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张亦嵘：世上有一种人生，叫“三锅头”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我当教员之

码头中学

我快乐的“三锅头”

作者：张亦嵘

1982年9月，我送走了山西祁县中学的高考班后，便调到了京津包围中的河北省安次县的码头中学。调动的原因就一条，讨了老婆，老婆也是北京知青，赶上当时上面的一个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北京，如果子女都去支边或插队，可以办回一个，当时她家三姊妹都在外地，便根据这个政策，把她办回了北京。为了生活方便些，老婆便把我办到了这个离家仅一百来公里的码头中学。

安次县当时归廊坊地区管辖，县政府和地区行署都在廊坊镇上。按过去的话说，府县同城。码头中学在城南25公里处。旧时码头是个名副其实的水陆码头，也曾是个商贾云集，酒肆客栈繁华，人马喧闹之地。只是后来河水改道，土壤沙化，人类的过分开发，把那条绕镇而过，能驶三桅大船的河水生生逼得不见了踪影，空留下了一个没有水路的码头名号，当年众多繁华的酒肆、客栈只剩下一家大众食堂和一家没有几间客房的招待所。

报到那天，这个远离城市的乡村中学校园要比我之前的想像强出许多。和祁县中学一样，都是一水青砖到顶，错落有致的教室，也有一个四百米环形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只是那跑道没铺一层青灰而已。

校长姓王，是个四十大几的中年人，一张干净的国字脸，语气平和，说话也实在。他和我说，我知道你从县中到咱这乡下学校，是为了顾家，男人么，要是连家都不顾，就别指望他真能把工作当成事业。我也知道，咱这学校是你回北京的跳板，像你这样家在天津、北京的老师咱校里不少，虽然大家没说目标是京津，早晚你们都是要走的，机会到了，我不留你们，谁都有个家，不恋家那就不够个人。只是我要求，可不是希望，你们在我这一天，就尽一个教员的本分，把这些乡下的孩子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

我为王校长的直言感动。我那时就想，这个通情达理的领导说这些话，在一个本位利益还占主导的社会，该有多大的胸襟呵！

和同事们熟悉了，我才知道，安次县所有的中学，他就没有没去当过领导的，就是教育局局长与他遇上有了不同意见，也要让他三分。要是按后来党的政策，可把他归为离休干部之列。也许正是他阅人无数的经历造就了他平和、从容、待人宽厚的心态。

也就是报到的那天，我知道了学校是个“三锅头”的由来。

王校长说，安次县就咱们这一所设在农村的完全中学，而且是寄宿制。咱们的生源都是一中、二中中考和小升初让人挑剩下的学生，基本都是家在全县农村的学生，安次县有多大，咱学生家的范围就有多大，还有不少永清、霸县考不上他们县中的学生，总之咱学校可以说是一水的农村孩子。有人说，一中是头酒，二中是二锅头，咱们就是三锅头。可我不大赞成这种说法，不知道你喝不喝酒？喝酒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泸州三曲的，那就是三锅头，便宜还好喝，你能说三锅头一定就孬么？再说人不是酒，咱得承认农村孩子智力开发的晚，一两回考试多数都很难考过城里的孩子，但你不能说，他就不发展了，一考定终身是不对，可这总比过去的推荐公平，旧时开明的皇上还知道开科取士！你还得承认，咱的学生没一中二中考得好，可通过咱们用知识和人格对他们的教育，就没个发展了？就算考大学咱考不过一中二中，可咱做教育工作的不更该把孩子们培育成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人么？一个社会的普通劳动者从来都是多数，可这些人素质的高低不更是体现社会的晴雨么？

开始在新学校工作和生活后，我才明白到这个“三锅头”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学校的师资水平绝不亚于我之前从教的祁县中学。学校有北大西语系毕业又公派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的高才生，此公教初高中英格力士，却也能十分流利地大段背颂西班牙语的卡斯特罗宣言；有两口子都是北师大心理学出身的高才生；有哈工大机械系出身动手能力超强的化学专家；至于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等本省高校的老大学生更是一抓一大把。

