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赛特风波”的前前后后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
（26、27、28）
看着这家曾火爆一时、经营了27年的豪华购物中心已经灯光昏暗、宾客稀少、商品残缺，苟延残喘地等待着最后的关门歇业，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魔幻感。本来，一座商场关门是件平常不过的事情，我为何要专程“瞻仰告别”呢？因为这是赛特，是跟我有着若干年恩恩怨怨的赛特。
北京赛特购物中心，造型别致，富丽堂皇，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流的大商场。然而，就其陈设待购的商品而言，给人的印象不过是日本高级百货店、超级市场和杂货铺的混合物。
回国休假逛赛特，真让我吃惊。
令人咋舌的高价使我吃惊，但更令我揪心的是这高得"离谱"的价格。
一个普通的资料夹在赛特购物中心标价39元、40元、41元不等；而在日本的文具店，相同的东西才250日元，折人民币不过十二三元钱。
普通的裁纸刀在日本商店或车站门口的"百元角"（在这个"百元角"里任何商品都是100日元）就可以买到，折合人民币也就是不过5元钱；但赛特购物中心的价格为28元、30元、35元、42元不等……
我在日本常用盒装卫生纸巾，一般5盒为398日元，有时298日元也可以买到，也就是15－20元人民币，平均每盒不过三、四元钱；在赛特，我看到日本静冈县一家工厂生产的卫生纸巾，一盒标价为11.50元人民币。
一种3只装、能承受800克重量的贴墙衣帽挂价格是30.50元；而在日本的杂货店标价不过200多日元，有的地方便宜到100日元。在赛特购物中心陈列的日本漆碗中，最便宜档次的在日本"百元角"处处可见；到了中国，就升为21元、24元、25元不等。
我在日本一家日用品店用1600日元买过一只咖啡壶，也不过折80元人民币；相同的东西在赛特购物中心竟高达830元人民币……
我吃惊、我震动。因为我不明白，赛特为什么把价格定得天文数字一般。我没有时间查询海关对每一商品的征税率，但我想日用杂品的关税绝不会高至300～500％，装卸运输费用也不会把商品成本加高3～5倍，中国员工的人事费更不可能比日本支出更多。
也算凑巧，走出赛特购物中心，我遇到在赛特负有一定责任的杨先生。他对赛特高价的解释为：商品都是从香港进货，港币与人民币在黑市的比价超出了1：1。这个说法能站得住脚吗？港币黑市在折兑率从来没有超出官定汇率的一倍，而赛特购物中心的价格却高出日本3～5倍。心中的疑团难以解开。而且，赛特购物中心的外方是日本八百伴商业集团，日本的商品为什么不可以从日本直接进货？
我想说，赛特购物中心，你的价格太"离谱"了。
我想说，普通消费者们（摆"派头"大款们除外），不要徒受"名牌"之累。法国作家莫泊桑曾写过一篇小说《项链》，不要让他的魂灵嘲笑我们！
——《经济日报》
1993年2月23日第5版
这篇也就八九百字的《赛特，你太离谱了》的小文，是我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写成的。可是，文章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恩怨风波，是我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直到今天，还有个别媒体仍拿它说事儿。从此以后，我似乎与北京市商业有了不解之缘。1993年2月，我从东京回国休假，在报社就几年的工作向领导述职之后，就赶到沈阳的姐姐家，整天跟儿子一起玩。我去日本工作时，他才3个月大，现在已经两岁多了，正是最好玩的时候。春节过后，我返回北京处理一些事情，做一些再赴东京的准备，包括同亲朋好友们一起吃饭，日程也排得紧紧的。那天中午，我在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同一位好友久别重逢，一番杯觥交错、推心置腹之后，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而晚上五点，与另一朋友约好在北京饭店门口见面。这空闲的几个小时我干什么呢？走出那巧克力大厦，一抬头，赛特购物中心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我在东京工作时，看国内的报纸不时介绍赛特作为新型购物中心的文章，说如何如何使消费者心旷神怡，如何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最优服务，如何如何在北京引起轰动，等等。正好，进去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购物的硬件环境来说，与东京的三越、高岛屋等名店相差无几。