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张晓丽：母校二冶二中，从学生到老师

作者简历

作者知青时代
张晓丽，六八届初中，1969年4月到内蒙古兵团三师二十六团六连，种地放牛盖房子，1975年底回城。经过两年师资培训，先后在包头中小学任教到退休。

原题

忆母校

二冶二中祭

作者：张晓丽

01

抗疫隔离宅家2月余，每天三个饱N个倒，夜深人静之时，头脑反而特别清晰，60年前的一切像电影。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被称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冤哪，我们这拨人满打满算，才上了六年学，还不到修正主义教育的一个零头。我最后离开的学校是二冶二中，所以我对她怀有莫名的感情，我有话想对她说。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说实话，我不喜欢上学，也不喜欢教我的老师。1959年，我第一次跨进校门，是东北那疙瘩一个农村小学，离赵本山家的铁岭也就是炕头到炕梢那么远儿。第一节课，老师举着教鞭，冲着土抹的黑板上方一溜国家领袖的画像大声领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班同学扯开嗓门齐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一边喊，一边琢磨：画上那个慈祥的伯伯，是姓国，叫务院呢，还是姓总，叫理周呢？他“恩”了一声，就会“来”么？

1960年老家挨饿，我的户口在北京，于是，我被接回。在我爸爸学院的子弟小学就读。老师看我穿着花裤衩子，套一件《小兵张嘎》款式的背心，满脸的嫌弃和鄙夷。也是第一节课，老师自我介绍：“我叫王莲浦”，于是她把王字写在黑板上，写罢，仔细端详良久，发现最后一笔的横不太直，就用手指蘸上唾沫蹭蹭，再描直一点儿，再蹭蹭，再描描，一节课讲了些啥，当时就荡然无存，就剩下黑板上几个被唾沫抹得令人大倒胃口的字，挤眉弄眼的盯着我。我哈欠连天，转头看看别人，早已酣声一片。

语文不会，数学崩溃，

所有科目，啥都不会，

我看课本，肠断心碎，

课本看我，欲哭无泪。

我被老师评价说，给我讲课如同对牛弹琴。我就是那时候知道了“对牛弹琴”的成语。我当时真想让丫闭嘴，少给我扯那个哩咯儿愣:弹琴的人以为那个牛是傻逼，孰不知，那头牛也在含情脉脉地看着那个弹琴的傻逼，我承认我是傻逼中的“战斗机”，但是，那个弹琴的人，定是战斗机中的“歼-20”！

我被岁月推推搡搡，稀里糊涂上完了小学，人家胡明明（她爸爸是学院的工会主席）接到了北京女八中的录取通知书，像我这路货色，也就去了苹果园中学混日子了。我对那个学校没有什么期待，我讨厌学习，讨厌学校，讨厌老师，我在那里找不到乐趣。

02

熬过了1965年枯燥无味的暑假，我们举家到了包头，我的学校也就由苹果园中学改为二冶二中。

这是个刚刚组建的学校，像棵破土的嫩芽，脆生生，甜滋滋的。校址选在包钢一中和包钢二中的夹缝，空间极其有限。听说是某个单位废弃的职工食堂。短暂的建校劳动后，我们就开学了。

我睁大好奇的眼睛，嗬！一水儿新漆的桌椅板凳，三排六盏荧光吊灯，墨绿色暗格的玻璃黑板。还有很多教学设备没来得及派上用场，堆在地下室里：小麦胚芽模型，显微镜下的葱细胞，玻璃器皿里用药水泡的动物脏器，毒蛇标本，人体内脏解剖模型，崭新的钢琴……令我目不暇接，兴奋不已。 

还是第一节课，班主任夏云阁站在讲台上，高高的个子，一副黑边眼镜，教室鸦雀无声，我睁大新奇的眼睛，生怕露掉他说的每一个字，一定要隐藏好我曾是一个“牛”听众的历史。“打开书，我们学习第一节，有理数”顺着他手中的粉笔，边讲边把例题规范地写在暗格里，语速有致，语调抑扬顿挫，夏老师把这节内容的重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我们听的轻松明白。

