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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张亦峥：我，1980年代的“二传手”
作者简历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原题
我, 1980年代的“二传手”
1980年代，我在一家省刊干活儿。
在社里我跟一条鸡肋差不多。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则不多，没也不少的感觉。好在我没心没肺，常以“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垒进大厦不骄傲，垒进厕所不悲观”自勉。无论是天南地北东跑西颠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做记者，还是斗室案头烟云缭绕抓耳挠腮字斟句酌当编辑，甚至是在机声轰鸣的印刷车间眯缝眼睛校对清样，在街头巷尾与那书商摊贩油嘴滑舌西扯东拉……我都乐此不疲。因为我知道，不干出点儿硬通货，便对不住收编我的两位副总（我们刊社总编辑空缺，只有第一副总编和第二副总编）的知遇之恩。
我曾跟他们说，不才身无寸箭之功，手无缚鸡之力，的确有负二位抬爱。他们却说，年轻人嘛，来日方长，哪个也不是一口就吃成个胖子来，慢慢就炼成个扛大梁的可畏后生呢。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好多年以后，我曾想过，可畏后生是不是就是从此开始锻造呢？
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二副正在他的办公室找我说事时，富拉尔基的一位副区长找上门来，说是他有一条重大新闻线索，能扩大我们的发行量。他说，知道王承光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速滑队员在全国少年锦标赛中夺了10来块金牌。我说，十来个少年锦标赛的全国冠军，就算得上重大新闻？他说，目前全国速滑最好成绩是1961年和1962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刘凤荣创造的女子全能第四名。要让中国速度滑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少年速滑是基础，能说不重要吗？
二副瞥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该闭嘴了。他冲副区长说，您说的线索很重要，虽说我们报道的多是世界冠军，但青少年体育报道也是该花些力气的。又冲我说，明天你就去富拉尔基。我说，是不是要请示一下我们主任。他说，不用，你们主任出差回来，我跟他说。那位副区长握着我的手说，雷厉风行，好。我会给你提供一切采访便利。
当晚我就坐上夜行列车。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富拉尔基体育场边上的一个简陃的小房子里。这儿是区体校的办公室。区体委的白主任说，郝副区长已经打了招呼，他们体校的五位虾兵蟹将全在这儿了。是五人一起谈，还是一个一个谈，悉听我的方便。我说还是一个一个谈吧，另外，我还想找队员谈谈，为的是了解得更全面些，报道才能更深入些。白主任说，没问题。
白主任第一个跟我说。他说，王承光是1977年，“借调“到区体校的。最初教普通班，十来个小学生还没上过冰。但到了年底，才上冰一个月的小队员便在全市小学生速滑赛中拿了总分第三名。到了一九七九年末，他的队员便开始称霸全市少年冰坛。个人，团体年年夺魁，直至出现1980-1981冰期，少年男子500米，1000米的前八名全包。为此，那届比赛没能发下团体第二名和第三名的锦旗。1983年，区体校成立了速滑重点班，还是他执教。到了1985年1月，他的7名队员代表齐齐哈尔市参加全国少年速度滑冰男女甲乙四个组的比赛，全部24块金牌中，他的队员就拿了9块，外加8块银牌。可是……白主任说到这儿停下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说可是什么？我知道，通常可是后面的话往往才是更重要的表达。
白主任苦笑了，说实不相瞒，王承光至今还是个”借调’人员。
我说，从1977年“借调”到区体校，8年还没有正式调入？
白主任说，没有哇。目前，王承光的工资原单位也给停掉了。体校能做的就是四个编制的工资五个人花，暂时凑合大家都不说啥，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区劳动局、教育局，市劳动局、教育局、编制办、计委、经委，该找的不该找的都找了，都说是该解决啊，怎奈没有先例，他们也爱莫能助。这个推那个，下边推上边，上边来回推，推来推去，原地转圈圈，一转就是8年啊。最后，新上任的主管文教卫生体育的郝副区长说，实在没着了，我给你们找找媒体吧？舆论舆论。这不，你就来了嘛。
