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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原题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上）
可能有人会质疑：北大是响当当的中国第一，你怎么把人大摆在前面？
我是2011年开始为人大的研究生授课；2018年起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这里有个时间顺序。
而且，就新闻教育而言，无论是官方评价，还是民间打分，人大在几十年里一直雄居全国第一。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啦，好像是2009年秋。张征教授给我电话：“姜波，回学校开一门课吧。请业界精英到学校正式开课，是我提议的，学院在积极推进。”
这太好啦！到高校当老师是我的一个夙愿，我甚至曾一度萌发过转行高校的想法。而且，我已经为此准备好几年了。
“你就讲新闻采访写作，这是你的强项，因为你有30多年的新闻实践。讲一个学期，每周讲一次，每次3个学时，是专业基础课。注意，是3个学分的课程！”
张征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曾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荣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奖”、“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等称号。
学生要拿3个学分？！这使我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呀！而且是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学院”！
其实，对高校的新闻教育，我相对还算熟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束常驻日本回到国内工作起，我每年都会给几个、甚至十几个新闻学院的硕士博士当毕业论文的答辩评委，也会到高校搞几次讲座，后来又担任业界导师。这也可能是张征老师向我发出邀请的原因之一。
但是，开一门学生拿学分的课程，就是另一回事儿啦。
3个学分，一个学期是51个学时。除了期末考试，一个学期需要讲十五六次！而且每周3个学时。
这个工作量不小呀！（这只是对我这个新闻教育的新手而言的，对我这个兼职教师而言的。其实，高校的很多老师，每学期要开两三门课程。范敬宜先生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院长后，每学期还要开3门课。）
其实，对于请业界人士到高校任教，有的老师是有疑虑的。
我就当面听到一位在中央媒体担任策划顾问的高校老师说过：请业界精英去学校搞一两次讲座，那真是精彩绝伦，学生们也非常踊跃地听讲。因为那是把他半生或一生的经历和经验，都浓缩在那几个小时里，都是满满的干货。但正式开一门课程，那就另当别论啦。
我也知道，全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随着传播业和传播学的急速发展，国内各大学的新闻院系纷纷改名为新闻传播院系；唯有人民大学舍不得“人大新闻”这个金字招牌）聘请了许多新闻界精英任业界导师、客座教授、讲席教授，甚至是院长。不过，他们基本上就是搞几次讲座，正式开课的并不多。
我还听说过，有的高校满怀期待地邀请传媒界大咖正式开课，要么被婉拒，要么讲了几次就讲不下去啦。
当然，新华社的熊蕾前辈在人大、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前辈在清华、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博士在北大，他们长年开课，颇受好评。
如何使这50多个学时内容丰富而又生动活泼呢？
如果选一本比较畅销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科书，按其范式与逻辑展开，加上我本人所经历的典型案例，应该说是不必花费太大功夫的。
但是，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人大请我开课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要自己编写讲义！
尽管三十多年新闻生涯是我的长项，但如果都是新闻案例的堆积，那不就成了流水账？尤其是给研究生开课，是需要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的。
好在这些年里，我还是浮光掠影地跟踪着学界前沿，对新闻传播理论还一知半解。不过，我知道，一个长年搞新闻实践的人，在人大新闻学院深究新闻传播理论，那是班门弄斧，那是在找死。
讲新闻采访写作，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下的新闻采访写作，讲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正碾压传统新闻业背景下的新闻采访写作，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尤其是我相对熟悉的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来融会贯通，可以扬长避短，可能会独辟蹊径。
我一直认为，如果仅仅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哪怕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毕业，走向新闻采编岗位以后，也很难胜任日新月异的新闻实践。新闻学院的学生应该主修或专修一两门其他学科。从功利的角度讲，最实用的是经济学和法学。但遗憾的是，我对法学完全是门外汉。
我跟张征老师说，我需要准备相当一段时间。
张征简单地回复我3个字，“等着你。”
说句也许伤人的话，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是鱼龙混杂。有人明明在那里“为赋新诗强说愁”。
有本《通俗新闻标题学》，把新闻标题归纳为突出最重要内容型标题、概括型标题、诸侧面并列型标题、新作诗句型标题，等等。好家伙，竟然总结出99种类型标题！
概括式、综合式、摘要式、结果式、人物描写式、事务描写式、现场描写式，等等，有人把新闻导语写法归纳为24种！
外貌描写式开头、性格特征式开头、开门见山式开头、环境描写式开头、巧设问题式开头、心理描写式开头，等等，有人把文章开篇笔法总结出20种！
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学，怎么能这么“内卷”呢？
我要把自己的、同事的、同行的、前辈的，在新闻实践中感受最深的、最得心应手的、最有操作价值的心得、体会、手法、惯例、规则，甚至逻辑、规律等，归纳综合，辩证思维，理性升华。
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广的基础上求深。
历史与未来的演进，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国与世界的融通。
当然，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效果如何，则由学生们评判啦。
潜心读书，梳理思路，整理案例。
新闻与道德、新闻与激情、新闻与理性、新闻与历史、新闻与宏观、新闻与数字、新闻与时间、新闻与市场、新闻与效益、新闻与责任、新闻与自由、新闻与发现、新闻与采访、新闻与写作，等等。
我整理出彼此独立又联系紧密十几个专题的讲义，并做了课件，每个专题足有三四万字……
2011年春，我带着自编的讲义去见张征老师。张征仔细看了后说：“太好啦！你下个学期就开讲吧。这些内容，学生们是太需要啦。”
