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原题
“不相信自己的记者，
那还相信谁？！”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17）
（外两篇）
现在一些媒体的头目，对自己的记者不放心，“毙”起稿子来毫不手软。相比之下，“不相信自己的记者，那还相信谁？！”安岗这一朴素的信条，是那样地弥足珍贵。老安永远激情如火，永远带你奋进，永远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你的心田。
安岗（1918~2013）
如果不是老安电话招你，你几乎不可能在办公室里碰到他，因为这个总编辑基本不坐办公室。经常外出开会采访，穿梭于国家部委、企业公司、学术机构、市井民巷等；即使在报社，也总是在各部门转悠。那时哪有领导小食堂呀。老安一般中午去食堂比较晚，遇到什么吃什么，端着饭盆坐到年轻人中间。“小X，你昨天那篇稿子写得不错。”“小X，最近去哪儿采访了？有什么情况说给我听听。”老安个子不高，体型略胖，急脾气，坐不住，说话快，走路快，决断快，就像一阵风一样。要知道，他在《中国财贸报》的基础上筹办《经济日报》时，已经63岁啦。要知道，他可是中国新闻界泰斗式人物呀。194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任主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等等。80年代初期，经济日报的办公条件特别简陋。在人民日报原印刷厂三楼大平台搭上隔断，分成十几个房间，就是编辑部啦，中间留有三四百平米的大厅。平常摆着两张乒乓球台，供大家锻炼健身，开会时把台子搬走，给老安搬来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先到的编辑记者搬自己的椅子坐在老安的面前，后到的都站着，听老安天马行空地滔滔不绝。老安讲话声调高，语速快，极具鼓动性，讲着讲着就站起来走来走去。尽管我们已经站立好长时间，但还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因为老安讲话太具魅力啦。“别看我们现在条件简陋，将来我们要在这王府井盖几座大楼，楼顶要有停机坪，我们组建自己的直升飞机机组，遇到紧急突发事件，你们可以坐飞机去采访。”啊？老头儿没有发烧吧？这可是1980年代初期，怎么像天方夜谭？后来才知道，国外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媒体，都有自己的直升机供紧急采访使用。“将来我们要办系列报，每个省市都有我们的子报，我们还要把子报办到联合国，成为世界大报。你们将来都是名记者，省委书记市长们都以接受你们采访为荣，专门等候你们。”我的天！那不是新闻界的“共产主义”吗？但是，过了若干年后，大家对老安的远见卓识是心悦诚服。老安就是这样，永远激情如火，永远带你奋进，永远把希望的种子播在你的心田。那是1984年国庆后的一天，财贸部负责人高永毅让我次日下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形势报告会，并说咨询过新华社没有发稿任务。报告会是由主管对外开放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同志主讲，第一部分是中国为什么要对外开放，第二部分讲深圳经济特区及全国对外开放的进展情况。尽管没有发稿任务，但听着听着，我的新闻天线就竖了起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不报道，可是记者失职呀。报告会中间休息时，我在人民大会堂找了安静的一角，坐在地毯上，把书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根据自己刚才记录的第一部分内容开始奋笔疾书。报告会结束了，人们往外走，我却往前冲。一位工作人员拦住我，我告诉他要请领导审稿。他一听这事，急忙带我一路小跑，“首长一会儿就走啦。”（根本不像后来那样，查你的证件，还要刨根问底个不停。）还好！谷牧同志在休息室喝茶。他看着稿子问我：“不是说今天不发稿啦吗？”我回答说：“原本是说不发稿的。但您讲得太精彩啦。这么重要的内容不发稿，那可太遗憾啦！”“啊？我讲得精彩？”谷牧同志一边喝茶一边看稿子，“小伙子笔头够快的呀。嗯，写得很准确。”得到谷牧同志的认可后，我就赶回报社。没想到，夜班带班老总不敢采用这稿，原因在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时政类稿件，我不懂规矩。关于国家领导人的稿件，一定要他本人或大秘书签字。我仅仅是请谷牧同志审过，但没有请他当即签字。一般情况下，照新华社通稿对一下，即使领导没签字也问题不大，可那天新华社按事先约定没有发稿。