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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王立平：三个学历证书，时间跨越20年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从1973年开始算起，我一共有三个可以证明学历的证书，时间跨度大到将近20年。
1966年小学还未毕业，即被卷入那场史无前例之中。家被抄了，期间又上中学复课闹革命一年多，剩余的时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上房顶架天线装矿石收音机开始；去附近农村的稻田、河沟钓青蛙，跑到附近的军营逗狗——曾经让军犬追得哭爹喊娘；到游泳池当然也包括各种河塘里游泳——今天游泳技术还行。
买张汽车月票在城里逛来逛去，在当时的北京十大建筑前面留影。有一阵子对照相、洗相感兴趣，苦于没有自己的照相机——那时有照相机的人家凤毛麟角。有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同学居然自己动手做了个照相机，而且还能拍出说得过去的照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直到1969年，我们这些匆匆忙忙进入中学一年多又急急忙忙毕业的“初中毕业生”一锅端，全部上山下乡去黑龙江或内蒙古、云南建设兵团。
1969年8月下乡到北大荒，其间的懵懂、艰辛、前途渺茫不提。两年多后被调到机务排，操纵东风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康拜因。于是开始对机械感兴趣，让家里寄来本农用机械的书。苦读多遍，很多地方还是不懂，例如内燃机的点火提前角等等，其实这只需要中学的知识。
麦收的时候，康拜因忙不过来，佳木斯知青老许-许旅长想了个“歪点子”，跑团部修理厂做了个皮带轮换下康拜因上相应的皮带轮。但是这个轮和那个轮不一样，尺寸不一样，改变了传动比，相应提高了机器的效率，让连长大为赞扬。
现在想这革新真简单，可那时我也是大为感慨，文化不一样脑瓜儿还真不一样。
我问许旅长：你改了轮子的尺寸，转数上去了，功效是高了，可发动机带得动吗？
自我吹嘘一下，现在也感觉以我当年的水平这问题还是问得不错的，康拜因设计时发动机与带动的负荷是应当有个合理匹配关系的。
许旅长狡猾的一笑：带不动顶多把发动机憋熄火，咱们都先回宿舍睡一觉。之后一收笑容：不行重改个尺寸再做一个试呗，旧皮带轮有的是。
我当时还以为他计算过呢，原来也是“招摇撞骗”。文化不够闹个小改小革还行，复杂点的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3年，突然传来消息，要从知青里推荐招收上大学了，而且这次是自愿报名，考试录取。
这消息对我太重要了。以前连里也有过选送上学的事，那是1972年。那大概是多数知青第一次听说推荐上大学的消息。据说1971年就开始有少量选送上学的事，但这和我这样的底层小知青离得太远，听都没听说过。不管1971还是1972，只要不允许自己报名，那就离我太远了。而且当时连里的各个舞台大多为老三届知青占领，我大致还处于半懵懵懂懂状态。这种事情基本都是半暗箱操作，有的人走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
这次推荐上学的标准程序是这样的，团里给每个连队几个考试名额，第一先要自己报名，第二要群众评选同意、领导批准，这时你才有资格去考试，第三、第四等其后的评卷和录取就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了。
我们家族上一代有四个知识分子，其中父系中的叔叔和姑姑上大学、中专曾得到我父亲资助，后来又全程资助了我的堂哥，如今堂哥也早以天津大学教授的身份退休了。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却都没有得到上学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堂哥，他离我们近，我对他更熟悉一些。堂哥在天津大学上学，春节时常来我家，因为回南方老家过年路费太多。他小时候很淘，据说他的书包破得太快，淘气啊，老家的大伯最后只好给他打了个铁皮书包。小时候玩弹玻璃球，他用仅有的两个玻璃球，多了也没钱买，居然最后赢了一抽屉玻璃球。我那时还想让他从老家给我带些玻璃球。
回到推荐上学的现实。我当时就是个小学毕业的水平。但是，我就是想去上学。
文化水平怎么办？当年的佳木斯知青老才鼓励我：大多数人的水平都不会好到哪儿去，一定要试试，只要能按分数录取还是有机会的。
老才的经典语录是：如果我们努力，我们不一定成功。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一定不能成功。
多年辗转，我和老才两家人又在北京会合了，今天的老才、才大夫退休前是北京某医院的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直到今天还在老骥伏枥。
老才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一场文革彻底打碎了他的大学梦。但是他没死心，曾和我说：早晚大学还得招生，而且不会等得太久。