我忽然明白了，此次采访远不是报道模范人物那么简单。我心说，郝副区长，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在这儿等着我呐。你说的那个”基础“不光是少年速滑的基础，更特么是王承光的经济基础啊。但我我一个小小的写字匠，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便对白主任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但我知道，详尽充实地写好这个报道一定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你得跟我好好说说王承光这个人，说说整个事情的始末。
白主任说，王承光是块搞体育的料，自小他就练体操，50年代，报考过沈阳体院，要是考他器械体操肯定没问题，可人家考的是铅球、百米、基本素质，他就没戏了。但他对体育的迷恋有增无减。就算自己上不去了，也愿意当梯子让别人上。他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体育班。60年代，他成为第一重机厂子弟校的体育教师。他做过全国一级健将级花样滑冰比赛的裁判员；他组建的子弟校女篮代表齐齐哈尔市参加全省大赛；他还培养了一些初露锋芒的体育苗子。可人都有弱点，太得意了，就妄形了，忘形了就一落千丈。不该发生的“关系”就发生了。虽说跟女方有感情，但要命的是，女方是他的队员，自然要判他几年坐大牢。
出来后，他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厂子虽小，但厂领导对体育活动相当重视，当他们知道他是把体育活动好手时，尽量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厂里组织篮球赛，组织田径赛，组织游泳，都请他帮忙，并没有在意他那段过去时，只要他现在干得不错，他们就敢招呼。不但自己招呼，还把他招呼给区里。区里有什么重大比赛，也请他作大会工作人员。
1977年8月，我们干脆把他“借调”到区体校任速滑教练。本该正式调入，无奈他是集体编制，由集体“变”全民才能正式调入，而这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即使是“借调”他也知足了。我想，他这是要为国家的体育事业搞出点儿名堂，洗刷自己的罪过。他培养出了全国冠军，虽说是少年冠军，也算是洗刷了吧。可是，8年了，他还是个“借调”人员。
如今，那家工厂由于经济承包的原因，已停发了他的工资。本来嘛，他不给人家干活，人家能支付他这些年的工资已经够意思了。体校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四个编制的经费中挤出他的工资。你知道，一个人也就几十块钱的工资，四个人的工资五个人花，日子长了总不是个事啊。就算其他同志不说，王承光也于心不忍于心不安呀。好在区体校的毕校长，仍然信心十足，认为王承光的编制问题一定能解决，虽然他无数次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交涉至今未见成效。
白主任不再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宽慰他，就说，要不，我再和下一位同志谈谈。
下一位跟我谈的是傅斌教练，他说，老王的大致情况，白主任都跟你说了吧，我就给你补充几个细节吧。1984年备战1985年1月的全国少年速滑赛，市体委规定，全国比赛前，市里先举行选拔赛，优胜者参加全国比赛。选拔赛在12月初举行。这样早上冰便成了训练成功的关键。失利自然失去参赛资格。市体校条件好，有冰场。可是，区体校就没这个条件。去市里吧，人家又常常“忘”了安排我们上冰，以至我们徒劳往返160里。
王承光（右）傅斌（左）和他们的队员
幸亏嫩江流经富拉尔基，有个天然的大冰场。10月31号我们的队员就上冰了，冰冻得二三寸厚，走在上面咯吱吱响。王承光先探好了路线，戳个标枪立在“禁区”边儿上。别过线就是安全的。他又做教练，又做标杆，不光要纠正孩子们的动作，更得留神别让他们滑入危险区。就是这样，初冬的黑乎乎的早晨，他和孩子们相互应答的呼唤便在静寂的江边响起来了。风雪无阻。只是雪天，他得带上把笤帚，扫净江面的落雪。你说，就这么干，还能不出成绩？我还没见过一个人对事业这么着魔呢。
就是这年年三十晚上，他从体校到回家才记起妻子等着他买菜回来做年饭呢。忙打发孩子去买菜，嘴上却说：“去买几个金牌来。”孩子自然无处去给他买金牌。所以这顿年夜饭，全家吃的是炒土豆丝儿。还有个事，也挺重要，是报上登的：七台河市一速滑队员在1985年全国少年速度滑冰比赛中获丙组5枚金牌，其教练晋两级工资。而王承光的队员获甲乙组9枚金牌却长期“借调”，至今未决。我就有点儿整不明白了。都是一个省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我说，我也不明白。
另外的几个同志跟我说的差不多，都是王承光”借调“不能转正的问题。他们不明白上面的政策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到下面来。既然都说应该解决，可为什么没人去解决？他们问我，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因为你是记者嘛，总应该比我们多知道一点儿上面的事”。他们说，你肯定知道，只是你知道了也不想跟我们说罢了。弄得我脸皮发烫，愧疚难当。
