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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刘靖：北京69届，15岁青春流浪北大荒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靖 ，曾用名刘五一，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调入燃化部石油公司工作，曾在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供职，期间在以色列工作生活多年，现已退休，定居北京。
原题
“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
歌曲《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晓城，王黎光
0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约8岁时，阜外医院查出我心脏房间隔缺损。医生建议我开刀修补，妈妈看到别的病人前胸对角线长的大刀口，对医生说：孩子太瘦弱，不做手术。妈妈说：死也死在家里，拉着我逃也似地出了医院。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因心脏病“免体”（不上体育课）了。
我们六九届，小学刚毕业考完，就遭遇文革。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人民中学（原女十一中），在中学“复课”，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记得初中要毕业了，学校来了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役解放军叔叔，作动员报告“带风向”：“你们将要住的是一排排砖瓦房，吃的是你们北京人叫“八一粉”的雪白大馒头，病号想吃点粗粮都得特批”。
文革时上山下乡运动，我可借口心脏病躲开下乡，可我满脑子都是《燕飞塞北》，“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理想爆棚。能去这人间仙境，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况且我在北京早都待腻了，亟待换换环境。对艰苦，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个解放军叔叔真的把我们这群小青年“忽悠瘸了”。
1969年8月22日我们离开故乡北京，下乡到黑龙江萝北县的兵团二师十一团26连。我11月份生日，下乡时我还不到16岁。我们那个地方是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原军川农场。我们连队是个三面树林环抱的新建连，地处边境的苦寒之地。隔黑龙江我们能看到“苏修帝国主义”的小白房子，出入境需要边防证，谁也别想偷跑回内地。一路火车汽车，我们到了连队——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几个月前先期到达的温州、上海等地知青，还有几户“闯关东”过来的老职工，我们北京青年岁数最小。
连队地处一马平川的穷乡僻壤小村子，我们住的是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听说之前房里还养牲口，哪里有砖瓦房？解放军叔叔言而无信，让我们很受伤。我意识到，我们将面对未知领域的所有可能。我们连队一直都没有电，没有时间概念。瞻望前景，一片幽暗，让人黯然神伤。幸亏是集体生活，才多少疏解了我的忐忑不安。
我们曾吟唱“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在激情四射的年月，纯情与浪漫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上山下乡之于六九届，像自由落体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锅端了。15、16岁的我们，一切道路都被堵死，像小时听说“拍花子”故事，后面有狼，两边是河，“鬼打墙”我们只能向前走。我儿子的小姑姑，小我一岁，同年也去了北大荒。