还有虽非名校出身，但本事卓绝的乡间资深学者，比如，自称前新疆盲流的韩凤巍先生就是他们其中极有特点的一位。他给我讲过不少漂泊在新疆的故事，在兵团挖水渠，在荒原牧驼群，大碗喝伊力特，又特别喜欢吃手抓饭，都是他故事常常出现的场景，透着他对那片土地的眷恋。此公专职教授初中英格力士，维吾尔语也会说会写，而闲时更常用俄语清唱久远的俄罗斯情歌。他歌声浑厚，穿透力极强，特别是傍晚，他的歌声从他那间小屋的窗子里飘出，常常惹得少男少女们驻足倾听。

王志荣老师是我和前后脚来学校报到的，我俩也就分在了一间宿舍。王老师是天津人，长我七八岁，那时也就三十七八，他是1965年入学哈尔滨工大的老大学生，也是因为回不了天津，才从南宫县调来的，图的就是个方便，从学校到他天津的家只有六十几公里，骑自行车顺风时也就三几个小时就能到家。他来安次县也是找跳板的。

第一年，他和我都只教高中新生四个班，我教历史，他教化学。工作压力不大，下了课基本都是我俩的自由时间。王老师面相年轻，刚来学校时，我俩站在一起，同事都说我比他大。

我就问他咋你就像十八，我就像四十？咱俩差了一个辈份？他笑，说：你操心，我不操心，自然比你省心，也就面嫩。你们学文的，总要琢磨社会问题，我一个学工的，记住公式就行了。校长说，你在山西时还发表过关于教学的论文，那不操心呵！操心就老得快。

我说你除了不操心，还有什么年轻体健的秘诀？他说，有呵，只怕你办不到。我说，愿听其详。他便说，站桩、晨跑、药酒，三者雷打不动，日子长了总有效果。

与老王相处了三年，其秘诀前两招只试了一两天便再无兴趣，药酒倒是吃了多年，他常用的那几味药，几十年没能忘掉：红参、党参、沙参，随体质变化去留；枸杞、麦冬、黄芪、红花基本常在，五六十度的纯粮烧酒泡制，每日中、晚五钱至八钱随餐饮过，即可健体安神。

和王老师混得熟了，每日晚饭过后总要去村外田野散步。那时又是我俩交流学校新闻和学生动态的机会，有时也交流些教学心得。他常说，“三锅头”的学生对咱们来说并非坏事，学生底子差，高考咱们的压力就小，心思尽到了，他们实在考不上，你我心里也不至太不平衡。校长说得对，咱们培养的学生多数将来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说学生，就是你我，还不是混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你可能会说，咱将来真有一天回了北京、天津，就换了身份。所以，为了将来的身份，咱眼下更该有个好身体。这个学校年轻教员多，我看该定时搞搞体育锻炼，就从咱俩做起，先玩排球，调动大家玩起来，足球、篮球、乒乓球都能开展，这前景错不了。

第二天下午课余活动，我就和他垫起了排球。

很快，青年教员被我俩的排球活动吸引，并加入了排球活动。没过两天，教导处门前的空地上被大家开出了个正经的排球场，每到下午活动时间，打排球成了我们非常愉快的固定活动，大家都说，比当年“天天读“还准时。排球活动的开展又推动了足球和乒乓球运动的开展，崭新的乒乓球台子支在了压缩班级空出的教室。体育张老师组织的教工足球队不光活跃在我们自家的操场，还不时利用休息日成群结队地去和兄弟学校打比赛。我们的业余生活叫王老师带动得活力四射，青春在那间农村中学迸发出从没有过的活力。我就想只要我们自己开心快乐，“三锅头”一样会泛起青春的醇香。

 郭文韬老师北京人，和王志荣年龄相仿，北师大心理学专业“文革”前大学生，教授初中英格力士。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非常喜欢文学，特别是对与历史有关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十分感兴趣。他自己也常躲在屋子里写小说，写那些民国的案子。他常常陶醉在自己的创作中。他也向当时的青年文学刊物投稿，但总是遭遇退稿。郭老师最让我佩服的是屡战屡败，再屡败屡战，我和他同事的那几年就没见他停过笔。

