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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王立平: 支边北大荒, 开不完的会,受不完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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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推荐上学离开北大荒,1975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校钻井专业,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电大物理专业,1993年获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工作于大庆油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高级工程师。2013年于北京退休。


原题

乡村众生





作者:王立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十年来被人们翻来覆去的翻炒。有人说“青春无悔”,人生阅历。有人说“倒行逆施”,人生炼狱。这些都是严肃认真的“高大上”问题,的确应该严肃对待,否则,我们谁敢说这些不会卷土重来?

但是,无论多难多苦,那些年的日子还是被一天一天数过来了。

再阴的天,也不乏一丝亮色,再苦的日子,也不少一张笑脸,蝼蚁卑微,也不枉人生一场。

我们连科研班知青在锄地

01

开会!开会!

曾经有一个小幽默,说是一人偷渡去香港,后面公家人追他,问他为何要逃去香港,那人道:开会!开会!说罢绝尘而去。

下乡年代,只要不是农忙季节,似乎每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件事——开会。开会开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讲,那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开会文化。

多数日子的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冬天的大雪天,总之不上工的时间,我们全连的人就集中起来开会,批判会,讲用会,表决心会,动员会,忆苦思甜会,联欢会,这么些会也就联欢会我们感兴趣。学习,双学(你看,还叫双学)心得体会、学各种各样的理论、宣讲党内数不清的路线斗争历史、传达各种各样的文件、讲话。这么多宣讲、传达我看也就传达9·13林彪事件时人们真正感兴趣。

感兴趣不感兴趣反正不用下地干活,也行。

虽然我们不喜欢开会、学习,但是你架不住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啊。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党内各种各样的路线争论也大致能叙述一二了,当然对错现在看来有些值得商榷,但当时他们说的只能是对,无比正确!可是我觉得那时极左的宣传有一个副作用他们可能万没料到:报告来宣传去,给人感觉这共产党当年似乎成天自己斗来斗去,那天下是怎么夺过来的,日本鬼子、蒋介石白送的?

我们连开会一般都在大食堂进行。地上纵向排几根粗原木,两根原木上面隔一段横放一块厚实的长条木板,这就是“条凳”。人们席凳而坐,听连长、指导员、团里的参谋、干事等等各色人物上台口若悬河。其实也没所谓“台”,不过是人群中一块空地,挂一个较亮的马灯,庄重时再加放一张桌子而已。

有的时候开会也有乐趣。

如果是冬天,人们把棉袄一裹,往旮旯儿里一坐,离会场中间那个马灯越远越好。渐渐的,东倒西歪的人群中就会发出轻轻的鼾声。最有意思的是有人睡大劲了,“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引发一阵喧闹,给沉闷的会场带来一片笑声。

连里有个老职工姓彭,个子比较矮,平时总喜欢把个油腻腻的“赵本山式”破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人们叫他小老彭。小老彭喜欢开会,最主要的是有“互动环节”时他喜欢主动发言。小老彭可能是湖南、江西那个方向的人,口音很重,一般人听不大懂。就这样吧他发起言来还很着急,一急就有些语无伦次,更听不懂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用文明词说的那个“话语权”问题,小老百姓平时没机会说话,好不容易得个机会说话就爱激动。

小老彭一激动就会出现语句颠倒问题。那时我们的发言基本上是这样开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后面是一段和发言内容有关的毛主席语录,再后面才是正式的内容。小老彭比较性急,灯光下渗出汗珠的脑门贼亮,语速极快。希望准确表达自己意思但急促中却反而事与愿违,不但词语排列颠倒而且没有标点符号。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小老彭的发言这样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就是全场哄堂大笑。

现在我们在一起,还不时有人学说小老彭当年的经典发言。

别看开会不用出力,那人们也不愿意去,在宿舍躺着多好。兄弟我那会儿胆儿小,但抽冷子也偶尔不去一次。有一次晚上开会,我没去,正躺在大通铺上,屋里的小喇叭响了。那小喇叭每个宿舍一个,就和农村那种有线广播差不多。上边连着的大概是团广播站,也许是营?搞不清楚。