出国才两年，国内的巨大变化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让人喜出望外，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购物环境。可是，当我细看商品的价格，却倒抽了一口凉气。这店里陈列的商品的确是好东西，因为除了合资企业的产品外，全都是进口货。合资企业的产品和进口的东西自然要贵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赛特也贵得太不着边际了！尤其是从日本进口的文具、服装、日用品等，其标价如折成日元，竟比东京著名的高档百货商店还贵，有的贵三四倍，有的贵五六倍，最高的竟贵十倍！而东京是全世界有名的“高价之都”呀！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要比我们高出近百倍呀！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掠夺！大约也就半小时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出门坐车就返回了在王府井的报社编辑部。聊天中，我向财贸部的同事们说起赛特天文一样的价格。实在没想到，在家的几个编辑记者都同时站了起来！因为市场消费正是财贸部的“领地”。记得有徐涵（现任经济日报产经部主任）、王智（现任经济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德来（后为著名电视人，《中国娱乐报道》《世界娱乐报道》等都出自于他的手中）等。“你写！赶紧写！不少读者都来信或打电话，说赛特太贵了，太蒙人了。可是谁也说不出来贵多少，怎么蒙人。”我的人大78级校友李争平（后任经济日报军事部主任）笑眯眯地说：“老姜，这回就看你的啦！”主持财贸部工作的副主任孙勇指点我：“你要写，就把赛特的商品价格跟东京的价格直接比一比，最有说服力了。”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要写什么的冲动。因为我此时是驻外记者，是回国休假，国内社会生活沧海桑田般的急剧变革使我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困惑。但是，这几位同事把我的新闻记者的“扒粪”的本性给“忽悠”起来啦。不过，我那天是仅仅看了半小时，还没有发言权，而且一些数字也记得不太清楚。第二天一早，我又专门去了一趟赛特，几个楼面都仔细转了转，并作了详细的记录。看我在抄抄写写，有售货员不时跟着我，不过倒也没说什么，态度也挺好的。回到编辑部，一股义愤填膺的情感冲击着我，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文章交给了李德来。德来笑嘻嘻地说：“哥们儿，瞧好吧。不知有多少家报刊转载呢。”我原稿的标题是《赛特，你别蒙中国人了！》。孙勇看了后，觉得过于情绪化，把标题改为《赛特，离谱的价格》。我觉得这太平淡了，缺少了点儿冲击力，就跟孙勇商量，以《赛特，你太离谱了》作为最后的标题。没想到，这“离谱”两字，竟一时成为流行词。这“发明权”当属于孙勇。文章于2月下旬在市场消费版发表后，除《北京晚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之外，其他媒体都还没什么动作，一切还都很平静。不久，我结束休假返回东京工作去了。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第二记者团（中国驻日记者中，新华社人多，被称为第一记者团，其他十几家组成第二记者团。每周一在使馆有个碰头会）例会结束时，《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陈鄂生告诉我说，“《北京晚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你，我还没仔细看。好像批评你什么，你想不想看看？”我跟《北京晚报》最近没有什么交集呀，历史上也没有什么恩怨呀，在国内采访时，经常跟他们的一些记者打交道呀，怎么会批评我呢？我请老陈尽早把那张报纸给我看看。从使馆回到家没多久，报社的电话也来了，是李德来。“哥们儿，国际电话费太贵，我就不说什么啦。马上用电传发个‘礼品’给你，你可得好好‘伺候’一下那小子！我们可在家里恭候着。”收到传真件，一看是《北京晚报》几乎一个整版的长篇文章，标题是《燕莎、赛特也许不离谱》，下面还跟了一条赛特的广告。不知为什么，文章一开头就阴阳怪气地把矛头对准我—— “今日京城‘特别特’恐怕早已不是‘特别特别贵’了。说到‘特别特别贵’，非燕莎、赛特莫属。经济日报驻东京记者姜波先生有一篇大作《赛特，你太离谱了》，可以证明我不是乱下‘贵店’的断语。”
