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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不打不相识，我与经济学家的一场笔墨官司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李晓西老师连声说
“没事儿啦没事啦”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一篇不太醒目的文章看得我义愤填膺，当即写了篇《经济学家，请自爱一点》，立刻成为爆款；
李晓西教授针锋相对地写了篇《姜波先生，请让我们共同自爱》来回应；
10年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见面了……这位不计前嫌、谈吐优雅的学者与我亲切交谈。
附上当年的两篇文章。不为别的，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片段。
（上）
也许吴敬琏老师说得对，我可能的确有些“另类”。
由于报社多年实行采编合一，出门是记者，在家当编辑。不过，在采编之外，我常有写言论的冲动。编者按、编后、短评，还不时写述评。而且，许多评论并不属于我的“跑口”领域，也不在报社报道计划之中。这在别人看来，也许纯属是“没事找事”。
激情所致，不吐不快，没有办法，本性难移。当然，激情催发写作，但并非简单地一吐为快。写作过程是冷静的，而且贯穿着理性思辨。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以版面谋私”，其实不然。报纸编辑部最紧缺的是言论，编辑常常因没有高质量的言论而抓耳挠腮。
那是2004年9月底，我习惯地阅读《21世纪经济报道》（那时的该报可如日中天，每天的报纸很厚。有人甚至称为中国财经报道的教科书）。其中一个对开版是该报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房地产研讨会的发言实录，一篇刊登在不太显著位置的文章让我义愤填膺。
哪有这样的逻辑！经济学家怎么一点儿良知都没有！
当时，中国正经历新一轮房价狂涨的浪潮，而上海的房价正引领全国，引发不少人的担忧。针对有人关于“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此之高，一般的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是否能呆得住”的疑虑，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晓西教授发言认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商务成本）不用太担心”。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博士更是出语惊人：上海的商务成本不断提高，是一件大好事，土地和商品房价值就应该实现价值最大化，上海这种城市应该有较高的商务成本；至于一般老百姓和中小企业的抱怨，“承担不了这么高商务成本的，你可以走开啊”。
日益壮大的资本正无情地把一切社会关系与资源都迅速商品化，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也往往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如果这个逻辑尚可理解的话，而经济学家们竞相跪拜在资本脚下，则中国的一大悲哀！一般说来，知识人是讲面子的，说话比较委婉。而具有官方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如此公开地没有人性地为资本张目，不能不让人目瞪口呆！实在太没有底线啦！
“人民的舆论，社会的良心。”必须批驳他们！不能听任一些经济学家厚颜无耻地为资本歌功颂德！否则我这个新闻记者就太白干啦！
夜深人静，文字从胸中汩汩涌出，一个晚上就把初稿写出——《经济学家，请自爱一点》。慎重起见，我放了几天，进行了几次冷静的修改，避免文章过于情绪化。
这样的文章在党报上是否能发表？即使发表了社会效果会怎样？考虑到经济日报的地位与特点，我把文章交给了《经济》杂志。（这是经济日报所属的一份杂志。此时我兼任杂志主编。由于报社报道任务繁重，我只是每月听听选题会、出刊前看看封面文章和社评等。日常的工作交给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埋头苦干的小伙子颜志刚去打理。）
文章发表后，旋即引起网上铺天盖地的转载与评论，人们纷纷批评一些经济学家的无知无良无耻，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
大约一周后，报社理论部的薛小和大姐（经济学泰斗薛暮桥之女）笑眯眯地找到我：“你跟经济学家有仇呀？”我知道肯定是那篇稿子的事，连忙说：“没有呀。是不是就因为我写了篇文章？”小和大姐递给我一个大信封，“看看吧，人家的文章来了！”
打开一看，是李晓西教授的文章！
他似乎很委屈，也很愤怒——“近日有朋友告诉我说，《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名叫姜波的记者文章，叫‘中国经济学家 请自爱一点!’，点名批评我。我不相信。在网上终于查到这篇文章。看后难以平静。这哪里是批评，完全是一篇充满仇恨的文字，是一篇煽动公众情绪的放肆发泄。尽管20多年来我在做学问上力求认真，在发表文章上反复推敲，在公众面前表态慎重又慎重……”
这篇文章显然是写给报社的。因为时任报社总编辑冯并有一句批语。
李晓西教授文章的题目是《姜波先生，请让我们共同自爱！》
冯并老总的批语是“姜波同志，让我们共同阅读。”
“共同自爱”“共同阅读”，什么意思？哎，管他呢。不去多想了，省几颗脑细胞吧。
我把李晓西教授的文章交给《经济》杂志，请他们在下期杂志上全文发表。