小喇叭声音倒是不响,比平时小多了,可内容让我一下愣住了:所有单位注意,所有单位注意,某某边境出现某某情况,马上组织所有人员如何如何……(包括几连、几连干什么,其中就有六连。我们不就是六连吗)。

边境是哪儿?老毛子那儿啊!这两年正紧张着呢。

真的假的?谁通知的?声音怎么这么小?现在应该怎么办?人们都开会去了,屋里就我们两三个“逃兵”。

咱们是否应该马上去会场报告领导?我和那两个逃兵商量。为啥犹豫呢?因为我们不去开会都是偷偷的,没请假,属于“擅离职守”。如果去报告岂不是“不打自招”?可要是不报告,万一“贻误军机”咱也承受不起啊!

没想到那两个“反革命”异口同声:不去!谁愿意打过来谁打过来……气得我口鼻生烟。没办法,仔细想想只好耷拉着耳朵自己去会场报告了。

结果却是其他团在搞演习,用广播线路传达命令,声音“串”到我们团广播线路上来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如果连里决定开会,那么写发言稿对有些人是一项美差,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宿舍里泡一天,不用下地了。可有些人宁可下地也不愿意写发言稿,那也是绞尽脑汁、费心费力的差事,所以有时派人写发言稿也是班排长的心病。

对付发言稿也是各有千秋。有一次连里晚上开批判会,每班一个人发言。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太累,昏昏沉沉中我感觉有一个人的发言似乎有问题,又想不出问题在哪里。过后有人告诉我:发言那人没写发言稿,把前边发言人的稿子拿去又念了一遍……居然没人听得出来。

文革结束,批判极左,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到今天,“开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甚至想不起来上次开大会是什么时间了。

有的时候,还真有些怀念那时的“开会”。

作者与东德20拖拉机

02

彪子

彪子是个上海知青,实干家。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个干将,不做实干家那还有一条出路——保镖!

彪子中等偏高的个儿,黑红脸膛,身材笔直、彪悍壮硕,往那一站就像一堵墙,用上海话说:哈结棍!你很难把他和江南奶油小生联系起来。但是他确实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目前还住在南市区,还是一个实干家。如果我把他的工作单位讲出来,上海的知青们一定很容易就能把他“人肉”出来。当然,今天他也退休了。

彪子说起上海普通话来口齿不清,急脾气吧语速还快。直到今天,你和他通电话,常常呜哩呜噜的说半天你还不知他说什么呢。

我下乡时,彪子是九班的班长。我在那儿四年,好像彪子当的最大官儿就是班长。当然以后他是一路窜升直至连长,那是后话。

彪子那个班就是个突击队、救火队,扛麻袋、上跳板,上山伐木,下地挖沟,反正是哪儿活重哪儿就有九班。

扛麻袋。结结实实的粗线麻袋,口张开,十几撮子(铁簸箕)麦子灌进去直到口都扎不上才行,磅秤上一放,足足200斤。俩人各自一手抓住上角,一手抠住下角,“嘿”的一声,直直的将麻袋抬起来,这叫“上肩”。趁着麻袋还在向上升时,扛的人就要乘机哈腰钻入袋下,借势直腰挺起,这叫“钻肩”,麻袋就稳稳当当的坐在你的肩上了。这还没完,扛着麻袋你还要屏住气,一步一顿上三、四级跳板把麦子倒进粮囤。

说的容易,做起来难,这可不是抓个人就能干的活。我就不行。那时我是标准的“豆芽菜”,只能干干灌麻袋、扫尾的活,200斤的麻袋放肩上非把我压趴下不可。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当年我们连就有个知青争强好胜,打赌让“上肩”的人往他肩上垒两个麻袋,当然那就得把麻袋口扎起来了。只见他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一软就瘫地上了,连把麻袋扔下来的力气都没有,腰完了。