……
《北京晚报》这记者也真是的，我说赛特价格贵，碍你什么事？你可以光明正大地为赛特辩护，何必对新闻界同行进行人身攻击呢？我们之间并没有过节，甚至从来没见过面呀。不过，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北京晚报》的报道显然是赛特幕后策划的。把另一家商场燕莎拉来做“陪绑”并放在赛特之前，更显得欲盖弥彰。这篇《燕莎、赛特也许并不离谱》的文章的主旨就是赛特的天价有理！那么，我反驳的重点就是要剥掉赛特的天价有理的画皮！第二天，我就着手联系，开始采访，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我决定从所谓的“隐含价格”、“愿打愿挨”的定价理由、赛特合资方在日本的真实情况等三个方面入手，陆续写了三篇稿子，从5月25日起，在市场专版连续刊出。第一篇是《再谈赛特太离谱》，是针对所谓的“隐含价格”的。《北京晚报》的文章认为：“购物环境也好，微笑服务也好，并不是商品本身的价值。但是，这些因素都带有隐含的价格。商业的竞争，不仅仅是商品和价格的竞争，也包括了隐含的价格的竞争。在隐含的价格竞争中，燕莎、赛特走在了全国商业的前列。”如果把购物环境、微笑服务等作为“隐含价格”，赛特在当时的确领先于国内普通的百货商场；但是，日本的高级百货店是不是也有“隐含价格”啦？我专门采访了全东京、乃至全日本最高档的百货商店——位于银座四丁目（日本地价之最，泡沫经济最高峰时，每平方米竟达30多万美元）的三越百货店。在三越总社，我问负责对外联络的田中先生，相同的商品，百货店比超级市场和一般商店贵多少？他说这不太好比较。因为像三越这样的高级百货店会根据顾客的层次而精选商品，超级市场经营的商品在百货店里并不多。不过，他也明确：一些相同的商品，三越是要适当加价的。“加多少？１倍还是２倍？”田中先生听了我的问话显得吃惊：“那还不把顾客赶跑啦！”日本百货第一店——银座三越优雅的环境、齐全的设施、精选的商品、多样的服务、暖心的关怀，是赛特根本无法比拟的。但是，都是日本产的同样商品，赛特竟比三越贵出三五倍、甚至是十倍！由此可见，赛特所谓“隐含价格”不过是隐含了痛宰消费者牟取暴利的事实！“跟世界物价最贵的东京相比，跟日本首屈一指的三越相比，人们不禁要问：赛特的价格中究竟‘隐含’了什么？如果把‘豪华典雅的装饰、自动扶梯、垂直电梯、中央空调……’就认定为‘购物天堂’的话，这好比看一位衣着花俏的女性背影，就断定为倾国美人一样，难免让人贻笑大方。”
《“愿打愿挨”就是定价原则？》是这三篇文章中的重点。《北京晚报》那文章振振有词地说：“无论它们的价格高低，有一点是肯定的，两家商店都是明码标价，买与卖之间，完全出于‘愿打愿挨’的商业本性。哪怕姜波先生称之为‘太离谱’的交易，也是在双方自愿的公平原则下进行的，记者没有看到任何强买强卖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介绍了东京三越百货店以及日本大商场、大超市、便利店等是如何在“厂家希望价格”的基础上各自定价的。这个“厂家希望价格”是生产厂家在一种产品大批生产前，通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得到一个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位，采用“成本核算法”来确定价格，这其中考虑了自身的利润、批发商的利润和零售商的利润。一般来说，超级市场和普通商店都要适当降价，而高级百货店跟“厂家希望价格”基本保持一致，三越也是如此。绝不会出现像赛特那样在“愿打愿挨”幌子下漫天加价的情况。我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批驳所谓的“愿打愿挨”的背后是资本利用购买者不知情而获取暴利，关键是信息的垄断（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贱买贵卖”只不过是参与市场的买卖双方各自的求供心态罢了。第三篇《谁家欢乐谁家愁》则是更深了一层，是披露赛特外方合作者、日本八百伴流通集团的老底。我告诉广大读者，八百伴在日本是属于中低档的、主要面向家庭主妇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就是靠薄利多销筚路蓝缕地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八佰伴到了中国就摇身一变为“购物天堂”了呢？有人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谈话：中国的商业利润极高。如果在中国投资，一年收不回成本，两年利润不能成倍翻番，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经营者，是个傻瓜。