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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陈国恩：离家花了两分钱，回家漫长22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陈国恩，1951年生人，初六七届。1969年插队延安当农民，1973年进厂当工人，1978年准备参加高考时未获批准后开始教书，1988年进入出版社工作并就读毕业于人大二分校业余大学。先后著有并出版巜中国古代德行新典》巜中华传统美德青少年读本》巜自古英雄出少年》等书籍，退休后著有《开卷有益》上下册等。
原题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的北京四中初中同班同学杨帆正在写回忆录，邀请我写一写当年离京回京的过程，因为他知道一些我的苦难经历。我本不想再去打开这些痛苦的回忆，但杨帆说动了我，为了给后代留下我们所处年代真实的资料，我们应辛苦一下，哪怕再难受一回。
01
在整整50年前的1968年秋天，树叶开始掉了，冬天快来了，我们这些17岁的初中生都在彷徨之中，红卫兵们失去了以往的斗志昂扬，其他派别的同学也都不再意气风发，都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里。随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的发表，上山下乡终于拉开了大幕，原来是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4年进入北京四中上学以来，我们也曾下乡劳动3次，通过与“贫下中农”的接触，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各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在大家都茫然之刻，第一批去内蒙古开始报名了，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晋美和梁春生去了。在当时，除了出身没有问题的几个同学当兵去了，这是我们班最早离开的两位同学。
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些小绵羊将被这场风暴席卷到何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都要插队，而且一批比一批地方更远，当时在校掌权的“工宣队”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再加上当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全班同学没有几个家里没“事”的了，我们班陆丹丁、郑钊和我三人决定去内蒙古投奔晋美、梁春生。晋美他们插队落户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号大队，从北京乘火车一夜便到，我们把行李都带上了，可见决心之大。
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到公社告了一状，说陆丹丁是“联动”分子，郑钊也是老红卫兵，这样的人不能要。按现在说法，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可是当时公社还是很重视的，派民兵把我们三人押解出境，行李都来不及托运。我们心情不好，到呼市玩了几天，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回京再做道理。
从内蒙古铩羽而归后，插队第二批山西的也准备出发了，我们也错过了这一拨。我们班山西去得最多，一共有十几个，其中现在知名的有刘源、杨帆等。临行时我去车站送他们，车站人山人海、哭声一片，车一动我班一个同学的母亲晕倒在地，真是惨不忍睹，我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杜甫的诗句《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真是生离死别的场面，看到想到这里我有点不想走了，我真怕我们家人受不了这样的情景。
随后有一天在校园里，我和郑钊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要我们报名去第三批的陕北延安。我们俩也不想越走越远，内蒙古也好、山西也罢，都是一夜的车程，钱不过10元左右，相比之下延安就太远了，我们俩就找借口不去。郑钊说家里被子不够，工宣队一人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5口。问他父母一共挣多少钱，他也没敢撒谎，说300元。那个人一听就急了，说一个人都60元了，你是捣乱。那人指另外一个工宣队员说，他一家子4口人，就指着他挣40多元活，你这个条件必须去！
接着又问我，我说父母年纪大了，我在家最小，自然，在他们眼里，这也不是理由。
