，不是吹捧经济繁荣和GDP，不是堕落成为利益集团瓜分国民财富的工具，而是要唤醒80年代改革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化，遏制中国社会不被横流的物欲、造假和腐败淹没。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不是在自由中升华，就是在自由中堕落。我看，在80年代升华的多。
北京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