八百伴集团老板和田先生宣布：5年内在中国建立1000家超级市场，这相当于八百伴集团海内外现有店铺总和的好几倍！后来，和田先生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又扩展了目标，到2010年，还要建立3000家快餐店。和田先生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谈起赛特“难以置信的热闹景况”，并对日本的西装在中国能卖出比日本高出两倍的价钱一事很感兴趣。随着这几篇文章的陆续发表，就如石头击水一样，迅速掀起了舆论波澜，成为当时首都、乃至全国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也陆续收到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电话，说你小子和赛特成了北京最近的一个谈资，“离谱”成了一个流行语。炎热的夏天来到了。围绕着“赛特离谱”的采访也该告一段落啦。可是，谁知道，《北京晚报》那记者和赛特似乎并不甘心，又大张旗鼓地发了一个整版《赛特离了谁的谱？》，这次倒不“犹抱琵琶半遮面”，上来直接就为赛特辩护了。当我正考虑怎么应对的时候，报社编辑部来电话了：“咱不再跟他们‘扯’啦。”的确，没有必要“鸡同鸭讲”啦……在第三篇《谁家欢乐谁家愁》刊登之际，报社编辑部发表了一个高端大气的“编后语”——本报先后发表了４篇有关“赛特”价格问题的探讨文章，旨在提出一些当前值得研究探讨的经济现象，供人们思考。价格放开，企业自主定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目前整个市场经济环境发育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如何既发挥自主权，又能考虑到消费者心理上、经济上的适应能力，是摆在经营者和消费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如何认识、对待类似经济现象，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今天回头反思，由于当时我的学识功底肤浅和社会认知局限，这组报道写并不深刻，并不全面，有些过于就事论事了。比如，与专门面对少量高档顾客的名品专卖店不同，百货商店，即使是高级百货商店，也应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行业内分工没有讲透。再如，赛特垄断的不仅是商品信息，而且一定程度地垄断着商品，因为在当时只有合资企业才有商品的进口权。如果各大商场都能自主地进口外国商品，人们还会对赛特“趋之若鹜”吗？这牵涉到外贸与外汇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有，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才刚刚起步不到一年。政府部门如何在尊重与保证企业经营自主权（包括商品的定价权）的前提下，进行市场调控与监管（也许就是今天人们所言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那时，人们茫然、无措、摸索、探求。另外，资本在原始扩张阶段，攫取利润的冲动是没有边界的。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与社会道德的规范与制约，资本必然会披着“天然合理”的外衣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夺的。现在，一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政府及社会的博弈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些当然是后话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新闻的确是一种容易留有遗憾的工作。就赛特价格问题，我和经济日报是“消停”了，但其他众多媒体却非凡地热闹了起来。6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方向明在《记者和记者 为赛特较起劲来》一文中写道：“赛特的‘离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商业的利润可以高得吓人。赛特的‘不离谱’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某些中国人正在步入一个纵情物欲享受的时代。”