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原题
青岛：“三国演义”
与“两伊战争”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上）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唤醒了千千万万个平民百姓灵魂深处被压抑多年的创造财富的本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中国的草根们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上演了一出出“丑小鸭”幻化成“白天鹅”的动人传奇。
1999年初，报社派我去青岛，采写一篇关于阳光政府的稿子。不巧，刚下火车就被告知：市委市政府及各局办的领导都到济南参加省里的紧急会议了，而且三天后才能回来。那就看看企业吧。近年青岛崛起的一批大企业引人关注，尽管这些企业我已经采访过好几次了。哪怕这次不写什么，就是了解情况、积累素材也是值得的。正巧，这几个大企业的老总都在家；而且，可能是临近春节相对放松，他们都愿意拿出时间长谈。因为没有什么采访主题，我与老总们一对一地漫无边际地聊起来了。他们谈业绩，谈问题，谈目标，谈管理，谈政府调控，谈彼此竞争……谈到同城彼此竞争，我请他们印证关于青岛“三国演义”与“两伊战争”的传闻。就如同刚燃烧的干柴泼上了汽油，这火一下子就拱起来了。几位老总滔滔不绝，一上午没讲完，饭桌上继续讲；白天没尽兴，晚上继续谈。老总们谈得口干舌燥，我则听得心惊肉跳。没想到，在“绿树红瓦、碧海蓝天”美丽滨城，竟长年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没想到，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同城兄弟竟是你死我活！所谓的“三国演义”与“两伊战争”，是坊间百姓对青岛一些大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厮杀的一种概括。“三国”是指三家知名的家电企业集团：海尔、海信、澳柯玛；“两伊”是两个啤酒厂商：青岛啤酒、崂山啤酒。因为青岛啤酒老总叫彭作义，崂山啤酒老总叫赵丕义，两人名字里都有个“义”，被谐音为“伊”。1991年前，大家专心于各自的领域，三家都平安相处。尽管其后几年里三家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不少，但客观地看，“三国”到1995年时，还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生产电动葫芦的800人集体企业，1984年的销售收入只有380万元，却亏损147万元。但是，在张瑞敏的手中，经过14年的时光，奇迹般地发展成为傲视群雄的大型家电王国。张瑞敏当过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副厂长，1984年受命于危难之间任厂长。也许是他的丰富人生阅历；也许是他忘不了上任后第一个春节时，从不喝酒的他不得不酩酊大醉的经历（为了给工人发工资，在银行不贷、兄弟企业不借的情况下，他求助于农村的朋友。这朋友没有别的要求，就有一条：喝酒！）；也许是他忘不了1985年轮起大锤带领职工砸碎了76台质量不合格冰箱的记忆。他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是他吃了许多“休克鱼”、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后；即使是他“东方亮了，才照西方”，成为门类最全的家电“巨无霸”后；即使是进入了世界500强后；你总是能感受到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海尔的名称变迁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凤凰涅槃的经历。其产品从“琴岛－利勃海尔”到“利勃海尔”再到“海尔”（据悉，张瑞敏们翻阅了几种语言的词典，确信都没有“海尔”这个词，不会引起歧义或转义后才确定的。既有连贯性，又有独创性），从与外商合作到自主开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到80年代末在冰箱行业稳稳地立住了脚跟。张瑞敏曾为《海尔报》写下一篇文彩激扬的文章《海尔是海》，意思是海尔应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体。不过，海尔当时与同行的关系比较紧张，彩电与康佳等、空调与海信等、洗衣机与小鸭等……如同海尔有过更名的经历一样，周厚健不是企业的创始人，却是海信的缔造者。在他的手中，1969年创立的青岛电视机厂变成了海信集团（起名海信，也是费了一番心血的。中文商标“海信”，取于“海纳百川”和“信诚无限”两个词组；英文商标“HISENSE”，是由HIGH和SENSE组合而成，是高品位、高科技意识的含义。