（中）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
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尽管我并不在学院考核范围内。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2011年的秋学期即将开始，我要开课啦。
首先是授课时间问题。我曾对张征老师提出过一个请求，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安排在周一或者周五。
因为我在岗在位，需要满负荷工作，经常会到外地采访。把课程安排在周一或周五，可以保证连续4个工作日，基本可以完成一次常规的采访，尤其是对体制内单位的采访（当然，也有些省市领导和国企老总把采访时间安排在周末）。张征老师让我尽管放心。
开学前，新闻学院负责课程安排的教学秘书征求我意见：“姜老师，您方便上课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或是晚上？”
可以晚上上课？是晚上6点开课？这太好啦！
从报社到人大，我坐地铁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常年坚持骑车上下班），大约需要50分钟。这样的话，报社下午5点下班时，我踩点出发完全来得及，就不需要专门请假啦（其实，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一个优点就是时间支配比较自由。早走一会儿，不请假也没关系的）。
所以，每周一晚上6点到9点，是我固定的授课时间。当然，我没有时间吃晚饭，只能吃两块点心、喝几口咖啡啦。
开课后，张征老师听过我的一堂课，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真应该感谢人大新闻学院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手”。
上课讲什么，怎么讲，怎么进行课堂讨论，怎么布置作业，怎么安排考试，怎么给学生判定分数，一切都由我自主决定。学院从来没有任何干预，哪怕一点儿也没有。
我呢，也就是每学期开课那天到学院办公室，取一下选课学生名单（请课代表或助教代取也可以），了解一下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再就是结课后把学生成绩签名后提交一下。
我是上课来，下课走。如果不是每年几次硕士博士毕业答辩，我甚至都见不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当然，我会就教学情况随时与相关老师沟通。
人大新闻学院的几任院长——倪宁老师、郭庆光老师、胡百精老师、周勇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并感谢对学院的支持。
尽管我不事张扬，但我在人大授课的事儿，还是在报社慢慢传开了，我也没太在意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对自己、对报社、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没想到，一年后的一次全报社大会上，社长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人在大学讲课，还有人在电视台做嘉宾主持，这是不务正业。”顿时，不少编辑记者都扭头看着我。
你的编辑记者能站在著名高校的讲台上，是给报社增光添彩的事情！怎么竟成了“不务正业”？
散会后，我马上去找社长。
“社长，您批评有人在高校讲课，我就在人大当兼职老师。不过，我从来没有耽误工作呀！”
社长一笑：“我说的不是你。有人在净在外边晃悠挣钱，不干报社的事。不过，你的讲课费别忘了缴所得税呀。”
我听后，心里苦笑。
不久，我就有了“尚方宝剑”。
2013年6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计划在几年内，从新闻单位选聘50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兼职或挂职任教；从相关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选派50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
其后的一天，中宣部新闻局的一位同志来电：“姜老师，看了你的资料，有3所大学想聘请你做兼职老师，你意向那所学校？”
我的意向是人大和北大。
“呀！这有些难办。因为一位老师只能选一所大学。”
“那就人大吧。”我毕竟与人大新闻学院“前世有缘”。
不久，从10家中央媒体选拔的49名编辑记者，很快就到首都12所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挂职或兼职。
我再去人大上课，不仅理直气壮，甚至有点儿“趾高气扬”啦。
我一直认为，教育部和中宣部这个“卓越计划”是高瞻远瞩的。
随着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技术和革命性的知识加速更迭，我们很多中年壮年编辑记者尽管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但其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做深度报道时常常力不从心，策划选题时捉襟见肘。即使是出身于新闻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毕业十年二十年后，即使是面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事物、新动向、新理论，也往往感到陌生。因此，都亟需“充电”。
我曾向有关部门提交过报告，请求脱产一两年，在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边授课边研修，但没收到回复。
到高校长期任教，还有一种倒逼作用。
为了把最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也为了自己不“露怯”，逼着你始终关注传媒业的发展和新闻传播理论的最新动向，逼着你了解国内外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大事小事，逼着你精读新闻大咖们的经典名作和采访写作心得；逼着你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讲义。
我的编辑记者朋友中，有人也期望能到高校讲课。我总是给予热情鼓励，并启发他们认真准备讲义。因为如果只是按教科书照本宣科，加上一些自己的经历，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啦。
你要有“不可替代性”！
结识过几位到新闻媒体挂职的高校老师，我建议他们如果条件允许，完全摆脱学校的教学及行政事务，专心在中央新闻媒体工作两年，白天黑夜都跟编辑记者一起摸爬滚打。
半年总编室夜班，半年总编室白班；然后，再用一年时间，在一两个关键的专业采编部门磨练。
尤其是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社（台、网）内外会议。因为会议不仅是新闻的富矿，而且通过会议可以了解太多太多的信息，从而深度地了解这个社会。
这样的话，你对中国媒体运行的规律、规则（包括潜规则，这里没有贬义）、惯例、技术、趋势等，将会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和理解，再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综合，就能够克服目前的新闻传播领域学术与实践“两层皮”的弊端。
