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亦嵘：是他，给了我一生一世的呵护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知青笔记之

庇 护

（外一篇）

作者：张亦嵘

如果我还是个小学生，老师让我用“庇护”这个词造句，我想都不用想就会写出这样的句子：在我最完蛋的时候，是德成哥庇护了我。

德成哥曾是我插队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却叫了他五十年德成哥。从下乡插队那时起，就这么称呼他，直到三年前，回村去看他，他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我还是这么称呼他。他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和身边的那几个老农一样，一身黑棉袄。眯缝着眼睛享受着春天里的阳光。

德成哥的官名叫王忠孝，比我大个十八九岁，他是我插队的第二年当上的村支书。早年他是个流浪儿，说是从汾河西边讨着饭过来的，落在了我们村，就没再走，跟了收留他的一个王姓人家。我们到村里插队的时候，那收养他的老太太还在，但牙掉了，身子不大利索了，不久是德成哥把她送走的。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出身，德成哥从我们进村，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就有种特别的关照。他不爱说话，最多冲你笑笑，他对我们的关照就是办事，办我们自己为生存难以办到的事。

离开村子后，我常想，我们这几十块北京来的料，要是没有德成哥的庇护，没有老百姓的宽容，哪能都全须全尾地活得这么自在，这么健康。所以，我认为把庇护知青这个短句用在德成哥身上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在村里时，我认为，我和德成哥之间的关系，说是友谊不如说是感情更准确，不矫情。

我刚下乡时，岁数小，不谙世故，力气小，火气大，和周边的知青、农民很难处理好平等互利的关系，有些鸟知青为抬高自己在农民中的份量，就要打压我这个曾因年少无知，进过“学习班”，既无后台，又无本事的人，在老百姓中说了我的不少坏话。而农民又不了解我们，便认为你们知青自己说自己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有些农民也要落井下石，也要看城里人的笑话。这样，我的生活环境就十分恶劣，心境也就他妈的能好吗？动不动就和犯我的狗日的们干，自然就是恶性循环，日子就更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上了放羊的活计，放羊不用和那些人打交道，而对本来就是畜牲的羊，倒是好打交道了，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气也就会顺了。

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和德成哥说了，我说我放羊就是想图他妈个清净，图他妈个气顺，图不用天天守在供销社门口等队长吆喝。德成哥当时只问我能不能吃下走山的苦？能不能忍受只冲羊儿吆喝，少与人说辞的寂寞？我说，我宁愿和畜牲混，也他妈不和那帮屌人往一堆儿凑！

德成哥说，我给你找个师傅，他答应了，你就放羊，这不是难事。师傅老喜维答应了。我先是给大队放种羊，第二年谷雨过了，就和羊群走了大山。走山那天，德成哥一直送了我们一百多里，进了吕梁的大山。

川里开镰了，大秋的庄稼大片大片地放倒了，羊群回川了。和羊打了大半年交道，我渐渐学会和人打交道了，只要咱心眼正，又敢下狠手，狗日的们再坏，在这已经是社会最底层的乡下，谁还能奈何得了咱！

回川后，我在老百姓中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年底生产队给我评了满分的工分，还评我当上了五好社员，发了个电光纸印的奖状，虽说抵不上包海河烟，可对家里总算是有个交待，我长大了，懂人事了！

回北京探亲住了几天，竟觉得城里待得无聊，没意思了，常常想起乡下的日子，春节一过，我就上了回山西的火车。

回到村里的第二天，大队广播喊我接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心里一紧，想怎么刚回来，就有长途？那时两地普通人与人间的交流，差不多都是通过书信，遇上急事也就是个电报，很少有电话交流。

电话是老妈打来的，她告诉我，我爸进了公安医院，已经没有意识了，她希望我马上回来，不然怕见不上了。

在北京时，见过从干校回来休假的老爸，没病，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回来第二天，就回去？咋个和队里请假？我有点不知所措。去找德成哥，我把电话的事一说，德成哥只说了一句：回，不然老人有个好歹，你一辈子踏实不了！