杂志执行主编颜志刚看完文章后，不解地看着我：“姜sir，这可是攻击你的呀。写得挺狠的。”
我对小颜说：“没事儿。真理不辩不明。不是有句话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李晓西教授的文章在当年第12期《经济》杂志发表后，除了少数几篇同情之声外，在网上招致一片批驳，又引发一阵关于经济学家良知的舆论狂潮。
广东的《新快报》2004年12月14日的《当经济学家与媒体发生碰撞的时候》的评论指出：“经济日报社高级记者姜波先生在某刊物上撰文，对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在一次论坛上发言中所表达的‘上海商务成本高是好事’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李教授遂亦以《姜波先生，请让我们共同自爱》为题撰文，对姜波先生的批评做出强烈回应，引起媒体及学界的广泛关注。
“姜的批评虽并不深刻犀利、见解独到，实际也并非是针对李晓西教授，却因其发表在一个并不合适的时间而意外遭到由李晓西教授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反击。在这里，姜波似乎已成了媒体的代表。”
我是“充满仇恨”？我是“煽动公众情绪”？后来，我有时也反省自己。是不是过于冲动、过于情绪化啦？那样批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的有些偏激？是不是无意地暴露出身藏在内心深处的人性的弱点、尤其是新闻记者的“揭露癖”？
两年后，在一次闲聊中，我问已经从总编辑岗位上退休的冯总：“老冯，你关于李晓西教授文章批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老冯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批了吗？我批什么了？”好像已经忘了这事。
看老冯那风轻云淡的样子，我明白了。
李晓西教授以前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投身高校学术界。老冯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过，后调回报社。一位是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一位是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他们在工作中交集不少。
老冯看了文章做了批示，是对李晓西教授有个交待，说明我关注此事。老冯没有让秘书送给我，而是请在报社威信很高、极具亲和力的小和大姐转交，是避免给我增加压力，让我自主处理。
多好的领导！
（下）
2014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召开一个经济形势座谈会。我进会场一看嘉宾名单，啊？第一位就是李晓西教授！
“不是冤家不聚首”。看来今天要面对面啦。
找到摆着我名签的座位刚坐下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大声说：“啊？姜波来啦？”
“找我？我在这儿。”我站起身来，追寻声音看去，一位身材微胖、精神矍铄的老者。他桌上的名签：李晓西！
是要跟我清算10年前的旧账啦？
“姜波呀，过来，过来！”李晓西老师向我招手。我们都在发言席就座，中间隔了四五个人。
脸上挂着笑意，声音也挺和善。我松了一口气。我走到李老师跟前，双手扶着桌子身体前倾着。
“姜波呀，咱们10年前曾有场笔墨官司呀。”面对这红光满面、一脸笑容的老先生，我诚恳地说：“如果当年无意中给您造成了伤害……”
“没事儿啦没事儿啦！过去了过去了！告诉你吧，我做过调查，问了你们报社的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你人品没问题，不是那种恶意挑事的人。”说完，李晓西老师哈哈大笑。
到底是长者！到底是学者！不计前嫌，宽宏大量，谈吐优雅，谦谦君子！
看来，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是重要的。为我说好话的，一定有冯并老总、小和大姐。另外，将李老师文章一字不动地全文刊登，可能也是李老师消气的一个因素吧。
没能聊上几句，座谈会要开始啦。我问道：“李老师，如果以后我遇到不明白的经济问题，可以向您请教吗？”
“当然可以！随时恭候！”又是爽朗的笑声。
以下是当年的两篇文章——
姜 波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披露：在9月26日的一个“主题论坛”上，针对有人“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此之高，一般的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是否能呆得住”的疑虑，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晓西教授认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商务成本）不用太担心”。而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博士更是出语惊人：上海的商务成本不断提高，是一件大好事，土地和商品房价值就应该实现价值最大化，上海这种城市应该有较高的商务成本，“承担不了这么高商务成本的（一般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你可以走开啊”。这真是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经济学家的发言？我瞪大眼睛，上下文贯通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好像没有看错，也没有什么曲解。