初到北大荒，蛮荒之地最先“惊艳”到我们的是蚊子、跳蚤、小咬、虱子，蚊虫“老鼻子了”（东北话数量多）了。后来去修路住帐篷，见识了牛虻。被牛虻咬了都会本能地大叫，像被烫了一样疼。蚊子、跳蚤、小咬、牛虻把我们咬得七荤八素，干活时，小咬会飞到嘴里，不小心咬到了，小咬居然是甜的！我最憎恶的是虱子，生过一次虱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昆虫。我宁可不吃饭，也要洗衣服，勤换洗衣服就不会长虱子。
去男生排开会，我们尽量不坐炕上，自己带马扎，怕招上虱子。当地男青年居然说，不长虱子就没有银（人）味儿。我还被草爬子（蜱虫）叮过，幸亏发现及时，是班长给拔出来的。我们用的是灌木树条围起来的露天厕所，坑还挺大。茅坑是用不太粗的树干、扒锔子（U型铁钉）搭建做脚踏板。
第一个冬季白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厕所还是露天的，脚踩在树干上都是尿结的冰，每次我都提心吊胆怕滑落粪坑。大粪多到堆成像一个个“钟乳石笋”，要扎到人了，有人过来用十字镐敲断。
行前，妈妈为我去黑龙江兵团做准备，一边教我缝被子，一边嘱咐我不要“脱离群众”什么的。妈妈“不食人间烟火”，她的想法与我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到了连队我才发现自己太“脱离群众”了，女孩子们穿戴都比我好。人家的铺盖都是里外三新，我的却是旧被褥，衣服塞进枕套当枕头，也没有新衣服穿，旧衣褴衫“穷”到没谁了，没有“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倒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看着张三李四王五，想象她们的家庭背景，想到我家背景再好也与我无关，很是泄气。好在后来都穿兵团战士制式服，谁也别“脱离”谁了。
我的好友HY，被面好像是缎子的，漂亮、华丽。她妈妈还给她寄来羊剪绒的皮帽、翻毛皮鞋等。我暗自猜想，她家一定是个富裕殷实的家庭。直到两年后我回京探家，去她家看望父母。她家简单的两间小平房，院子里有一个蹲坑公厕，房间里有一个没有水池的龙头，屋子里生着煤炉，家境清寒得让我很意外。HY家是“富养女儿”的典范，别家孩子有的，她家一定得有，别家没有的她家也可以有。
我家的家风是，别家没有的我不可以有，别家有的我也不一定有。天壤之别的教育，我自尊心很受伤害，凭什么？虽然我没想显摆自己是干部子女，但穿戴如此寒酸、土气，很不服气，为什么要自我矮化？
在HY家，她父亲劝我回连队，说解放初期一些大中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后来全部回城安排到各个岗位，让我别太心急。我觉得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况且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形势都很混乱，“机会与风险并存”，干嘛不试试运气？
我们26连连长是解放战争入伍、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转兵。我们管晚上集合连队领导训话叫“晚点名”。上海人男女生不分界限，在一起嘻嘻哈哈，北京人对此嗤之以鼻。连长知道我们年轻，难免情窦初开，操着山东话若有所指地说：“有的男同志，见了女同志就走不动道儿了，思想长毛儿了！”我们连队分男生排、女生排，畜牧班、机务班、炊事班。除了干活，平日男女生很少接触，思想“长毛儿”的机会不多。
尽管自然环境差，我们挣工资，发服装鞋帽，这是我插队的朋友们很羡慕的。棉帽子是狗皮的，皮帽才能挡住凛冽的寒风。棉手套是只分出一指的，当地人叫手扪子，棉胶鞋帮和鞋底挂一层胶。一天下来棉胶鞋里面是湿的，可能是不透气出的汗。后来条件好了，房间里有火墙，大家都把鞋子放在火墙上烤干，一屋臭胶鞋味，久闻不知其臭，顾不了那多了。我们外出噶条子（割一种灌木），一不小心踩在留下尖条子根上，鞋被刺透，脚底被扎破。
我们到北大荒第一个月领到工资35.2元（有3元边境补贴），在1969年是很高的收入。我立刻寄30元给在山东“三线”（以战备为指导，在内陆、山区、边远地区建起的工业线、交通线、科研线）山沟里小工厂工作的大姐。大姐的同事开玩笑：再加10元寄回你妹妹。大姐说当时买煤过冬的钱都不够，我那30元救急了。能帮助大姐一点，我很欣慰。
插队知青与我们兵团的像平行时空，他们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但可跑回故乡“嗨皮”。我们被禁锢死了，我们羡慕插队朋友们的自由散漫，想回北京拔腿就走。插队知青没钱，被逼无奈还画火车票，各种扒车、逃票。遇到好心的铁路叔叔阿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孩子们回家吧！