说到父母，我说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律师、法官，那时不像现在，律师和法官可以互换，想干什么干什么。1949年后父子二人都因是“旧司法人员”而失了业，祖父老了就不再干了，父亲在政协系统的民主建国会工作。律师这个职业现在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了解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反动政府的人。其实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民事律师，只管经济、婚姻、继承之类的案件，连刑事案件都不理，更遑论政治！即便是这样的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难逃挨整的厄运。
我父亲当时关在政协的“牛棚”里，在工宣队找我谈话后的一天，他奉命到四中开家长会，显然是工宣队通过单位给叫来的。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被允许回家住了一个晚上，让他给我做工作，报名去延安。
晚饭后，他说要找我说说话，然后却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却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早当家！我明白他的处境和心情，顺从工宣队的意思劝我报名去延安，内心怎忍亲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如果不劝我报名，在他已有的“罪名”之外，会再加上一条“对抗上山下乡”罪。
我看到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这位曾经无数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言的大律师，此时却哑火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便主动说，爸，我明天去学校报名。我父亲听后喃喃地重复道，去吧去吧。就这样我和郑钊及班里的其他四位同学共6人“自愿”报名去延安插队落户，成为千千万万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在随后几天要办理有关的手续，我去西长安街派出所销户口，办完之后要交两分钱手续费，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两分钢镚停了一下才撒手，知道这一撒手我就不是北京人了。
当时人小，哪里想得到要想再回来，不要说两分，就是两块元、两百元，也回不来了！为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力指的是势力），没钱没力的出卖肉体，从此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内，一直上演着一出出回城大戏，直到上个世纪末。
我是1969年2月2号离开北京赴延安的，阴历我记得是腊月26或27，许多家长向工宣队反应，要求让孩子们在家过了节再走，当然这是徒劳的。
2号的火车是7点左右发车，需要在5点就起床，我由于头一天发泄似的“造”了一天，2 号早晨起不了床，我哥哥叫了我几次都无效，他没办法的说：“快起来吧，你这样子妈就更难受了”。听到这话，我马上翻身下床，收拾出发。
我哥送我到北京站，不等发车我就叫他回家了，不要再等分别时刻，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最心慈面软，受不了那样的场面。随着一声长鸣，我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涯。
02
经过三天的行程，乘火车到了铜川后再转汽车，先到延安住一夜，再坐汽车到延长县。我插队的地点叫安沟公社北阳大队。我们所乘的汽车不是现在的大轿车，而是大卡车加了个帆布篷，天下着大雪，行驶在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盘山道上，真是吓死人了，把眼一闭，一切听天由命吧。
到了队里就过春节，尽管老乡们对我们倒是很热情，但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是出乎我们的想象。
队里四五十户人家三百来口人，没有任何与现代能挂钩的东西，照明是点的小油灯，吃水得赶着小毛驴到四、五里山路的沟底下去驮，而且不是没有限量的，每户人家根据人口多寡，或三日、或四日驮一次，队里对知青算是格外开恩，一日一次，这样来的水只能供吃喝，任何洗漱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且由于燃料紧缺，我们只能喝蒸锅水，不可能另烧开水喝。
多少年后看到毛泽东和梁漱溟先生在政协会上互怼的文章，梁说城里的工人是九天之上，乡下的农民是九地之下。我想以我们的北京生活水准应该在九天之上的工人之上，而我们在陕北的遭遇还在九地之下的农民之下。这种反差实在太大令我们真是受不了。
拜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王兆骥老师所赐，他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没什么问题可揪，当时在学校工宣队的领导下负责送我们下乡，他为我们班挑的这个队还算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我们队距公社5里、距县城25里，不算是深山老林，在当地是富裕的大队。后来他以北京四中的党委书记身份退休，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北京赴延安插队的知青有三万人，跟当年红军到陕北的数量差不多。一个贫困的地区，容纳这么多的“掠食者”，负担的确是大。知青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打架的、抢劫的、胡搞的比比皆是，有的村庄被知青把鸡都偷吃完了，全村闻不到鸡叫。老乡们说，这伙知青比当年胡宗南厉害多了。