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赵西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文《赛特到底离不离谱》。不知是为什么。最早不加评论转载《赛特，你太离谱了》文章的是《北京晚报》，为赛特辩护挑起争端的是《北京晚报》；但是，就在“离谱”争论最激烈时，以“百姓沙龙”专版刊登谈赛特价格读者来信的，还是《北京晚报》。在这块专版上，除了赛特一个售货员说“离也不离”外，众口一词都是“离谱”。不仅仅是《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消费者报》《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工商报》《中国商报》等众多媒体要么转载要么就此事展开讨论。后来，国内有细心的朋友告诉我，那大半年里，全国有几十家媒体介入了这一事件。两年后，也就是1995年春天，我结束驻日任期回国工作。一般来说，驻外记者回国后都在国际部工作。但是，我特别想做国内报道，以便更深切地亲历、感受、了解中国这种高度浓缩了世界近代几百年发展史的剧烈转型变革的进程；而且，我出国前就在财贸部从事外贸与外资的报道。报社领导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财贸部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跟徐涵记者一起跑内贸，也就是跑国内商业行不行？当然行！于是，那几年，我经常参加北京市一些有关商业主题的会议。每当我走进会场，常常会听到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就是他”，“写赛特的那人来了”。北京市一些大商场（那时大多是国有的）的老板们，百货大楼的、西单商场的、友谊商场的，过去认识的，并不认识的，见到我都十分热情、十分亲切，说文章写得好、写得准。这是不是因为我给他们出了一口“恶气”？后来，听到一种说法：说现在赛特的知名度很高，很大程度是经济日报记者给炒起来的；赛特给了他一万元钱（那时的“万元户”就是有钱人），一起演出了一场“苦肉计”。真是无稽之谈！不过，我也无可奈何。我全身心地扑在商业报道上、尤其是关注北京市的商业演变。也许是“头羊效应”吧。赛特之后，北京在短时间内陆续建成了上百座豪华商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为此，我和同事徐涵写了篇《北京大型百货商场多不多？》。我们强调，百货商场同高级专卖店不同，“没有广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购买所支撑，出现在北京的上百座大型商场就会像海市蜃楼一般，壮丽而空幻。”这结论式的话语，据说让北京市领导很受刺激。与此同时，投入巨资的王府井改造工程如火如荼。作为一个在王府井生活了十几年的“街民”（那时经济日报社址就在王府井），对这里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感情，对王府井商业街的改造有着超乎常人的关注和热情。但是，经过多次深入采访，我深深感受到：在各路媒体、尤其是北京市媒体大唱赞歌的表象背后，未来的王府井充满了经营的危机。我陆续写了几篇述评，给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泼了点冷水。“购买力分流和中心商业区的‘空心化’，使现代城市商业格局出现‘面包圈’现象，这是一种国际趋势。最重要的制约是交通，交通条件的优劣决定一个商业区的命运，而王府井的最大软肋就是交通。”“王府井远远无法与东京的银座相比，还是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吧；更重要的是，改造后的王府井将很难定位。商场太多，文化太少；饭店太多，民俗太少。对北京市民来说，王府井失去了购物的便利性；对国内游人来说，王府井失去了消费的权威性；对海外宾客来说，王府井失去传统的民族性。这就是王府井的危机！”这组报道，尤其是《王府井还是黄金地段吗》的文章一发表，引起一片哗然。不仅成为媒体同行议论的热门话题，而且完全可以用“义愤填膺”一词来形容与王府井大街改造有关的人们的情绪。据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气愤地说道：我知道经济日报有个姜波，专挑北京市的刺儿！大约是我回国工作半年多后的一天，财贸部的同事李争平告诉我，赛特老总王辛民要请你吃饭。我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争平半开玩笑地说，老姜，差不多就行啦，别老“抻”着啦。这话一下点醒了我。是呀，这好像是王辛民第三次托人带话要见面。我总是回绝，好像我理亏似的。