我只能在心里打定主意，尽自己微薄之力，为他们发出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全部声音。虽然，我的两位副总编能不能让我发声，还是未知数。因为王承光毕竟犯过错误，而这种错误在那个年代，是很容易一票否决的。就像是一条钢丝绕成了弹簧，再把弹簧抻直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何况，就算是我的领导让我发出声音，我也不过是个二传手，解决问题的是主攻手啊。而完成最后决定性一击的主攻手又在哪儿呢？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要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完做好。我说，再找个队员谈谈吧。
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速滑队员，记忆里他的胳臂和腿都很长。采访开始，感觉他很拘谨，好半天，才说，王指导好，让我们知道了光是在齐齐哈尔拿冠军，不算有出息。我说，那什么算是有出息呢？他说，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冠军吧。说完就不再说话了。我说，你不必紧张，你说得很好呢。要是能给我讲个小故事就更好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说不好自己，说说别人行吗？我说，说谁都行。
他说，1984年少年全国速滑赛后，队里拔尖儿的队员都去了市体工队。老队员里就剩下一个外号叫“老五”的智喜伟。这人点儿背，队里向市体校输送四名队员他排在第五，向市体工队输送四名队员他也排在第五，参加全国比赛选四名队员他还排在第五。老是第五，是不是点儿背？他自己都没啥信心了，王指导却还看好他。
王指导从普通班里挑了几名队员补进来，说从零开始更不错，反正你啥也没有了，就啥也丢不了啦，可只要你肯干，说不定你就能捡到点儿啥。“老五”滑行速度慢，但毅力好，专项力量好，王指导便着重训练“老五”的速度，劈腿，拉韧带，使他登冰距离加大。“老五”受不住，王指导就说，你只有最后一年时间了，上不去，你速滑生命就得结束了，你就是想干都干不成了。结果”老五“豁出去了，1985年全国少年速滑赛，他一个人就拿了少年男子甲组3000米、5000米、全能三项冠军。
最后跟我谈的是王承光。王承光年近五十，寸头，长方脸，个头不高，但四肢粗壮。在他那张黝黑苍桑的脸上，渲染着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吹打过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懊悔。我没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犯过错误，判过刑，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他说，那你还来采访我？
我说，你服了刑就说明你完成了赎罪，你有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说明你完成了自我救赎，你已经是共和国的公民了，为什么不能报道你和你的成绩？
他又说，你知道我还是一个“借调”人员吗？你知道现在我原来的单位已经停发了我的工资，全靠体校的四位干部用他们的工资匀出来给我发工资吗？
我说知道。
他说，我做的是体校的工作，拿的却是大家匀给我的工资，我能心安吗？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说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好受的感觉。是那种对不起大家的无奈。但我相信你们毕校长说的，你的编制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他说，你也相信？
我说，我也相信。我没说出口的是：只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帮你，但我会为你努力。
他苦笑笑，嘴里却喃喃：都8年了。
没想到这个采访用了整整一天。中年白主任说吃个饭吧。我说，采访正在紧关节要处，饭就免了吧。他说那也要吃饭啊。我说，要吃饭，我必喝酒，喝起酒来，这篇采访怕是要泡汤呢。他这才说，还是报道是正事。饭晚上吃。
采访结束时，白主任又说，该踏踏实实吃个晚饭喽。我说，吃你们4 个人的工资5个人分的饭，那不是剌你们几位身上的肉吗？我心疼。白主任说，剌我们肉也得吃。我说，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事办成了再说吧。其实，我是怕刚上来的写稿激情让酒精给浇黄了。我必须趁热打铁，连夜把这个稿子弄出来。