为了这个“海信”，他们被推迟了3年，1999年初才得以被命名为中国驰名商标）。周厚健下过乡、当过工人，1982年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后，进入青岛电视机厂。任过科长助理、副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1992年担任厂长。“历史把我推上了舞台。上大学时，我从没有想过当企业家。我喜欢研究技术。”在他主政6年后，海信的销售额、利润和净资产都增长了整整20倍！海信也迈了扩张的步伐。用“债务剥离、合资控股”“债权转股权”“异地划拨国有资产”等形式，先后兼并了淄博电视机厂、金凤电器有限公司、山东电讯四厂、青州无线电变压器厂等。初出茅庐的周厚健的资本经营颇为老道、也颇为有名，令不少人们惊讶不已。海信在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的同时，资产负债率从70％降到60％。地盘扩张了，总不能只做电视机吧，海信准备向进军程控交换机、电话、多媒体电脑、照相机、数字家庭影院等领域进军。周厚健对自己的多元化扩张颇为自信。“海信在扩张，但不是简单地求大，而是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知识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人才的基础是最重要的，需要长期、持续地不断投入。这种投入不是三五年能收回的；而从长远看，人才投资的代价又是最小的。在同行业中，海信的人才储备和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在海信，大约有1000多技术人员的年收入比我这个总裁还要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周厚健的雄心壮志溢于言表。也许是巧合。海尔为了名称，下了一番功夫；海信为了名称，费了不少心血；而澳柯玛为了名称，则遭受一阵折腾。起初，他们把冰柜起名为“新贝尔”，因为生产线是从新加坡引进的；后来有人觉得不动听，改名为“澳贝尔”，因为新加坡又是从澳大利亚学到的。没想到，青岛当时有个德贝空调公司不准用那个“贝”字，海尔集团不准用那个“尔”字，最后只好起了个“澳柯玛”这个名字。“发达”后，有人曾提议改个名字，鲁群生不同意，“要记住历史”。鲁群生也下过乡，后来读了两年中专，进入企业后，读了三年函授大学，又在中央党校读了两年半的研究生班。他是1990年3月接手澳柯玛（开始叫青岛洗衣机一厂、后来又叫黄河电器公司，是红星电器公司的一个分支企业）的。从1987年起，这个企业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以56万美元通过一租赁公司从新加坡引进一条单班年产3万台冰柜的二手设备，产品生产出来时，正赶上“抢购风”，粗制滥造也风光了一阵，后来却全部被退货，导致企业一败涂地。刚建没几年的厂房，就像遭受一场浩劫似的；400多职工放长假，由红星电器每月发给38元；企业资不抵债2500万元，打交道的，全是讨债的；2年里，37次因讨债官司被推上法庭；先后换了10任厂长。本来红星电器派鲁群生收拾摊子清理财物，准备将企业卖给双星集团；但作为红星电器副总经理的鲁群生不甘心，不愿红星电器丢面子；而且认定冰柜市场很有潜力，只是企业没经营好。他坚信“哀兵必胜”，卧薪尝胆，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技术改造，3个月后开发出家用150升小冰柜，在市场上一炮走红（不少专家认为，澳柯玛在技术引进、消化、改造上，在全国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当年扭亏为盈，净利5万元。1995年，澳柯玛彻底翻身了，成为全国的“冰柜大王”，年产冰柜100多万台。其后，澳柯玛稳扎稳打，开始了二次创业，又是合资，又是兼并，又是引进，又是开发，形成冰柜、空调、微波炉、电热水器、洗衣机、厨洁具等跨行业、跨地域的企业集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星电器后来被海尔集团兼并了。小鸡澳柯玛长大了，母鸡红星电器却被抱走了）翅膀硬了澳柯玛也要拓展地盘了，这也许是大型企业集团成长的必由之路吧。已经声名鹊起的鲁群生认为：“对一个成熟的大企业来说，干单一品牌，是一种浪费。但我们的投入方式是‘小步快跑’，而不是像有的大企业集团那样‘高投入、高风险’。”（不知是不是巧合：尽管张瑞敏、周厚健、鲁群生的年龄并不相同，但他们就任企业一把手时，都是35岁；三人的职务都是董事局主席；三家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都是女性。）（中）