高中生和小学生看问题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等来了吗？
文化水平的问题由老才在自己复习之余给我突击补习。主要是数学，当年只考三门，政治、语文和数学。政治、语文只能靠自己，反正那时天天开会学政治搞大批判什么的，已经学了好几年了。
于是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拼命学习，虽然也不过是最基本的初中数学。
时值麦收，正是我这样的康拜因手最忙的时候。每天早晨不到五点我们就得起来保养机器，等到太阳出来把麦子上的露水晒干，机器下地收割。收工没点儿，什么时候露水出来什么时候收工，一天三顿都在地里吃。
别人是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了。我这眼睛是光睁不闭，一天生熬过去。
回到宿舍就差不多夜里十点了。不能睡觉，得到连里的小学校去，教室里老才正在那儿等着我补课复习呢。一直熬到两点左右才能回去，躺下眼睛还没闭上呢，五点又到了……
煤油灯下第一次看见满草稿纸陌生的数学符号，尤其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平方根号，简直太神秘了、太深奥了、太让人浮想联翩了，“人生若只如初见”……
今天说出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对当时只有小学水平的我来说就是这感觉，也许我更注意外在形式，你瞧这“”写得看上去多漂亮、多顺眼啊！
很快我的努力就初见成效了，眼睛肿了个大包，出了个大针眼-麦粒肿，麦收收到眼睛这来了。从此以后那儿就成了我的薄弱环节，只要一上火，眼睛那儿就鼓包。
这针眼长得真不是时候。说实话，那时想上学，本身动机就有嫌疑。什么嫌疑？不想扎根边疆的嫌疑。推荐上学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政治条件，就是“具有牢固扎根边疆思想”的同志才应当被选送上学。简写就是“不想走的人应当让他走，想走的人不能让他走”。你说这多绕人啊？我这想走的，首先要摆出不想走的样子，摆出一副志在边疆的架势。
不能耽误麦收，该五点起五点起，该半夜回半夜回。自己的小九九得揣在心里，半夜回来再办正事。正事还得办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明明是所谓“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上学”，搞得像个地下工作者似的。
可我这眼睛一肿就原形毕露，想欲盖弥彰都不可能了。一见面人家是这么打招呼的：你小子想上学急的眼睛都肿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时候体会到做贼心虚的滋味了。
不管能不能考上，群众推荐时兄弟我得以高票通过。考试前一天走在通向团部大路上的人中有我一个。我们连离团部有20多里路，必须提前一天住到团部才能赶上考试。
那是条走过多次的路。去团部礼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走过，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走过，去团部机修厂检修康拜因走过，今天为自己的命运又走在这条号称国防公路的砂石路上。但是今天的走和往日的走心情大不一样。
说起我的考试，既可笑又可怜。
实话说，那年的所谓考试，说是初二水平都勉强，只能说有涉及到初二的知识。咱现学现卖，感觉数学考得还凑合。考场出来一对题，心里有点沾沾自喜，挤在人堆里暗暗压着兴奋听别人对题说事儿。突然一个“…埃克斯（X）…”钻进了我的耳朵，我激灵一下，灵魂出窍，懵了。
考场上的一个疑问一下明白了。
当时在考场上我不认识试卷上的大写“X”是什么？也不怪我，当时的印刷体大写“X”，那叉子四端有四个小横，还特别长。上边的两个小横和下边的两个小横各自都快连上了。
在我眼里就是连上的。说是连上的吧，中间似乎还有点分开，难道是印刷质量问题？就算是连上的，那这个字母念什么啊？想想自己认识的那几个有限的英文字母，没有长这样的啊？
真不能怪我，小学没英语课，更搞不清大写小写。填鸭式突击复习数学这些天自然都是用小写，谁知道这“X”的大写上面长出两犄角下面露出两蹄子。
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时间不等人，按最可能的想象应该是“Z”。怎么会联想到“Z”啊？那时的手写体大写“Z”腰上有个向右的小捺。如果卷子上那个“X”上面的犄角确实是连上的，下面的蹄子也确实是连上的，看着没连上是印刷质量问题。那腰上那个小捺也可能是因为印刷质量看上去长了点，那么这“X”就应该是“Z”。
这就是思维定势，就往自己感觉的方面琢磨。不管怎样，反正我只能这么写了，还故作聪明的在答案中把所有手写体大写“Z”腰上的那个小捺故意写长点，以示和卷子上的一样。
不能怪我，土八路有土八路的苦衷。曾经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说当年农村的百姓不懂大学学历的等级，一律认为大专就是大学。这哪是农村百姓不懂，我也不懂。毕业到油田工作好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学学历还有“专科”、“本科”之分。