北京站下了火车，直接去了美术馆斜对面的公安医院，不管怎么喊老爸，他都没有反应了，只有沉重的呼吸。医生说，没有多少时间了，让我妈通知所有能来的亲属。我知道，我爸真的要走了。

我爸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走了。办完后事，我又回到山西。见到德成哥，他说，你先歇几天，不用急着出工，调理调理精神，家里老人走了，不是个小事，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敢坏了身子。

德成哥的话，平淡，但让我感到温暖，那个年代，谁还把一个没有结论，住干校的人的生死当个事？国家主席说死不也就死了个孤孤单单，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嘛。而我，在这远离家乡的边远村落里却有个庇护我，关照我，把我当做兄弟的德成哥，我知足了。那个年代，去庇护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乡人，那该是怎样的付出？是怎样的情义？怎样的包容？别说那个年代，就是今天，又有几人事不关己，却紧关节要处不做看客？

从那儿以后，我对德成哥的依赖更强了，特别是集体户的饭伙解体后，德成哥家就成了我的堡垒户。我和德成哥一家的关系，越来越近，就像后来那个台湾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每遇上烦心事，或者就是懒了，我的腿就会不由自主去他家，蹭饭。

那会儿，他家也不富裕，五六个从十来岁到四五岁不等孩子，都是待哺的年纪，但我那老嫂从来就是一句话：多瓢水，全有了。那些年究竟在他家蹭了多少顿饭，我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打算记。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朋友、亲人、村干部和村里受苦人？我一直没缕清楚，直到有一天，我决定离开村子去过另一种生活了，去当个能挣工资的工人时，我去找他，和他说这事，想听他的看法。他说，你出去谋个前程，也对，咱村留不住你，也留不住你那帮子北京家，你们的根子不在这儿。可你记住，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再回来，有大伙的吃食，就有你的那口。

于是，我弄明白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涵盖了“朋友、亲人、村干部和村里受苦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但还不完全，应该加上的是：他一个曾经的流浪儿对今天流落他乡的游子的关照和庇护的关系。

的确，我的命运应了他临别时和我说的那句话：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再回来，有大伙的吃食，就有你的那口。在矿上，我不习惯两头见不到太阳的工作，也不愿意听每日的班前会上，头头读那些我永远弄不懂的报纸上的这精神那思想的。所以，我就更想乡下的日子，想乡下的蓝天、白云和秋日里无边的茭子地，红得就象片翻着浪头的红色海洋。

我回到了村里，见到德成哥。他说，听说你要回来，回来就回来，歇两天，水库有个活儿，你要是愿意，去出个民工，饭是有的吃，饿不着，过些日子你的户口从矿上回来，你还是咱三队（我的户口以前落在第三生产队）的社员。

我知道，是村里又一次接纳了我，是德成又一次庇护了我，让我能够每天都能看到初升的太阳，呼吸到透明的空气，不再劳作、挣扎在风声、风枪和电机轰鸣的矿山井底。

水库的活计完成后，回到村里，德成哥又安排我在村里的小学做了先生，尽管我这先生不教娃儿们读书识字，只是带着他们耍，带着他们唱他们喜欢的歌，但这足以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生活的希望。

再后来，村里推荐我上了大学，让我的命运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我生命的起点，那个叫北京的城市，只是我比当初离开城市时，身体健壮了，心智成熟了，我在德成哥庇护下，在村子里的老百姓宽容和善待下，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做了一切我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思想和肉体的自由，不受任何强加给我的桎梏的束缚。

去上大学走的前一天，去德成家告别，他给我备下了我最爱吃的芫荽拌黄豆和粉丝熏干，还有烈性散装的高粱烧。酒干了后，他和我说，去学堂，你那脾气得改改，不是谁都能像村里人那样容得下你们，动不动就急，长了是要吃亏的。