02
刚到连队，我们还都是“农工”（农业工人）。要发军装了，其实就染成黄颜色的衣裤，背地我们叫它“屎黄色”，连队领导说只有表现好的人才能当兵团战士，其余继续当农工。我很紧张，父亲那时还没平反，我生怕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当兵团战士。那一身“屎黄色”胜过一切锦衣华服，我怎么可以没有？其实是连队领导卖关子，大家都当了兵团战士。我们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好像打起仗来我们就地入伍了似的。
1969年中苏交恶，珍宝岛苏修帝国主义挑衅入侵，边境这边风声鹤唳，一切都为“准备打仗”。我们经常半夜“紧急集合”，刚开始，我们对这种演练信以为真，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跳进还没一人高的壕沟，隔开肃立。连长煞有介事地“带风向”，站在土堆上大声宣布，“苏修帝国主义明天早晨要对我国大举进攻了”一类的话。我对战争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最多是《地道战》《地雷战》的戏码。我却在后悔，应该把相册留在北京，我死了家人还能记起我的模样。这土沟沟能挡炸弹吗？只好炸到了就死，炸不死就幸存。
想想1969年的中苏边境，十几岁的年轻人蹲在土沟里“准备打仗”很魔幻。回忆小时候我们国家同苏联的关系那个好啊，父亲几次三番去苏联参观访问，还带着我去北京火车站给苏联大叔们献花，我家一些电器都是苏联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正纠结，连长宣布“演习结束！”之后我急忙把相册寄回北京，以备家人悼念之用。
天寒地冻时我们“拉练”，拉练的内容就是背着铺盖卷儿急行军，爬冰卧雪，制造紧张氛围。我琢磨，我们穿一身笨重的棉衣裤背着行李也跑不快，还是得挨枪子儿。双脚打了水泡，有经验的人教我们把头发丝穿在水泡里，水顺着头发丝流出来就不会太疼了。我们早在北京时，就预习了俄语的“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这两句没派上用场，成了屠龙之技。
那两年，连队附近经常有人打信号弹，起初B副连长率领我们匆匆赶到“事发现场”抓特务，连特务影子都没见到过。我们连是农业连，没有武器，就算看到特务，怎么对付是个问题。后来有人解释说，信号弹是预埋的，特务早跑得无踪影了。为什么打信号弹，没人说清楚，无法破解。
妈妈总是在鼓励我要勇敢、坚强。我刚到连队，写家信都是凄云惨雾。妈妈回信没有同情和安慰，几乎每次都在批评我骂我，曾经是八路军的妈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激励我的。姐姐说妈妈看了我的信，掉眼泪，说这么小的孩子就去充军。去北大荒上火车前，我同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到新大北照合影。
我没告诉妈妈我乘哪列火车，故意不让妈妈送我。妈妈还是买了水果零食等吃的跑到北京站送我，找了好半天，后来一问我们去黑龙江的火车是从永定门车站发车。再赶去永定门来不及了，妈妈十分懊恼，回到家一声声地叹气。看了姐姐的信，我觉得对不起妈妈，放声大哭。
连队通讯员从团部取回家信，我们读信，经常从流泪到掩面而泣，再到放声大哭，哭声一片，我往往是“领唱”。我记得来往的信件一般要一个月，盼家信，望眼欲穿。“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光中）通信员帮大家从四十里外的团部买日用品、食品，取信寄信。我们去团部照相寄回家，通常都是走着去团部，四十多里坑坑洼洼的积雪路，跌跌撞撞走得不轻松。返回连队，我们四处打听有无便车，一般都能找到路过或离我们连队近的下车地点。
想家，是我们的传染病、通病。刚到连队，收到家信的我们悲从中起，伤心落泪，悲伤也传染，思乡的哭泣很快变成大合唱。在北大荒，我们不曾沉沦，因为我们有希望，望穿秋水的渴望：回家！有人说，只要让我回城，扫大街我都愿意。一些没有门路、缺少办法的知青“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唐·高适）为了回家，更多的人如我，选择“迂回前进”，那是后话。
我们好像从大城市的楼上，被推摔在乡下的泥地，命运告诉我们，你得自己站起来！我们挣扎站了起来，擦干泥水，朝着给我们规定的目标前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是我们六九届和下乡知青的宿命。我们从一个大城市的青少年，角色转换成新农民，环境的陡变让人目眩神迷。
