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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厉以宁教授给我“独家”报道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厉以宁老师给我“独家”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好不容易等到主持人请厉以宁教授发言，他却声明因有记者在场而拒绝发言，并且拒绝记者采访；
我半请半拥地把他引到休息室，申明不是采访而是请教几个经济问题。
谈着谈着，厉老师认出我曾经采访过他，把将要提交大会的议案供我报道。
厉以宁教授在“两会”（网图）
1997年3月3日，北京建银大厦，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
偌大的会议厅挤得满满的。除了100多名人大代表，还有一批工作人员。而上百名新闻记者进进出出，其焦点恐怕都对准一个人——大名鼎鼎的厉以宁！
上午9点，审议开始。最先发言的省委书记讲了20多分钟后，是代省长的滔滔不绝。这位老兄不是正式代表，是列席代表，不是省长，是代省长，竟讲了近一个钟头。
记者们这个急呀！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好不容易，那代省长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宏论。会议主持人邀请厉以宁教授发言。
可实在是出人意料，厉以宁教授环顾了四周：“今天有新闻记者在场，我就不讲了。如果各位代表有什么想法要交流，咱们可以在饭厅里说，在房间里谈。”
新闻记者？我们一下子都懵了！
会议主持人又一次发出邀请，厉以宁教授还是坚决不讲。这时，大部分记者就陆续离开了。
我坐在那里纳闷。厉老师历来对记者都比较友好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索性在这里“泡”这里看看究竟吧。
大约过了半小时，有两位代表发了言。会议厅显得有些空荡，因为只剩下三五个记者啦。
这时，厉老师起身走出了会议室，文件还摆在桌子上，我马上跟了出去。噢，厉老师是去卫生间。
我打量了一下环境。会议厅对面的几个休息室门开着，里面没有人。我在离会议厅最远的一个休息室门口等候，“截住”了从卫生间走出的厉老师。
“厉老师，我是经济日报记者……”
没等我说完，厉老师就表情严肃地回绝了我：“我不是说过，这次‘两会’我不发言，不接受记者采访吗？”
“不是采访，是我有几个问题实在不明白，想请教厉老师。再说，坐了那么长的时间听会，权当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半请半拥地把厉老师引到休息室的沙发上。
“厉老师，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形势如何有4个标准：经济增长率、物价、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总是说经济形势大好，尽管已经是‘七上八下’（增长率从两位数下降到7—8%），但是，就业形势如此严峻，恐怕不能说经济发展一片光明吧？”
“对呀！你说得太对啦。”厉老师一听我的发问，右手马上拍打了一下茶几。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形势好不好，不能只看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就业是最重要的指标，是最大的政治。在一些人失去工作情况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一定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现在，就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国企的几千万职工下岗，关乎着一些家庭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问厉老师：“这么重要的问题，您为什么却不讲、不呼吁、不接受记者采访呢？”
“不是我不想讲，而是我现在不便讲。要问为什么？以前尽管我是人大常委，但正式身份是大学教授，讲什么都可以。我现在是九三学社的副主席，属于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啦。如果讲一些跟政府工作报告不一致的想法，境外舆论就会猜疑。还是不讲为好。”看得出，他有些无奈。
要实现充分就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举措？股份制是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吗？中国的民营企业怎样才能快速壮大？厉老师不紧不慢地解答着我的问题。
说着说着，厉老师认真看了我一眼，“哎，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见过你？”
“是呀！您贵人多忘事。八九年在雅宝路空招，我在您房间采访，您还为我题字。就过分紧缩会不会导致‘滞涨’问题，九〇年我还去过您家采访，是北大燕园42号楼吧？”
“噢。有七八年了。”采访过他的人太多了，不知厉老师是不是真想起来……
厉以宁教授在“两会”（网图）
那是1989年春的“两会”。
3月23日，我赶到空军雅宝路招待所湖南省人大代表团，听取第三组的分组审议。那时咱是个文艺青年，是李泽厚教授的崇拜者，特别想听听教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见解。我没见过李泽厚，不知他长什么模样。那时咨询不发达，不像现在一上网，什么照片呀，什么资料呀，都唾手可得。
我一边听发言一边打量着代表们，似乎没有教授气质的人。我问身旁的一位代表，哪位是李泽厚教授。那代表告诉我，李教授请假了，他在外国做学术访问。
一听这话，我背起书包就奔向第二组。因为以提倡股份制改革而著称的厉以宁教授在这个组，他的发言肯定很精彩。
我赶到时，厉以宁正在发言。他没讲股份制改革、产业结构、体外循环等宏大主题，而是从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起。“第三，以前没有肉吃，去年碗里有３块肉，今年物价涨了，碗里只剩２块了，他也会骂娘的。因为他不会跟没肉吃时比，而是跟吃肉最多的时候比。”
遗憾的是，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
我问身边的一个年轻记者，厉老师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内容。他看了我一眼，竟扭过头去。哼哼！这能难倒我？
我到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联络处咨询了厉老师的房间号，吃过午饭就去敲门。我向厉老师申明，只打扰一小会儿，因为上午没听全，想核实一下为什么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前两点内容。
厉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复述了之后，似乎对上午的发言意犹未尽——
“为什么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有一点，如果钱多了，只能吃肉，而没有别的用处，人也要骂娘的。”