尽管我一再保证谷牧同志亲自审过，但夜班还是不敢用。大约九点半左右，老安来了，每天晚上到夜班看看版面安排情况是老安的习惯。夜班领导汇报了当天的版面安排后，拿出我那篇稿子。老安听了后，把我叫到跟前，“小姜，谷牧同志真看过吗？”听了我的陈述后，老安手一挥：“上！”夜班带班老总善意地提醒，“老安，新华社今天没发稿呀。”老安斩钉截铁：“不相信自己的记者，那还相信谁？！出了问题我负责！”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道：“跟这样的领导，我愿意一辈子效犬马之劳！”老安转过头对我说：“小姜做得好。当记者就是要抢新闻，哪管有没有发稿任务。”第二天，新华社“跑口”的老太太气哼哼打电话找到我的领导老高，质问你们的记者为什么不守规矩。月底，报社授予我一个独家新闻奖。那是1985年5月，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我，接到报社驻东京记者陈庄的电话，说老安访问欧洲途经东京停留两天，专门点名要见你。老安要来了，那可太好啦！那天晚上在东京新大谷饭店，老安听了记者站工作汇报后，让我说说学习的情况，问我都选了什么课程。我告诉老安，因为是到日本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日语还不行，还要适应一段环境，所以只选了三门课：一是经济政策，重点是产业政策，还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福利政策等，国内目前好像还没开这门课，我导师是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的会长；二是国际贸易，为将来从事国际经济报道打下理论基础；三是中国历史……老安没等我说完就急了：“学中国历史在国内不能学呀？还要花外汇在国外学中国历史？！”我说是试听了两堂课后选定的，因为知道了一些以前想都没想过的历史事实和看问题的视角。比如，我们认为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罪恶的战争；但孙中山得知日本战胜俄国后，兴奋地发表文章热烈欢呼，认为是黄种人在现代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比如，孙中山1905年组建同盟会时的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认为满清是异族统治，甚至有的同盟会领导人提出把东北、新疆等出让以筹集革命钱款；直到1911年才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再比如，我们说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在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老安听了，不再说什么啦。两年多后，我已经回国工作几个月了。在一次聊天中，财贸部记者谢镇江（后任《中国建材报》《证券日报》社长）说道：“你知道吗？老安在一次全报社大会上表扬你。”表扬我？不可能吧，我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又没写什么东西。“老安表扬你学习很刻苦，选课很有针对性，号召向你学习。”远去的老艾，
总是在眼前……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21）
作为记者，《面对生活不等式》《社会公平的辩论》等作品誉满全国；
作为总编辑，资本运营、黄河断流探源等系列报道振聋发聩；
作为社会活动家，中国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战略等活动影响深远；
作为学者，《新闻采访方法论》《中介论》等著作引人关注……
从艾丰纪念馆归来，我就想写老艾点什么，但好长好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有信心下笔。因为我有点儿对不上老艾的“点”。他太有才，太睿智，思维太敏捷，逻辑太清晰，整合知识的能力太出色；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强势。其实，老艾挺随和、挺亲切的，愿与人聊天，甚至开开玩笑，大嗓门，还有朗朗的笑声。我从来没见过老艾故作姿态居高临下摆架子。不过，跟他在一起，说着说着，聊着聊着，你就不由自主地按着他的节奏而动，你就顺着他的逻辑而行，很自然地就成了他的“主场”。不光我们这些“大头兵”们是这样，就是专家学者、大企业家、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也往往是这样。他的强势来自于他的气场。老艾是个气场很强的人。