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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丨姜波：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时有“留级”愿望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原题
到中央党校学习去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01
这里的清晨静悄悄（其实，全天都是静悄悄的）。
2006年2月27日，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执勤的武警战士出示了报到函后，我跨入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
鲜红的国旗猎猎飘舞，整齐的草坪已萌动着绿潮，含苞待放的玉兰花蕾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楚楚动人，残存着薄冰的湖水与曲径通幽的亭台楼阁浑然一体。除了不远处的五环路上传来隐约的车辆奔流声外，在喧嚣的大都市里，这里却安静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我简单目测了一下，中央党校校园跟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的面积差不多。一般的综合性大学校园都有两三万人甚至更多，可这里只有两三千人（后来得知：此时党校有员工1300多人，每期招收1600多名学员，家属区都在校园外）。
坐落在北京的西山脚下，前有颐和园，东靠圆明园，“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远离喧腾的市中心，实在是埋头学习的好地方。
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几个大字的石雕矗立在校礼堂前。在礼堂前厅，我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报到手续。
两个工人骑着三轮车驮着我的行李，来到了我这一年的“家”——15号楼502室。每个学员一间屋子，约有10平米，一张床、一台电视、两只小沙发、一个小柜子、一张小桌子，还有一把椅子，倒也简单利索。
楼道里静悄悄的，还没几个人报到呢。我们第22期一年制中青班分为4个支部，我被分在第四支部。
我们支部的组织员（相当于班主任）韩光宇老师——一位总是洋溢着笑容的中年人——在房间里等着大家报到呢。
在一番问寒问暖、相互介绍之后，韩老师给我两张需要填写的表格和一些教科书。在得知我还要回单位时，他叮嘱我尽早完成单位的交接工作，早日完成“三个转变”。
“三个转变”？到党校来学习还要转变什么？
韩老师告诉我，这三个转变——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转变、从工作到学习的转变、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是入学教育的一个重点。
韩老师还说，我只是先说上几句，在开学第一周的入学教育中，校领导、部领导都会反复强调这“三个转变”。
在3月1日开学典礼那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要求大家做到“六个正确认识”：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正确认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意义，正确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正确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意义，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曾庆红同志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聚精会神学理论，一门心思长知识……
在当天下午的培训部学员见面会上，知名学者、培训部主任李书磊老师要求大家：要珍惜时间，刻苦学习，要充分开展交流，要严格要求自己。应该明确，学员学习绝不是个人行为。
学习竟不是个人行为？这是第一次听说。我心头一震。
我们是培训部的学员，但跟一般大学的培训班可不是一回事儿。
中央党校按学科分为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中共党史、党建、文史等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当时有教授144名、副教授82名、博士生导师67名。
中央党校对学员的教学和管理则分为进修部、培训部和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负责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地方党校师资班学员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进修部是着眼于领导干部在担任一定时期的领导职务以后，脱产进修，进一步充实提高，并研讨在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是“在岗轮训”。进修部有省部班、地厅班和县委书记轮训班。
培训部主要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的培训，是在领导干部进入新的岗位前，对其进行理论、知识、能力、品质等方面的系统培训。不同于进修部的“在岗轮训”，是“任职培训”。
中青班还分为一年制和半年制两种。此外，还设有新疆班和西藏班，承担着为两个民族地区培训干部的任务。
有学长告诉说，培训部是党校的重头，而一年制中青班则是重中之重。学上一年，受益匪浅。
也许真是这样。每个支部不仅有党校配备的组织员，还有中央组织部配备的联络员。
在培训部学员见面会上得知：培训部学员的平均年龄为45.3岁。显然，我已经“超龄”了。
在支部学员见面会上，组织员韩光宇老师强调了中央党校“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即“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的工作定位；又一次提出希望大家早日实现“三个转变”，要求我们学员做到“两个珍惜，三个坚持”：珍惜学习机会，珍惜缘分；坚持认真学习理论，坚持严守规章制度，坚持主动关心集体；努力把自己造就成 “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领导干部……