英语老师叫刘汝田，长得就像个外国人。鼻梁高耸，双眼皮儿大眼深凹，领读单词带鼻音，上他的课，我总有一种错觉:来到了迈阿密？

课余，刘老师很少回办公室休息，趁着我们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教几句简单的打招呼交流的句子，要求我们平时练习，也就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才敢在众人面前张嘴，才知道我也能照葫芦画瓢，说出完整的英语句子。

音乐老师徐克英嗓子一亮恍如罗天蝉。每学一首新歌之前，要先教我们运气，打开口腔，胸腔，体会走声的感觉，我才知道，歌唱的好不好，不是依据嗓门儿大。我们学的第一首歌是《歌唱第三个五年计划》。有一句歌词是“奋发图强建祖国”唱得我们热血沸腾。我的嗓门儿最大。

我爸爸说，二冶二中这批教师大多从名牌大学刚毕业，支援包头建设，像我们家一样，从祖国四面八方而来。

我忽然间，觉得学习是要刻苦，而不是痛苦，痛苦的学习不会培养出对一项事业保持长久兴趣并献其终身的学生。留住我们单纯的心，让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们追寻我们敬仰的人。我觉得我不再孤单，我要做个有能力与世界和解而不是在竞争中赢得所谓成功的孤家寡人。

学校真好，上学真好，老师更好。

多好啊，我们的二冶二中！

0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有只蝴蝶落在上面……”我特别喜欢这首校园歌曲，因为她展现了我们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美丽的画面。涉世未深多好啊，什么都能让我们开心。同学之间上课互递纸条开心，吃到共享的零食（哪怕是块咸菜疙瘩）开心，帮老奶奶过马路开心，做梦都是忍俊不禁的开心事儿。

在二冶二中，除了紧张愉快的学习外，课外活动更是精彩纷呈。

少年是拉帮结派的发源期，一切东西都要占，比如教室窗外的水泥乒乓球桌，下课铃一响，谁先冲到桌子边，就代表谁占了桌，都由他说了算，他让谁打，谁才能入内围，庆幸的是我凭借球技进入了所有派别的朋友圈。

那时，我们管体育达标叫“少年劳卫制”达标的同学可获一枚纪念章，是一个奔跑的运动员在终点撞线的图案，我想，得到它是我的梦想，值得追求。60米速跑达标的底线当时是10秒以内，我班的王秀荣一个冲刺，脚不沾地儿，大气不喘，体育老师徐志坚掐表一看，8秒3。在她的感召下，我也刻苦训练，终于如愿以偿，从那天开始，我就把纪念章别在胸前，感觉倍儿有面子儿。

六七届初二有个叫徐迹的同学，是二冶二中第一批团员，那天，他在操场上打篮球，只见他穿上好看的白衬衫，金光闪闪的团徽耀得人睁不开眼，一个三步跨栏投球，进没进忘记了，那姿势帅呆了，酷毙了！只记得回克敏对我说，咱们也要积极进步，早日入团，将来争取入党，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庄严地点了点头。

年底，二冶教育系统按惯例文艺汇演，王玉杰戏装上阵，京剧选段《红灯记》，大幕拉开，李玉和手提信号灯，阔步走到舞台中央，一个亮相，只见她目光坚定，“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唱到此处，只听王玉杰右手拍腹，气出丹田，嗓音醇厚洪亮，表现了李玉和誓死如归的浩然正气，那造型，光彩照人。王玉杰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京味儿十足，绝非一日之功，台下顿时掌声雷动。

张家营子是二冶一中，有个叫赖晓昆的六七届同学，她唱了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韵味真醇，温润柔情，据说歌唱家王昆被关牛棚时，听到看守的小女孩儿中音区很美，于是就教那小女孩儿唱歌，那小女孩子就是后来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关牧村，我想，如果赖晓昆能遇上名师指点，可能后来也就没关牧村什么事儿了。

1966年夏天，在包七中举办包头市青少年乒乓球赛，体育老师把我们几个爱打球的同学招集一起，临时组成了二冶二中乒乓球队。老师说要为二冶二中争光，我们摩拳擦掌，早到校，晚放学，抓紧训练，我们过五关，斩六将，越战越勇，以不败的成绩夺得昆区团体冠军，我们正信心满满，迎战青山区、东河区，冲刺包头市团体冠军时，文革开始了，比赛也不了了之。