彪子似乎天生就是干这活的,在麦场上带着个个生龙活虎的九班,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歌中唱的:那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

彪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上海知青特有的斑驳飞絮“扎趟”灰棉袄紧绷身上,绿色绑腿,肩一把伐木的片锯,狗皮帽子的两个耳朵“忽闪忽闪”,脑袋上蒸腾着热气,鬓发冰霜。这就是林中踏雪而来的彪子。

今天的彪子依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我们好几个人都去上海看过他,所有看过他的人回来后笑谈之一就是:彪子还那样。你不仔细分辨,迎面而来的彪子和一个穿戴干净的民工区别不大。

那时的彪子活得挺累。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为什么会那样自卑、自醒、自责、自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彪子的进步之路很坎坷,他的出身“不好”。在那样的年代,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但又永远距目标差一步。

老是想起连队的女生宿舍。昏暗的马灯下,一长溜通铺上坐满了人,开会。题目是:就彪子的入党问题征求群众意见。

……彪子这个同志不错,但是……建议再考验一段时间……

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自己的夙愿接受命运的惩罚。

彪子也挺难受,他曾经感慨万千地和我说:实在是太累了!我知道这个累更多的是精神。

我下乡两年多后和彪子一批调到了机务排,我去驾驶“东风”自走式康拜因,彪子去开“东方红-75”拖拉机。那时的彪子腰已经伤了,常常要系上“护腰”。机务的活儿毕竟和农工不一样,一进机务,彪子就轻松的感到太“幸福”了。

下乡四年后我被选送上学,彪子也很快调出了机务,直接升任副连长、随后是连长。即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当权者也明白,要让地里长出粮食,靠精神是不行的,要靠人才。

彪子其实是个极其单纯的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的思想简单,直来直去,决不曲意逢迎。最初上级未必喜欢他,但又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无私、苦干。当时已是知青浪潮的中后期,人心躁动,危机四伏,此时的连队,舍他其谁?同样,他以无私、苦干赢得了知青们的拥戴,把一个连队带的有声有色。

彪子是在连队结的婚,夫人是团部的老师。嫁鸡随鸡,夫人老师随后也调到了我们连。夫人老师也是个人才,而且比彪子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回上海后,夫人老师在上海一个重点小学做教师,并凭其出色的素质成为校长、书记,直至退休。

彪子的人缘很好,实干出身的连长得到了大多数知青的支持。2005年彪子和夫人老师重返北大荒。途经北京、天津、哈尔滨、佳木斯,当年连队的知青让彪子又找回了“连长的感觉”。不过彪子戏言:一到团部就不行了,“桃李满团”的夫人老师让连长顿感失落。

极其单纯、心襟坦荡的人往往被一些人不容。彪子回到上海后由于其实干家的风格很快成为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但却十几年如一日,不见升迁。我前些年去看他时,难得他有时间陪我逛,因为他正被“挂起来”接受调查,原因不祥。我估计是由于其“死板”、“ 一根筋”,而他那个岗位恰是“位轻权重”,炙手可热。过了一段时间,调查不了了之,重新起用,却换了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位置。

他又和以前一样,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中去。

他又开始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自己的夙愿接受命运的惩罚。同样,上级未必喜欢他,但又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无私、苦干……

作者与东风康拜因

03

小马列

在我们连,没注意过小马列的人不少,没听说过“小马列”这个外号的人不多。

小马列姓谢,是1968年下乡的上海知青。我们1969年下乡时小马列就已“名冠全连”。起因于小马列对于马、恩、列、斯、毛以及各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著作情有独钟,大砖头一样厚的精装原著一本一本的“啃”起来就跟吃抹了黄油的面包似的,喷香!