当时知青中和北京方面都流传着一句话，说北京学生集中插队的三个地方，叫内蒙土、山西洋、陕西都是大流氓。
随着方方面面的反应，延安的混乱和落后震动了北京、震动了高层，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北京召开了对延安的支援会议，一是干部支援，有知青的每队派一名北京干部带队管理，二是物资支援，集中一批农机支援延安。
我们队来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陆应海，他是上海人、北大毕业。他爱人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马俊英，也同时来支援延安，分在了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在当时也传为佳话。后来他们的孩子取名就叫陆京延。
这时，村里的知青已经“八仙过海”地开始走了，我们班只剩下我和赵惠泳两人了，又从别的队转来了四个四中高中的。不得不说，四中的学生大一年是一年，政治上比我们“成熟”多了，这一点我在内蒙古就早已领教了。四中的学生还是有基本修养的，伪装进步唱高调的有，打架斗殴的还真没有，我们公社之内，没有胡搞乱来的，老乡们都说是烧了高香了。
我在队里这时负责“机器”，凡是有“机”字的东西都由我管。我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本事”呢，还要从1964年说起，当年我上四中后，课外干些什么呢？当时有三个去处，一是景山的北京少年宫，学下棋什么的；二是什刹海体校，蓝排球游泳；还有就是北海的少年科技馆，顾名思义，就是涉猎一点科学技术初步知识。我就考进了“航海”组，航海组有三项主要活动，一是练习划舢板，二是开摩托艇，三是驾驶停靠在“五龙亭”前的“少年先锋号”小轮船，
当时去过北海的北京人都知道这艘船。划舢板是我很快地有了6块腹肌，还向同学们炫耀过，而摩托艇和小轮船使我了解了什么是内燃机，什么叫四冲程，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区别是什么，正是有了这些知识，使我在队里成了“机器大拿”。简单地说，当时队里的什么铡草机、粉碎机、磨面机、轧花机、抽水机、脱粒机等等还有拖拉机，都是我在掌管着，好像是队里的“总工程师”。
最为让我骄傲的是，我主持了队里的“水上塬”工程。前面说过，我们喝水锝用毛驴下山去驮，当时搞“农业学大寨”运动，县里定了几个“水上塬”的试点，我们公社也有一个。我们的大队长问我能不能搞，我也年轻气盛说行，就这样在那些定点队都在“等、靠、要”之际，我们队自己开始搞了。
我又是设计师又是采购员，一个人担负起了整个工程。为了掌握相对高度解决水泵的扬程问题，在没有测绘工具的情况下，我竟然跑到县武装部要求查看军用地图，搞清楚等高线。有一个大约30岁的解放军干部接待了我，他为我的精神感动，竟然满足了我的要求，从保险柜里拿出军用地图，帮我找我们队的位置，帮我查看帮我计算。真是得谢谢他，愿此人现在幸福安康。
因为有了相对高度，我们购买了相对合适的水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队成了附近方圆几十里第一个引水上塬的大队，结束了自古以来人担驴驮吃水的历史。这套系统至今还在使用着，只不过更换了有关设备。
当时队里对我评价很高，有人提出给我12个工分，当时全国农村都一样，男性劳力满分是10分，我早已是满分劳力，他们说我一个人顶几个用，给12分并不多，被我坚决地推掉了。
当时我的几个四中高中的学长们，也正在队内外大讲什么“作‘铁杆’扎根派”，正在带着社员大背“基本路线”，都在以自己习惯和方式表现自己。我虽然嘴上没唱过高调，但在行动上却唱出了一曲高腔。
这件事现在想起来，也确实挺值得骄傲的，一个19岁的初中肄业生，独自挑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的确是凤毛鳞角，值得一生为此骄傲。
大约1972年初，有一个招工的机会来了，石油化工部的人带着一份有十几个人的部内子弟名单来我县定向招工，去咸阳的一个部属工厂，其中有一个人刚刚当兵走了，空出一个名额，承蒙北京干部老陆他们抬爱，就让我顶上了，当天晚上便赶到了县城。
也是命里注定，那天我到了县城，找到了县招待所躺下就发烧了，晚饭都没吃。大约8、9点钟的时候，招工的人进了我们的屋子，他不知从哪里吃喝回来，其他名单内的知青们都迎了上去，问好的、敬烟的、点火的围成一团，只有我躺在炕上没动。招工的那个人就很不高兴，一会他拿出招工表让大家填写，最后到了我这儿，他说你就是那个顶上来的呀，一副瞧不起的样子。
我正在发烧难受就没理他，他倒是把表给了我，我也开始填。后来又听他对别人说，不是咱们部内的子弟还挺狂，我一下子怒了，走到他跟前说，我不沾你们的光，我不去了！当他的面把表给撕了，他们都楞作一团，好像看到了外星人。