六九届因年龄小，才有了知耻而后勇。早在60年代初就流行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还有各种催人奋进的口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 我们受到沉浸式教育，照单全收，这也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吗？我们城里人，如果不想“见光死”，就要拼命干活。
我们战斗在祖国的北疆，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准备打仗，用青春铸起钢铁长城。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连队，我们都没看见过武器，也不知道这个仗该怎么打，看上去只有抄家伙了，镰刀、铁锹、十字镐……“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被口号鼓动、鼓舞、激励着，被豪言壮语、宗教圣坛般感召着。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儿，想进步、入团、入党、上大学，基本都成了水月镜花。
幸亏苏修帝国主义扬言的核战争被国际社会遏止，不然黑龙江又多了一块墓碑，上书“在反修前线牺牲的知青，永垂不朽！”
03
连队通讯员去团部，我会托他买奶粉和白糖，那时北京都没有这些。我们有工资，有奶粉、白糖，心里有了些配平。通讯员为大家带来各地的信件，晚上我们趴在炕沿上回信，倾诉衷肠。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东北，我们连队都没有电灯。油灯不过是把柴油灌进一个墨水瓶或浆糊瓶里，安上自制的灯捻。柴油灯比煤油灯燃烧差，很快房间里便烟雾缭绕，早上我们互相嘲笑，鼻子下都长了“仁丹胡”。
刚到连队不久，人多炕小，不得不侧身而卧，还不能蜷腿，更不可翻身。体会到“罐头里的沙丁鱼”，非常难受，睡觉成了折磨，幸好很快就搭上下铺，当沙丁鱼的一幕却不能忘怀。我们的作息时间都被设计规定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越多越苦恼，在那些死寂的日子里，很少有人“仰望星空”。
L司务长在“一打三反”中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被下放到机务班了。D姓新司务长好像是本地青年，自从他接手炊事班工作，我们不再有野味吃了。我们私下议论，老司务长贪污，我们还有狍子、野猪等野味改善伙食，贪就贪点呗。在廉洁奉公的接任司务长管理下，我们经常两个月不见荤腥。吃一次肉叫“会餐”，会餐还有平日没有的大米饭。我们都狼吞虎咽，夜里又都往厕所跑，拉肚子。平时伙食太寡淡，一下吃得油腻，肠胃受不了。
刚到黑龙江不久我得了中耳炎，在连队“缺医少药”没办法治，只好去团部医院。天色已晚，我们在团部招待所住了一夜。那夜我耳朵疼无法入睡，次日半边脸都肿了。到了医院，医生用镊子直接钳出一团脓血球，点了几滴药水，就完事了。这么简单的治疗，要跑几十里路，费大半天功夫，体会到偏远地区，缺医少药。
回连队，我同男生排的L排长搭乘16连的胶轮拖拉机，终点16连离我们连还有8里路。我跟着L排长要穿过一片玉米地“青纱帐”，沿着马车车辙走回连队。L排长走在我后面，一声高一声低地跟我闲聊，我觉得他好烦，他越跟越紧，就要踩到我的后脚跟了。
一个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本能的警惕，对一切粘粘乎乎的男人敬而远之。我加快脚步与“粘乎”拉开距离，有意甩开他。走着走着忽然我觉得后面没声音了，回头望去，L排长不见了。我慌了神，高声喊“L排长！”不一会他从玉米地里“唰”的蹿了出来，说“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了”。见他跟上来，我“保持车距”一样与“粘乎”拉开距离继续快快赶路。
天色渐暗，我们赶到了连队，连长可能有点不放心，正在村口迎着我们。看见连长，像见了亲人，我有点想要扑到连长怀里的冲动。后来，L排长同一个上海青年生出一个孩子，在知青范围里“影响很不好”，想想那天我同L排长穿越青纱帐，我还真有些后怕，我的警惕很必要。
我们北大荒那嘎达的豆角黄瓜肥美粗壮，北京的蔬菜太袖珍了。一次连队S文书悄悄地让我们拿杯子，来到滚开的猪食锅前，把大块的南瓜捞到杯子里，果真南瓜又甜又面，顾不上同猪争食了，也别提吃猪食这事儿。
