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 | 张亦嵘：不干掉这伙恶棍，就不配穿这身制服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工作笔记之

不干掉这伙恶棍，

就不配着装

作者：张亦嵘

我供职的那家政法类报纸是个央媒，业务操作上编采合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部门的领导特别喜欢把我这些下了版的编辑（当时我们部门有专版，编辑们轮流做庄编辑版面）当记者用，打发我们下基层搞调研，题目自己选，她审查认可后，便下去作业。她常说，做新闻工作，不下去，哪有新鲜的素材，国家在变革，我们就是要抓变革过程中的新鲜事，告诉群众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给领导们提供基层的真实情况，做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各位不要以为这是游山逛景，你们身上的担子重嘞。

我那次选的题目就是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长短板。选这题目是因为我有一个通讯员正好在鲁南的一个小县里做群众信访工作，如果和他沟通，工作起来会方便许多。我把自己的意思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愿意协助我工作。后来他给我电话，告诉我，已经把我的意思和县里领导汇报了，县委政法委也愿意组织政法部门的同志配合我的调研工作。

我把题目和与县里沟通的情况，报告了部门的头头，她当即批准，还表扬题目中的短板有新意，还说我的采访前期工作安排的稳妥。

于是，我出发了。

我的那个通讯员特意从县里找了个小车，叫上县委新闻办的领导去火车站把我接到县委招待所，安排停当后，接待员便喊我们去吃饭，说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已经等在餐厅了。

其实回县里的路上新闻办的头已经告诉我，这次接待我的领导就是这位兼任县委政法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说他工作能力强，待人诚恳。

吃饭时，副书记很有分寸地说，上面有过禁酒令，但现在是晚饭，非工作时间，所以他本人还是从家里拿过来两瓶本地烧酒，请我尝尝，以示他们的热情，为了尊重那个禁酒令，他本人就不喝了，他请新闻办头头和我们的通讯员代他陪我，喝好，但不要喝多，为我的身体，也为我明天的工作。他说，县里政法口头头们他都安排好了，明天他亲自主持座谈会。

那是一桌俭朴又丰盛的农家菜，晚餐结束时，菜基本光了，酒只剩下一个瓶子底，仨人没醉，但也步子发飘了。副书记把我送到房间，嘱咐我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座谈会。又吩咐他俩给我把洗澡水放好，再回去。走了两步，他又回头对他俩说，要是家里没事，你俩也洗个澡，醒醒酒。

那俩警察是半夜进到招待所我住的房间的，门我是故意没上锁，给客人留的。他俩进来后，其中一个卸下了肩膀上背着的一个白色的布包裹，拿到桌子上打开说：都在这儿了。我看见，那是一摞棕色的卷宗，厚厚的，总有几十卷。

我这才注意到俩警察的年纪都不大，也就二十出头，高个的说，你看看，这些恶棍要不送进去，还有法么？老百姓还活得了么？

我把证件递给高个，说，你们看看，也好知道你们是和谁对话。他俩都笑了，说，我们是警察，你就不用这套了，你的身份我们要是不清楚，能进来么？

于是，他俩也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和我说了。他俩都是省警校毕业没两年的学生，分到这个县局后就在刑警队办差。他们之所以要直接向我这个记者反映情况，是因为他们办的这个骇人听闻的案子快办不下去了。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三十多人的敲诈勒索、强奸、轮奸，集体聚众淫乱的犯罪团伙，案子办不下去，是因为这个团伙组织者和成员不少是县里政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团伙的头子是县公安局长的小车司机和一个政法机关的中层干部。

据他俩掌握的情况，最近有人已经给先期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递了条子，要他们翻供，说警察办案中使用刑讯手段。这还不算，案子幕后人还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威胁他俩，要他们把这个刑事大案办成治安案件，意思是罚几个钱，关两天就算了。要是他们不听招呼，就让他们干不成警察！这几天，他们队里已经抽调走了几个专案组人员，只剩下他俩还坚持着。他们半夜来向我反映情况，就是希望通过我，能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通过上级干预，使案子能办下去，办好，办成铁案。

这俩警察本和我素不相识，我是白天在县里开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座谈会，中间方便，出厕所时，才见到那个高个警察的，那会儿他没着警服，他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我看后，上面就几个字：晚上去招待所向你反映要事。

这种事我不陌生，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错案时，在基层采访遇见过，因此我知道要私下见记者的人多是他遇上了在当地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希望媒体干预。我当时就想，刚刚座谈会上，大家谈的多是治理社会治安问题的措施和效果，算是长板，基本没人说有什么短板，好像这里已经治理出一块净土，干净得很。现在来了这个纸条，正好看看是不是当地还存在短板。于是我决定，自己处理写纸条的人要反映的事情。

晚饭还是新闻办的头头和我那个通讯员陪我在招待所吃饭，副书记说要安排工作上的事就不陪了，他又让通讯员去他家拿了瓶酒，说昨天两瓶有点儿多，仨人喝一瓶正好。

吃过饭，那俩伙计把我送回房间并不急于走，说昨晚澡洗得不错，还想洗，家里条件不好，来招待所洗个热水澡解乏，也算是借了我这个北京来的记者的光。我们都洗过澡，又聊了会儿，我心里有事，便对他们说，你们也陪了一天，也累了，回去歇歇吧。他俩笑笑，说耽误我休息了，这才离开。