以后的几十年里，遇上事儿，我总会记起德成哥四十几年前，给我的这句临别赠言。想起这句话，我就会冷静，就会调动起头脑中的智慧，应对复杂和棘手的工作和生活。

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工作允许，我一年怎么也要回一次，我青春开始的那个村子，给德成哥带上两瓶酒，说孝敬说礼仪都行。

最后一次回村是三年前，那天，已经八十岁德成哥，还骑上洋车，去馆子里打了几个酒菜。喝酒的时候，他劝我，说，少喝两口，不是年轻那会儿了，身子当紧。

听他这话，望着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泪想憋回去却难难难。

外一篇

太阳真他娘的美

作者：张亦嵘

我是1974年新年一过，离开插队的村子去阳泉煤矿当矿工的。因为那年我就要22岁了，我听说，只要过了22周岁，再遇上招工，就不能做学徒了。所以我放弃了已经混得熟得不能再熟的插队生活，要当工人了！想想，我骨子里还是想学徒，老是觉着学徒将来能有个打不破的饭碗。

接我们这帮新工人的老师傅，在赛鱼站把我们撵下车，说咱矿就在这，下车三五分钟就能到矿上，交通方便得很。

我们当晚进了一个能装下五六十人的工棚，有木板子搭得地铺，屋里有个烧瓦斯的大铁炉子，忽忽作响，屋里热得很，完全可以穿单衣。不大会儿，进来个四十五六岁的胖子，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坑口主任，见见新工友，给大家介绍一下矿上的基本情况。

大家聚过去，听他说。他说，我们来这儿，得自豪，咱阳泉这矿可是中国最大的超级瓦斯矿，产的无烟煤专炼特种钢，出口日本、澳大利亚，都要包上红绸子。具体到坑口，2400多工人，是一个科级单位。工作三班倒，矿区就是个不夜城。坑口三个食堂都是24小时服务，啥时都有口热汤热饭，每周六天班，满勤一个月能收入九十几块钱，相当于国家的十七级干部，也就是政府的科长。

他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我们都当了科长，你做什么？他笑了，说不一样。你们的薪水相当科长的薪水，可薪水一样和职务一样，是两码事。你们将来挣得多，是因为你们要下井，我平时是不下井的，是在办公室统管你们的工作。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几天对新工人的安排，主要是上课，上安全教育课，和井下基本知识课，为的是大家的工作安全。他列举了几条最重要的注意事项，我就记住了万一井下出事故，一定要跟住你的师傅或者老工人这一条。

有人打断了他的话，说大家坐了好几个钟点的车饿了，有没有饭？他说，再说几句就带你们去食堂，你们刚来没饭票，已经和食堂说好了，让你们敞开吃，蒸馍、白菜、豆腐炖猪肉管够。

他还要往下说，一声凄厉的汽笛响了起来，就和电影《风暴》安源煤矿井下矿难的汽笛声一样让人心里揪得紧得很。大家都不作声了。他连句话也没留就跑出去了。我们大家对他刚说的蒸馍、白菜、豆腐炖猪肉管够也没了兴趣，各自想自己的心事。

当晚，村里有个老乡在矿上当调度，大家都喊他老武。听说我来了，他到工棚看我。我问他，响汽笛是咋回事？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就行，别和新来的工人说。原来是一号井瓦斯爆炸引起的煤尘爆炸了，捂进去一个班儿的工人。

老武走的时候叮嘱我，明天的安全课一定要好好听，他说下了井，啥事都得留心。矿是超极瓦斯矿，一点明火就能要了大家的命，所以下井是不许带火柴之类的东西的，另外井下风大，风机鼓起的风至少有六七级，是冲淡瓦斯的，要多穿点。那一夜，我净想那凄厉的汽笛声了。