北大荒一马平川，土地是黝黑肥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没有催命的劳作，不是诗人，也会浪漫出诗歌。
1970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地处高纬度，天亮得早，3点多钟天已破晓。犁地的大钢片做的钟，“当当”地敲，响得像“逼命”，又像轰然碾压过来的火车，碾碎了我们的梦境和疲惫。我们睡眼惺忪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走到大田，天也快大亮，能分得清草和苗了。
我锄地会“左右开弓”，右边累了换左边，挑担、铲土我都是两边轮换。这在当时叫“苦干加巧干”，所以我锄地（东北叫铲地）经常“扛把子”全连第一名，自己也觉得“霸气侧漏”，很骄傲。大概干到6:30，炊事班来田里送早饭，吃完接着干。
中午时分回连队吃午饭，我趁吃饭功夫洗衣服。下午该去在树林深处的新建点工地盖房子了，我把馒头夹上奶粉和砂糖，一路走一路吃“馍夹糖”，走到了，午饭也吃完了。晚上紧紧张张，吃过晚饭“跃进”（老职工叫“要进儿”），就是加班干活，基本上是码砖坯，搬砖一类的活计。跃进大约到晚上8点，我们要“天天读”，就是学毛选、文件、报纸类，六七十年代，全国正陷入狂热的学习领袖思想热潮，几乎卷入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哲学。
学习之前，大家例行的文化生活“拉歌”，“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女生排齐喊男生排“一排的，来一个”，男生排“人来疯”打了鸡血似的扯着嗓门唱完，又喊“二排的，来一个”，我们女生排也竭尽全力“喊”了一首。“拉歌”的口号有“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伴随着有节奏的掌声，大家情绪亢奋、高昂，肾上腺素飙升，多巴胺拉满，一副扬我国威的样子，好像隔江的苏修帝国主义能听到。“拉歌”是我们开会前的文化活动，简单易行，又容易推高气氛。
接下去开始学习，念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念文件种种，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唱歌的兴奋很快消散殆尽，从早3点多干十几个小时活儿了，我们又累又困。很快人群里就传出鼾声，我不敢睡，强打着精神，涂清凉油也没用，身体反应最真实，无奈“灵魂的拷问”。
文革最时兴扣大帽子，学习睡觉，轻则说你对毛泽东思想没有阶级感情，重则说你反对什么什么。当时我真想一头栽到泥地上睡一觉，疲倦到“每个细胞都想投降”。B副连长高喊“下雨了！”大家惊醒。不一会儿，大家又陷入昏昏欲睡。副连长喊两次下雨也就黔驴技穷了。15、16个小时劳作，还要学习、“天天读”“晚点名”什么的，对于我们年轻人真的很折磨很挣扎。
04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王建）当我们年少走进大自然，带着艰苦不设限的理想，黑皱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从黑土地“归来是空空的行囊”，心境沧凉。在诅咒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我们得承认因为吃苦，提升了自己，并积淀了做人的力量。
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我缺少“慧根”一味蛮干，五十多年后我才开悟，已然时过境迁后悔莫及了。在新建点工地盖房子是轻省活儿，我们女生负责和泥、搬砖，给当“大工”的男生当“小工”。从脚手架下往上抛砖，手指肚很快被擦伤。我单纯而天真，“听党的话，跟领导走”不想因为生而瘦小干枯给人刻板印象。
最初，伤心排山倒海地落泪成了我排遣悲哀、无助、委屈的渠道，很快，我的倔强成就了我克制、隐忍、吃苦耐劳，坚持不懈。不遑多让，我被评上“五好战士”，时也，运也，命也。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搏上位”，而是实现了自我价值，奖状使我的生命大放异彩。
我们的连队像个孤岛，知青们过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准共产主义的生活。公路上偶有汽车鸣笛声，才恍然回到人世间。土筑的公路上我见过野鸭妈妈带着小鸭横穿，也见过单只的狼。老职工说如果你走在路上，狼会从你身后把双爪搭在人的肩膀上，你一回头，狼刚好咬断你的喉咙。不回头呢？拎着两只狼爪子，猛地摔在地上。我想想难度太大，最好没有狼搭肩膀。