回首那时，我们的学校重修身、培特色、厚人伦、强体魄，芳华相继，心潮斑斓。我把校徽别在胸前，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二冶二中的学生。那些年的夏天，阳光格外灿烂，透过油画般的杨树叶子，我们都扬起了头。

啊，我们的二冶二中！

04

一切都乱了，我也乱得像没头苍蝇。桌椅板凳东倒西歪，工宣队，军宣队，走马灯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老师也不知道都哪去了。没人给我们上课，我不死心，总觉得这种状况不会长久，于是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早早装好饭盒，按时到校。

闹腾了一上午，很多人都回家了，我到水房，隔着窗户看见校长张连印蜷缩着肥胖的身躯，蹲在角落里，也许关他的红卫兵早把他忘记了。我从饭盒里拿出来一块发糕（三宿舍食堂做的，二两粗粮票，3分钱）递给他，他一口接口地吃着，我皱着眉头问：“校长，咱们啥时候复课呢？我数学不好，每次做题，额头憋得冒烟，也解不出来，我不想缺课，不想对不起夏老师。”校长听了，蠕动着的嘴停止了咀嚼，干裂的嘴唇上沾着的发糕渣也没顾上抹去，他抬起混浊的眼睛，把迷茫的目光投向远方，欲言又止。我意识到这种时候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还不如问自己的胯骨轴、波棱盖儿、脚后跟，他自己还吉凶未卜呢。想到这里，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两点钟后，到校的同学多了起来，走廊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吵吵闹闹喊叫声，有人喊“到初二（3）班开斗争会，斗争马广跃！”我被人群裹挟到批斗会场，初二（3）班的班主任老师马广跃已被众人团团围起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个二尺见方的小黑板，上面“反革命分子”五个大字赫然醒目。一个彪形大汉挥着拳头在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马老师竭力地抬起头说：“同学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少放屁！”那人一口粗话，伸手把小黑板往下用力拽，一股殷红的血顺着马老师脖子滴淌下来。我仔细看去，原来小黑板两端各半截铁丝，在中间交集拧两圈后，其两个铁丝头方向朝下，被猛地一拽，扎进了肉里。我脊背发凉，惊恐地闭紧眼睛，挤出人群，不忍再看。

老师们惶惶不可终日，那学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么？还真有找不到北的人。 

又是一个批斗会，初一（2）班胡春生被五花大绑揪到会场，原来是他篡改了毛主席的诗词《为女民兵题照》。我一听，他篡改后的东西那叫什么玩意儿，形式上没有了平仄，押韵，结构上不讲起承转合，内容上东拉西扯……不知谁来了一句“这疙泡，吃饱了撑的！”我捅了捅六班的康晶问“疙泡是什么意思？”康晶悄悄说“骂人呢，意思是私生子，野种。”我想，咱中国人，任何一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应用时也会繁衍派生出更丰富的含义，果然，接着“疙泡”就有了升级版本“贼疙泡，灰疙泡，坎疙泡，愣疙泡，瞎疙泡等各种疙泡。”到现在又冒出来终极版本的，“灰蓝毛黑青疙泡”。显得五彩缤纷、花里胡哨。以至于两肋插刀的铁哥们之间也用起了这个词，贬义的感情色彩削弱了很多。

1966年毛主席连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家庭成分好的同学，忙起来了，一趟趟天南海北大串联，像我这样爸爸被关进牛棚的人被甩二道了。开批斗会的新鲜劲儿过去了，社会，学校一切又都涛声依旧了，我们干点儿啥呢？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每天清晨，睁开眼思谋今天的时光该如何打发，眨巴半天眼皮没有答案，那心里就像猴皮筋扎小辫，三圈紧，两圈松——闹心，烦！

初二（1）班的吕秀玲，个儿不高，齐耳短发，一身腱子肉，蹬高爬墙，舞舞喳喳，假小子一个。她找到在校园里闲逛的我，举着一张从革委会开的介绍信招呼：“跟我上二道沙河学农去呀？”我顿时来了精神，回家卷个铺盖卷儿就来到了二道沙河。