从此我陷入了永远拔不出来的猜想之中。把所有“X”都写成“Z”到底算对呢还是算错？后来到了学校，我还是想弄明白。有一次问数学老师是否知道我们当时考试的成绩，老师点点头，我说可以告诉我成绩吗？老师摇摇头。
有了这个“X、Z”疑问，等待结果的日子对我就更加漫长。
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势也搅进来加深了等待的困惑。突然冒出个张铁生，以一张白卷打乱了千百万人的上学梦想。看到报纸上有关张铁生的报道，文质彬彬的老才-后来的才大夫也气得一反常态破口大骂。
真是一只老鼠搅了一锅汤。
政治上一阵群魔乱舞之后，张铁生之辈如愿上学，我们也终于等来了通知。我可以去念书了，但是那个数学成绩到底是多少呢？也许我那个数学也等于一张白卷？
其实所谓“政治”有时也有好处，当时团副政委恰好在我们连蹲点搞什么运动，由此带来的副产品是我们连当年上学名额多达六个，并因此带来我这无名鼠辈也最终混入了上学队伍。
还记得那年所有上学的人集中到团部训话，会上一个现役军人严厉警告我们：不要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不要以为离开了兵团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比如录取到大庆那个学校的，大庆那地方我去过，很艰苦，楼房都没有几个……听得我头都抬不起来。后来去了学校，亲身体会到大庆当时确实艰苦。
回来的路上大家挤在一辆卡车上，一个被北航录取的知青正在我对面，脖子上挂个“军挎”（书包），就像文革时马路上的“小混混”，不同的是小混混脖子上军挎里藏的是菜刀。面对大家羡慕的眼神，准北航工农兵学员目光坚毅、天下无我。
学校是重要的，但人是更加重要的。毛委员说：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正所谓：师傅请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常拿我家领导施老师的弟弟举例说事儿。遥想当年，我和施老师刚刚开始接触时，她弟弟开始读书，读电大英语单科，那时她弟弟在江西三线工作。直至前些年，我家孩子读大学，她弟弟还在读书，读博士后。这几十年追求知识的路程可谓漫长，单科英语、成教中专、成教大专、成教本科、在职硕士生、在职博士生、博士后，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哈尔滨、杭州两高校教授。
我没有那样的坚持和毅力，但也稍有努力。后来读研究生时也算是悬梁刺股、夙兴夜寐，最夸张的是有一次竟然搞得在学校昏过去了……
虽然当年去的只是个中专——大庆石油钻采学校。若论条件，大概是当年条件最差的学校了。但是，从此我总算挤进了读书人的行列，摘掉了文盲帽子。
石油学校留影，左一为上两次中专的老周，右一为笔者
还记得在石油学校一共学习了两年。前半年主要是补习基础知识，班里几十名同学，大部分是从兵团、农场来的，也有部分大庆（当时叫战区）子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低的如我也就是小学水平，高的多数是初二、初三水平，最夸张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老周，人家已经在正牌的中专——上海港湾学校毕业了，专业是领航。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老周讲话：阿拉当年也是港湾学校的一块牌子。谁知毕业却赶上文革，大帮轰下乡到黑龙江某农场，今天还要再念一次中专才能离开农村。老周曾经多次在宿舍回忆当年念书时憧憬着身着海员制服，登船领航进港的画面……
如今他却要在这里学钻井、扶刹把……
不过什么时候多读书都没坏处，老周有经历、有智力、有能力，老成持重，经验丰富。后来在某副省级地区的公开招聘中一举考中副处级领导岗位，以后又调升为该地区党校副校长。
老周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他登船领航入港的梦想。
刚进学校时我心思不在学习，相当部分精力用来看闲书、打球、玩手风琴。一个月后数学测试，不及格。梦一下醒过来了，咱到这里是干啥来的？
发愤图强！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个不低的分。当时数学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判卷，专门把我叫过去，点出两道题让我给他详细叙述解题过程。他是怀疑我考试作弊，因为前后两次考试分数差距太大。
这个插曲给了我极大的羞耻和动力，虽然只上过六年小学，却从来没有被人怀疑作弊。
此后，我算是进入了好学生行列。
不过也仅此一次而已。不久，学生中的教育革命活跃分子开始折腾儿，最终学校被迫宣布不再考试并取消所谓与工科无关的语文课程，也不会开英语这类无用课程。所有人都可以快乐毕业。
两年后我得到了第一个的学历证书，中专（石油钻井专业），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