我们的D连长很厉害，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远近闻名离休干部。他身高也就一米五，在团里是远近闻名的“D大个子”。连长是个爆脾气，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一次草原失火，形势紧急，连长爬上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指挥，一不留神摔下把一条腿压断。护送连长到团部医院的同志说，卡车一路颠簸，坚强的连长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一声不吭。
B 副连长把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人叫到一起：“你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我心里说：你少来，我父亲参加革命时你还没出生呢！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党员、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干部，女儿怎么成“资产阶级”了？ 在穷乡僻壤，再错愕虐心的话都得听，我报之面无表情。
X副连长是湖南人，寡言少语，我唯一的印象是，冬季我们出操时他操着湖南口音喊“向右——绢！”我们明明是农工连，一时搞得很兵营，只不过我们没见过武器，赤手空拳练个擒拿也没有，怎么屯垦戍边？我悟到多干活少说话的真谛，有话雪藏在心里。
温州知青太幸福了，他们城市的领导，组织知青家长给边疆的子女寄吃的用的。我们宿舍的温州青年用猪油、虾皮、紫菜、榨菜泡汤，香味冲鼻。我们不得不忍着，咽着口水，装作满不在乎。一次宿舍就剩小H我们俩，她给我冲了一碗猪油紫菜汤，这对我来说是开洋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记得上海知青小W带来了一个直径约半米多的铝制澡盆，搓衣板，洗衣服比在脸盆里痛快多了，还可以在澡盆里洗澡。我们“洗澡”只能用湿毛巾擦，瞎凑合。有一次小W将澡盆借给我用，我才在北大荒得以洗一两次澡。“不要扎根边疆一阵子，要扎根一辈子”，是不是很反智？我一定是被口号们蛊惑了。我们唱“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年轻的我们，很自我麻木，麻木了也就没有痛苦了。
老职工都是原军川农场的人员，没有几户，他们大多不像想象的朴实。天一冷，他们每家门口都堆满码放整齐的柴火。我们连队地处未被开垦的新建点，被原始树林环抱。刚开始进林子砍柴就是进林子拾柴，干死的树，一推就倒。老职工嫌我们学东西慢，就说歇后语“熊瞎子（东北人称狗熊）姥姥是怎么死的？”——笨死的。后面三个字是不说出来的，自己去想。
我们上山下乡，绝非“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想多了。我们不得不被环境被上级要求同化，对苦、累、脏、难等等的感知趋同，所谓适者生存，否则你会被淘汰出局。被冷落、孤立，甚至墙倒众人推。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开悟不算晚：所有自悲自怜自怨自艾，都是徒劳的，惟有自我救赎。有一句台词说革命先烈“擦干了血迹，他们又继续前进了”！而我们知青，只有擦干了眼泪和汗水，该干嘛干嘛！现在视为脑残的想法，在当时视为“政治正确”。所谓，“思想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是当时的“普适价值”。
开班会，我们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中心理扭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也不想懂的“劳什子”。干活，学习，天天读，开班会，一股劲地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一闪念”人格撕裂，说是浑浑噩噩也不夸张。毛主席又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当个小班长的可累了，一班十来个人，每天挨盘儿一个个地谈心，累不累，傻不傻，真相和逻辑不要知道太多，知道多了会疯掉。