韩老师要我们少些社交，少些应酬，把心静下来；仔细看看《学员管理工作暂行条例》。
我们支部的联络员是刘素利老师，一个热情爽朗的女同志。见面会上，她说自己有两大任务：一是为大家服务；二是跟班学习。（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素利老师不仅跟我们第4支部的30多人，而且是跟4个支部的150多学员都打成一片。毕业多年了，依然是我们的“联络员”。）
好家伙！真是严格。这7章40条的《学员管理工作暂行条例》，比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还要严格——建立考勤制度，每月公布一次，毕业时将缺勤情况记入学习考核表；请假根据天数不同层层报批，要填写请假报告单；学员平时不得在外住宿，家在北京的学员平时也必须住校，休息日和节假日离校时间为周五或放假前一天的下午4：30以后，返校时间为周日或假日最后一天的晚上11点以前……
我为期一年的脱产学习生活开始啦！
02
有人说：“到党校就是‘学学词儿、认认人儿、歇歇神儿’。”
如果是诙谐幽默地开玩笑，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去党校学习的目的，用这几个词来概括，那不是偏见，就是无知。
“学员学习绝不是个人行为”那句话，让我心头一震！
有人曾问过我，你们在中央党校学什么？是不是整天读马列毛邓著作和中央文件？
3月3日，石泰峰副校长在《2006年春季学期教学引言》报告说，党校教学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研究问题。这种研究式教学是以学员为主体，以教员为主导，提高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石校长强调：“党校的教学新布局可以简称为‘一个中心、四个方面’。就是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主要包含‘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四个方面教育的内容。”
我们一年的学习就是由此而展开的。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在党校学习过的人们都不会忘记的“三基本、五当代”（到我们入学时，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五基本、七当代”啦）。
“基本”即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以及“三个代表”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基本问题； “当代”即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当代世界思潮，还有当代世界政治、当代世界民族宗教。
我们的课程分必修课、选修课和讲座。
“基本问题”是重中之重，分7个单元贯穿于一年的学习之中。
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2周、4次专题课）；
②哲学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3周、5次专题课）；
③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周、5次专题课）；
④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周、7次专题课）；
⑤政治学说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3周、5次专题课）；
⑥文化学说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5周、4次专题课）；
⑦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3周、5次专题课）。
要透彻理解这些专题课，有一大堆的辅助教材、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等着你呢。
每个单元结束后，都要以支部为单位进行研究讨论。授课的老师们也来到支部，跟学员们进行双向交流、一起探讨问题。
这些课程不仅要考试；而且，每个学员须在7个单元里自主选择两个课题写出论文，每篇是3000—5000字。
记得我确定了论文选题后，经济学教研部的一位老师两次到我房间，提出指导性意见。
“当代世界”系列也是必修课。
①当代世界经济专题，包括国际经济摩擦及其对策、跨国公司投资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西方微观经济学主要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理论、现代管理学主要理论（1.5周）。
②当代世界政治专题，包括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东北亚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对策、当代世界格局与中国的对外战略（1周）。
③当代世界法制专题，包括当代世界立法制度研究、当代世界人权保障制度研究、当代世界宪政制度研究（1周）。
④当代世界哲学思潮专题，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1周）。
除了由中央党校老师讲授这些专题课外，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像王辑思、金一楠、信春鹰、朱民、吴志攀等“大咖”，都给我们做过报告。
中共党史专题也是必修的。
这些专题研究探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大跃进”运动及其教训；中苏论战与“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等专题。
还有，执政经验与领导能力训练是实行案例教学的必修课。
这些必修课不必考试而是考察。每个学员可以自主选课题提交一篇3000—5000字的论文。