除了个别垄断性国企，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似乎都经历过“野蛮生长”，都经历过“九死一生”。这些无序的、混乱的、甚至不规范的激烈竞争，尽管有时“狼烟四起”，但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活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企业“野蛮生长”的岁月。在那“卖方市场”的时代，有实力的企业拓展地盘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哪有什么“协调”？哪有什么“共赢”？90年代，海尔进入大发展的时代，开始了大兼并、大扩张的过程。要扩张，就会发生“领地”的冲突，就会产生竞争。1991年海尔兼并青岛的空调厂、冰柜厂，开始了冰柜生产的历史。这倒也无可厚非，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出“围城”。当时“专司”冰柜的澳柯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力与海尔叫板打擂，自然就演绎不成大战了。1995 年12月，海尔收购了武汉冷柜厂60％的股权，冰柜产量大增，与澳柯玛的矛盾与日俱增，这是后话。海信从1993年起，就开始研究变频空调技术，并与国外厂家合作开发，到1996年决定上马生产线时，据说其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不知是忽视了“小兄弟”，还是海信的保密做得好，反正海尔在这时才开始着了急；后来，澳柯玛也上起了空调项目，海尔更是坐不住了。就彩电而言，海信历来居全国前十名之列，年产量在100万台以上；而海尔虽然是后来者，但据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在大城市的销售量跃入前4名。激烈的争夺在后头。澳柯玛没有参与彩电竞争。就空调而言，这无疑是海尔的强项。1996年海信上了30万台，1999年澳柯玛也要上30万台。青岛空调市场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就冰柜而言，这本是澳柯玛的看家本领，其产量据说仍是全国老大。但在海尔的强大品牌优势面前，其主市场已从大城市转至中小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对此，海信是“坐山观虎斗”。就电脑而言，海尔已经介入，在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中有专门的人才；澳柯玛也不甘袖手旁观，当年就有产品上市；但目前还是海信要技高一筹，电脑的销售量已进入全国前三名。此外，海尔和海信的电话，海尔和澳柯玛的微波炉、电热水器、厨洁具等，都将有市场份额之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最近，海尔在黄岛经济开发区又买了700亩地（海尔目前工业园区的面积是800亩），而且，就在澳柯玛新厂区的对面！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由于方方面面的“造势”，一时间，重复建设成为青岛市大街小巷议论的话题。据青岛的人们讲，同在岛城，三家不大来往，不愿在同一场合出现，不愿在同一张报纸露名，不愿在电视台同一时间段露面。即使买外地品牌，也不要对手生产的东西。相互诋毁，相互攻击，似乎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在展会上，出现过员工动手撕扯的情形。不过，澳柯玛和海信的关系尚可，这颇有些“联吴抗魏”的味道。 “因为我是‘蜀国’。”鲁群生不乏幽默。在“三国”大战中，在青岛市反对重复建设的热潮中，澳柯玛处于守势。 “决定企业成败和归属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市场。我们的企业好好的，为什么要让我们并入海尔？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们的优势？强行合并的风险太大。如果有一天，澳柯玛经营不下去了，我会主动去找海尔，请求兼并。企业应着眼于市场，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鲁群生这话有弦外之音。客观地讲，海尔在扩张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市内企业兼并上，得到了青岛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现在，我们正在做上市的准备。今年我们冰柜就不用说了，准备电热水器搞到30万台，空调搞到30万台，微波炉搞到15万台，厨洁具也搞到30万台，还有其他产品。前不久我们开了新品推介会，接到订单89亿元，能落实一半，今年的销售额就可能达到50亿元。”话外之音就是，我也是多元化经营的大块头的企业集团，想兼并我？掂量掂量吧？“当时的青岛市委俞正声书记给我指出了四条路：一是嫁接给老外，二是投奔长虹，三是并入海尔，四是自我壮大。这真有些血淋淋的感觉！