石油学校毕业证
说是中专毕业，但是残缺不全的教育经历让我在很多基础知识方面不如个中学生，每每让孩子嘲笑。常常感叹完整的中国填鸭式教育灌输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群人中的多数在最佳受教育年龄段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以后即便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
1977年，我已经在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固井大队工作两年，高考消息传来。心里跃跃欲试，队里几个有想法的工人也来找我答疑功课。此时油田通知，已由院校毕业工作的人不能报名，且在油田工作的欲报名也只能投考石油院校。
我真心打算去考个货真价实的文凭，一是充实自己，二是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
最终没有报上名。找过几次大队长，不行。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当初如果真的拼命上蹿下跳、挖门盗洞估计也是有可能的。问题还在于自己决心不足，别怪别人。当年大庆确实没有同学报上名参加高考，但1978年有同学考上了，我却没有持续努力，抱憾终生。
深究其它原因，那时我正和现任领导-施老师打得火热，潜意识里肯定还有个想法：如去上学至少一切计划均得推迟四年。这活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报名决心不足，没有破釜沉舟。对年轻人来说，美色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红颜误国啊！
今天虽然被当年下乡的同伴戏称为文化人，手里也捏着工学硕士证书，却没有在真正的大、中学校里完完整整的读过书，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至今牢牢记得一个镜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去山东矿业学院学计算机编程-当然是较简单的编程（那学校在泰安，还乘机爬了次泰山）。置身真正的大学校园，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侃侃而谈（那老师是个右派，也不是学计算机的。话说回来，老一代有几个是学计算机的？虽然不是正规科班，课讲得却极好，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可见对知识而言，爱好比专业更重要，这一点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尤其明显）。看窗外阵阵知了声中的浓浓树荫下却给人静静感觉的校园，那印象、体会、滋味，回来后和施老师大发感慨。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大庆油田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我所在的钻井指挥部更是距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驻地也就是市中心还有几十公里。
这里一切都比发达地区慢几拍。从1975年毕业后我没有得到任何机会上学，大城市里已经开始的电视教育、成人教育甚至现在风靡全国的儿童补习班这里都没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回北京探亲，小时候的同学问我孩子在上什么补习班，我一脸懵懂……
直到1982年，大庆报纸上刊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在大庆办班招生的消息。仔细看了招生简章，适合我的只有数学和物理两个专业，但却是师范类。不脱产，学制三年，按两年制大专学历毕业。
不容细想，管它师范不师范，学了再说。按我的情况，已在现场摸爬滚打了三年，后调到钻井研究所（现在的大庆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自然是学物理更适合我。
说到钻井研究所，当年我是被强迫调来的。在石油学校毕业前，教力学的老师曾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当老师。我没有同意，我不是当老师的料。我知道现场艰苦，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到现场去。后来回石油学校玩时，几个认识的年轻老师见到我还一个劲地惋惜。
谁都知道当年大庆钻井现场工作艰苦、危险，那绝不是今天电视里现代化石油钻井的场景可比。我曾在钻井队实习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时间不算长。如果有过长期、单性别野外集体住宿的生活体验就会知道，那日子也是一种精神折磨。
