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晨：毕业三十年
作者简介：
林晨，男，1954年7月生。1970年底初中毕业后，入北京油漆厂，做工人8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新华通讯社，任《瞭望》周刊编辑、经济编辑室主任。1995年任《瞭望》周刊副总编辑，后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常务副总编辑、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2006年调任新华社所属《中国证券报》，任社长兼总编辑，2014年退休。
人民大学中文系78级同学合影，前排左4为本文作者。
我这人有点懒，毕业三十年了，有两样东西没换过，一样是职业，一样是老婆。
学的是中文，干的是新闻，虽然不是纯专业，也算得上是近亲。于是，自己原谅自己，一干就是三十年。
职业虽然没有换，我换过的岗位可不少。至少在新华社，我算的上是“万金油”干部之一。
一毕业，分到新华社，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瞭望》月刊当编辑记者，并经历了《瞭望》周刊的创办，一直从事经济报道；1995年从《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调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分管报道；1998年调回总社任《经济参考报》常务副总编辑；2001年再下地方，到天津分社任社长，2006年底调回总社《中国证券报》任社长兼总编辑至今。估计这次该消停了，除非把我拿下，否则再有两年本人就该下岗啦。
干了三十年新闻，干过不同的岗位，吃过不同的苦；有过不同的快乐，也着过不同的急。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标题之争
1988年，全国经济过热，各地自唱自戏大干快上，经济割据局面形成，全国物价飞涨。当时，我在《瞭望》经济室工作，在领导的支持下，策划组织了一组大型调研，由《瞭望》出资5000元，选派当时的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后来成为策划名人的王志纲担纲，与辽宁分社记者夏阳合作，走访多位省市一把手，听取各方意见，对经济过热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
这组调研先发了内参，引起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我印象很深，那天晚上10点，王志纲把电话打到我家，说快来，明天上午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派他的大秘听记者的汇报，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想听听你的意见。我骑个自行车就赶到总社招待所，一聊就聊了大半夜。
内参引起重大反响，公开报道则要谨慎从事。作为责编，我斟酌再三决定分上下两篇发表，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势探访录”，上篇标题我记不太清了，下篇标题为“变通与失衡”，结果送审时出了问题，分管领导非要将下篇的标题改为变通与纪律，理由是中央关于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出台与我们这组调研有很大关系）已经发布，强调各地发展经济要守纪律。因此，标题要突出中央精神。
我坚决不干，我说，我调研在先，文件在后，要讲纪律，文章还得重写，第二变通与失衡是现象对结果，讲的是事实；纪律是个组织概念，放到这里不伦不类。领导说必须改，我说真要改这组稿子我宁肯不发。最后官司打到冯健同志（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瞭望》周刊编委会主任）那里，最后老冯支持了我：不改。
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深，倒不是因为结果，而是因为过程。那种上下级之间可以自由讨论问题，而决策又不取决于官位的氛围，助长的是职业精神，而不是后来有人批评我的“狂妄”。
禹作敏与郭凤莲
禹作敏原是天津大邱庄的党支书，改革开放后红极一时的全国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后因私设公堂，打人致死被天津警方刑拘、法院判刑，现已作古。郭凤莲则是文革时期山西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当时也是红透半边天，现在还在大寨为市场经济打拼。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农村带头人，曾经有过一次极富象征意义的会面。
那是1992年秋，郭凤莲拜访大邱庄，为大寨公司运营向禹作敏借钱。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老禹非常爽快，差人从屋里拿来一个手提袋，里面装满现金，说是有五十万。郭要打借条，禹说不用，说挣了钱你就还，赔了就算我送你的。两人还就农村农业问题进行了对话。
虽说当时送钱的事禹不让报，但对话确是在场的记者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现场记者抓住机会根据录音整理了对话稿，我也抓住机会多方奔走，把这篇稿子落实到《瞭望》。
本来挺得意的一件事，没想到惹起一场风波。
稿子签发后我就上了火车站，准备出差。忽然BP机（那时还没有手机）响起来，屏幕显示：速回。赶回编辑部我才知道，禹作敏闹起来了，找到新华社领导说稿子严重失实。新华社领导很重视，指示《瞭望》妥善处理，《瞭望》领导很着急，一见我就说你闯了大祸，让我处理。
我挺奇怪，稿子还没发，他怎么就知道了?赶紧按照提供的电话打了过去，是禹作敏的什么人接的电话，口气大得吓人。大意是，对话严重失实，必须撤稿。我说已经发排，无法撤稿，如果有什么错可以登更正。
他说，你们这一期刊物别印了，我们包了，五十万够不够？
我一听也来了气，说这是国家批准发行的刊物，你说不印就不印？多少钱也不卖！
对方一听口气软了下来。我说我把发排大样传过去，你们先看看有什么错指出来，我们好登更正。他勉强答应了，但留了后话，保留到法院起诉的权利。