一周的安全课上完，我被分在了回采队，主要工作就是井下的掌子面儿放过炮后，我们把炸下来的煤攉到传送的溜槽上，运到主巷道，装上煤车，再运到坑口。

下井的那天一早也就五点钟，天还没亮就被排长（也就是我们那个二十几个人班的头头）吼起来，抹把脸就去食堂吃饭。吃过饭，去坑口领矿灯、电池和柳条帽。扎带停当，开班前会，头头布置工作。然后带领我们从主巷道进去乘那个井下的小火车，走了小一个钟点，车停了。排长又带我们走了三十分钟，才进了工作面。

那是个从主巷道滋出来的一个长二三十米，宽两米左右的空间。接班后，我的师傅端起沈阳25（当时矿上主用风枪）钻头丈把长，三两下就把钻头打进了煤层，钻头打进一半，他停了下来，让我端上风枪继续打。我勉强端起风枪，打开开关，风枪一动我根本驾驭不了。师傅接过风枪，说，习惯了就好了。他叫我一边歇着看他打眼，他说一会放了炮，攉煤可是个力气活儿，十几吨煤等着你呢！

师傅的风枪把钻头都打进去了，才拔出钻头，准备往枪眼里装火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我们那个工作面的出口的顶板被溜槽的机头打塌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被堵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除了哥几个头上晃动的矿灯，四处都是黑黢黢的。短暂的沉默后，有人叫喊着往外跑。我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排长提着个十字镐头疯了一样横在了那几个要跑的人前，大喝一声：哪个再跑，老子砍死他！我的矿灯照在他案板似的后背上，我一下觉得排长真他妈高大！

那个瞬间，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黑暗里听得见彼此咚咚的心跳。排长见大家老实了，口气也缓和了，说：不让你们跑，是因为你们跑不掉！你们用灯照照身边的溜子，看看是不是已经拱起来左右晃动，你们瞎跑，弄不好能让溜槽挤死。前边的人一跑，后面的人也会跟上，大家挤在一起就是个死！

有人小声说，那咋办？总不能待在这等死吧。排长笑了，说：离死远着呢。大家都靠边坐下，关上矿灯，歇着。咱们是超极瓦斯矿，你们没见咱们被捂在这，通风带被压死了，进不来风了，那瓦斯的浓度就会上升，大家要少说话，保持体力，等等外面会有人来救咱们。等有了响动，咱们往外打洞，都能出去，晚上去食堂喝口小烧，闷一觉，二天就又是条好后生了。

果然，没多久，外面就有了响动。排长让大家轮流向外捣腾埋住工作面出口的煤堆。不知过了多久，有灯光从煤块之间的缝隙里照进来，大家都动了起来。洞打通了，弟兄们鱼贯而出，排长最后一个钻出来，他叫大家站成一排，大声点名，他说，要是有一个没出来，大家谁也不能升井，这是矿工在井下的规矩。

那天从井下上来，已经是大半夜了。跟大伙进了矿上的澡堂子，跳进池子里没几分钟，就靠着池子壁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第二天的太阳已经老高了。没赶上班前会，也就不用下井了，回到宿舍想接着睡，突然记起排长昨天在井下说的话：喝口小烧，闷一觉，可这会儿我肚子里还没食呢。去食堂要了份排骨，打了碗高粱酒，吃完喝净，回宿舍闷头大睡，直到过晌的太阳打在我脸上，才睁开了眼睛，从窗子打进来的金色阳光，暖暖地抚弄着我的脸，那个瞬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阳真他娘美！从来也没有过太阳竟然这么美的感觉！才一天，那暗无天日的井下，就让我大有度日如年之感，那要多少个日子啊。一天到晚，早上五点就准备下井，上来，天就黑了，早早晚晚，我都见不到这美丽的太阳了啊！也就是从那一刻，我打定了主意，回村继续我的插队日子。