我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返回队里。其实我不去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队里那个一贯鼓吹“铁杆”扎根延安的、在队里干活挣7分的在四中很有名的高中生也在名单内，我有点耻与他为伍。加之招工的这个人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督邮”，自然的就被我这个“张飞”给“鞭打”了。我最受不了的是他那救世主的面孔，好像是来挽救我们来了，我让你认识一下什么叫大爷！
其实平心而论，那个厂还是不错的，守在铁路线边上，回家最方便。我还没走回到队里，电话就已经打回来了，又被叫到公社询问了一番，北京干部主要是批评我浪费了一个好的招工名额，补别人也来不及了，我还暗自得意，所举震动了一片！
这样到了1972年末，我们队的老陆私下找我说，年底前又有一大批招工，先近后远，先招县城的，再招延安的，最后是陕西汉中三线工厂，是三机部的012 基地，你想好了去不去、去哪，别再捣乱。
这时我已经在大队通过了入党并上报了公社，大队正副支书做我的介绍人。队里由不想让我走，变成了不要耽误我的前途送我走的态度，也说走吧，在我们这委屈了你，公社那边你就放心吧。有一个叫李凤义的队干部，非找我要了一张照片，说以后要告诉后代，有这么一个人在我们村干了多么大的好事。
于是，我就结束了在陕北的插队生涯，于1973年初来到了陕西汉中88号信箱，即国营华燕仪表厂。没想到的事情是，我走后有人到公社反映，说我政治表现并不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这话当时的农民是说不出来的，在当时谁敢对这样的话提出反驳，就这样公社把材料转到了工厂，请工厂继续培养。也就是说，公社党委没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拜谁所赐，我心知肚明。
在遭到这次打击之后，我的心也有点冷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个“群众”，也挺好，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过、奉献过。
03
我们厂派到陕北招工的负责人叫王朝阳，他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为人善良，语气和善，加之住县北京干部的极力推荐，他对我很好，完全不像上次咸阳招工的那个“督邮”。我一路上协助他组织知青，联系车辆，安排住宿，把我们这几十个人安全地带回了汉中厂里。到了厂里我被分配干了车工，无须赘言，也不用谦虚，我这个四中学生自然是干得不错了。工厂召开第一届工会成立大会，王朝阳当选为主席，在他的提名下，我也成了最年轻的厂工会委员。
1977年，012基地（现在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为了培养宣传干部，与陕西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一个厂去一人，我有幸成为我们厂的这个人，去该校政教系学习。
这本来是好事，却影响了我的一生。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其时我正在陕师大学习，打电话回厂，得到的是坚持学习的回复。1978年一年期满回厂后，当年的第二期高考又过了，没办法只有预备1979年的高考了。
当我信心十足的准备了几个月后，5、6月份该年的高考报名开始了，本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事情，谁知偏偏出岔了！我厂主管人事的副厂长谢生林，说我超龄了！那年国家规定28岁以下，我就是28岁，刚过生日，在含不含28岁的问题上，我与他理解认识不同，当然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以他的认知为准。
就这样我怕失去了人生最后一次高考的机会，而我的女朋友与我同岁，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她们厂（我们基地的另一个信箱）顺利地报了名，并以陕西总分第三、汉中总分第一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汉中没有清华、北大的名额）。
分别的时候不觉得会变，后来她毕业分到了国家部委机关，在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后来也就此别过了，这是后话。说实话我当时杀了姓谢的之心都有，情绪低到了极点。
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叫彭守琪，他当时不在厂里，回来后知道了我的事，找我说谢厂长做的不对，但已无法补救，咱们厂内你想去哪个单位，随你挑。
我从陕师大回来后遭此劫难，已无心他顾，只想躲个清闲，我就说想去子弟学校教书（子校在厂外），就这样我开始了教师生涯。当时学校的校长姓乔，他高兴地说，谢厂长整了你，叫我捡了个大便宜。
事后姓谢的还和别人吹过，我看人多准，我叫考的一个都考不上（那年还真没有），能考上的让我给扣下了。他整我倒也没有个人恩怨，现在其人已死，愿他安息吧。
1979年初中政治课新添了《法律常识》这门课，当时全国都在普法，乔校长让我叫这门课，我想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别人都生疏的那些法律名词什么起诉、上诉、终审这些，都是我从小耳熟能详的。
