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张亦嵘：北京知青山西教初中，不装，讲真话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我当教员之

我可爱的阳光祁中

作者：张亦嵘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插队的时候，就知道祁县中学。是村子里那几个曾在那所学校念过书又由于那场运动中断了学业无路可走，只得回乡的高中生们告诉我的。那会儿，我们是知青，他们是回乡青年，由于都念过书，大家来往多些，于是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高中生，祁县中学的高中生。

他们中间有串联去过北京的，我就问他们，他们的学校比北京的学校如何？听我这么问， 几个人半天没做声。

半天，才有一个伙计小声说：六七十年的学校了，山西省立的第一个新式学堂，光绪爷还没完事，就有这学校了，是那时的新学。我们念书那会还是省立中学，校长的级别比县长都高。

听他这么说，刚才愣神的伙计们才缓神，七嘴八舌地扯开了：你北京家都不一定见过这么标准的苏式校园，一水灰砖到顶的教室，厰亮的玻璃窗，都是好木头的窗户棱子，操场也标准，四百米跑道都是青灰铺出来的，就是你北京的中学也不一定家家都有这么大的排场，串联时我们住的那个中学，就一个孤楼，那操场比咱村老百姓大些的自家院子大不了多少！再说我们那时的老师，也了得，尽是北大、川大、华东师大的，还真没几个本地出身的老师。

他们越说越自豪，脸上那不加掩饰的笑容就像秋天的向日葵灿烂，夺目。末了一个伙计说得更有具体，他说：闹红卫兵的时候，也有过破四旧，可学校的大成殿好好的，那几百年的状元桥也没人敢当四旧捣掉！还有学校的藏书是山西中学里头一号，太原城里的五中，晋南的康杰中学名校吧，那也比不了！学校那么多的古书、线装书一本也没烧，没丢，保存得好好的！

我说，你们破别个的四旧，却保下了自家的四旧！咱村的老爷庙是不是也是你们保护下，没让红卫兵捣毁？那几个又笑了，说：我们哪有那本事，再说自家的成分又高点儿，哪敢招惹红卫兵，是神神保下的老爷庙！而你们厉害过神神，老爷庙还不是扒了，盖了你们的知青院！

我笑，他们也笑。

这就是祁县中学给我的最初印记。我怎么也没想到，十年后，我竟成了这所山西中学第一老校的教员，而且是全校每个班级都有课的教员。

教过的学生多了，自然也就难都记下，何况都是隔了四十多年的事了，可有一个班的学生，我一直没忘记，到现在都有联系。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一个原因：这个班是我当正式教员（插队时当过村小的音体教员）接手的第一个班，印象自然深刻；其二是和我同教这个班的其他科任老师都是一身阳光的好同事，好哥们，大家团结协助，相互只有补台的，没有拆台的；其三、我们都尊重孩子，喜欢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长处和潜力，并且保护和扶持他们的长处，孩子们也知道感恩。所有这些因素揉在一起，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于是，这一班孩子的幼小心灵深处埋下了我们设计的诚实、团结、友爱和奋发图强的籽种，一旦他们长大，这些长成的果实就会让他们时不时地想起我们，并联系我们，联系多了，自然就记下了。

我是1978年9月接手祁县中学初一（2）班历史教学的。这个班是祁县中学恢复初中招生的第一届。作为任课老师，有兼任高中教学的老师，也有从县里其他初中学校转来的老师。我们这些老师不管是本校接任的还是外校转来的，都有一个非常简单明朗的特点，就是不装，给孩子们我们的本色，相互间从没有过阴暗心思算计，像孩子们一样阳光向上。

那会儿，社会由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自由、民主、科学之风如大潮涌动，社会刮起的清风洞开了人们曾经压抑许久的心灵，这是一个全新的大时代，人人争先恐后地从闭塞思想操控的生活中挣脱出来，人人都急需改变自己过得早已生厌的日子，使自己在明媚的阳光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一回自己人生的主人！