小马列个子不高,圆头圆脑,头发很短,像现在流行的“板寸”。似乎在发型方面,小马列还真有点理论家的前瞻性。我那时感觉理论家就应当是个矮个子、短发或秃顶,例如列宁,例如布哈林……大概是那几部看了无数遍的前苏联电影闹的。

小马列很多地方真和我们想象中的理论家、哲学家似的。

不修边幅,生活简单,有时他会把衣服在盆里泡上好几天也不洗。

低头无语,沉默寡言,小马列不太交朋友,即使是上海的知青他来往也有限,很少见他与人长时间交谈。

目光经常是无焦点的,焦点在无限远处。不关注具体的事物,不注意身边的细节。干活时让干什么都行,决不挑肥拣瘦。你见不到他争先恐后、积极表现,但也绝不用担心他会偷奸耍滑。

那时的知青圈子中,多少有一点弱肉强食的味道,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丛林法则”。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虽然小马列他个矮体弱,虽然他在连队数百知青中很不起眼。但是,人前人后你看不到他哪怕一点点的自卑,说话、做事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是一种 “雄文在手,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这是一种精神高高在上,傲视群雄的自信。这大概就是所谓理论自信?

这小马列有些地方还真和常人不同。他睡觉的样子就挺怪,脑袋半露在炕沿外,脸朝下趴着睡,不但趴着而且两条胳膊还前伸耷拉下来。你要没思想准备,黑灯瞎火的乍一看见,吓你一跳。

有一段时间我和小马列一个班,住一个宿舍。他住在一进门大通铺靠墙一边,他喜欢靠墙,读书方便。墙上钉一个简易书架,上面大部头的书码的整整齐齐。一有空,特别是晚上,他总是就着小油灯看到深夜。他看书的姿势和睡觉一样,趴着,两手前伸捧着书,下巴搁在通铺的炕沿上。估计他看书的姿势和睡觉的姿势有关联。

那时我们都年轻,那时每天干活都挺累,一到晚上常常连眼都睁不开。说实话,我挺佩服小马列,在我看来是如此枯燥的书能那么津津有味的看几个小时。

小马列一般不关心具体的事物,但也有偶尔的例外。他曾写过批判稿,发起言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水平就是比别人高。

有一次小马列和我破天荒的聊了挺长时间,聊起马列来他居然少有的说了很多。只见他目光炯炯、侃侃而谈,马列著作中的原文信手拈来,整个人沉醉在深邃的哲学世界中。说到兴起,起身从铺底下拖出他那个宝贝箱子打开给我看,里面满满的都是精装的理论著作。那眼神、那手势,那才是如获至宝、如数家珍。据他说这只是一部分,真正的“理论大军”还在上海的家里放着呢。看来小马列研究马列理论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从推荐上学到大庆油田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小马列的信息了,也许小马列只是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过客。

谁知造化弄人,几年后突然听说小马列也在大庆,小马列也被选送上学了。又是造化弄人,偏偏他上的是大庆卫生学校。我听后老想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沉迷于理论、哲学、形而上的人穿上白大褂来是个什么样子。

再想,也对。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既然上不能居庙堂之高,治国安民、论道经邦,那咱就下尚可处江湖之远,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找不到小马列。大庆十几万职工,况且知道他上学消息的时候,他应当已经毕业了,不知分到了哪里。过了好长时间,又听说小马列分配在采油七厂。七厂太远了,葡萄花油田开发会战时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曾经辗转向七厂的同学询问过,说是医院好像有这么一个人。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来了。看来小马列真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过客,但是一个难忘的过客。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04

老歪

有一种人是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老歪就是。

我们连最初有近300知青,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不但见面认不出来,连很多以前的人和事也模糊不清了。但无论是谁,你和他提老歪,没有记不起来的。

老歪是1968年下乡的佳木斯知青。我刚去时,老歪在“洪炉”,弟兄们叫他“打铁的”~那时老歪已当师父了。后来老歪调到机务排去了,为什么去我没搞清楚。

老歪皮肤比较白,比较细,毛发少。我说的不是头发,老歪就没头发,那时的老歪经常剃一大秃瓢晃来晃去。是胡须,就像教员似的,直到今天老歪也是下巴基本溜光。人说 “男人女相,天下大乱”,老歪搞乱天下那是不可能地,但是让连队乱一点那是没问题的。不过话说回来,老歪长相可不是女相,如果老歪不笑,那他就是一副愁眉苦脸、怨天忧人的样子,如果老歪笑,那也是皮笑肉不笑。