这是不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我的城市，我的家园，融汇了我的血脉和情感的栖息地，被有钱人看上了并把价格炒上去了，就因为我没钱或钱少，就要被赶出去？就像当年北美的白人殖民者把印第安人赶入“保护地”一样？
经济学家，还有没有起码的社会良知？！
尽管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最近一再提醒媒体不要动不动就讲什么“社会良知”，而且还“希望媒体真的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
我置身于媒体之中，也深感现在媒体的炒作与媚俗的确需要好好地反思。不过，还是先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张教授吧。他在“郎顾之争”时并没有“失语”，而是旗帜鲜明地认为企业家目前处于弱势，对企业家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
这话让人不知该怎么理解。如果说那些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财富越来越多并在不同程度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们是“弱势”的话，那么，普通的工薪收入者，甚至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倒成了“强势”？张教授还很感慨地说：“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不过，张教授可能忘了，他自己也曾大骂过企业家。据万科的王石在《财经时报》上透露，张维迎教授曾说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小骗子，这使王石很是郁闷。不知这些房地产商属不属于张教授的“企业家”范畴。
张维迎教授对郎咸平先生要求“用数据说话”很是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不过，这个驳论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因为恐怕如我这样的经济学的外行人都知道，逻辑固然是重要的，但经济学不是哲学，只有逻辑是远远不够的。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也绝非无条件地推崇数理经济学派或计量经济学派。
记得张教授在一个系列访谈曾石破天惊地讲道：“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增长率30％，我现在还要更加乐观。”要让人信服这样一个重大的结论，恐怕不能仅仅只有“逻辑”。如果说分析全国情况有困难，起码应该跟踪一个省或者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10年、至少是5年的经济运行实况，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解除了什么样的管制，解放了多大的生产力，取消了什么样的审批，促进了多快的增长。3年过去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读书太少，反正没有看到张教授起码的量化分析，还是逻辑来逻辑去；倒是“囚徒困境”和“胖子进门”的博弈图解中的A或B，在张教授的文章中走来走去个不停。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家有什么成见，也不是要迎合大众舆论，更不是什么“愤青”，只是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许是少数？）越来越不自爱了。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显学”，越来越强烈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越来越霸道的话语权。正因为如此，一些“知名”的、甚至“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天两头就会冒出几个来。新人崭露头角，长者老当益壮。他们频频出现在研究会上、电视节目上、报刊专栏上、规划论证会上、企业董事会上，他们或滔滔不绝，或口若悬河，或术语满篇，或出语惊人。可有多少是真才实学而不是鹦鹉学舌？有多少是真知灼见而不是叶公好龙？至于有没有“红包”作后盾，只有人家自己最清楚了。由这些人们所制定的城市长远规划，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由这些人们所提交的企业发展咨询，能给企业带来多大收益？无怪乎，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最近撰文，批评张维迎教授等人不断发表维护高收入者和歧视低收入者的观点，并认为他们贩卖的是从西方搬来的落伍理论。