结果一天过去风平浪静，也不说撤稿，也不说更正，也不说起诉了。刊物一字未改，如期付印。所刊对话当时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现在已经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事后我很纳闷，对方开始气势汹汹之后又偃旗息鼓，到底为什么？后来才搞明白，禹先前看到的是记者自己送他核实的稿件，并非定稿，其中写有他说的一些过头话。出于种种原因，他不想认账，此其一；我传给他的稿件是定稿，一些过于敏感的话题已经删除，如关于农民领袖的问题等，此其二；其三，我传他的稿件最后有一个括弧，里面写着根据录音整理。估计这几个字彻底打消了他找我们麻烦的念头。
这件事告诉我，新闻需要事实，事实需要证据。没有证据，神马都可以变作浮云。
难忘淮河
在《瞭望》干了十三年，新闻业务上所有的台阶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主任编辑和高级编辑两个台阶各用了四年时间，号称“破格提拔”。倒是中级职称干满了五年。可能我是个慢热型选手吧。
在《瞭望》，编辑是主业，采写是副业。可学中文的总是手痒痒，所以那时候写稿的瘾特别大。印象最深的是写淮河洪灾反思。
1991年淮河发大水，之后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教训。周刊已预留版面准备报道。任务交给了我。本来在会上抓住国家淮委主任做个专访就行了，时间也只够做个专访。可抓住他时，他已买好回程票（国家淮委设在安徽蚌埠），马上就要动身。他说，要想了解淮河就跟我走。一句话吊起我的胃口，与其专访泡汤还不如干脆来个大的，我二话没说，直接从会场跟着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是最辛苦也是压力最大的一次采访。离交稿最后期限只有四天时间。好在我跑水利九年，不用临时做功课，无非是拼体力罢了。四天时间，开了三个座谈会，采访二十多人次，到了怀茨新河现场、沿河两县有关部门和受灾村庄，写了八千多字的初稿。这篇后来以《淮河大水冲出的思考》为题发表的调研，获得全国抗洪救灾好新闻特等奖。
最令我感动的是，时隔八年之后，一位来自淮河流域的老者，拿着刊有这篇文章的《瞭望》周刊到北京找我，说他是河南潢川农研所的，八年前受这篇文章启发开始研究淮河治理，现在有了成果，希望我帮助他把论文向有关部门推荐。我当时特有成就感。
山西岁月
刚当上《瞭望》副总编辑，正“拽”的时候，突然接到调令，到山西分社任副社长。我是新华社实行干部交流任职制度第一批下地方的干部之一。
在山西工作三年，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一批好朋友。之所以说好，倒不是说在山西时吃吃喝喝，帮我排忧解难，而是我离开山西十几年了，直到今天，家里吃的小米和陈醋，喝的老白汾还都不用自己买。
其实人家也没什么有求于你的，山西人倒腾煤，不倒腾证券，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是我有个什么亲戚朋友的要上山西旅游，经常会麻烦人家。交情这东西不好说，像好酒一样要花时间慢慢品。
我也给山西人民做过一点贡献。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95年，山西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出过力。
刚到山西不久，我带一个记者到平遥县去采访。当时古城已经申报，但治理进展缓慢，城里的居民迁不出去，路面硬化没有钱，靠着古城墙还有部队的营房和猪圈，而世界教科文组织很快就要来验收。县里虽然很努力，但毕竟势单力薄，应付不了这样的复杂局面。
一开始，我问起申报情况，县里还不愿意说，怕领导知道了批评他们没做好工作。我说，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不是你平遥县的，也不是晋中地区的，甚至不是你山西省的，她是全中国的，申报出了问题不要说你一个县担不起，一个省担不起，丢的可是全国的人。我说我可以马上向中央反映，帮助你们解决问题。县里一听，立即改变了态度，全力配合我们完成了调研。
内参发出后，中央领导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均有批示，帮助解决了部队搬迁和古城治理的资金问题，省里则迅速组建了由副省长挂帅的申报领导小组，全力推进落实。结果申报工作顺利通过验收，平遥古城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成片古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中证报》生涯
2006年11月，我从天津分社社长任上，调到《中国证券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到《中证报》工作，对上级领导来说是安排，对我来说就是命。
《中证报》创刊于1992年，他的第一大股东就是《瞭望》周刊。而向《瞭望》周刊提出创办建议的，就是我所负责的经济编辑室的编辑李树忠。当年我为《中证报》的创办出过不少力，还差点去了《中证报》。没想到，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只不过，这一圈是个螺旋式上升罢了。
说是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证报》和人大的关系。到了报社我才知道，《中证报》和人大金融研究所一直在合作办论坛。作为人大校友，把这件好事做得更好，成为责无旁贷。
现在，这个论坛在双方的努力下，已经成为品牌。每次开论坛的时候，走道里都站满了人；重量级嘉宾很多，像成思危、尚福林等都多次成为论坛的座上客；对论坛的报道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前不久，我参加全国券商创新大会，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主题演讲中特别提到一位专家在人大论坛上提出的观点。虽然他只说了“人大”，没提《中证报》，但我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即是《中证报》的也是人大的。