回到省城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了。我直接去了社里。
二副见到我，说，这么快就回来啦？顺利吗？
我想激一下二副，就说，怎么说呢？采访挺顺利的，可能不能顺利发出来，还真说不好呢。
二副有点儿诧异。我便把事情全部说给他听，特意强调这个人有犯罪史。二副说，那个年代，那家工厂都敢大胆使用他，人家体委都敢为他奔走呼号；这个时代政通人和，讲究不拘一格用人才，我们有什么不能报道的？你这几天就回家写稿，班上就没你什么事了。我说，稿子已经写好了。
二副看过，在一些地方做了些小手术，说，我这就给你签发。稿子是个好稿，只是有些地方，你的措词有点过激，有些话点到即可，大家都明白了，何必说那么透，你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以后要注意，别太过情绪化。
另外他还做了一个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文中“七台河市速滑队员获丙组5枚金牌，其教练晋两级工资。而王承光的队员获甲乙组9枚金牌却长期‘借调’，至今未决”这段话挪到结尾，并加上“不知有关部门作何感想？”几个字。二副说，这才是全文的重点，拎出来一对比，你的意思自然就出来了。
我说要不要给一副看看。他说看看也好，听听他的意见。我说，他要是给毙了呢？二副说，你是不是又低估了领导水平啊？
我去找一副看稿子。他问我，二副看过吗？我说他签发了。
一副说，那我就不看了。我说，这个稿子您还是看看好。这人历史上犯过大错，判过刑的。他说，因为什么？偷了？抢了？还是搞女人了？我说后者。他说，男人嘛，裤腰带松一松，就出事了，裤腰带紧一紧就绷住了不是？不就是一松一紧的事吗？我说，没想到你老人家比我还开明。他说，那我还是看看你的稿子吧，看看你有多开明。
看过我的稿子，一副说，这期稿子下厂了吗？我说一校都出来了。他说，你带美编，叫上司机，这就去印厂，撤下一篇时效性不太强的稿子，用这篇顶上去。这样这期就能见刊了。
我的稿子《一个“借调”八年的教练》出笼了。我便决定把我酝酿多时的小把戏付诸实施。这就是把登载着这个报道的刊物寄给中共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这是王承光所在市的最高官员。本来嘛，他们谁都找了，谁都没能解决。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解决？作为一个二传手，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哆嗦了。就算是撞大运也得撞一回！
把刊物装进一个大信封，用钢笔在信封上刚写下寄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几个字，就发现我的字实在太飘逸了，一点儿力度都没有。如此，秘书会拿给书记看吗？想一想，还是请我们一副用毛笔书写这几个字靠谱。一副是个学养深厚的老干部，墨迹苍劲庄严。我想不管是谁看了这字体都会有兴趣拆开这个信封的。
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一副听。他说，你小子心眼儿还不少。反正成不成，你做了，将来就不会后悔，你自己也不会于心不安。
他很乐意为我写这个信封。在写信封前，他还特意找来几张旧报纸，一口气写下好几款这个地址，还问我哪个写的好，我说都好。他说，你就拍吧你。然后才大笔一挥，墨字便洋洋洒洒落在了牛皮纸的信封上。果然笔笔入木，字字如铁。他放下笔似乎也挺满意。左看右看一番，像是在欣赏别个书法大家的墨宝。片刻，他又提起笔，在书记名字后面又加上亲启两个字。
写好，他说，还是去邮局寄个挂号更稳妥些。
大概是十多天后吧，那位富拉尔基的副区长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像是踩上了电门：妥了！编制、工资都办妥了。8年没成的事，让你们8天就鼓捣成啦。
我说，您可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个”二传手“，解决问题的是主攻手。再说，就连这个“二传手”的机会也是您给我们创造的啊。您说的新闻线索，其实是给我们下套，这都是您早就算计好了吧？
他就嘿嘿地笑。说找个日子请我喝酒。
我说不必了。
他说，白主任说你说的，事办成了你就喝。
后来，郝副区长真请我和体校的同志喝了回大酒，好像大家都喝大了。酒醒的时候，我曾想过，要是没有碰上那位市委书记，王承光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第二年元旦刚过，机关人事处的任命就下来了。任命我为这家刊社第二编辑室主任。看来，是我多心了。原来没人把我当鸡肋。我能不能炼成扛大梁的可畏后生另说。能当好一个为主攻手提供战机的“二传手”，就算没枉做一回写字匠。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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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