我们五六个人被安排在老乡的凉房里，放下行李就随生产队长来到麦收工地。那时，我对庄稼的认识是从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开始的，没想到这里的麦子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才稀稀拉拉没够到脚踝，根本用不上镰刀，甚至不用下把抓，只用拇指和食指一根一根往上揪。天底下竟有这样的麦收，难怪老乡抱怨“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中午收工，我锤了锤僵硬的腰，胳膊腿疼得像受了古代五马分尸的刑罚。午饭还没做好，我钻进低矮的厨房，看房东在忙碌着，昏暗的房间，灶火被风箱掌控缩进去，吐出来，我仔细看去，烧的不是柴火，而是废弃的油毡纸，蒲公英状的大尾巴灰悬浮在空中迟迟不落，我咳嗽两声闪身逃了出来。

糠麸子的馒头包装箱子的颜色，我拿起一个咬一口，嚼了几个来回没有勇气咽，那滋味让我想起《金色的鱼钩》中红军炊事班老班长偷偷咽下掉队的伤兵员吃剩下的鱼刺时的情景。

没吃饱，不想吃了。可是下午还要有“五马分尸”的活计等着呢，我就去村边供销社7毛钱买了包“钙质饼干”，看看左右没人，撕开包装纸，取出一块放进嘴里。“你在偷吃什么？”一声厉喝，吓得我魂飞魄散，扭头一看，啊！是吕秀玲那欲置人于死地的眼神。知道什么是恐惧么？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只要是一个能调动你的想象力的细节，你的苦胆就保不住了。我吱吱唔唔，夹着哭腔，彻底坦白交代“我怕苦怕累，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我没心没肺，我为脸没皮……”我也不知用什么词语能让她满意，索性把那包饼干一股脑塞给她，落荒而逃，跑到小路拐弯处扭过头，看见吕秀玲一块接一块，三下五除二，眨眼工夫，饼干进了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革命小将肚肠里。

我对继续上学彻底绝望，但将来有什么资格接共产主义的班呢？时桂清、康晶，我们经常讨论这个无解的问题，还是徐素玲、陈九华、李淑英她们能找到答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红色江山是用烈士鲜血染成的，我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练就不怕苦，不畏难的意志。那时的先烈中，有的死得大义凛然，比如江姐、许云峰；有的死得气贯长虹，比如狼牙山五壮士；有的死的奋不顾身，比如黄继光、董存瑞；有的死得一声不吭，我接过话茬补充“比如邱少云，那一定很疼，但不能出声，更不能动弹，我要向他们学习。”

就这样，从1967年到1969年，我们相继去了麻池，去了二冶一公司，去了杭锦后旗等农村，工厂串联，零距离接触工人，农民，做足了迎接磨难的准备，向西的列车“呜”的一声，我们被拉到临河狼山脚下，我们彻底告别了校园。坐在教室里学习的念想由此断绝。

唏嘘！我们的二冶二中。

05

1975年底，我从泥潭里爬出来，从废墟中站起来，经过两年短暂的师资培训，以教师的身份重返二冶二中。抬头望着校门这四个鲜红的大字，我像受委屈的孩子看到了妈妈，泪如潮涌。

学校原来的老教师都不在了，教学骨干大都是由兵团、农村抽调的知青，清一色老三届高中生。与他们相比，我深感底子薄，但转念一想，怕有什么用，边干边学呗。我们这帮子人，守本分，懂自律，耐隐忍，珍惜上场的机会，擅长单兵作战。对，未知的鲜活吸引着我，我就去折腾，去找拐点，弯道超车。

工作之余，我、李文、马晋湘几个同学总要凑在一个办公室里琢磨怎样才得到师生们的认可。马晋湘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自言自语:“技艺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百分百投入，神魂与共。这是一个慢功夫。”我想起《小马过河》的寓言。要过河的小马在河边问老牛，老牛说很容易，问松鼠，松鼠淹死了，小马怎么办呢？去尝试呗。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首先要找到源头所在，当时，学校的教学管理，思想教育处于“理想教育不理想，形势教育走形式”的瓶颈期，老师们费了很大力气，总有隔靴搔痒，水过地皮湿的感觉。要想打破现状，就应尽可能贴近社会，走进生活，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取得好的效果。