“我的压力大极了。我并不是走投无路呀！我请俞书记和有关领导到我们厂里来，给他们讲解我们空调的技术先进性、讲空调市场是全国大市场，不存在谁的“领地”问题，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而且，只有竞争，才能带来活力，我们在打空调市场的技术和档次差。“再说，讲市场经济嘛，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嘛！我们上马空调，经过了一场磨难。去年我们的空调产量30多万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根本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说实在的，1996年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竞争。我总想，埋头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就是竞争的实力。”周厚健这话，颇有些自嘲的味道。记得1997年10月15日，挟“探路者”彩电成功上市的秋风，精神焕发的张瑞敏（党的十五大刚刚闭幕，张瑞敏是十五大代表）出现在广交会的海尔展台上。面对“在青岛有彩电厂家、全国彩电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海尔为什么还要上彩电呢”的提问，张瑞敏侃侃而谈。“有人说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认为东方亮了才能照西方。在多元化扩张中，不在行业里争得前3名，我们就坚决不做。对企业来说，关键是市场竞争力。成功的决策是建立在必然性之上，市场没有那么多的偶然性。我们是扎扎实实做好主业之后，经过慎重考察和思索，才决定上彩电的。彩电的竞争是激烈的，但我们相信海尔品牌的号召力。青岛是有彩电生产厂家，但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市场。”这一回，是海尔进入了海信的“领地”，给了海信以口实。“我们上空调时，他们找市委市政府、找上级主管部门、找老同志，到处指责我们搞重复建设。他们上彩电就不是重复建设啦？”公正地说，在1999年1月的采访中，张瑞敏没有对海信、澳柯玛说三道四，一句也没有；尽管我提及到“三国演义”的话题。也许，海尔已经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啦？也许是张瑞敏的忧患意识始终绷得紧紧的？“现在竞争空前激烈。三年后，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谈企业，那海尔就挺住了。”多次采访过张瑞敏，他此次的低调，令我吃惊。张瑞敏说，从亚洲经济危机中韩国企业的表现看，大企业的竞争力关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海尔要尽早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他再次强调在海尔他的角色是设计师（我开玩笑道：是牧师？在布道？）我们俩在海尔的员工食堂边吃边聊，加上饭后喝饮料的时间，前后40分钟，干脆利索。只要你事先报去采访提纲，听张瑞敏娓娓道来，不需要中间插话，最后再提尚不明了的问题，一般半小时左右，他就不再跟你闲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漂亮文章，都不需要怎么加工。那是1997年4月，没有什么报道任务，就是想见见张瑞敏，就是想看看海尔。经报社青岛记者站胡考绪站长的联系，海尔爽快地同意了。我问海尔是如何强化质量管理的，张瑞敏说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他给介绍负责生产的副总；我问海尔如何走向国际市场，张瑞敏说有负责对外销售的副总；我问海尔在多元化经营中如何确保主业，张瑞敏说总经理比他这个董事局主席更清楚；“我负责企业的决策。力争海尔决策不失误，是我对企业的最大贡献！幸运的是，海尔到目前的决策还没有太大的失误。我们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浮利不追，叩桥不渡。”（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海尔没有决策失误，才发展到今天；一旦出现失误，就会是致命的。企业在鲜花和掌声的包围中，表面看是突变，实际上是在渐变。”）张瑞敏从一个斜坡上球体运行图，解说“海尔决策路线”。30多分钟，讲得明明白白。“我晚上有事，由杨总陪你吃饭吧。”杨总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总经理杨绵绵。