于是，城市的风刮进了这个小县的城乡，不少青年男女涌进了学校，他们中有青年工人，也有读过农中又不甘心一辈子种田的农民，进入学校的补习班，试图考个大学改变自己以前一辈子都不可能变化的身份。县城的街上也出现了发型怪异手提各种录音机迎接新生活的小青年；喇叭裤、直筒裤，再烫个波浪头，是当时时髦女青年的标准装束。社会发生了从前人们梦都梦不见的变化，一切变得欣欣向荣，所有的人都努力在这变化中找到并且占领该是自己的位置。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我那时刚刚参加工作(其实十年前我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只不过那时在农村插队，但国家人事部认可我那时就是参加工作，并计算工龄），也想在这个拿工资的岗位上弄出一个有趣的天地。

当年那个班的任课老师我还记得有这么几位：语文张立德；数学李涛；英语郝明生；地理谢宗全；历史张亦嵘；体育范可德，还有一位和我们比较走近的数学老师齐凤英等等。谢、郝、范和我都是刚分来的大学生。我和郝、范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友，大家熟悉起来有种亲近感。张立德、李涛和齐风英是从其他初中选进来的资深能员。

我们这几个人各有各的特点：郝先生比我们几个略大几岁，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学业精湛，经见多，看问题比较老辣；谢老师，以文革前的老高中身份读的师大，家境贫寒，知识底子广博、扎实，且嫉恶如仇，对贫苦出身的孩子极有同情心。

张立德北京一师出身，外表冷峻，不苟言笑，才学了得，课上喜引经据典，总要把知识讲明说透。只是他身份特殊，当时只是个代课老师。起因1957年那场运动，以前他在北京供职的学校说他是“右派”，便把他和妻子一同打回妻子的祁县老家，而该平反时又查到他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文字结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右派”，自然没有平反的可能。可他毕竟因为那个莫须有的罪名失去了工作。

他去县教育局打探此事时，教育局才知道祁县乡下还闲着这么块宝，平反的事办不了（打“右派”是北京办的，祁县没法平反），教育局便把这个人才安排到祁中，做代课老师。他也就成了我等同事。

立德兄在乡下做了二十年农民，锐气并未磨掉，有生活底子，有灵魂和肉体都受过磨难的阅历，看问题深刻，和他住邻居，常常劝导我的过激言行。

齐风英虽是个师范生，但在初中教学的岗位上摸爬滚打多年，对孩子们心理把握老到，此人是数学教员，却兼爱文学，不时写个小说、散文投给地方的文学刊物，不为稿酬，只为直抒胸意，老师的爱好广泛，格局就大，也就容得下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利于孩子们心灵和学业的拓展。

李涛任班主任，文革前老高中出身，在乡下教学多年，要不是当年家庭成分高点，也不至于上函授大学。而正是他的出身练就了对待社会的韧性，宠辱不惊，处事稳重，时常纠正我等年轻易意气用事、做事少计后果的毛病。

范可德比我们几个小几岁，年轻，阳光、有朝气，愿意把自己的一身功夫用在孩子们身上，也有能力使学生爱上体育课，班上的孩子们除书本知识学得有声有色外，体育活动也没耽误，篮球、体操、田径业余队里都有这班孩子们的身影，这都源于范老师的感召力，使孩子们虽然功课繁重压身，体魄依然健康。

我是个知青出身，接触的社会面宽，在乡下养成了敢说、敢做的品行，乡下有时间，读过不少理论书，遇到现实问题时也就情不自禁地给孩子们讲些别人当时不敢说的涉及时政的良心话。不少孩子说，我在他们小小年纪时给他们灌输的人文思想和历史观，使他们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不时受益。

我记住了，那天我走上二班教室讲台的那一刻，我面对是几十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我知道，从此刻始，我决不能对他们说假话，我要用我的真诚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我知道我们讲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些孩子们的命运走向，我们担负的塑造孩子们灵魂的工作绝不是一句美丽的空话。