我是新老师，课本是新教材，第一天上课校长主任们都来了，我讲的是“法律与道德”，这个课题几乎是永恒的选题，现在也还在讲。一堂课下来结束时，听课的校领导们竟然一起鼓起了掌，我这个丑媳妇也算是见了公婆。
到了下个学期，老乔找我说一个教英语的女老师坐月子，英语课缺人让我顶上，说知道我在学。我说政治课我好歹也进过陕师大，英语我只是初中水平加上高考准备时的学习，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我又教了两个班的英语。到了期末基地组织各子校统一考试排名，我这两个班一个总分第二、一个第三，还有一个女生个人考了第一，这下原来说的带一个学期就变成“无期”了。我这期间教两门课，每周共20节，这叫跨头超课时，当时也没有超课时费，仗着年轻，也不觉得怎么累。
这样安静的生活过了一两年，麻烦的事情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女朋友上到了大三，开始考虑毕业分配，来信催促着我赶紧办调动回京，说我若还在汉中她就得分回来，因此在学校一直没敢说有男朋友。
说回京谈何容易，从插队到工厂，回京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老子“解放”了，子女都算是受迫害，可以无条件回京。当时我们这帮人从信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显然这一条不适合我。第二条就是参加高考，我又被耽误了。
除此之外就是“曲线救国”了，曲线救国就是调不进北京，争取调到离京不远的地方工作。最理想的地方是三河燕郊，和现在买房子差不多。我们家人的工作多是文教卫生部门的，而且都不掌权，有了想法也没法实施，事情一直在拖着。
直到1982年，我有一个表兄在河北涞源的一个铜矿工作，说可以介绍我去那里教书。我利用暑假时间去了，到那里一看真是比我们厂差远了。涞源本身就是个穷地方，那个矿更偏，倒是凉快。我表兄带我去见了矿长，那人很好是个大学生，与我闲聊了几句。我问他这个矿品相怎么样，他很惊讶我这个外行人怎么能说出专业词汇。又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对我印象很好，就说也别试讲了，你回去让你们单位发函吧。
当时的调动有个规矩，是出人单位先发商调函。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在犹豫，这位矿长这么痛快出乎我的意料，但也说明这地方能找个能说话人也不容易。
回到北京后过了几天“好事”又来了。我家一个亲戚在医院带了一个实习生，他是华北油田采油几部的记不清了，地点在河北河间，也说可以介绍我去。我从永定门乘长途车到了河间，这回比较正式，他们的子弟学校组织了试讲，因为他们要政治老师，我还是讲“法律与道德”，这课我是有把握的，果然讲完了他们校长走到讲台与我握手，也是回去发函就行了的话。
就这样，我的调动从想象变成了行动，并且获得成功，连续两炮都打响了。这两处虽然人家都要了我，但是我却在内心里高兴不起来，不是很满意，我在汉中的三线厂呆了十年，这次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山区，一个虽是平原却也是荒凉得很，一直到9月开学回到汉中，我也没有确定走不走，也没有和学校头头说。
时间很快，在这期间，我又通过关系联系了一家三机部的单位，就是我后来去的国营保定螺旋桨厂，这次人家要的是英语老师，我虽然正教着英语，但我没有任何正规的学历，也不能骗人家，在说明了情况后，1983年寒假我又去这个厂面试。
由于正在寒假，学校没有英语老师在，就由人事副厂长和校长带我去总工程师处，说这位谢总是老清华毕业的，也是你们北京人，英语和汉语差不多，就由他考考你，他说行就行。
前两次我去涞源和华北油田都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这次我有些紧张，因为北京四中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怕别人年纪大、也不怕别人官大，就怕比自己“牛”的人，这老清华的前辈是闹着玩的吗？见了这位谢总，他用英语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又拿过校长准备好的课本，挑了一篇让我读，又让我翻译了一遍。到底是老清华的，没有像以前的面试完了时夸奖我一番，只是说还行。
就这样我过了最难的一次面试，我也没再犹豫，在当时各种厂矿都分三六九等，有国营、地方国营、大集体、集体种种，保定的这个厂和汉中是一类，都是中央直属企业，没什么好挑的了，寒假过后回到厂里就向校领导及有关科室提出了调动申请。
由于彭书记言犹在耳，各方面阻力也不大，经过几轮的商调函、调档案、发调令，办理户口粮油关系等等，我终于在1983年4月份，离开了汉中，“曲线救国”调到了京南第一个“大城市”保定。为什么用双引号呢，比起我想调的前两个地方来，这保定就是大城市，就是文化名城。
从我被动地想调动以来，几乎是三年琢磨这个事，托人、找关系，写信、自荐，我举的例子是这三处，还有不少没办成的呢！能调到保定，得益于我在教书，每年有两次寒暑假的时间可以跑调动。还得益于我的家庭，跑调动肯定有花费。那时虽然不像现在，但小小的见面礼还是要有的，介绍人的谢仪，加之便饭，还有路费等等，也弄得我当时几乎囊中如洗。要不是家中的支持，恐怕也是难以成行，想到此，心中真是不好受。
04