必修课还有个“重头戏”，就是每周五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会，是邀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部长们讲课。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科技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长周济、水利部长汪恕诚、卫生部长高强、人事部长张柏林、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军科院副院长钱海浩等，都给我们讲过课。
记得上大学时，能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更别说有些人逃课啦。
在中央党校，我们往往都是提前十分钟落座等候老师。有次部长报告会，我提前20多分钟赶到报告厅，没想到已经“满员”。大家开玩笑说：“就是大学时代去图书馆抢座位，也没有这样积极。”
有的报告和大课中间不休息连续上两个多小时，但课堂秩序好极了，安静得就是在大学里都少见。我后来明白了，这固然与授课的高水平有关，重要的是这些学员都有“坐功”。
是呀！不少学员都是“一方诸侯”。要经常出席各种会议，甚至要莅临讲话，在台上往往要坐上半天，甚至要讲上几个小时，其形象都在与会者的眼中，都在媒体的记录之下。没有扎实的“坐功”怎么从政？课堂上的两个小时岂不是小菜一碟？
这些必修课程就够丰富与紧张的吧？还有众多的选修课呢！
有讲解《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导读》；
有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专题讲座；
有陈独秀的历史功过、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历史教训、国内外毛泽东研究述评等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有阶级阶层理论、社区理论和实践、社会变迁等社会学讲座，政治伦理问题研究、现代西方伦理思潮等伦理学讲座；
有全球化与社会危机、延安整风新论、联合国与我国的多边外交、当代中国的犯罪与刑事政策等《综合讲座》；
有生命科学与哲学、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反恐斗争问题、领导心理调适等其他讲座；等等。
除了选修课，那些自由参加的讲座与辅导也充满了魅力。
人文的城市、外交礼仪、怎样欣赏歌剧、如何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红楼梦》赏析，等等。
光看这些题目，就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讲堂走。但是，你是选不完的，只能怪自己分身无术、精力有限。
还有，“学员论坛”、“两带来”问题解答（中央党校要求每一位新入校的学员，在报到时都需要带来两个问题：一个“当前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一个“希望中央党校解决的思想理论问题”。），等等。
如此丰富而优质的学习资源，你能不“不需扬鞭自奋蹄”吗？
如此系统而繁多的课程，岂止是“学学词儿”所能涵盖的？
我个人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央党校的授课是“大开大合”。
老师讲课也好，学员发言也好，都不回避社会问题，不回避尖锐矛盾，不回避历史事实。提出观点，充分表达，讨论争辩，形成共识。颇有些八面来风、思想激荡的感受。
这种“开放”的程度是我入学前根本想不到的。我曾问过学员中的几位大学校长：“你们在学校能讲得这么‘开’吗？”
“不会的。因为大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三观’尚未定型，容易盲目接受一些东西。我们这些学员都在四十岁以上，都经过政治磨炼，有比较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03
有人说，到党校中青班学习的有3类人——
一是工作出色的，真正是提拔前的培训；
二是单位有名额，领导就选派一个人，与提拔无关；
三是为了查清问题，将其调开一段时间。
不知是否真是这回事儿。
要说到党校能“认认人儿”，有一定道理。
不过，我认为，这不是那种为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去刻意交友，而是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同学关系。
看看这名单吧——
韩光宇 中央党校副局级组织员
以上就是我的中央党校第22期一年制中青班第四支部的同学和老师们。
我们第22期一年制中青班有4个支部，150多名学员。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是领域内全国顶尖的专家权威。
像我所在的第3组里的9个人中，竟有3位是博士生导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更何况这一群“大咖”呢。
如果不到中央党校，我怎么可能会结识这么多人呢？即使在采访中相遇了，其交往时间也是有限的，其情分也是浅浅的。
现在有了一年朝夕相处的机会，虚心地向他们讨教，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为以后工作积累一些报道线索和题材，实在是难得的机遇。
说句“小心眼儿”的话，他们平时也许没有多少时间接待采访的记者，甚至可能对记者们敬而远之；但有了一年的同学之谊，今后采访还还好意思“不搭理”我？
屈指算来，我在经济日报社已经工作20多年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跳槽”，并不完全是因为“爱社如家”，更因为我热爱新闻工作。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新闻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行路”，因为“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嘛。回想十多年前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要出差，当时疲惫不堪，现在却深感获益匪浅。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我觉得自己生活的天地越来越小了。