钻井队，几十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蜗居在几栋小小的活动房里。那时的井队活动房条件极其简陋，一栋活动房顶多二三十平米，里面六个很窄的上下铺，要挤进十一二个大人，毫无私密可言，所有的活动都在这几十米空间里进行。一个井队七八栋活动房围成个“四合院”，这就是你要经年累月生活其中的“社会”。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单调、无聊、压抑、苦闷不亲身体验是很难形容的。
在井队实习，我去的那个班十人一屋，加我十一人，剩一个床放些杂物。工人来历大致为湖北和上海知青，分为两个松散的圈子，湖北人多已结婚。平时他们除上班外休闲时间的生活极其枯燥。会老乡、扯淡，说自己和别人的经历、异闻，聊女人，把指挥部有数的几个偶尔来井队的电焊工、电话员等女工剖析个淋漓尽致。或去一趟萨尔图（当时大庆的中心区）或八佰晌（钻井指挥部所在地）开开眼。
一天晚饭后，我正坐在屋外发呆。班里两个刚才还好好的湖北人突然一语不和拳脚相向，拳头、手掌打在肉体上的“噗噗”声骤然而至又戛然而止。第二天你看他两人没事似的，该干啥干啥。这不就是憋的吗？
再说个有关危险的小笑话，那是真有其事。在学校读书时我的专业是石油钻井，班上是数十和尚。其中有一张姓小和尚是油田来的战区子弟。
书读到第二年，大家都去钻井队实习，编入各班随钻井工人上下班。
一个班大致有7、8个工人，分为司钻、副司钻、钻工等。还有一两个场地工，基本在钻台下面平场上工作，相对安全。
刚去的我们能够参与的工作只有场地工和在钻台上帮倒忙。
上钻台前，司钻都要一再交待学生注意事项。张姓小和尚那班的司钻嘱咐他，在钻台上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绷紧安全这根弦。如果听到什么异响不能分辨，马上跳下钻台！那钻台上最轻的东西也有百十斤重，哪个碰一下都不是好玩的。
当时常用的仿苏波乌-40钻机钻台大概不到三米高，跳下来顶多崴脚，于生命无虞。现在的钻机可不行了，钻台4、5米高都不止。
张姓小和尚战战兢兢上了钻台。波乌-40钻台不大，上面挤挤插插的。正面绞车、刹把，两个大锚头滴溜溜的转。左、右晃晃悠悠两个大钳。后面倒是没东西，那是坡道，吊钻杆用的，往后一退就掉下去了。钻台上还有一排排树在那里直插二层台的钻杆，看着眼晕。
只听“咣”的一声巨响不知从哪里传来，来不及分辨是何凶险。说时迟那时快，旁边工人一把没拉住，张姓小和尚“嗖”的一声跳下去了。赶快把他叫上来，告诉他这是起钻时带出卡瓦掉在钻台上的声音，并无危险，别太紧张。
问题是钻台上哪能没有声音。钻杆、卡瓦、大钳，“哐当、哐当”哪个都有不小的声音。结果，上去没有两个小时，精神高度集中的张姓小和尚从钻台上跳下来两次。
虽说钻台不高可也有两米多，虽说下面是土地，可也坑坑洼洼，你老往下跳要崴了脚也不行啊。司钻实在没办法，得，你还是下面场地工那儿干吧。
记得1975年石油学校毕业分配计划名单公布后，虽然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同学当场哭了……
我被分配在固井大队，条件比钻井队好，除了会战一般也不在野外常驻。原因呢？很简单，我姓王，班级学号按姓氏笔画排列，排在前面。人家钻井公司也简单，直接按学号分配，避免嫌疑。分到固井大队的四人有三人姓王。可见那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简单，有想法走后门的不多。
我那时年轻，在现场逐渐进入如鱼得水状态。三年时间，虽然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看上去与工人格格不入，但是仍然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混得风生水起，尤其和一些青工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破口大骂的快乐生活。就是回忆这三年的快乐和艰辛。
三年后调我去研究所，我坚决抵制，拖了有近两个月。直到有一天，支持我拖下去的指导员找到我，和我讲：还是去吧，顶不住了。我明白了，只好灰溜溜地去钻井指挥部报到。在指挥部人事科办手续时，接办那人还说我：从现场调到指挥部驻地，多少人做梦都想来，你想什么哪？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现场，一直在研究单位工作到退休。
大庆研究所时期上井工作留影，中间是笔者
即便调到北京工作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无数次在梦中回到固井大队的那个院子……
回到上学的话题。
考试、入学、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40多岁前经历了无数次考试，电大的、培训的、晋升的、研究生的……今天大部分都记不清了，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当年是在哪里参加的电大入学考试，难道是免试入学？