我终于调进了离京较近的保定，这里坐火车进京只需2.8元钱，以我的收入，每月回两次北京还是可以的。这里有电影院，有新华书店，可以买到当月的新书与杂志，当时真的很高兴，就像老乡进了城一样。久别了城市14年，总算是又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
我满怀喜悦之情向女朋友报喜，以为终于可以谈婚论嫁了，虽然不在一地，在当时比起那些相距千里万里每年只有12天探亲假的人强多了。谁承想人都是会变的，环境改变人，毕业分配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女朋友提出必须进京，不进京就不结婚。
好家伙，调到保定我就几乎脱了一层皮，在当时的情境下调北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变相地提出分手，我怒了，但还是心平气和地给她写了一封信，结束了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祝她找到理想的人，也祝她步步高升有更好的发展。
随着教学工作的开展，我的愤怒之心也逐渐平和了下来。新的环境校长和同事们也很好相处，在新校我只教英语，接了初二的两个班，一共12节课，对我来说很轻松，我这只劳燕也该歇歇了，尤其是在心灵上。
过了半年多，经人介绍我与现在的爱人见面相识。她是保定驻军的子女，父母都是湖南人，她自己只能算是半个保定人吧，在保定第一胶片厂工作。也许是前世姻缘，我们双方第一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很快地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于1984年结婚、1985年得子，那年我们都已经34岁了，同龄人的孩子有的都上小学了。
大约是1986年，北京下了一个文件，凡是北京出去的知情青未婚的，都可以调回北京，我听到后也没什么，因为对自己的婚姻是满意的，但也不免自嘲了一番：我插队在延长县，结果就延长了，足足的呆了4年，别人有一两年就走掉的；好容易招工到汉中，谁知还是南郑县，这钱真是难挣；费尽千辛万苦调到保定，这下子还真是把我保定在这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中有两个北京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位姓王，这里要多说几句这位王老师。王老师从北京到吉林插队，后招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是面临调动，他联系好了去处但是单位不放人（我们单位放我是用我的一生前途换来的），他绝望之下“一气”绝了食，厂里开始以为他吓唬人不理他，整整三天过去了，他已经奄奄一息，厂领导才害怕了，给发了商调函，其实每个知青身上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
王老师调回了北京，我们又过着平静的生活，谁知波动又来了，1988年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我，就是学校开始了评职称。我以为以我的教学效果和成绩加上年头，评个一级教师问题不大，因为当时6个班，每年暑假组织给各班的英语差一点的学生凑成一个班补课，根据学生家长的反应和学校领导的意见，都是选的我。
主管此事的赵校长跟我说，根据你的学历估计只能评二级，我明白了，他们和这个社会都是只看学历不看学力的，想起孔老夫子说的，要坐着皮筏子去海外，我也萌生了退意。
我这个人有很大的毛病，就是在观念上从不低头。你用我，我给你出死力都成，你没看上我，我就离开这里或者只出一般之力，此豫让国士平民之论也。
也是机缘巧合，这时我一个好哥们刘全兴找我，有一个出版社正需要人，他也是保定调回去的，他先去了这个出版社又动员我去。这时孩子也送回了北京上幼儿园，也不能全推给爷爷奶奶姑姑大爷们，因此我决定去这个出版社。
由于没有北京户口，我在厂里办理了借调手续，于1988年9月1日到出版社上了班，户口还没回来，人总算是在北京上班了。关于办理借调手续的过程，真可以单独成章，这里就就不赘言了，总之和“胜利大逃亡”差不多。
因为出版社的事情是暑假前提起的，我又在学历上屡屡吃亏碰壁，因此我在暑假期间就在北京报考了一个成人大学，还高分得中。上班的同时，也开始了大学的学习，并于1991年顺利毕业。这时我40岁，这是我第二次进大学校门，总算是拿到了一个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
这时同学们都在弄博士文凭，我才弄了一个大专。别人都在弄美国户口，我还在为北京户口发愁，看来我最少是耽误或者说是荒废了十年。柳青在《创业史》中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我明白这几步我都没赶上，这辈子也赶不上了。
我去的这个出版社名为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后改为中国城市出版社，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主办、中国社科院主管的。我被分在发行部工作，后提升为主任。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与本文无关就不多写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多说几句，因为这一点是我极为怀念的。这个出版社由于是社科院系统的，没有什么官气，社长总编都是50多岁、研究员一级，就连小年轻们都称之为“老项”“老朱”，像我这样的年纪算是中等，就被称为“大陈”，到现在来电话叫大陈的，准是出版社的人，这种氛围恐怕现在难找了。