采访后，我写了篇《海尔决策缘何无失误》的报道，刊发在经济日报的第一版上。尽管文章不到2000字，听说海尔很满意。】张瑞敏也好，周厚健也好，鲁群生也好，都是企业集团的缔造者。张瑞敏要带领海尔进入世界500强，周厚健要培育“理性企业”，鲁群生要建成“长寿企业”。经营好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才茁壮成长的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就像开国国王决不容别人染指自己打下的江山一样，他们也决不会拱手让渡寄托着自己心血、理想甚至是生命的企业。青岛的家电领域有没有重复建设？当然有。但是，如果没有刀光剑影的“三国演义”而形成一家通吃的话，青岛绝不可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家电城！在“三国演义”的多次大战中，尽管反对重复建设的声音震耳欲聋，但是，青岛政策当局始终是难得的清醒。他们没有信奉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的信条，没有动用行政力量强行企业合并；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下）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往往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强势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做大做强”。
青岛政策当局是清醒的、冷静的、慎重的。坚持在法治的范围内与企业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保障自发秩序”。
如果说一般的青岛普通市民对“三国演义”是冷眼相观的话，对“两伊战争”则是感受至深了。一个是青岛啤酒，一个是崂山啤酒，几年来，两家为争夺青岛啤酒市场份额打得昏天黑地。青岛啤酒的老总名叫彭作义，崂山啤酒的厂长名叫赵丕义。人们把“义”谐音为“伊”，戏称“两伊战争”。“什么‘两伊战争’？那是抬举他了。他哪跟我是一个等量级的？”青岛啤酒老总彭作义愤愤不平。话是这么说。不过，1996年彭作义接手青岛啤酒时，青岛啤酒年产量是30多万吨，崂山啤酒年产也达到20多万吨，大有齐头并进之势；不过，在青岛市场上，80％是崂山啤酒，打得青岛啤酒似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只是彭作义接手后才路回峰转罢了。青岛啤酒是目前中国在世界上少有的叫得响的品牌了。据说，在美国市场上，百威卖一块九，青岛啤酒卖两块九。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如果砸在自己手里，可以说是民族的罪人了。在青岛大洋食品集团当老总的彭作义不是没想过这些。那个企业是彭作义背着花生米咸鱼干在日本一点一点开创出市场的。但市委书记俞正声点将，“宁可牺牲大洋，也要保青啤品牌”。“这可能是政治断头台，成败在此一举。”因为青岛啤酒在青岛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概念，而且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彭作义1996年接手时，青岛啤酒的产量从几十年的全国老大滑到了第三，而54个实力雄厚的洋啤酒兵临城下，几百游击队般的小啤酒遍地开花。不少人都说：青岛啤酒危矣。此前，四年换了三任厂长。彭作义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的崂山啤酒正处于自己最鼎盛时期。守着崂山水，价格又便宜，不仅占领青岛的大部分市场，而且在整个山东都赫赫有名。崂山啤酒是建于1985年（跟当时年产80万吨的全国啤酒业老大燕京的起家时间差不多）的乡镇小厂，后来县里也投入一部分（无意中造成产权不清，为以后的改制带来麻烦），设计能力迅速提高到25万吨，1996年啤酒产量达到20万吨，成为青岛市的利税大户。在崂山啤酒的发展进程中，乡镇企业家赵丕义功不可没。可能是赵丕义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了急剧扩大产量，“萝卜快了不洗泥”，连续发生啤酒瓶爆炸伤人事件，面对众多受害的消费者却态度蛮横，引起了社会公愤。1996年初，《经济日报》在一版连续10天集中曝光，这是崂山啤酒走向衰落的起点。（正是由于这个“前科”，此次采访我无法见到赵丕义，也就无从了解他在“两伊战争”中的心路历程。）几个月后，彭作义接手青岛啤酒，打响了惨烈的“两伊战争”。“青岛人不喝青岛啤酒，是我们的耻辱！”青岛啤酒要凤凰涅槃，夺回青岛市场是关键的第一战。彭作义走马上任后，凭着多年干企业的经验和专家们的诊断，发现青岛啤酒的要害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惯性。