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我凭什么那么卖力气、吃苦，不就是为了仅存的荣誉感。连这个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便给了我离开北大荒的足够理由。“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回家”在一段时间因为不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梦幻。最实际的想法，就是好好干活，别挨批评，熬两个月，我们有一顿“会餐”：大米饭+红烧肉。连里有病号，如有一两个人，炊事班会做病号饭，那便是平日吃不到的手擀面。一次连队只我一人病了，发烧，炊事班长亲自为我擀了面条。细细的、软软的，汤汁上漂着一点油花，些许葱末，几十年不忘的珍馐美味。
团里传来建小砖窑的新技术，不知道谁脑洞大开，开节约风气之先。我们连队立刻响应修建小砖窑，烧砖的同时热力通往火炕，烧砖取暖两不误，买一送一。可事与愿违，烧砖窑时，睡炕头的人烫得睡不下，只好坐在被子卷上，毯子都被烤糊了；睡炕尾的人冷得难以入睡。晾窑时，屋子里冷得结冰，墙上一层霜，毛巾冻成冰片，少见的“抓马”。砖窑晾不凉，烫手，没办法出窑。晾窑的几天，冻得我们备受煎熬。
我们抱怨：谁这么缺德，出馊主意、神操作。当然这“拍脑袋工程”加“豆腐渣”工程，很快“烂尾”了。小砖窑本以为可“封神”，却被打了脸，成了高级黑。
我们也有开心爆棚时候：有会餐、有团部放映队来放电影、有团宣传队来表演节目，还有我们连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这些便是我们的嘉年华，也是我们的泄压阀，避免了精神崩溃。团部放映队放的都是“样板戏”一类的电影，我们仍“喜大普奔”嗨翻，迎接他们的到来，好像还有《地道战》《地雷战》之类。其实放的电影内容都快倒背如流了，就是享受不用劳动，挤在一起暖融融看屏幕的感觉。
连队宣传队的演出，没有活色生香的精彩，看着熟人在台上拿腔拿调，也是件愉快的事。我们连“宣传队”还为小砖窑编排了小品，什么小砖窑贡献大，烧得砖结实不易碎之类。只见演员拿着砖尽量放低身段，一松手，砖摔成两半，意想不到的“酸爽”，我们幸灾乐祸地开怀大笑。大窑烧砖那是经验，小窑烧砖那是试验。我们以后要住进自己盖的砖房，豆腐渣砖谁敢用。我记得宣传队演出有“三句半”，例如：“今天说个三句半，说得不好不管饭，我们都是头一回，添乱！”我没参加宣传队，我清高（捂嘴笑）。
记得还有一次冬季，我们跑到16连看电影，来回16里路，走去走回，还是“站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勃·《滕王阁序》）。在北大荒的两年多，是艰苦、困顿、丰富、生动的两年，每人都一本或厚或薄的北大荒的爱恨情仇。
我们学会了逆来顺受，在无可奈何之际，谁说“打不死的小强”逆来顺受不是最佳选择，不是生存法则？能不坑害别人，不接受、选择沉默，已经很高尚了。
我们那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天天读”。实际上更要求我们干活，好像连队领导有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我们又被分配下地干活，我们争辩“今天是过节，应该放一天假”，领导说：“五一”劳动节，就是用劳动来庆祝节日。我们很破防、很崩溃，人微言轻百口难辩，沮丧地扛着锄头下地了。当个人利益与领导的要求相左，你得考虑权重。年少的我们，青涩、纯真而懵懂。
说起最初的连队生活，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不夸张，甚至经历过影视剧里都不曾有的桥段。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不想沉沦、堕落，不断地磨炼，你养成了坚持与坚守，甚至演变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天苍苍，野茫茫，想家乡，欲断肠。我把“想家”写在天上，写在田野，写在心里。我们互相避免谈想家，怕碰到一触即溃的堤坝。
看小说形容北方冷，动不动就说踏着没膝深的雪。俺们那嘎达，温度经常到零下40度，下雪后积雪很快就冻住了，新下的雪没那么厚，底下是冻雪，体会不到“没膝”。雪能没膝，说明天气不够冷。
刘靖专列
东北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