终于要写到本文的核心章节了。大约在1990年前后，北京有关部门发文规定凡是知识青年的子女，可以选一个调回北京上户口，我就一个孩子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这样在我小孩上小学之前他的户口进了京。避免了“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下场。
小孩的户口回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像我们家问题不大，爷爷奶奶健在，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又好，我又已经在京工作了。可有许多知青的家庭已经解体，小孩的户口没地方可落，叔舅姑姨不同意落户，若要落户还得写书面保证，保证不占房子等等。因此这个文件虽然下达了，仍有许多的知青的子女却实际上享受不到，大家也在猜想，是不是该有一揽子性的文件出台了。
果然在1990年末或1991年初中央五部委联合下文称，凡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可以返回原出发地工作生活，户口迁移不受限制。这不是北京而是中央的文件，这对广大知青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就像是一道“特赦令”一般，大家奔走相告，喜极而泣。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极度兴奋，几年来在出版社虽然很顺心，周围有不少好朋友，但户口问题总是压着我，总有一点“另册”的感觉，这下好了，我也可以真正的回家了。
我的家在西城区，属西长安街办事处管辖，自然的我要去办事处办理有关手续，办事处的人事科长姓赵，是个女同志，据说人非常好，她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填了一张摸底表，好像是有自然情况、不要求政府安排工作、不要求分配住房之类的内容，我说我已经有工作了，而且我家文革中被抢占的房子也已经开始腾退了，不会要求分房，她说你过几天来听讯吧。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她那里围着许多人，都是为这事情来的知青。她见了我起身把我叫到了走廊里说，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你是四中毕业的，我们想让你到我们办事处来工作，我们现在也缺人手，想让你到宣传科工作，如果你同意可以优先办理。
这里得先说一下时代背景，那时的办事处不像现在，也就四五十人，换做别人，一进京就进政府当公务员，还不乐死。而我当初就是那么牛，政府部门求我我都不去！我这个人没什么修养，一听她说这话，脱口就说我来你们这里干什么呀，搞宣传不就是召集街道老太太们开会吗，我不干！人家赵科长还是说你再考虑考虑，你要是来可以办的很快，我还是没答应。
现在想起来我并不后悔没去办事处，而是觉得挺对不起赵科长的一片好意，人家挺瞧得起你，你还当着和尚骂秃子，贬低人家办事处。其实赵科长的话已经提醒我了：不来我们这里，人很多办的就慢，只不过我没听出来罢了。
后来据说赵科长病了，换了别人。这也不怪我，我教了十来年书，又到出版社工作，管社长都叫老什么的，哪里懂官场、社会上的事，正因为如此，后边就更麻烦了，因为后边遇到的人就不是赵科长那样的好人了。
后来我又去了办事处不知多少次，人家的答复开始是人多得排队，半年都过去了，大多数的人都回来了，答复就改成了报上去了，等区里批。我于是又改成了往区里跑。
第一次去就没得好脸，人家说回去等吧，我问办事处到底报没有报上来，人家更直接把我碰了回来：你没有权利了解我们工作的流程！出版社当时有一个也是插队的已经调了回来，而且就是和我一个办事处所管，他说，现在西城区的区委书记是你们四中的，你给他写封信反映一下，没准就成了。
我们这些插队的真是太愚蠢、太天真了，什么都不懂，认为别人都和自己一样，总念校友之情，我就给区委书记写了一封求援信，这下就更坏了。我那时总是还认为，人不亲、四中亲，谁知道人家怎么会为你一个外人去得罪一个机关内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下级！
这下可好了，我再去区人事局探问，人家就直接指着我说，这就是向书记写信告我们的人。他们的一个头好像是什么科处长，此人尤为态度恶劣，可能是恨我“告”他，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后来我打听到，此人也是延安延长县插队的，要是我们换位，我一看是同自己一个县插队的，只要是符合政策，我肯定是优先办理，谁知道别人不像我，不但不优先，而是极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卡！
就这样办了近一年，我把办事处、区人事局两级衙门都得罪了。我又犯了牛劲，我一不送礼二不求人，我就看你们到底能拖到什么时候，反正我100%符合政策，也还有工作挣着不算少的钱。
这里要多说说这位当时的科处长，尽管他不值得我来说，他卡我无非两个心态，一是张网等鱼、守株待兔，等着我去送礼求他；一是虐人心态，你不是四中的吗，你不是不去办事处吗，你不是写信告我吗，我就玩玩你，你功课好管个屁！就像现在一个三本院校的玩弄清华北大的一样的心态。