记得清清楚楚的只有一次，应该是1983年夏天，第一学年期末的高数考试。由于我所在的钻井技术公司电大学生极少，物理只有我一人，公司教育科只是由一个科员兼管电大事务，他把考试地点通知错了。考试当天我赶到区里指定地点，发现没人。再一打听才知道今天考试地点在市政府（石油管理局）所在地的某中学。我的汗一下就出来了，几十公里的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赶上了。打电话给教育科也没办法，他们不可能为我马上找个车来。
最后我猛然想起室里的工程师老郭，他喜欢摆弄摩托车，我还帮他连接过全车电路。电话打到所调度室，求值班调度无论如何找到老郭。不到20分钟他就来了，之后20多公里风驰电掣赶往管理局，把个挎斗三轮摩托车都快开飞了，总算在开考30分钟左右赶到了。看我蓬头垢面、惊魂未定的样子，监考老师弄清情况后挥挥手让我进去了。结局不错，重压之下勉力发挥，居然还考了80多分。
一直对郭师傅抱感激之情，离开大庆几十年了，直到今天还和他有联系。
物理专业开学典礼时洋洋洒洒坐了一大屋子人，足有几百学生。对于当时有百万人口的大庆油田来说这个人数并不多，或者说太少了。但是最后毕业时，只剩下了几十人。
物理专业的课程比较集中，教材都是当时比较时髦的。数学是樊映川教授的高等数学讲义上下两册，物理教材是程守珠等教授编的普通物理学1、2、3册，之后就是高等代数、复变函数、理论力学、电工学、模拟电子技术、原子物理学等等。
说心里话，别的课程还行，原子物理学没有学懂，量子力学初步就更不行了。考试通过不一定就是学会了，就像后来研究生时的有限元分析，我就没有太懂，这个后面再说。
对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理论力学印象最深、也最感兴趣，尤其是高等数学，当年有一本配合樊映川教材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全做了一遍。普通物理学和理论力学相应的习题集，也是必不可少，否则我过不了关。
三年的学习过程留下深刻记忆的多与课程无关。
一是当时常常停电，赶上正在上课，就得到处找有电的地方看电视。那时的电视没有机顶盒，没有回放，错过了就真错过了。二是当年电视播的都是相应的中央电大课程，老师都是名师，讲得真好。三是1982年公司准备从基层技术员中晋升一批助理工程师。（我当时的职称叫做助理技术员，技术员还助理，真没听说过）要进行一次基础文化测试，数学和物理。我刚考上电大，正当其时，两门课考了195分，公司第一名。其中数学99分，后来公司教育科的人和我说，本来是100分，后来感觉满分不好，鸡蛋里挑骨头扣了我1分。
还有就是不脱产，有课到时间就去听，下课马上回来上班。理解消化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每天晚上忙完家务有空儿就在家里或到办公室复习功课、写作业。出差都要带上书本。天天熬夜，整整三年。
记得有一年我带刚两岁的儿子到北京出差，住在家里。儿子会认人后第一次见到爷爷，陌生，不跟也不叫爷爷。到上课时间了，我就躲到另一屋里看电视。儿子找不到我要哭，父亲给他一碗糖拌西红柿，他就老老实实坐在小桌子前了。一会儿他从小凳子上摔倒了，我从屋门窗户看见他想哭，估计也明白爸爸不在跟前，张口喊：爷爷…爷爷…从此认爷爷了。
上学的第三年，每周日全天都要到石油管理局机关驻地集中听课。整整一年周日起早贪黑赶交通车。夏天还好，冬天晚上回来一路几十公里，天冷车慢，冻得话都说不利索。
那段时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等正在热播。记得晚上回来走进家属区时，常常能听到路边屋子里传出的电视剧插曲声。后来一听到这些插曲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从管理局匆匆夜归的画面。
当年的学习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功课，而是没有同学，没有辅导老师。最后毕业只有几十人，我们上千人的公司就我一个人。找不到同学，有问题没人讨论、答疑。辅导老师即便有也是在管理局机关，距离太远。当年大庆交通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几十公里来去一次太不容易。
幸好当时已经在研究所工作，单位里老大学生不少，第一届新大学生也来了。一般简单问题可以问问他们，但是一不能老是占用他们的时间。二是有些老大学生作为浸渍现场多年的技术人员，对于一些基础的科目已经有些生疏了。
这时教材习题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也只能依靠它。实在想不明白的题目就只好看后面的答案和简单的解题思路。反推回去，重新体会方法、思路。
一直学到第三年，每周日去集中学习时才在公交车上认识了个同学，是数学专业的。而且这时最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三年后我得到了第二个学历证书，电大（物理专业）。总算是和大学沾上了边。
电大毕业证
1990年，我遇到了第三个提高的机会。
当时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有部分内容涉及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为此和哈尔滨建工学院建立了协作关系。考虑到各种因素，建工学院建议协作期间最好同时为我们培养几个研究生，以便项目融合、接续。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建工学院又为我们室培养了一个流体力学专业的研究生。