以后的日子，我都是在做回村的铺垫。在回采干了几天后，我就找到坑口主任，和他说我想回村的想法。他听了很是吃惊，说你好容易有了工作怎么又要回去？我说我不适应这个工作，一百八十斤重支架（钢铁制成的柱子，用来支撑工作面顶板）我夹不起来，我的师傅就要替我夹，也就是说他一次要凭两个胳膊夹起三百六十斤的支架，我看了都肝儿颤。主任想想说，要不你去转运吧。那儿的活就是往拉煤的马机（就是运煤的车厢）上挂钩子，钩子比支架轻多了，38斤一个，你只需要用这挂钩把一个个从你面前溜过的马机用钩子联接上就行了。

于是我去了运转。挂钩也不是好玩儿的，车厢从你面前溜过，你要眼疾手快，瞅准两个车厢间的钩眼，下你手里拎着的钩子，要稳准狠一次成功。跟着转运的师傅混了几天，下过几次钩子，一次都没成功。我师傅说我不是笨，是我就不打算干这买卖！这回不用我说不干，转运就把我退回了坑口。

二天，去坑口办找主任，主任笑了，说这回给我找了个好买卖，不用下井，就在坑口办公室上班，专门抄大字报。我记起早些天看过的报纸，说阳泉的矿工用大字报的形式开展批林批孔，我还没答应。主任就去隔壁办公室叫来一个师傅，说让我跟他干。

那师傅急得很，拉上我就去了他们专门写大字报的屋子。他拿过一摞写好的稿子说，把这些都抄出来就是你一天的工作。我差点笑出声，心说抄上两天也不一定能抄完，但我看他一脸正经，就不再说话，铺开纸，蘸好墨，照着那一堆政治术语的稿子抄起来。

抄了整整一天，那大字报也没抄完，但师傅没怪我，还说我的字写得好，再抄上一两天熟悉工作了就教我写大字报。晚上睡过一觉，醒来我就想，这活儿更他娘没意思。我又盘算还得和主任说走的事。

二天，瞅了个空子进了主任办公室，还和他说我要回村。他这回和我说实话了，他说：“就是不想放你走！你知道，咱坑口2400多号工人，具有初中水平的只有40个，你就是其中一个，还是在北京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才！我们计划日后送你去波兰学液压支架，那可是全球采煤最新的技术，学成了一个班十六个人能顶上咱坑口一个班八百人的工作量，你说有没有前途？”

我真为他的话感动，激动。可他的话没能打消我回村的愿望。又磨了两天，他见我去意已定，就说：“你一定要走，我也拦不住，但你得我找一个顶替你的人。这人你找到了，我立马放你走，行吧！”

我回到宿舍就想这他妈人生地不熟的矿上，上哪儿给他找人？没招，想起了我村的调度老武，便找到他和他说了。老武一听，大笑，说：“你算找对人了，让我弟弟顶你呵！”我说好。没两天老武就把这事办成了。

我离开矿山时，没去见坑口主任，心里感觉对不起他的关照。可是，当我踏上回村的大道，那高照的太阳暖暖地抚弄着我，心里的那点儿内疚，不知不觉就淡化了，就又幻化成那句话：太阳原来竟然这样美！的确，我离开了那暗无天日的坑道，才能体会到太阳，这个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到底有多么美丽兼美妙！

可是，我回村不久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那个顶我的小武遇上了冒顶。就是因为他老实，听了坑口主任的话，遇上冒顶一定要跟住师傅。他师傅舍不得一根钢铁的支架，怕支架被埋进去，他就去帮师傅。这当口，顶子下来了，小武的一只前脚掌让落下的煤块齐刷刷地剁了去。人家说到这儿，我的心一下沉下去了！是小武替我顶了灾啊。

我欠了小武的一只脚掌，就等于欠了他一生的幸福。

太阳真他娘的美。可是属于小武的太阳，还会那么美丽兼美妙吗？

张亦嵘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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