说来也巧。我那天的书包里恰好有厉老师的新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那是我为了“充电”，专门跑到北大风入松书店买的。厉老师一看是他自己的著作，眼睛一亮，问我读后感觉怎么样。我告诉厉老师是刚买的，只读了个开头。厉老师谦虚地说他讲的也不见得全对，而且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要把许多新问题新事物一下子就从理论上透彻地解释，似乎是很困难的。
我请大教授在他的书上给我题词。厉老师想了想，挥笔写下了——“经济学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 厉以宁”。
下午，我赶回报社写稿子。总编室王智拿出新华社的一篇通稿给我。“看看，人家这稿子写得多活跃。你抓到了吗？”
啊？巧了。就是厉以宁上午发言的特写。
“哈哈！瞧好吧！”我有些小得意。
这就是在1989年3月24日《经济日报》一版刊登出的“两会特写”——
既然提到了以往的“交情”，我心存希望地小心翼翼问道：“刚才您关于就业的精彩见解，真的不能发表吗？”
“还是不要发表。”厉老师的表情又严肃了起来。
“不过，我有我的原则要坚持，你有你的工作要完成。你等我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出了休息室。
几分钟后，厉老师拿着公文包走了进来。
可能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有两个记者跟着进了休息室。“我跟经济日报记者有事儿商量。与你们没关系。”厉老师关上了门。
他从包里拿出几页纸。“这是我本次‘两会’将要提交的两份议案，你们经济日报能发表吧？这样，你也可以向报社‘交差’了。”
一股热潮从我心底里涌上，厉老师太体贴人了！他接受采访的记者有成百上千，怎么这样“高抬”我呀！
我看着手中的议案，一篇是《中小企业的活力——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一篇是《关于行业管理改革——政企分开后，企业如何管》，这正是经济生活中眼下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重大课题呀！厉老师的字很潇洒，抄写得工工整整，让人一看就赏心悦目，有的地方甚至用了修改液……
回到报社，我急忙把厉老师的议案录入到计算机里，当然也很快见报发表了。
其后，我曾两次去湖南省代表团驻地，想把厉老师精心打磨并亲自誊写的原稿送还，可都没有碰到。后来本想寄还给厉老师，但在装入信封那一刻，我改了主意。人们都说厉以宁教授不仅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有名的江南才子，诗歌写得特别好。
那么，我就把教授的原稿当作“文物”来保存吧……
外一篇
吴敬琏老师的见面语
让我满脸滚烫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被一群记者围坐在沙发中间，吴敬琏老师耐心地回答着一连串的问题。
这是1997年2月28日上午，北京金燕饭店。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经济界别的委员们在这里下榻。
与“厉股份”齐名，“吴市场”是各路媒体长期追逐的采访对象。我赶到这里时，吴老师已经被记者从会场请出到了休息厅。吴老师满头银发，面带春风，清癯干练，温文尔雅，有一种睿智的气场。
我静静地坐在外围，没有提问，没有插话，偶尔做做笔记。您怎么看待股市的起起伏伏？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如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降？等等。这些即问即答的“快餐”方式不是我关注的。我所需要的是安静环境下的一对一。
大约过去了一个小时，记者们都先后“满载而归”，只剩下新华社下属的中国证券报的一位女记者，与吴老师谈了二三十分钟后，也满意地离去了。
我看吴老师准备起身，就急忙请吴老师留步。“吴老师！还有我呢！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吴老师看了我一眼，也许觉得这家伙好奇怪呀。一个多钟头就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你是？”
也许吴老师是性情中人，顺手扯了一下我挂在胸前的采访证。看了一眼愣住了，竟双手抱拳。“你就是姜波？久仰，久仰！”
啊？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如同一团火扑来，霎时满脸烧得滚烫。我哪里能承受得了？吴老师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财经记者。不是受宠若惊，而是无地自容！“吴老师，千万别这么说！可吓死我啦！不敢当，不敢当！”
“我不是在恭维你。真的，你在日本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看。”
吴老师如此诚恳，如此器重我的文章，让我非常感动。“吴老师实在是过奖啦。我写的报道，真的没有您说得那么好。您可能是‘爱屋及乌’。”
吴老师一怔，闪出一丝迷惑的眼光。
“因为日本战后复兴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实在是太大啦。还因为我们都是小林实先生的朋友。”
小林实先生是日本专攻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我知道，吴老师与小林先生的交往很深。小林先生每次到北京，一定会与吴老师长谈；而吴老师每次去东京，一定与小林先生一起吃饭。遗憾的是，小林先生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我们沉默了一阵。我们忧伤了一阵。我们平复了一阵。
“吴老师，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引进了承包制，实施了利改税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三年治理整顿使得经济低速沉寂。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跨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中国又实施财政、税收、外贸、外汇等改革，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现在，这些动力似乎已消逝殆尽。”
“吴老师，我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如何寻找改革的动力？”
吴老师深思了一会儿，开始侃侃而谈。他从改革成本、路径依赖、明晰产权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国企改革、结构调整、股市动荡等内容。
“有位美国的教授对我说：所有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包括印度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都受到过阻碍，改革难以深入；而中国则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点，那就是给各种人以利益的驱动，我们在改革初期的战略选择是十分聪明的。