1903年建厂、经历过日尔曼啤酒、大日本麦酒历史沧桑的青岛啤酒就如同一个没落的贵族，沉湎于往日的辉煌而哀叹今日的不仁，唱着一首凄凉的挽歌。多年来，青岛啤酒专门有一位副厂长为关系户批条子。当市场不再短缺了，企业就不知所措了。青岛啤酒的质量管理在全国是一流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毫不逊色。但守着品牌，守着质量，却丢了市场，甚至丢了家门口的青岛市场。在青岛市场上的青岛啤酒大都是半年前生产的，价格又高，普通百姓谁会买呢？让后起的小兄弟打得节节败退。悲哉悲哉。第一招，降低身段，开发低价的大众酒，适应普通大众消费水平。以前青岛啤酒是“阳春白雪”，一般人不敢问津；现在青岛啤酒也是“下里巴人”，不过是屈尊降贵的“下里巴人”。同样的价格，有几个青岛人能抵御百年老店青岛啤酒的诱惑？第二招，简易包装，保证新鲜度。彭作义专门购置了几十辆运酒车，穿行于青岛的大街小巷，让市民从喝上“当月酒”，到喝上“当周酒”，再到喝上“当日酒”。以前，崂山啤酒和其他品牌都是十瓶打成一捆来卖，但青岛啤酒高高在上，一直用塑料箱装运以显示其身价。现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满街都是成捆成捆的青岛啤酒。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打捆就意味着新鲜。就这样，用彭作义的话说，“没费多大劲儿”，青岛啤酒就打得崂山啤酒灰头土脸。在青岛啤酒市场上，青岛啤酒与崂山啤酒 1996年是20对80，1997年是50对50，1998年是80对20。一个扶摇直上，一个节节败退。但是，彭作义不仅要打败崂山啤酒，而且要彻底打垮崂山啤酒。他抢占青岛市场份额的动机既有重振青岛啤酒雄风的大志，又有置崂山啤酒于死地而不得不接受兼并的“诡计”。彭作义看中了崂山啤酒那25万吨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厂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青岛啤酒的生产厂区都市内，发展空间狭小。崂山啤酒厂的占地面积达400亩，比青岛啤酒所属的一、二、四厂的总占地面积还要大； 利用这块地盘，进行四五十万吨的扩产是没有问题的。在青岛，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也得到了各界人们的普遍赞同。市领导们现在是这样认为的（以前曾有些老领导并不同意），有关局委办是这样认为的，崂山啤酒所在的崂山区领导在确保法人地位不变、纳税渠道不变的情况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赵丕义仍在浴血奋战。尽管市场在急剧萎缩，但他认为，“两伊战争”还没有分出高下；再说，联不联合是企业的自主行为。面对颓势，他也绞尽脑汁地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大影响，他发誓1999年产量要达到10万吨（最后实际年产只有1万吨）。另外，1998年赵丕义在省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等五次选举中，不知为什么均告失利，被人们称为笑称“五连贯”。这可能也加剧了崂山啤酒的衰退。（赵丕义的顽强抵抗是没有结果的。1999年底，青岛啤酒正式兼并了崂山啤酒，成为青岛啤酒的第五分厂。） “本土决战”的全面胜利，一是占领了市场，二是提高了消费者对青岛啤酒的品牌忠诚度，三是低成本扩充了实力。这使得彭作义更加豪情万丈。“在两年内，我们定会夺回全国第一的位置！用三五年时间，产量达到200万吨，进入世界啤酒10强之列！这就是我的梦想。”彭作义个子不高，但却散发着火一样的热情。此时，正值全国彩电大战昏天黑地。缓过劲来的青岛啤酒与燕京、华润之间，会不会有一场价格血拼？“‘两伊’是一回事，我们跟燕京又是另一回事。我们跟燕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在北京只是销一些高档酒来保持品牌，不介入中低档的竞争。我和李福成是朋友，不会有战争。”当过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坐过机关，搞了30多年企业的彭作义信誓旦旦。在我采访的1999年年初，“两伊战争”的结果大局已定，而“三国演义”则是最较劲、最激烈、最悲壮的时刻。由于多元化经营的失误，进入新世纪后，澳柯玛经营业绩一路下滑。2004年，鲁群生黯然离场，澳柯玛的主业逐渐转向教育培训；到2021年，随着股权的变更，澳柯玛这个名字也彻底消失了。现在的海信已不比当年。其年销售额只是海尔的五分之一，没有全面叫板的底气啦。“两伊战争”全面结束了，“三国演义”硝烟散尽了。但是，青岛的故事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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