老师们思想活跃，工作热情很高，孟根校长在大会上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先要有一桶水。我就审视自己：我有没有一桶水，仅有一桶水够么，这桶水，水质如何，我能把这桶水倒进杯子里么，那杯水非得我去倒么，学生可不可以自己取呢？一连串的问题迫使我意识到我的责任，就是燃起学生们的学习之魂，让他们自信地，有尊严地活出自信的生命。

教物理的说，生命是通过大分子的有序性克服小分子的无序性，故，生命的本质是物理。教化学的说，生命是一些化学反应的组合，故，生命的本质是化学，教数学的说，物理，化学的本质是数学，我说，数学的本质由语言文字描述，所以文科生最厉害，物理统一在原子上，化学统一在分子上，生命统一在DNA上。生命可以感知无机和有机，所以，我们喜欢生机盎然，看见活的就高兴，因为它活我们也活……讨论到这儿，我们似乎窥见了语文教学的一丝曙光——除了眼耳鼻舌身之外，还要有“意”，所以才会有色，声，香，味，触等功能。达尔文讲“适者生存”你变，我变，天地变，道义变，如果不变就会被淘汰。 

我们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觉得没有奇迹的人生太特么无聊，于是，班级管理，教学方法的新招不断。

包钢医院后院有一幢静谧的旧式小楼，讲到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就把学生们领到这里。走访志愿军三个伤病员。我早就知道，包钢医院的前身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医疗小分队，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白云鄂博发现铁矿，当时，国家正施实一五计划，刚刚回国的医疗小分队为包钢建设服务，就带上还没全愈的伤病员来到包头，一晃近30年。

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坐在床上，脱掉鞋子袜子，在我们眼前是怎样的一双脚啊！十个脚趾一个没有，学生问怎么回事，得到的是云淡风轻的回答：“守坑道时冻掉的，朝鲜冷啊。”“疼么？”“不觉得了。”

“怎么可能？”“只是都黑了，一扒拉就掉了。但我们值了，我们的坚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这堂课上的效果出乎意料，同学们对文题中“可爱”两字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难道不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么。阅读和写作的难点就是审题，立意，在结合社会现实的体验中迎刃而解。

1980年， 学习《狼牙山五壮士》时，我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责任编辑的关系，暑假里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拜访了葛振林。老英雄年近花甲，腰杆挺直，目光炯烁，我们簇拥着他，他为我们讲述了故事外的故事。原来，接受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是六个战士，除了葛振林、胡德林、马宝玉、胡福才、宋学义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冉元同。当六人完成任务，退到莲花瓣棋盘陀顶峰决定跳崖时，冉元同看看深不见底的山谷，“哇”的一声哭着向鬼子群跑去……天黑了，首长看完成任务的人还没回来，就派一个游击小组到莲花瓣一带接应，发现了挂在树杈上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大部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腰椎断了的宋学义被安排在老乡家养伤，1953年去世。

这堂课，同学们在领略了永不言败的民族气节的同时，还学会了选材的技巧。从此，我尽量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工厂，甚至还搬到过水泉沟劳教所。

这样上课真过瘾。教者，学者，作者三心相通，这样的课堂分不清谁在教，谁在学，大家都是时空隧道的穿越人。赏《京口北固亭怀古》江山如画的雄伟气势，解《涉江》屈原之悲愤愁苦和眷恋祖国的情怀，理解了朱自清的《背影》叹息有多么深重，鲁迅《社戏》里描述夜似的好豆，其实那是他在咀嚼童年……

教的好坏，良心明白，我们简直动诸葛亮的脑筋，操刘备的心，就差把曹操的手段也用上了。

学过的东西水滴石穿般地影响着学生的人生。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冶二中学子从我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聚集周围人的力量成就自己，一心问鼎金榜，折桂蟾宫。我们的升学率在昆区，与包钢一中，包头九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霸气局面。

1993年，包钢二冶合并，很多教学骨干调往包钢一中，二冶二中为包钢教学水平的提升捐肝、捐肾、捐血、捐眼角膜，还不算完，连校名也被改成包钢十三中。二冶二中彻底消失，就像从来也没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月上阴山，人不思还，望星河灿烂，书灯点点。

尼采说，“感恩是灵魂的健康”。如今，我们这些二冶二中的学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总想为二冶二中留下点儿什么。于是，就写下这篇祭文。

呜呼！我们的二冶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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