但是，从８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一些判断就有问题。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与市场规范，加上大面积下岗、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产权迟迟不能明晰，政企迟迟不能分开。其原因就是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吴老师强调说：“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若不遵循市场规律，用行政命令来调整，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那天我们谈的时间可不短。最后，吴老师委托我问问眼下在国内流行的海藻营养品在日本是什么价格。我问了一圈，朋友们谁都说不出所以然，我也没好意思回复教授。
当然，以《弱化？强化？——听吴敬琏委员谈改革动力问题》为标题的稿子很快就见报了，而且美编还专门配上吴老师的漫画，效果非常之好。
吴敬琏教授在“两会”（网图）
2000年春，我又一次“上会”了。
这次我带一个采访组，报道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幸运的是，还享受到大会安排的一个驻会指标，而且是在经济界别两个组的驻地——北京铁道大厦。
一般说来，我们这些“老两会”都愿意跑政协。人大代表是按省市组团，是一定意义上社会生活的“浓缩版”，发言顺序往往都是按官衔大小来进行。政协委员就不同啦，有退休的省部级干部，有企业家，有文体明星，更多的是专家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是按界别组团，而大家平日的交集不太多。所以，无拘无束，发言踊跃，争论插话，气氛热烈。记者们盯住政协委员们，自然容易“出彩”。
在全国政协30多个界别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界的两个组。每次审议会场，都是记者爆棚。而且，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到经济两个组（加之农业界两个组），与委员们座谈。
能与经济界别的委员们住在一起，自然是得天独厚的，因为集中了一流的“大腕”们。不过，要“逮”住他们并不容易，必须在分组讨论会上。因为他们太忙，晚上在房间是基本找不着的。
刚到驻地，就看见一则告示，是吴敬琏委员个人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的通知。
吴老师是多年来“两会”上国内外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除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或通道上被团团围住外，在分组会上，总是被记者请出会场，甚至引起会议主持人的提醒。这次“两会”，为了保证正常的参会听会，又能满足众多媒体的需求，吴老师干脆决定在大会安排之外、自己举办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
我这次“上会”，还带了件“私活”。就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几个用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我们老早就策划了一个专题，但采访了几个月，效果并不理想。大咖云集的“两会”是难得的机会，我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其中吴老师是自然是重中之重。
我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实在出乎我意料的是，竟无一人能给予系统的解答，哪怕是并不完整的解答！他们听了这些问题，甚至都显出很惊愕、很突然的表情。
我也反思，是我的提问过于唐突而不好回答，或是问题过于复杂而需要人家事先准备？
我真诚地希望能从吴老师这里得到“头脑激荡”。
第一次分组讨论休息期间，我跟随吴老师到休息厅，想约定个采访时间。
吴老师有点惊讶地问我：“你没看到我的告示吗？我后天下午有个专场的记者招待会呀。”的确，在分组审议时，几乎再也没有记者把吴老师请出会场，可能就是那则告示的作用吧。
“看到了，看到了。但我想请教的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可能谈不透，而且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吴老师想了片刻，“你现在说吧。”
我请吴老师坐下，就开始了提问：“吴老师，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上涨、甚至是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却是连续三年的物价或是匍匐或是下跌。这该怎么解释？”
“嗯。”吴老师看了我一眼。
我抓紧时间继续提问，“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持续景气将形成充分就业、甚至人手不足。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却是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就业成了特别特别的大难题。这该怎么解释？”
“还有吗？”
“吴老师，在没有重大制度变更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与GDP的增长幅度大体应该保持同步。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十几年都高出GDP增长幅度的两三倍。这该怎么解释？”
我看吴老师没出声，干脆一鼓作气把问题抛出，“在没有重大科技发明问世并实现商品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弹性系数。但近年中国能源消费几乎是零增长，而且能耗下降幅度也很小，但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这又该怎么解释？”
沉默了一阵儿。
吴老师抬头看我，“经济速度不是已经从百分之十几降下来了吗？”
“吴老师，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速度在我们看来是降低了，在国际上仍然是高速度高增长呀！”
“你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吗？”
我知道此次采访无法深入下去啦。
我转身走了。
3年多以后，报社一个记者从武汉开会回来告诉我，“吴敬琏老师说起你了。”
2003年7月2日，就央行旨在抑制房地产泡沫的121号文件遭到房地产大佬们口诛笔伐一事，我写了篇《房地产商凭什么怒气冲冲？》的长篇述评，见报后立刻成为人们热议的“爆款”。
次日，报社在武汉召开一个高层次的经济研讨会，请吴老师作主讲嘉宾。在去会场的商务车里，大家不知怎么议论起这篇文章。吴老师对身边那位我们报社的记者说了句，“你跟姜波熟悉吗？姜波是个另类的记者。”
另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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