范敬宜有诗云：“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一次我去人民日报跟老范聊天。“我总感觉，不管是稿子，还是标题，或是版式，经济日报都比较‘糙’。经济日报的编辑记者队伍跟人民日报不在一个档次上。”老范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此言差矣！不必妄自菲薄。我在经济日报当了7年总编辑，在人民日报已经当了3年总编辑，还是有发言权的。经济日报的编辑记者队伍是很出色的。像你们这些人，我布置的北京的题目，三五天就能交稿；外地的题目，往往是人出差回来了，稿子也带回来了。在人民日报，我布置了一个题目，一周过去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打电话催问，说正在采访。过了一周我再催问，说正在写稿。当然，有些重点稿件是需要精打细磨的，可是，即使再好的选题，还经得起这么拖延吗？“不过，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经济日报缺少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有天下午两点多，接到上边电话，请人民日报第二天发一篇关于国企改革的评论员文章。重头文章，时间紧迫，谁来担纲？我想了想，只能找艾丰啦，甚至有些不讲理地要求五点前必须交稿。艾丰果真用两个小时就写出两千多字的评论员文章。这‘倚马可待’的文章写得怎么样呢？第二天，总书记会见新加坡总统。被问及中国国企改革问题时，总书记说，今天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充分表达了我的观点。“像艾丰这样的人，不仅经济日报没有，全国新闻界也难找出几个。吴冷西曾要求我向张季鸾学习，成为大记者；我说自己年龄大了来不及啦，艾丰还差不多。”老艾在人民日报担任经济部主任多年。由于报道领域基本相同，跟经济日报很多人极为熟悉（我也多次在采访中碰过面打招呼聊天）。所以，老艾调任经济日报，简直不需要什么过渡期就可以直接“上手”啦。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磨合。1996年5月的一天，老艾带我参加一个会议。一般领导都要坐专车的后排，我刚拉开车门，老艾就说：“你坐后边。我喜欢坐在前面。”我开玩笑说：“那副驾驶是秘书的座位。到了会场，一旦人家把你当成秘书怎么办？”老艾哈哈一笑：“那你就当总编辑呗。”路上，老艾半是抱怨半是感慨地说道：“本来以为对经济日报比较了解，但没想到经济日报内部管理这么混乱，跟人民日报没法比。该给你们立立规矩啦。”我一听就乐了，“老艾，经济日报才创刊十几年，有些‘草莽生长’，怎么能跟人民日报比呢？我们也的确太‘没大没小’啦，是需要规范规范。不过，如果规矩太多太硬，也未必是好事。老范就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人民日报规矩太多啦。”老艾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说的也有道理。”老艾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间并不长，给报社立的规矩并不多，虽说也制定了一些编辑部的管理措施，但并不是革命性的改变。在我的心目中，老艾作为一个记者，是极其完美的，是大师级的；但作为总编辑管理报社，似乎不像老安老范那样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他是二把手有关。以前报社实行了多年的总编辑负责制，老艾来时，报社开始实行社长负责制了。尽管立的规矩不多，但编辑部机构变动可不小，还专门成立一个特别报道组（后扩充为特刊部）。那天，老艾把我叫到办公室：“编委会研究决定你来当这个组长，加上你四个人，以后慢慢扩充。一个《特别报道》专栏，在二版头条，原则上每天出；每周两块专版做专题，写什么都可以，但要专业，要有深度。现在各部门都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准别人进入，互不通气，这不行！你们没有‘口’，但哪个‘口’都可以进。你们就是‘鲇鱼’，把这一池子水搅活。你就是我的‘不管部长’。你们专版的大样由我来签。”这个担子可不轻呀！业务量大倒是不怕，但屡屡进入了人家“严防死守”的“领地”，不免纠葛矛盾不断。每当与其它专业部发生纠葛时，总是老艾出面一一摆平。一次，老艾把我和一位嘟囔不已的部主任叫到一起。“平心而论，特刊部的专题是不是比你们写得深写得好？”那主任很不情愿地点头称是。老艾接着说：“你们自己写不出来，又不准人家写，这可就说不过去啦。”