我是堂堂正正地写报道，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见个面？哪怕是“鸿门宴”，也应该去见识一下呀。我跟争平说，要吃饭可以，咱们财贸部的弟兄们一起去吧。争平一联系，王辛民特爽快：能把中央大报一个部门的人都请出来，我们想都没敢想呀。那天，赛特购物中心总经理王辛民一见面就“自来熟”：“你老兄架子也太大了。几次都请不动。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见你……”“我个人也特别感谢你。是你的文章客观上帮了我。说实在的，我以前就不赞成那么干，可人家不听我的。你的文章发表后，赛特引起了社会的公愤，经营业绩直线下滑，前任干不下去了，我才有机会接手。你说我能不感谢吗？我又是在最低谷时接手的，一使劲儿业绩就能上去。而且，你也的确提高了赛特的知名度。”王辛民是个坦诚的人，我也借机了解一些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的变化动态，特别是继赛特之后陆续出现的一批高档商场经营的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李克让，还有老郑、老陈等几位原赛特的中层干部也托人带话想见见面，说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见见写赛特这人是什么样。通过他们，我才得知，当时北京商圈的老总们特别“痛恨”赛特，不仅“高价效应”，而且因为赛特的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很多都是从国有商场挖来的。他们都离开赛特了，所以说话也没什么顾忌，几次见面，几次交流，后来跟克让成了好朋友。）“赛特给姜波颁发多大的奖章，都不过分。一是他提高了我们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指出了定位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王辛民后来在媒体上发文这样说。“商业的门槛并不高，其实并没有太多秘密。那就是定位、定位、再定位。”对于有专家认为赛特应定位为5％的高端人群服务的观点，王辛民不以为然。因为拥有赛特会员卡的4万人的购买额，只占赛特总销售额的一半；其余一半是普通大众提供的。当然，在价格定位上，由于赛特的目标顾客是收入较高且追求生活质量的人群，这些人追求的不是低价，而是“物有所值”，是商品品质、购物环境和到位的特色服务所构成的一种生活质量。没多久，由于业绩出色，王辛民由赛特购物中心的总经理升任为整个赛特集团的总经理。我们断断续续地见过几次面，尽管没有到一起称兄道弟喝大酒的程度，倒也能彼此说说心里话；我有时或通过电话或派记者向他请教一些商业零售业的知识。在一次闲聊中，我问辛民一些关于赛特经营的数字后，有口无心地说：“你在赛特的辉煌是不是到头了？”辛民抬头看了我好一会儿：“你的眼睛也太毒了！我知道在赛特已经达到顶峰了，经营上再上台阶十分艰难。我想换个地方，但眼下还没有合适的去处。”他觉得国有企业的体制限制太多，想做个职业经理人。这是后话。赛特的高价降下来了，市场定位由“高档”调整为“中高档”，不得不走大众路线啦。北京一些豪华商店的高价商品也都不得不降价了，而且，有些效仿赛特的豪华商场由于调整迟钝，先后倒闭了。半年后，上海市制定了反暴利的法规。我不知道，这些与关于赛特的论战有没有关系。好像是1998年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记不起是什么由头提起了赛特。当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我说：“小姜波有些过分啦呀！抓住人家错别字不放。”我在《再谈赛特太离谱》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末了，我想提醒文洋先生两点。第一，我没去过燕莎，也从来没有议论过燕莎什么。您要证明赛特不离谱，没有必要拉上燕莎作陪衬。第二，关于那只咖啡壶，我是写‘相同的东西在赛特购物中心竟高达830元人民币’，而不是您写的‘胡同的东西’”。
说实话，在写那篇文章时，我知道那要么是笔误，要么是排字排错了，是个错别字。但当时正在气头上，就是想抓住他一切漏洞，把他逼到墙角转不过身，再踢上一脚。事后反省，的确缺乏厚道，不够宽容。看来，在人的灵魂深处，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原始野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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