那时，闲了我也写写小说。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个文学倡导文明走向的时代，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青年人都通过写小说，弄了个诸如小说家、文学编辑之类的出身。我倒不是非要争个什么出身，是因为我读了不少知青小说家的作品，感到我要是写不一定就输给他们。为此，我在学校创作了中篇小说《乡亲，呀乡亲》，一改流行知青小说苦难、奋斗之主题，主写老百姓与知青的水乳交融之情感。稿子寄给当时中国号称四小名旦的文学刊物《青春》，很快编辑部将稿子在头条位置上刊出。这事不仅轰动了学校，就连地区文联的老师都找到我，要我帮他们开发码头中学师生的文学园地。出了这个风头，郭老师都替我高兴，鼓励我笔耕。

我最初接触这些农村孩子时，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木讷，和以前在祁县中学教过的那些孩子在知识结构上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我知道，这些差距不只是出身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有文化吸收的路径差异。最直观的现象就是，祁县中学的孩子知道四处搜寻课外的读物，喜欢围在教导处的报栏前读国家和世界的消息；而我现在面对的这些孩子都是一门心思地抱着课本，不知疲倦地死读。不少孩子就是下了晚自习都要点上用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校规，晚自习后教室停止供电）苦熬，二天小脸让煤烟熏得黢黑（主要是男生，女生多洗掉）。

我当时就想，要拓宽他们的视野，比我讲课本上的现成文字重要得多。于是回北京时，我便去书店买了些诸如《生活中的逻辑》《中国历史人物、事件故事》《世界历史常识》之类的青少年读物，发给他们要他们传着读，以此使他们的思路不再局限在课本上。很快，我的方法有了效果，先是几个男生开始以问问题的理由进我的宿舍，却和我讨论起他们的前途问题，耿长江、和杜堃来得最勤；继而又有女生以同样的理由进来向我借一些诸如《居里夫人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载有路遥《人生》的《收获》杂志等等的励志书刊。

很快，我们之间最初的隔膜不再，胆子大些的孩子，竟把他们写的小诗给我看，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女孩子写的诗，标题非常醒目，叫《我们也是祖先》。诗的意思是说，有人说，人的祖先是猿，可劳动又改变了猿的属性，猿就成了人，而我们的努力也会造福后人，所以很多年后我们就是后人的祖先。

读了孩子的诗，我不仅感动她的创造力，也感动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为此，我把孩子的这首小诗推荐给了文联刚刚创刊的文学刊物《小城》，小诗刊出后，孩子们说，作者哭了。

我在这所农村学校里的快乐，不仅在于给他们传授知识过程中享受的信任和尊重，更在于他们在生活中也把我当成了好朋友、好哥们。

夏天的晌午闷热，我就记起插队时村边的那条河，记起我在村小当体育教员时带孩子们耍水的趣事，可眼下，这个没有水的码头真真旱死了人。可历史偏偏有了巧合。

这天，一个孩子兴冲冲地闯进我宿舍，说：老师，我们发现了水，可以游泳！我大喜，二话没说，跟着他就跑了出去。

那潭水隐没在村外的玉米地里，看看才明白，那儿许是曾经的河道，那些天汇集了大量的雨水，便有了这个五六十米见方的水潭。沉淀了几天的水清凉得惹人不跳下去简直就是罪过了。

我们愉快地玩耍，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我带高考班的压力，在那一刻全都烟销云散，剩下的只有阳光下赤裸裸的畅快。那场景又让我回到了插队时的美好时光。

秋天，学生杜堃邀我去他家的果园，看星星。这学生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却有个特别浪漫心理。他说，他想写散文，就写他家果园的梨树和透过树叶缝隙看到的星星。

那架树枝搭起的窝棚，我不陌生，插队时，村子里的瓜地就有，我看青时常常和看瓜的老汉扯闲篇，听他扯村子里非常久远的故事。雾气给月光下的西瓜镀上了淡淡的白霜，秋虫低声吟唱，田园褪去了人世的喧嚣。所以，我理解这个懵懂少年人生最初的冥想。

那晚，我们扯了很晚，我听他扯他的身世，扯他对前途的遐想。他问我，他能不能考上大学？我告诉他，考大学是过独木桥，其实这世上的桥很多，独木桥过去了是幸事；过不去，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桥可过。考上考不上尽力了就好。那晚的月色好，看得见他脸上释然的轻松......