有编委会和老艾的“尚方宝剑”，我们真像鲇鱼一样左突右撞，由于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报道领域广阔，切入角度新颖，写也好编也好，专栏也好专版也好，都很快就受到广泛好评，在报社成了获奖最多的部门，尤其是《特别报道》专栏在三年后获得首届中国名专栏奖。记得1997年春我第一次采访大名鼎鼎的海尔。与掌门人张瑞敏交谈了一阵子后，我问市场销售情况，他让我找主管销售的副总；我问海尔国际化程度如何，他让我找负责国际市场的副总；我问关于产品质量管理，他让我找主管生产的副总。我好奇了，“那张总您干些什么呢？”张瑞敏斩钉截铁：“我负责决策！如果我的决策不失误，就是对海尔的重大贡献。”企业决策，多么重大的主题！在广泛深入采访之后，我用了一个晚上就洋洋洒洒地写了5000多字。写完之后，我突然“灵魂出窍”：一个比较重大的主题，我能不能在2000字之内解决问题？记者当到一定份上，在充分表达的前提下，写长容易写短难。我一句一句删，一字一字抠，吭哧了三天，终于压缩到1900多字，再配上一张斜坡上球体运动的“海尔定律图”。这篇《经营决策：海尔缘何无失误》刊登在一版，那天我正出差在外地。大概是老艾知道了文章的来龙去脉，用毛笔写了很长的评语，意思是文章就需要千锤百炼，就需要这样自我加压，精益求精。等我几天后回到报社要抄记老艾的评语时，那天的评报竟找不到了，真是遗憾！也难怪老艾说经济日报没规矩。有一天，老艾到我们办公室聊天，要求我们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问题”。他看我们都没吭声没接茬，大概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能用自己的笔，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全国能有多少人？中央六大家——人民、新华、光明、经济、央广、央视——一线采写的记者不过几千人，其中数得过来的干出点名堂的，不过千八百人吧。你们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百万里挑一。这不仅是树立雄心壮志的问题，而且是你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老艾有句名言：“一个好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抽空编译了一组日本企业经营失败者谈失误原因的《败将之语》30篇，在经济日报上连载了一年多，社会反响比较强烈。有一天，签完专版大样后，老艾表扬了这组正在陆续刊出的稿子。我告诉老艾，就是顺手的事儿，没怎么消耗我的脑细胞。老艾说：“这就是熟练掌握外语的优势。精通一门外语，不仅掌握了一种工作学习的工具，而且是给你打开一扇窗户，安上一双翅膀。我人生的缺憾就是外语……”听了这话我很感动。老艾那年已经59岁了，已经身居高位、著作等身、誉满全国，但他还那样努力，那样勤奋，那样目标高远。为了能挤出时间读书写书，老艾常年住在办公室。这个总编辑，老艾只当了两年多就退休了，时代给他的时间太短啦。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身体又很好，退休后，成立了艾丰工作室，笔耕不辍，演讲不断。记得好像是2014年春天，报社大连记者站站长李天斌有事想见老艾，老艾接到电话后很是爽快。在万寿路老艾家旁边的一家酒楼，我们三个人喝了一斤半汾酒。看得出老艾的兴致很高。“你们看了《朱镕基讲话实录》了吗？里面提到了我艾丰的名字，新闻界是独一份。第一卷第106页。”那是朱镕基同志关于“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批语：“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同志担任主任”。那时老艾在人民日报社，他策划组织的“中国质量万里行”，还有后来的“名牌战略”活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说起中国经济增速在缓慢降低，老艾说我们刚刚就这个问题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得到一位主要领导的批示。我问老艾，这个我们的“们”是什么意思？“我的研究院，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呀。有不少人呢。”我知道，在一些朋友们的鼓励下，老艾创立了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这好像是全国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已经是70多岁的人，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告诉老艾，前不久我在书店偶然发现《新闻采访方法论》第四版，本想请您老人家亲笔题字，今天走得匆忙忘带啦。