我有时纳闷：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和担当一定的教学任务，还能三天两头去“赶场”，隔三岔五来“亮相”，难道他们是“超人”不成？他们哪还有时间搞调查研究、实证分析呢？现代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向数理方向发展、日益重视量化的实证（尽管其利弊正引起争议），难道我国的经济学就能在清谈中、在所谓的“逻辑”中实现创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名教授卡德和克鲁格质疑实行最低工资会使失业情况恶化的权威论说，调查了400多家快餐店，才得出了实施最低工资后就业反而上升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宏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为了分析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冲击，在丰田、佳能、索尼等企业里的调查分析细致得让人吃惊。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就可以例外吗？当然，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不乏一些扎扎实实研究学问者，不乏一些深刻犀利、见解独到者。
社会大众对经济学家产生整体质疑，其核心恐怕不在于他们宣讲的是“干货”还是“水货”，而是在于他们在人格上是“独立”还是“卖身”。记得在德隆王国大厦将倾之际，有经济学家急急忙忙地辞去了独立董事，使得人们对其长期以来是否“独立”产生了强烈的疑问。有财经媒体将在大企业里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名单列表公布于众，一流的“腕”们几乎全部囊于其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们并没有希冀我们的经济学家像俄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深沉的殉道感，但是，说句粗话，屁股决定脑袋，如果屁股坐在“利益共同体”的板凳上，还能有“独立”的脑袋可言吗？
我所尊崇的老报人范敬宜先生曾写下经典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 莫把支流当主流》。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有“原罪”。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卖身”。但是，人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资本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后果是，更加疯狂地瓜分国有资产，更加无情地剥夺弱势群体。如果知识精英再加盟其中，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形成利害一致的“铁三角”，将是非常可怕的。那样的话，在中国的若干年后出现形成“寡头”操纵国家经济的局面，并非没有可能。
“随着生活节奏的越来越快，随着社会心态的相对浮躁，一些经济学家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一个极端，走向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另一个极端。书斋式的经济学家少见了，而‘前卫’式的经济学家则太多太多。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应该研究比较前沿的学问，可有多少人敢于冲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轨道？有多少人像孙冶方先生那样甘耐寂寞？像顾准先生那样孜孜以求？像费孝通先生那样扎实调查？国企改革是一个‘世纪难题’，有哪一个经济学家在一个或多个国有企业蹲上几年跟踪调查吗？不扎扎实实研究基本问题，不深入实际地调查研究，能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吗？”
四年前，我在“两会”上就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几个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深层问题请教几位国内“一流”经济学家，竟得到“小儿科”般的回答。在极度失望的心理中我写下了上述的文字。文章见报后，据说还引发了一些“大腕”的强烈不满，尽管为了减少刺激程度，编辑部把原文中“热衷于什么几板市场、什么独立董事的人，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吗”等段落已经删除了。
可是，四年过去了，我的失望心理却越来越强烈了！我们的（不，也许应说是资本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不自爱了！
原载《经济》 2004年第11期
姜波先生，
请让我们共同自爱
近日有朋友告诉我说，《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名叫姜波的记者文章，叫“中国经济学家 请自爱一点！”，点名批评我。我不相信。在网上终于查到这篇文章。看后难以平静。这哪里是批评，完全是一篇充满仇恨的文字，是一篇煽动公众情绪的放肆发泄。尽管20多年来我在做学问上力求认真，在发表文章上反复推敲，在公众面前表态慎重又慎重。但是，我仍然免不了被指责是说出了“‘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被指责为“没有起码的社会良知？” 这位记者，你何至于此？何至于给我扣上几顶如此可怕的高帽子？
你有没有想过，上海固然是你的城市，你的家园，融会了你的血脉和情感的栖息地，但你怎能自比印第安人，把外来人比为北美的白人殖民者？难道今天上海的发展不是上海人和外地来上海的人共同在创造吗？外地人是不是你的同胞？是不是也在为你服务？是不是也可以把上海看成自己的家园、当成自己的情感栖息地？你有没仔细想一下，商务成本高与老百姓住房是否一回事？商务成本高到底是会“赶出去”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业人士，还是会把在上海居住的本地人赶出去？退一步讲，上海作为国内外工商界人士争先恐后投资的地方，商务成本升高因此上海三产收入高对上海人到底好不好？