由于专业的缘故，采访的对象主要是财经领域，即使采访地方首长，往往也只谈经济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家当编辑。去外地采访少了，外出开会少了，甚至连“饭局”也能推就推。长此以往，获得信息的渠道自然就少多了，而且，对事物的敏感度也有些迟钝了，这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很可怕的。
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给了我一个改变生活节奏的契机。
在言谈话语中，在日常交往中，在潜移默化中，我从这些“神一样的队友”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中央党校提出以学员为主体，提出教学相长，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学员中有一批专家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是两院院士。
在我们一年制中青班里，像三农问题专家韩俊、体制改革问题专家范恒山、俄罗斯问题专家邢广程、人权问题专家董云虎等，在业界是绝对的“大咖”。他们在学员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连自愿前来听讲的老师们都交口称赞。
还有，进修部学员陈锡文时任中财办副主任、中农办主任，讲起中国农业问题，思维深刻，条理清晰，数字准确。3个小时的演讲，没带讲稿，没有课件，没有提纲，却一点儿“磕巴”都不打，令人叹为观止……
这样的同学，是终生的财富。尽管他们是国内一流的专家，但不同于老师，你可以不必行弟子礼，但却能随时不拘小节地讨教。
我们一年制中青班有一项“课程”特别吸引我——每周五下午的“从政经验交流”。
每位学员们都要讲自己在几十年工作中感受最深的体会、心得、经验、教训等。
陈佐夫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他当过工人、大学老师，坐过机关，当过中央领导秘书。他转职银行工作后，逐渐把法律处拓展为法务部，为决策提供保障。他认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中，30%是宏观政策不当造成的，30%是地方政府失误造成的，20%是银行管理不善造成的，20%是银行法规缺失造成的……
刘东奎是国防科工委经济协调司司长。他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几十年里，只有3年当副手，其余时间都是一把手。他担任过多个几千人大厂的老总，调到机关当司长，一个司里只有几十人，而且没有一点儿决策权。他讲自己是如何逐步适应工作的。他的三个“耐得住”令人印象深刻：耐得住清贫，工资卡以外的东西不碰；耐得住寂寞，不该去的地方不去；耐得住误解，尤其是搞人事工作……
蒲坚是中信集团中信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是我们第三组组长。他曾管理过8个企业，在航空、证券、保险、信托等公司当过CEO，曾获国家级管理大奖。他讲在航空公司当老总时，如何与几十个有大校军衔的飞行员“斗智斗勇”，逗得同学们开怀大笑。他认为：工作与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让人骂你，你就不要骂下级；你不想让人不道德地对待你，你自己就要讲道德”……
邵为民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是国内硅钢领域顶级专家。他讲武钢一米七轧机时的辉煌，讲后来主辅分离时一下子解除劳动合同6000人、清退大集体1万多人。他说，一个干部，关键是忠诚，要有人格魅力；还要有激情，但要把任何一件小事做好……
阎宝泰是吉林省白山市委书记。在20多年里，他先后转职了15个单位。他说：现在党政一把手面对的诱惑实在太大啦。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道德底线，真是很难抵御……
荣华是北京市妇联主席。她说，尽管妇联工作是没钱没权事多，但她整体忙活“四女问题”——女童、女孩、女工、老大妈。“一定要有自信心。我每天的情绪一定是阳光的”……
丁大卫是江苏省南通市市长。他讲如何通过招商引资、上大项目，来发展地方经济。他也讲了围绕同一个项目，中国的几个市长在国外酒店“撞车”的“奇闻”……
邢广程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他讲的一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那次与俄罗斯远东所交流，那所长半是玩笑又半是认真地说：“我研究中国，使中国蒸蒸日上；邢所长研究苏联，把苏联解体了”……
正如刘东奎“老二哥” （支部里年龄第二大）所说：每个人的从政经验交流，都是一本无字的书！
这样的一批人，能成为你的“神一样队友”，是不是一种幸运？
04
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
一般说来，到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的人，可都不是“闲人”，起码是单位的重要骨干，多数人更是“一方诸侯”。有的学员担任市长书记，为几百万群众百姓服务；有的是司长局长，负责某个领域或某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条线的工作；有的是国企老总，人暂时离岗了，可企业还得发展，利润一分钱也不能少。大家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吗？
学员中不少人或是工作需要、或是职务限定、或是性格使然，平常都是交游八方，广结宾朋，餐桌举杯，仪式剪彩，大会报告，媒体露脸，都是常事，且事事有人照应。到党校后一下子突然由喧嚣归于平静，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尽管从年龄上讲，大家都正值工作的“黄金岁月”，但长时期快节奏、甚至是超负荷的忘我投入，使一些人的身体已经透支了。
是不是也该喘口气儿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
党校开学时，正值“两会”。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起的20多年里，除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那六七年外，我没有一年能“超然”的。不是采访人大，就是采访政协，近些年更多的是在家里当编辑。