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提，翻出一篇曾经的文章作为本部分的内容。
1990年下旬，我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工程理论研究所读实验力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哈建工其实相当不错，据说当时在全国建筑类院校中排名第二，后来在大学合并的浪潮中并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也算是众望所归，因为哈建工当年和哈工大出身同门）我那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仍承担着大庆原单位的工作，但每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
记得那年有一门课的课程小结，什么科目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专业基础课。我的作业引起了研究生的一点小震动，好几个同学来宿舍说起这个作业。
我做得比别人正确？答案新颖？方法特殊？都不是。
课程小结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就是个人对已学课程内容的归纳、总结及对一些问题的解答。
说来可笑，原因很简单。我的课程小结作业被称为规范、标准、干净，说白了就是小学生所谓的卷面整洁。让时常面对涂鸦式作业的某些教授们耳目一新，看到我的作业后大发感慨，拿去当成范本教训各自的弟子。
当同学第一次和我说起这事儿时，我还有点蒙。这也值得一提？这不是小学就开始练的童子功吗？这不是每个人从小都这样的嘛？
而且，在大庆油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那可不是光说不做，咱也算是受过熏陶的。
八股文章，起承转合。开题、前言、分析、结论。就这么点事儿！
平时我写东西就喜欢用无格的空白纸，无论草稿、计算还是文章。写惯了自然横平竖直。如果正式一点那就用A4打印纸，铅笔画上若隐若现的浅横格，写出来看上去更整齐。几页作业，写完再加上个封面，课题名称、班级、姓名、日期。看着舒服，也算是对老师的尊敬。
通过作业事件之后，好几个老师认识了我并且对我印象不错。其中水力学教研室的何钟怡教授给我印象非常深，他是建工学院的前任院长，知名学者，在哈佛学习期间中途被教育部召回任院长的。他也没把院长当个官儿，有不少轶事。他讲“实验的理论基础”（后来好像成为精品课），当时就二十课时，没有教材。高屋建瓴、广征博引、张弛自如。没听够，结束了。
何钟怡教授在授课
说心里话的，作业这件事儿让我也有点感慨。我真没想到当时有的研究生对待平时的作业就这么不认真、就这么信手而来。没有去看过他们的作业，也不知今日如何？
当年研究生班里有好几个在职的，我和吉林省交通厅的老周年龄最大，我那时37岁，老周比我还大一岁。其它几个都是二十七八、三十左右，班长是解放军后勤学院的现役军人。多数人是应届生，非常聪明。
因为年龄，那时我在学校好几次被人问是读博士的吗？弄得我好不尴尬。我心里话，就这个硕士我还读的跟头把式呢！
论课程成绩，基础课我肯定是比较差的。外语、有限元分析我当时就是勉强及格。不过当年教有限元分析的老师考试出题较难，考到半程，老师一看相当部分学生够呛，只好现场提示并将题目化简。当天我考得头昏脑涨，一塌糊涂，如果不是老师提示，绝对不可能过关。
从那以后，我好像就得了“考试综合症”，一遇高难度考试就“头脑发热脚冰凉”，每况愈下……我在上世纪70年代头部曾经意外受过重伤，头骨裂了两处，颅底出血，诊断为重度脑震荡。在北京宣武医院住院时医生告诫我：终生不能熬夜，不能从事脑力劳动。也许到了这时候这个警告开始应验了……
就是说论课程成绩我毫无优势，也就是专业课我还凑合，又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
但是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工程理论所那届研究生的优秀论文，当时只有两人获此荣誉。
论文顺利通过并获得好评，除了论文本身基本没有问题，与现场实际结合紧密等等以外，敢说与所谓“作业事件”没有关系？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某个细节看上去可能与主旨基本没有关系，或者仅有一丝一缕的点点关系。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细节都认真铺垫好之后，成功就会顺势而来。
1993年，我得到了第三个证书（实验力学方向的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
求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