老艾说，“你打个电话，我送你一本就是啦。”我说，当时有一种急不可待的阅读欲望，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用一个通宵通读了一遍（这本书我至少精读了五遍）。再说你已经签名送我一本（是第二版），不好意思再骚扰领导啦。（我一直认为，这本书虽然由工作繁忙的新闻实操者撰写，却是我国新闻学术研究的一座高峰。这位“经济哲学家”以他擅长的辩证法为理论武器，整合了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就新闻采访这一实践活动进行方法论的阐释，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闭环。所以，此书出版不久，就获得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奖项——首届吴玉章奖的优秀奖。这也是我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讲课时，向学生们推荐的必读书目。）尽管老艾气色很好、精力充沛，我还是请他多注意保养，别太累，毕竟年龄大啦。老艾哈哈一笑，拳头一握，小臂往上一拐，一个“秀肌肉”的姿势。“我每个月至少打两次高尔夫，有时一个礼拜打一次，可以吧。”
他总是默默地
注视着你、关爱着你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22）
经济日报并非世外桃源，同其他单位一样，这里有矛盾，有纷争，有纠葛，甚至还有落井下石；但是，在这个草莽生长而生机勃勃的大家庭里，更多的是真诚，是温情，是宽容，是同舟共济，还有那曾经的新闻理想。你总能感受到温暖，总能得到理解，总有些人在默默地注视着你、关爱着你、培养着你、磨砺着你……昭栋，就是这样一个我不能忘怀的人。尽管他已经离去多年了。
王昭栋，曾就职于《大公报》，后在国务院机关工作多年，再调入《中国财贸报》，参与筹建《经济日报》，任副总编辑，是我多年的主管领导。1987年4月，结束了两年多留学生活的我回报社报到。先去哪里呢？真巧，在院里先遇到了国际部主任黄炳钧。老黄笑容满面地说：“可把你盼回来了。今天是不是来上班？”我笑笑未置可否。老黄的热情是有道理的。因为报社送我出去学习，就是为将来驻外打基础，而驻外记者当然由国际部管理。在三楼拐角处，迎面碰上财贸部两位年轻的副主任尹克、杨洁，他们正要去食堂吃午饭。“早就听说你回来了。回财贸部！回财贸部！”他俩顾不上吃饭，不由分说，就把我“劫持”到财贸部主任高永毅面前。老高是位宽厚慈祥的长者，是财经报道领域的“大拿”。“财贸部特别需要人。赶紧回来吧。我去跟报社领导协调，你过几天来上班就是啦。”老高说的“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出国前就在财贸部跑外贸。去国际部，还是去财贸部？其实我的意愿是比较坚定的。除非是万不得已的缘由无法拒绝外，我是铁心去财贸部的。因为我一直坚信：一个驻外记者一定要了解中国国情！作为经济日报驻外记者，只有了解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百姓群众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期待什么，需要借鉴什么，需要改变什么，等等，才能写出有深度、有特色、有针对性的专题报道和调研报告，而不仅仅是报道一些突发事件和例行的时政新闻。我国的驻外记者一般是学外语出身，驻外当记者，国内做编辑，几十年就在这个圈子里转，作为了解背景和积累经验是很必要的，跟火热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似乎隔了一层什么东西。经济日报财贸部的报道领域有三大块：财政金融、市场流通、外贸外资，这对一个记者宏观意识的磨练，是难得的大平台。尽管老高的承诺我一百个放心，但在看望昭栋时不可避免地提及我的工作去向。听了我简单的陈述后，昭栋没有丝毫犹豫，笑眯眯地跟我说：“行！就按你的愿望，去财贸部吧。”对于昭栋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国际部和财贸部都由他分管，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知道昭栋是否对财贸有偏心，因为他在国务院机关时，其工作方向就是财贸这一块。（1993年秋，昭栋到海外检查一些记者站工作，最后一站是日本。在一次闲聊中，昭栋突然说了一句：“根据你这几年的工作情况，看来我的一项决定是正确的。”“就是当初同意你去财贸部呀。现在报社上上下下都公认，你驻外以后给报社的国际报道带来一股新风。像大来佐武郎的专访、小林实的专访，都得到最高首长的肯定；像日本如何监管金融运行、日本股份制企业如何运行等，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你没有财贸部那几年的工作经历，我看是写不出来这些报道的。