说到这里，我还想问，这位记者说 “瞪大眼睛，上下文贯通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好像没有看错，也没有什么曲解”，这就能证明你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就能证明你的侮辱具有正当性？你确实看见了某报道中摘我那一句没头没尾、删头去尾的话，但你能看见当时会议的真实场景吗？你能体会到当时发言人的表情和语气倾向吗？你知道我与提问主持人在观点上的交流吗？你真的认为我这句没有任何证明的话就是我的研究成果，值得花费精力写一篇大作！我不明白，你给我下了那么重的结论，仅凭两个月前一纸报道中一句话就够吗？老实讲，曲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曲解变成了“强盗逻辑”。
有人说，这位记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上海人想法。我不相信。我去过多少次上海，我亲眼目睹上海20年的惊人发展，并多次参与上海经济发展和成功经验总结的研讨会；亲耳听到很多上海人自豪地宣布上海是全国人民的，要当好全国的龙头，并也因此使上海在经济发展中受益；我亲自送孩子去上海工作，并知他与同事合住在一人月租650元的旧楼小房间里，体会到作为一个上海普通市民的乐与苦；我也亲口用自己的感情和讲演，多次赞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人的规划和创造力？难道我不爱上海？就你爱上海？
有人说，这位记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了媒体的声音。我不相信。我和媒体有20多年的交情。我们共同度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有多少观点和文章，是媒体与我们合作；有多少会议和论坛，是媒体请我们参与。这份《经济》杂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经济日报》主办的。在我的记忆中，是《经济日报》邀请我参加了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是《经济》杂志在创办时邀请我参加了刊物的专家委员会。正是在这份杂志上，其前主编高路同志曾在对我一书的书评中肯定了经济学家的良知。至于说到这次参与《21世纪中国经济报道》的城市品牌论坛，也是报纸主办方邀请，而我因多次谢绝参加《21世纪中国经济报道》专家园桌会议而不好意思再推托。我不相信，与我共同生长起来的新闻界朋友们会委托这位记者来推销“高帽子”。
可贵的是，这位记者声明自己是“经济学的外行”，这句话很有分量，很有作用，很能使我产生谅解的情感。作为经济学的外行，他不必了解经济学家多年研究些什么，发表了些什么，他可以根据一句有来无去的话，给你做判断。作为经济学的外行，他可以“出语惊人”地评价整个经济学家，还可以大度地宣布:“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卖身’”。什么人算经济学家，没人打算说清；经济学家有多少，也没见有人统计。如果科研单位经济类研究员和大学经济学教授都算是经济学家，那是多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谁能担保他们中没有你所指责的人？但又有谁能否认其中大多数在为这个社会努力工作，为培养人才费尽心智。作为代表社会良知职业的一员，你到底是追求通过扬善抑恶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还是想挑起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仇恨而沉沦社会？
当然，我也不能不反思一下我错在哪里？我想，我错在没有再一次推托而接受了邀请；我错在没有问一下会议组织者城市品牌主题外是否要研究上海的商务成本？错在没有搞清理论研讨会为什么安排得像个记者招待会？错在没有好意思推辞就被请到台上在无准备状态下任由提问？错在没有要求所有与本人相关的报道发稿前让本人看一看以免把围绕会议主题的正词漏掉而把附调做大！错在没有想到不经意的问答会成为有些人倍感兴趣又特别痛苦的引子，也给我自己带来两个晚上时间的“非生产性劳动”！全怪自己！程序的简化安排和报道语言的主观选择性多么可怕，虽然这可能都是不经意的，甚至好心的！
我有一个习惯，把各类报刊约稿函都放在一个夹子里，有时间就要还“欠账”。我仿佛记得发此文的杂志有过约稿，找出联系人，我就可以将此稿投给这个杂志。果然找到，2003年1月13日，《经济》杂志来过一封新年致贺信。信中既表达了祝福，感谢，也介绍了新领导班子的成立，并希望“能有机会经常采访您，文章在经济日报和杂志同时刊登”。更令我感慨的是，这封不满一页纸的信，有三处出现了姜波的名字。姜波呀姜波，我们虽没有见过面，我虽没有完成贵刊的约稿，但不至于一年多时间，会从一个“尊敬的李晓西专家委员”，变成没有“起码社会良知、且不知人格上是‘独立’还是‘卖身’的人”！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走近花甲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谢谢你姜波，我会更谨慎的，让我们共同自爱！
原载《经济》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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