如果连里有让连长头疼的人,老歪算一个,你就想这外号~“老歪”。学习开会、表态发言,这事儿你别找他,找了也是白找。偷鸡摸狗,冬天场院里“顺”点瓜子,夏天地里“搂”些香瓜,这事你不用猜,估计有他。但是据说,他还真基本没有干过这等鸡鸣狗盗的事儿。

老歪经典镜头一:晚饭时的伙房,炊事班的姑娘们在马灯下给知青打饭。突然从打饭的小窗口钻进一个脑袋直顶到姑娘的饭勺前,溜光的秃头在马灯下铮明瓦亮,弄得炊事班的姑娘哭笑不得。老歪还一本正经:给我来两馒头一个菜。

老歪经典镜头二:一件油了吧唧的黑对襟棉袄,又短又小,扣都不系,腰里拦一根破草绳,真不知他从哪找来的。溜圆的脑袋白亮白亮的,摇头晃脑扬长而过。

老歪经典语录:再整,老子过江挣卢布去!我们那儿离乌苏里江不远,过江就是老毛子的地盘。

“过江挣卢布去”!这话当年可是犯大忌,哪怕是开玩笑。当然这也仅是知青间小范围的玩笑话。这也间接说明当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政治氛围还是相对宽松的。实话,当年执掌兵团大权的军人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老歪绝对是个聪明人,脑瓜好使。机务排人人都有车,或者拖拉机、或者康拜因,唯独老歪没有车。老歪的车是所有的车,老歪是个真正的“万金油”。拖拉机、康拜因、四轮,没有他不行的,机务排长应该是器重他的。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老歪就是那块 “顶坑”的砖,那可是块好砖啊!但老歪是个顺毛驴,你想让他顶坑先得看看他毛顺不顺。

老歪人前人后两个样。连里有一台老掉牙的原“东德”四轮拖拉机,20匹马力,人称“二零”。这机器太老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出问题。那时连里的机器少,“二零”也不能扔了,就把它当成一个“座机”(移动范围不出连队,出去大概率得坏半道上),主要作为动力使用,只要“二零”屁股后面那个皮带轮能转就行。

“二零”没有定人,临时管理“二零”的人都是高手,老歪就是一个。那破“二零”平时停在大宿舍后面的农机检修场,你老是看见老歪满手又黑又粘的机油,愁眉苦脸的在那破“二零”旁边忙乎,一付苦大仇深的模样。你问他车能用嘛?那肯定是没指望,这机器早该扔了。可要是真得用了,你看吧,过一会儿“二零”就会冒着黑烟、放着响屁,歪歪扭扭的让老歪给对付过来。这时的老歪,连长一定是看着顺眼的。

老歪就这样吊儿郎当的混来混去,直到我离开连队。

几年后,当我听说曾经的老歪已混入党内并成为营部的协理员时,真是惊讶万分。

人不可貌相。后来的老歪不知动了那根筋,突然大彻大悟。先是设法调到了营里,在营部机关改头换面、立地成佛,完全像换了一个人。连里的“反革命知青”去看他,人前摆出一副新的“嘴脸”,更加皮笑肉不笑了。人后严加管束:不许翻出从前的“劣迹”和“外号”!

随后,老歪又把一个优秀的女知青搞到了手,那是我们连的女排长,天津知青。

返城后,老歪成为天津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虽然因行业原因后来企业一度艰难,但前些年也曾风云一时。

北京天津离得不远,我们每年都见面。当年的知青在一起,老歪还是当年的老歪。老歪还是人前人后两个样,有时他会独自默默地站在一边,又是一副愁眉苦脸、怨天忧人的模样。

男人女相,天下大乱不一定,男人女相,非同一般是肯定的。

北大荒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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