所以，我一直在编委会上呼吁，驻外记者一定要在国内专业部锻炼上两三年。现在几个出色的驻外记者，都在国内专业部或长或短地跑过口。”）1990年秋，我准备赴任报社东京记者站。但是，我夫人王琨的借调事宜却被卡住了。王琨就职于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当时与化工部外事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拿着报社的借调函跑了三次，人家就是不“吐口”。什么王琨是我们的业务骨干，是难得的专业人才（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高的评价），什么你们一调就是四年，我们单位蒙受多大损失呀。人家意图也很明确，要么付一笔钱，要么给做几次广告。那广告也是钱呐。我实在没招了，就把情况跟昭栋汇报了。昭栋安慰我别着急上火，由他来想想办法。大约半个月后，化建总公司方面通知我去办理王琨的借调手续（王琨当时在家休产假）。很顺利，也就不到半小时。不仅没有再提钱的问题，而且那人事处长把我从五楼一直送到一楼大门口。后来王琨的同事惊奇地询问，“听说你把‘老太太’给搬动啦？”我们“大头兵”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是昭栋！昭栋起草了一封信，说我们记者驻外需要夫人随行工作，请化工部支援一下，以总编辑老范和他本人的名义发给了时任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本来化工部同经济日报的关系就很好，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顾部长和昭栋是多年的好朋友。我驻日期间，归国际部管理，主管领导还是昭栋。昭栋每隔几个月就通过外交部信使队给我带信，关心我工作和身体，聊聊报社情况，给我一些具体指示。从日本驻站回国，报社又满足了我的要求，再次回到了财贸部。主管领导依然是昭栋。昭栋还带我出过几次差，以使我早日熟悉工作环境。但没过多久，昭栋就到点退休了。不过，可能是多年对财贸工作热爱，他还经常去外地采访调研。2001年秋的一天，昭栋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大包材料，说是去广东参加了一个城市化研讨会，能不能编辑编辑采用一下。老领导交派的活儿，哪有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的！过了有二十多天吧，昭栋电话问我，广东那研讨会的材料能用吗？我在心里痛骂自己是够混球的啦。那些日子忙得团团转，我竟把这事给忘了！真是对不起昭栋！晚上，我把那一大包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想找出个亮点编一篇稿子。因为在我的固有认知里，研讨会是很难出彩的。但是，在那一堆材料里，东莞市虎门镇镇长的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有水平，是相当地有水平！基层的一个镇长呀！真是他自己写的吗？我马上给当时报社广东记者站站长王培楠打了个电话。培楠告诉我，这个钟镇长的确是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在“文革”期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曾被以农民的身份结合进中山大学的“大批判组”。名义上搞“革命大批判”，而他却师从著名哲学家杨荣国先生学了两年哲学，后来还自修了历史、文学和经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又就读了华南师大哲学研究生班，已经当了6年的镇长。原来如此！我要了钟镇长的电话，东拉西扯聊了半个多小时。不管它研讨会不研讨会的，我把钟镇长的文章单拎出来，编辑整整一个下午，冠之以《是什么在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大标题，3000多字的文章，连同我配写的一篇近千字的评论《喜读钟镇长的论文》，以大半个版刊出。春节前，钟镇长专程从广东到北京，当面向王总表示感谢。他自己说，经济日报使他成了明星人物，新华社、人民日报、求实杂志纷纷采访或约稿，至于广东媒体就更不必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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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