“两会”报道是中国主流媒体一年一度最大最集中最激烈竞争的“战役”。上会记者是披星戴月，在家编辑是通宵达旦；而其他编辑记者在那一个月里比较潇洒自在。我屡屡向领导请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换届多少次了，我是不是也该换换届了？但每次报社领导都是笑而不答。
因为到党校学习，2006年“两会”报道我终于可以“歇歇神儿”了。也许我不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即使人在中央党校，但周末还是要回编辑部看看同事们如何编《两会特刊》和《两会专刊》。其实，去了也没干什么事，就是心里觉得踏实一些。
不过，想在中央党校“歇歇神儿”？没门！如果你想“歇神”，很可能就“歇菜”啦。
好家伙，还没开学就发了20多本书，光把这些书读完，就需要多少时间呀？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这一专题，可谓之精深浩瀚，但老师在课堂上只是提纲挈领地讲几个小时，这需要课后读多少马列原著呀？
听课、讨论、写体会、交论文……大量的“规定动作”，已经使你像上紧发条的弹簧，还有那些令人兴趣盎然的“自选动作”呢。
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只能发出面对一桌丰盛的大餐、无奈自己的胃口太小的感叹！
不久，培训班学员俱乐部成立了。张鸣（二支部学员、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我被任命为通讯协会会长。张鸣主持日常事务，我则“重操旧业”，专心编辑《学员研究报告》，这是一个内部交流的月刊。
我本以为是轻车熟路的“小菜一碟”。没想到，同学们都特别认真，投稿出人意料地多，编辑量很大，每期刊物都得加厚。有时，编辑过的稿件都发到印厂了，但有的同学坚持要修改，只好跟印厂再次仔细确认。有的同学拿着《报告》问我，为什么把他的文章删掉了一些，是自己写得不好？我耐心地解释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三四页篇幅，分量足够了，只是多出二三百字；单独再占一页不合适，而转到其它版面不美观，完全是出于整体版面效果的考虑。“哇，你们这个行当还有这么多讲究？”
学员俱乐部还设有学术交流协会。他们评选优秀论文时，吸收我参加。有不少同学向我问询相关情况，甚至有的同学事先拿着论文请我提出修改意见。
这种认真的精神让我感动。
转瞬间就到了暑期。不过，你别指望能全身心地休息。
且不说大部分同学们都要回单位处理一些急迫的问题，就是中央党校这边，还有任务呢。
学员们必须进行暑期调研并写出论文。培训部对此非常重视，提前一个多月就要求学员们提出自己关注的课题；再根据学员申报的课题，组成不同的课题组。
我申报的课题是，现代国家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在中国的国情下，社会组织如何同政府及市场既相互协调、相互平衡又相互制约？
没想到，竟没有其他学员申报类似的课题，没法组成课题组了。我只好又申报了一个与自己实际工作有关的课题：在革命性的移动互联技术冲击下，党报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
我们10名学员组成了“文化建设、媒体管理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13课题组，在酷热的盛夏，奔赴“火炉”重庆……
过了国庆节不久，我们就开始为期10天的国际问题调研行。
150多名学员将分赴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外方邀请的）。征求个人意见时，我说让同学们先报吧，我去哪儿都行。因为这3个国家我都去过。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被分到日本团。“顺理成章”的是，那上万字调研报告的撰写任务，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有一半的学员去日本调研，由党校一位副校长带队。那10天里，我们到使馆座谈，与日本政治家交流，听大学校长、企业老总、金融专家、政府官员做学术报告，分组参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还到普通人家体验生活。真是马不停蹄，没有游览，没有逛街，连我想见当年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11月底，我们要分头去三所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进行党性分析。
在井冈山，我们听学院的教授专家讲授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逻辑和考证的最新史料，到黄洋界、八角楼等革命遗址凭吊先烈英魂，沿着当年朱德挑粮小路急行军……
为期一周的体验式学习收获满满。每位学员都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提交了3000字以上的党性分析报告。
国防教育是必修课。
党校不仅请来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专家给学员上课，还安排学员们实际军训操练。
我们到了38军的特战大队，还观看了八一飞行大队的特技表演……
我还参加了与来校访问的日本青年代表团的座谈，还出席几次经济学教研部的论坛并发言，参加运动会，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真是紧张繁忙、丰富多彩的一年学习生活。
一年的学习就要结束啦。
最后一次支部大会上，培训部主任李书磊老师谆谆告诫：“大家要树立国家意识和历史感，这也是人生寄托。同学们都是执政骨干，要把官做好；但做官不是人生的全部，不要当作一切的目标；那样会太苦太累。”
联络员刘素利老师和组织员韩光宇老师与大家依依惜别，祝福同学们在未来几十年里能“一个不倒（十几年过去了，4个支部中唯有我们第四支部做到了这一点）、一个不少（很遗憾，我们支部的一位同学几年前因病去世）”。
那天，我在走廊里遇到李书磊老师。他关切地问我：“马上要毕业啦。你有什么希望和要求呀？”
我半开玩笑地说：“只有一个愿望。我想留级。留我再学一年吧。”
书磊老师哈哈大笑：“不少学员都有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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