看过两个警察带来的卷宗，我意识到这案子在那个年月，那个地地方真是个令人发指的案子。快天亮时，我才大概翻完。我至今还记得几个特别恶劣的情节：

这个团伙三十多人，成分复杂，有机关工作人员，小老板和社会闲散的无业人员，主要头头是有点实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团伙主要活动区域在县城，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敲诈那些曾经有过犯罪前科，已经出狱并从事各种行业的小老板们，他们敲诈的口头禅是：你交保护费又不会伤你筋骨，出几个钱，总比吃牢饭强吧！有了钱，这些恶徒就吃喝玩乐，集体淫乱，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他们光天化日之下，一群男女光溜溜地躺在道边的河滩上晒太阳，道上有过往的行人不经意地看一眼，几个人光着屁股就扑上去，把那人抓下河滩就是一顿暴打，直到打残。

还有更甚的情节：在一家饭店，这伙恶徒酒喝多了，抓过啤酒瓶子，当场就往瓶子里尿，邻桌有客人看不下去，嘟囔了两句。他们上去就打，还说是修理修理人家的臭嘴！饭店的女服务员见状，看不下去，便阻止他们打人。这帮人中蹿上一个恶棍，二话不说，就把那女服务员扒了个精光，摁在餐桌上就强暴。这还不算，剩下的那几个恶棍还把人家轮奸了，完事后扬长而去，哪还付饭钱！

最令人发指的是，那几个穿官衣的，特别狡诈，他们强奸良家女子前，总要带个有前科的小老板之类的人去，不仅是完事时，一定要付钱，把强暴做成嫖娼，让小老板当个钱袋子，最主要的目的是，糟蹋女人时，一定要让这个人先干，他们这么安排的意思是，将来万一出了事，先让有前科的做主犯，替他们顶重罪。

我眼见一个小老板的供词是这样的：那天，他们逼我和他们一起去弄一个他们早就盯上的女孩，进了屋，他们就让我先干那女孩，我就想自己是个坐过牢的人，知道干这事明摆着是累犯，犯了事，是罪加一等要重判的！牢里是啥日月，我清楚得很，我好容易出来了，当然不能干。我说，几位大哥要多少钱，没说的，我给。哥们实在干不了，实话告诉大哥，哥们我是个有脏病的人呵，真要干了这事，不是毁了大哥们的身子么！我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都这么说了，他们还不答应，还逼我干！我真怕了，没办法，我只能豁出来骗他们了，我故意装着要解裤带，对他们说，要不你们验验我的身子，是不是个有脏病的人？就是用了这手，他们才放过了我......

看过卷宗后，我被这卷宗上一笔笔的记录强烈地震撼了，我也知道，拿下这些口供，这些犯罪证据，他们这个专案组的警察们顶着多大的压力，又付出了多少心智、血汗和预支的前程。

我问那俩警察，想让我怎么帮他们?他们说，办这个案子的阻力就在局里，能不能写个内参，把这事捅到上面？我知道，他们这么想的思路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上面，上面干预固然有利，但最终这案子还得下面办，还得由这些血性十足的警察办。我说，你们想过，如果你俩真让人算计了，这案子还有人办么？我觉得这事最当紧的是要让县委主要领导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重，要让他们切实地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支持你们办案。你们活着，不缺胳膊短腿才能把这个案子办到底。

两个警察静静地等着我往下说，我看得出他们眼神里有对我的信任。

我说，看卷宗时我就想好了，天亮就约见县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把这事和他们讲清，争取他们的支持。

听了我的意见，两个警察对我说，他们相信北京来的记者，但是退一步说，万一案子在县里办不成了，他们一定要去北京找我，真到了那个时候，希望我一定带他们见我们报社的领导，把这事儿好好说说，看能不能给中央写个内参。最后，他俩说：真就不信干不掉这伙恶棍，要真那样，我们就不配穿这身警服！不配着装！两个警察说这话时，眼神凝重、坚定。

送走两个警察，我给副书记打了电话，希望他和县委书记一同来一下我的房间，我有要事向他们说明。副书记像是知道我要说什么，没再多问我有什么事，只说了一句：他和书记六点半准时到我在招待所的房间。

不大工夫，两位书记准时进了我的房间。我便把我已经了解的案情和两位警察的处境向他俩说明。

书记听我讲过后，说，我反映的情况非常及时，他代表县委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他现在就表个态：首先会保证两个警察的人身安全，并且会全力支持警方办好这个案子，他同时也希望我能相信县委能依法办事，也能够处理好我反映的问题。我听得出，他的意思是问题还是要在县里解决。副书记表态，书记的意见由他具体落实，他还表示我调研工作中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问题一并由他处理。

离开县里还是新闻办的头头和通讯员送我去火车站。

路上，通讯员有点不好意思地和我说，我了解的案子，他多少也知道点儿，但一直没和我说，主要是有顾虑，现在想想，是有点儿不够意思。我笑了，说，我也不傻，头天你俩洗澡正常，二天就有点儿不是为洗澡而洗澡了。他俩都笑了。

回到报社，交了调研报告，头儿说，你这报告缺点儿治理短板的内容。我当时是想给县里留些日子，等有了结果再说。

几个月后，同一编辑室的同事老王，对我说，有个事想和我说说。我听他说完才知道，他说的就是我调研的那个县里的团伙犯罪大案。他说案子他不大清楚，他知道我去过那个县，想了解一下这是个啥案子。我问他咋想起这事儿了？他说，那县里有个熟人想托他在北京找个本事大点儿的律师，打个申诉，对，就是替被告申诉。我说，案子都二审过了？他说，是，那案子二审也判了，团伙的头头是死刑。

我便把我去那县里的过程和了解的案情都与他说了个清清楚楚。他听后，冷冷地说：拉倒吧，有啥可申诉的。

张亦嵘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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