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告诉自己决不能亵渎孩子们的心灵，我要对他们中的每个孩子都说真话，也要教他们对所有人说真话，这就是说，我们都要做诚实的人，找回动荡社会丢掉的人性；尊重每个孩子身上被群体性抹杀的个性。

记得我给他们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我就讲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为首的新官僚们的腐败，他们安于享乐，不理朝政；诸王之间争权夺利间的撕杀，同室操戈，分裂成了太平天国后期运动的常态；不近人性的男营、女营的人格分裂，等等，这些在当时与书本不大相同的事实。孩子们并不反感我说的话，我甚至从他们眼里读出了对我的信任。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记住了这一个个稚气未脱又渴望长大的孩子：王惠铮、许晓锋、张原、李彤华、张志红、唐亿文、孟晓芳……而他们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影响着我，使我能常常记起当初曾对他们讲的做人道理，而不至于站错队，走错路。的确，这些孩子也成了我人生的路标。

那时候的张原是课后班上最喜欢聚众演说的孩子，周围总有些小男生睁着好奇羡羡的眼睛听他白唬他从那些成人书中寻来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小大人”渴望未来世界的知识，也喜欢久远过去的故事。他那时的理想和文学有关，也和历史有关。我把对这个孩子的印象和李涛、老谢讲了，他们也有同感，李涛说，他愿意关心他的数学，以成全这个喜欢文科的孩子，读一个他愿意投身的专业。

那时的王惠铮给我的印象就是班里活脱脱的学生领袖，至少在男娃堆里有“一呼百应”的威望，他待人平易温和，学科发展均衡，但也喜欢弄些文字的少年把戏。只是，他没能在这个班里上完三年，便随父母的工作调动去了河南。我记得，他走后给我来过一封信。信里讲，他对祁县这个小城的想念，也抒发对新环境里流过的那条叫黄河的母亲河的情感。他用真挚的句子，描绘夏夜随老祖母看小城天空的星星；也借大河拍岸的惊涛表明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我把他的信读给二班的同学，读完的那一刻，班上一片寂静，可我分明听到几十个孩子跳动的心声，爱、友谊和理想无声地感染着每个人。

孟晓芳那张娃娃脸上总是挂着明朗开心的笑，她举止大方对大人没有她那个年龄女孩子该有的胆怯和羞涩，她是班上的学习全才，能从她那双眼睛读出她对知识的渴求。我记得她特别喜欢英格力士，喜欢进郝先生的办公室问一些英格力士的口语。有几回，我们几个也在，让她唱个英文歌，她一点都不扭捏，很欢快地唱了一段“DO是小廘，RUI是阳光”……为了她的爱好，我还送给她一本叫《好兵帅克》的英文版小说和史沫特莱简易英文版的《大地的女儿》。

几年以后，她以科技大大四生的身份到北京中科院实习。周末找到我(那时我已经回了北京在一家报社做记者），我请她看了一场电影，吃了顿快餐，分手时她说，今天过得真快乐！又过了很多年，她从米国寄给我一张她在一个超市货架子上十分丰富的背景前的照片，笑容依然灿烂。

那时的唐亿文有一双不大浓密的小辫子，笑起来眉毛像弯弯的月亮，不大爱说话，她也喜欢文学。她在祁中也没能上完三年，也是随父母工作调动去了个叫蚌埠的南方城市。她走的时候，我送给她一本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和她说，柯察金的那句关于生命的名言人人都知道，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希望你算一个！而且能做一个又普通又不会辜负自己的人。她离开前，我打开我的相册，让她随便挑一张我的照片，她挑了一张我插队时的旧照。她也送给我一张她梳着俏皮小辫子的大头像。我把她放在我那个旧像册的首页，只要打开像册，她就对我笑。

那时的张志红个子不高小小的，总穿件绿格的外套，话不多，她的眼晴明亮，眼神专注，并且眼里总含着小女孩少有的志气，她对学业的努力是默默地，用当今的话说，就是低调。很多年以后，已经是国家部委处长的张志红和我说，她小时候就是不服输，就是要争口气，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力争一个比较好的前途，她做到了，且时而做得风风火火，时而又做的纯情浪漫，一个职业女性该有的素质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见过一张她主持她们部委的一个晚会的剧照，一袭紫红长裙，淡妆楚楚，绝不输给今天的小网红。