此人如此嘴脸，后来居然以区级领导的身份退休，可见我的学长赵先生的诗所说的什么是什么者的通行证这话的正确性和广普性。我估计这事他早已忘记了，因为在他的仕途中，这实在算不了什么。
在这期间我是没有办法了，杨帆这时也帮过我的忙，他通过他的一个表亲试图干预，也未获成功，所以他知道我的苦。
时间到了1991年底，我们出版社也发生了变故，社长换成了一位衙内，原来的很好的氛围已被官气取代，我被发配到了选题部，也许这就是命，在这里我和我们社的一个编辑李海春由过去只是认识，到了可以在一个办公室里说话的关系。李海春其人在我们社中是公认的好人，为人低调、潜心研修、没有是非，我和其他社里的人对她都很是敬重。
有一天她奇怪的问我，大陈，你的户口怎么还没办回来？我就简单地说了说在西城区的遭遇，她说我回去问一问我妈，让她试试。李海春的父亲李琪是彭真时代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以哲学和法律而立身于党内，以解说《矛盾论》和《实践论》而闻名于全国，文革初期以命抗争，以身殉国。她的母亲李莉是北京市林业局局长，当时早已离休。第二天一上班李海春就对我说，我妈说你完全符合回京的政策，让你去找林业局人事处的黄处长，让他给你办。
我赶紧去了林业局找到黄处长，他已经接到了李莉阿姨的电话，问了几句就让具体办事的刘守苏同志和我接洽，填了相关表格后就让我走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连一根烟都没抽，我回家后都一直恍惚，难道就这么简单吗？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李阿姨在位时是多么的得人心，以至离休多年以后还话有人听事有人办，二是李阿姨治局有方，局里的风气是多么的清正，和我之前在西城区的遭遇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在以后等待的日子里，李海春也向我说起了她苦难的过去。在文革开始后，父亲已经离去、母亲也被关起来了，家被抄了，被赶到南城的小平房里栖身，她比我小几岁，那是也就十几岁，幸亏有哥哥姐姐的呵护，才得以长大。她们那时插队已不去远的地方了，就在郊区插队。好容易招工了，她这样的“黑帮子女”没有好地方去，被分配到了煤场，就是过去做蜂窝煤挨家挨户去送煤，她也没有办法，只是要求离家远一点。
一个小女孩，整日搬煤弄的黑糊糊的，这点要求并不算过分吧？！可是也不行！就专门把她分在居住的那条胡同里送煤！我听了之后说老实话，心都在颤抖，一下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她还有选择在哪里卖火柴的自由吧（写到这里事隔这么多年我的心还是急速地跳）。幸好恢复高考了，李海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直到研究生毕业来到我社。
等待的时间也就一个月不到，李海春说林业局来电话了，让我去取调令！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调回北京了吗？取了调令又赶回保定办理相关手续，回来上上了户口，天哪，我又是北京人了！这是1992年1月20日。
从我1968年底迁出到1992年初迁入，整整的22年！这22年，人生最重要的22年，中共从组建军队到夺取了政权也才用了22年，我却经过了努力、奋斗、挣扎回到了原点！这还要拜李莉阿姨和李海春所赐。说句天地良心的大实话，我前面提了当初销户口我花了两分钱，而这次调回来我却连一分钱都没花。
消停了几天后，我向李海春提出去看看李阿姨。李海春说可以，但是什么都不能带，说曾经有一位也是她妈帮过忙的人带了一些并不多的东西来，她妈妈硬是没有让进门。我见了老人后肯定要表达谢意，老人真是可敬，一笑而已，问了问我的情况，说回来了就好好干工作。从老人那里出来后，我才知道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
我一直觉得对老人无以为报，就在以后出了几本书后，每次前往老人的干休所，也不敢打搅，放在传达室而去，我写的书都是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水平高低不敢说，但绝不误人害人，比现在的“国学”大热早了十几年，后来我知道老人家看到了，心中稍安。
现在老人故去了，李海春也和我早已不在一个单位，仅以这一大段，再次表达我对她们母女俩位的敬意，愿李阿姨在天堂快乐、祝李海春在人间幸福！据说李海春现在还在出版界工作，也不知道李海春能不能看到，也希望看到又认识李海春的人替我向她转达一声：谢谢。
05
我的中国式移动，北京—延安—汉中—保定—北京，写到这里就写完了。
我的插队生涯，我的移动过程，在所有的知青中，肯定不算是最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惨的，我没有挨过打、没有挨过饿、甚至没有受过什么大气，比起其它地方的报道出来的种种侵犯知青权益的恶劣行径，我简直是没有受罪！
但我还是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的子孙一个交代，免得他们长大了认为，他们的爷爷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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