在那所快乐的农村中学，我也见过真诚的伤感。

那是一次高考过后，晚自习已经已经结束，毕业班的教室依然烛光跳动，不是孩子们常点的煤油灯。和韩老师走过去，才知道是这班学生自发地为他们即将的分别举行的仪式。他们不知道离开学校后自己的走向，知道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要回到他们祖辈生活的村庄。

上学不就是为改变自家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么？要是失败了，怎么面对缩衣节食供养自己读书的一家人？怎么面对村子里曾为他们考上高中登门祝贺的父老乡亲？

揺曳的烛光照着这些既有对考试成绩忐忑，又有同学惜别情深的脸，半天没有人说话。有人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和韩老师，便请我们进去，说说赠言。我说，韩老师会唱歌，就让他给你们唱一支《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吧！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我遥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她是我可爱的家乡……

老韩极富穿透力又有感染力的歌声冲击着孩子们略带伤感的心境。草原的广袤、深邃，尽管只是歌声的表达，也能给人的心胸带来畅快和豁达。不少孩子抬起了头，烛光终于给这些青春刚刚开始的I少男少女脸上抹上了红晕。

 我说，孩子们，我没上过高考的考场，但十几年的社会混迹使我明白了，每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在于考场，考场外的世界更广阔，更能给我们施展拳脚的机会。青春就像“老兵不会死去”（麦克阿瑟语）一样，永远会在每个不服输的心灵里绽放，和年纪无关，和职业无关和社会地位也无关。

不知是谁哼起了谷建芬制作的那支特别流行的校园歌曲：

漫步走在这小路上

脚印留下了一串串

有的直有的弯

有的深有的浅

朋友啊想想看

道路该怎样走

……

我融入了这些乡下的孩子们中间，给他们上课，也和他们玩耍，扯时下流行的小说《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情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两难，也扯中国制造的“风暴”运载火箭将“实践”二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的辉煌。

有回回家，正遇上表姐来家看我妈。我便把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故事讲给了表姐。她是青艺的导演，留过苏，导演过不少大戏，比如《马兰花》《伽俐略》《明月初照人》都是她的力作。她很专注地听我讲完，说，你们学校师生的故事还真有点意思，你要能写个本子，我来导！的确，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师生真不在于别人怎么评价，这个集体的每个人自己能真实地感受到坦然、踏实和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只是那时，我还没能理解她讲得这么深的道理，也就没有弄个剧本的想法。直到她去世，记起那次见面，才认认真真地琢磨了一回我在这个农村中学的生活。

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班，北京发给安次县的商调函到了。那天，王校长叫我去他家（他家就是他的办公室），说，你的好事来了。

他交给我一张纸，说你好好看看，有什么意见告诉我，咱们再商量。我看那张办公纸的抬头写的是关于张亦嵘在我校工作的鉴定，再看内容，都是诸如高举红旗、理论学习刻苦、教学工作认真、严守校纪、团结同志、热爱学生之类套话。草草看过，我笑了，说：你给我写得像个党员似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人思想上确实在党，而有些组织在党的人又徒有虚名，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份鉴定起了作用，我到区政府人事局报到时，局长接待了我，他说：经过我们研究，认为你有给领导同志当秘书的素质，决定安排你进政府办。我说，我是个非党干部呀。他很严肃地说，安排你的工作是区里领导的意见。

到政府办上班后，我才知道政府办当时连我共有28人，27人是中共党员，非党的只有我一人。

后来，我回过码头中学，那毕竟是我有趣生活的地方。

王志荣用他的聪明才智把他的自行车装上了发动机和蓄电池，在我走后半年调回了天津，他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

郭文韬夫妇回到了他妻子的老家天津，他终于找到了他特别喜欢的工作：觉悟社纪念馆馆员，他写了不少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纪实作品，出版社不再给他退稿。

韩凤巍又回了新疆，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维族兄弟，他最终还是喜欢漂泊的日子……

耿长江没有考上大学，在廊坊城里开了个服装店，成了品牌“真维斯”的代理商。

杜堃也没有考上大学，但活得快乐，他先开了一个水果罐头厂，后来又做起了烧鸡生意。有一次，他叫上了几个同学到北京看我，我带他们玩了香山，回来后，把他们安排在人民大学我妈的家里过夜。二天，他对我说，住了一天大学，这辈子不屈了。他的眼睛真诚，脸上笑得顽皮。

再后来，码头中学这支三锅头，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有久远醇厚的酒香，更有历久弥新的青春气息……

张亦嵘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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