其实，报社也是人大的受益者。人大为报社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采编系统内，人大毕业生大多已成为骨干。记得有一年报社招人，从四百多报考者里筛选八十多人参加考试竞争五个名额，结果从第二名到第六名都是人大新闻系和金融系的研究生。我想这些学生里，可能就有当年站在论坛走道听讲的人。
我干的是媒体专业，但没干过专业媒体。尤其是市场化运作的金融证券类财经媒体。但话又说回来，媒体不管怎么专业，都是媒体。其实绕来绕去我想说的只是一句话，我有信心迎接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挑战。
干市场化运作的媒体第一感受就是闹心。竞争激烈，不但要面对业内几大证券报，还要面对其他几家财经媒体的渗透。争什么？争内容。我认为，不管别人以什么为“王”，对以传播为主业的媒体来说，传播什么永远比怎样传播来的重要。我是“内容为王“派。
学姐胡舒立是我学习的榜样。办财经杂志她提出独立独家独到的理念。独立我做不到，因为大股东不允许；但独家独到却是每一位办媒体的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中证报》以“可信赖的投资顾问”为办报宗旨，什么叫“可信赖”？就是要给投资者以精准独到专业的独家资讯，成为其投资的帮手。
说起来简单的事做起来很难。“抓独家”？上哪去抓？一提出这一目标就有人反对：现在是网络时代、微博时代，独家怎么抓？杂志可以制造独家报道，新闻就太难了；过去政府发布新闻通过媒体，还有回旋余地，现在发布什么都通过自家网站，刷网稍不及时就可能造成漏报，还想独家？
说得都有道理。但是干的时候谁都没有闲着。你看每年的全国“两会”上，财经媒体围堵官员成为一景，新闻大战的背后实际上拼抢的就是独家。
一位媒体朋友说，拼抢独家新闻对媒体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关键是要学会坚持，善于坚持，我深以为然。不管你报纸多么专业，抓独家新闻永远是你要练的基本功。考量你的媒体是否成功，独家报道的多少永远是最重要指标。
财经新闻也是一样。财经新闻是为投资理财服务的，说到底无非是发现价值，进而影响价格。正因其关乎利益，所以任何一条细小资讯对有效读者来说，都可能意味着真金白银。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经资讯是独家新闻的富矿。
所谓独家，在我看来无非三个大类，先发、独创、挑选。先发好理解，独创指的是言论、分析、调研等，而挑选则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在大量信息充斥的前提下，通过你的挑选，使其成为有效信息并得到传播。这也可以看做是独家。而财经领域里，由于专业的原因，有大量等待挑选而成为独家新闻的资讯。可能这也正是我国财经媒体多的原因之一吧。
到《中证报》后，我强调了业务建设三重点：独家、言论、深度。三点合一，实际上就一点，独家，还是独家。并且在考核、奖励、版面、培训等方面大力倾斜，几年下来自己和自己比大见成效。现在，平均每天见报都有独家，记者的额外收入主要靠独家，报纸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独家。
2010年1月，中国信贷当月超贷过多被银监会叫停，我报抓到独家。见报当天，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到香港参加一个会议，有香港记者举着《中证报》向刘主席求证；那年在韩国开G20峰会，所有记者被挡在前门，报社两个女记者操着英语，从后门混过韩国保安进入会场，拿到自己想要的独家；养老金入市地方试点的确切消息，是本报首先披露，尽管后来相关各方不是矢口否认就是含糊其辞，但最后公布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报道是正确的。
在专业方面，报社一直保持良好的货币政策预测记录，去年以前，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多次做出准确判断。财经媒体讲究数据说话。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国际知名财经媒体路透和彭博两大通讯社转载《中证报》稿件为529条，排名中国财经媒体第一。
独家是什么？在去年报社组织的采编业务交流会上，一位记者一语中的：独家是一种精神。确实，一家媒体能抓多少独家还在其次，关键是你的团队能不能长久保持像饿狼扑食一样的状态。抓不抓得来独家是能力问题，抓不抓独家是态度问题。
从业三十年，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这里说的还都是“甜”。其实干纸媒越来越不易，从甜到苦也就几十年的事。网络和移动终端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国外已是风雨飘摇，《华尔街日报》在美国本土已经停印纸报，国内很快也要进入报业大整合的时代。作为过去日子最好过的媒体，现在考虑最多的是生死问题。
《中证报》六年，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转型”问题。我到报社时候，网站还只是报纸的电子版，其他电子产品还是零。现在，中证网已成为24小时不间断发稿的网站，已实现web2.0的技术改造，拥有实时行情系统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查询系统，开通了收费系统，已经连续两年在网上售卖可以纵深阅读的《中证报》；和中移动、中联通合作办了手机报，《中证报》的Iphone版和ipad版也已上线。
另外，报社还办了一家专门开发金融证券类资讯及衍生产品的公司。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不管将来的传播形态是什么，我想专业资讯服务商总不至于没饭吃吧。
回首三十年，有一点感悟，努力比能力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走过，我无悔，也无愧。
（原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主要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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