那时的许晓峰个子也不高，但壮实，在班里也很有人缘，也属于领袖类的人物。他一口本色的祁县话，让我感受到这孩子的质朴。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县委办的副主任。很快又外放干了乡镇的党委书记。每次见面都要和他喝酒，他酒风像作风风风火火干脆、明朗，杯杯见底，扯起话来，依然是一口纯正的祁县本地话，他说：老师，那会儿班上那么多漂亮女同学待见你，真羡慕死了！说完，他笑了，我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那时的李彤华年纪和其他同学差不多，但明显比大家成熟，不仅因为她参加篮球队炼出了高个子，也因为她小小的年纪知道关心人，知道关心她心爱的班集体。

毕业，送走他们这个班不久，我离开了祁县，去河北的一个农村中学继续当教员。在和那些乡下孩子交集的过程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他们和二班同学间的差距。班里一个叫娟的女生，农家女，非常刻苦，但总有点儿乡下女孩的自卑。但我知道她确实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祖祖辈辈的生存状态。我想帮她，和她谈过几次，非常明显地感到她对我这个成年人的排斥。于是，我想到了李彤华。我觉得如果李彤华愿意帮她，她俩交流起来会容易得多，李彤华对学习和生活的理解一定会影响她，使她变得乐观、坚强。于是，我先和娟说了我的想法，又给李彤华写了信，说明我的意图。我说，我希望你能像在二班时一样，帮一帮这个乡下的女孩。我相信你们通过交流一定能成为非常要好的笔友，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于是，书信在两个相隔千里的女孩子间搭起了友谊和互助的桥梁。两年的通信后，娟考上了大学。后来娟和我说，她从心里感激李彤华，是李彤华在她思想游离正道的时刻，拉了她一把，“give me a hand ”……

我知道，那时我们曾经是孩子们的阳光，孩子们也是我们阳光，因为有阳光孩子们脸上总有笑意，我们心里的阴霾也常常会很快消逝。那就是青春的力量。的确，祁县中学的阳光会伴随我们终生，我们在这美丽动人的阳光下享受着快乐的人生。

因为有阳光，孩子们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向往：张元成了博古通今的中学语言文字教育专家；张志红成了政府干员；李彤华的专业设计关系着国家的航天大业；王惠铮更是从容游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市场；唐亿文干了一辈子她都非常喜爱的幼儿教育事业；许晓峰管理起家乡的广播电视全媒体；孟晓芳成了大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永久居民。每个孩子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融入到人类发展的大潮，就像钱唐江口的弄潮儿，会钻进谷底，更会勇立潮头。

因为阳光，我的心一直年轻，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我学会忍耐和坚持，不屈服面对的黑暗，把真实告诉社会，说真话，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更要对得起受众的信任。

1999年的春夏相交之际，王惠铮找到我。那晚，王惠铮、李彤华、张志红和我在一家酒馆里干掉了两瓶500毫升的白酒，为友情，为我们都快乐地活着！也为让我们走在一起的祁县中学！

那晚只可惜了那桌基本没动的下酒菜。

又过了很多年，我们这些当过老师的人已经退出了社会的舞台。那年，我和郝先生相约去我插队的村子里，给村里的小学捐了个图书室，事办完，我俩去了趟早先的祁县中学。物是人非，大成殿还是大成殿，柏树院还是柏树院，状元桥也还是状元桥，只是校园的主人变了。

二天去城东，道边见一片灰色的建筑群，背景是春天的旷野，十分亮眼。陪我俩的同学问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们止住了步子，只是远远地看了看搬迁到此的祁中，又继续我们的步子，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又何必烦忧一个新的校园？头天别过的旧时校园，就是为我们的青春和我们曾经美丽的事业划上了有趣的句号。

张亦嵘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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