这不仅“接地气”，而且可以“上云端”。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比去国外访学的收效还要大。
现在，有人批评一些高校年轻老师过分推崇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其实，未必是这些老师们“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了解社会现实，不了解中国国情。
到媒体挂职或兼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人大新闻学院的陈阳老师，非常珍惜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挂职的难得机遇（陈阳老师这样形容：“完全是天上掉下来一个苹果砸到我怀里”），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在国外访学期间，进行理论上的吸收、沉淀、梳理、升华；几年后写出了沉甸甸的新闻社会学专著《重新出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体转型研究》。
像陈阳老师这样，能在媒体专心工作的高校老师好像并不多。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其实，这对于我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我不在学院的考核系列内。
不过，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感谢许老师。他总是支持我，关照我。而且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把自己带的硕士生博士生配给我做助教。
（下）
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来不来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在大学上课是什么感觉？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名校的学生都是个中翘楚吧？的确有一批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一些只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十几年里，我竟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
吕艺老师一个学期竟要开5门课程？真令我惊讶不已。“需不需要我‘分忧解难’？”
吕老师真诚地说：“姜老师，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呢。你在人大开课好多年了，退休了有时间了，能不能在北大也代一门课程？帮我减轻些压力。”
就这样，我开始在北大上课啦。
吕艺老师是位坦诚厚道的老大哥。
开学前，我与吕老师商讨授课内容。
“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姜老师确定。因为你有常年的新闻实践，又有在人大授课的经历。只是……”
“我明白。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请放心好啦。”本人毕竟在中央党报工作了30多年。
吕老师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都替我一一解决，并且每年都为我配备一名助教。
一天，一位背着双肩胯的中年帅哥走进教室，在后排静静地坐了下来听课。这不是陆绍阳老师吗？他时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听过我两次课；还邀请我为他的研究生讲财经新闻的采写。
还有一次，一位长者在课堂静静地听了一个半小时。课间休息时，他跟我攀谈并展示了一下胸卡，我没在意去看是什么内容。长者自我介绍说是已经退休的老教授，现在受学校委托，现场听课，评估授课质量。他一再鼓励我：“讲得生动，讲得透彻。”
与人大一样，北大也给予我充分的教学自由。
与发达国家中小学松、大学紧相反，我国的学生们被绑在考试的战车上，尤其是经过“不见天日”的高中三年，考入大学后，普遍都松了一口气，一些学生经常“翘课”。
为了保证课堂出席率，有的老师每堂课都点名。我对此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点名。学生愿不愿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第一，如果老师讲得不好，学生有权拒听，不必听任其误人子弟。即使有的老师采取措施保证了出席率，有的学生课堂上还是心不在焉，总是低头在玩手机。
第二，你因睡懒觉、玩游戏、交朋友、串课、实习等原因而不来上课，损失的是你自己。你独自享受这种“自由”好啦。
一般说来，就我的课堂而言，人大的研究生们，有缺课的，但不多；北大的本科生们，缺课的相对多点儿。不过，这些不到课堂听课的学生，也会按时提交作业，参加考试，为的是“刷”到学分。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会“成全”他们的。
每年第一堂课，我都会对学生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课堂积极发言，可以质疑我，批评我，甚至打断我的授课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是作业也好，考试也好，严禁抄袭。这是一条底线。
遗憾的是，在北大也好，在人大也好，学生们课堂发言都不够踊跃，远远达不到我们读书时那样争先恐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程度。尽管我一再启发他们，尽管他们说我的课堂上师生已经互动够多的了。
这可能是我的学养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相对弱一些。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当然，下课后，不少学生会围着我问这问那；有的学生发长长的邮件与我讨论问题；而且，在“展示”环节——我事先选出一两篇有特色的新闻作品，请一两位学生课堂上进行剖析，每次十分钟左右——也非常积极，有学生甚至私下找我，主动要求下次“展示”；还有的同学把自己课程作业之外的新闻作品，交给我评点。
有朋友问我，在大学讲课是什么感觉？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如果说，刚开始时，还有点儿心潮澎湃的话；但时间一长，就是按部就班、波澜不兴啦。
当然，每堂课都看到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一张张明媚的面庞时，你不仅会感受到心灵的蔚藉，而且似乎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年轻啦。
有朋友问我，北大、人大都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校，这里的学生是不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人中翘楚？
当然，比起一般的大学，这里的“学霸”们的整体素质非常高，令人兴奋，令人惊叹，令人感怀。但时间一长，他们在我的眼里，就是些学生，就是群孩子。
他们中间，有一批有思想、有激情、知识渊博、前途无量的未来栋梁之材，但也有一些中规中矩、只是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有几个学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秋学期，张征老师帮我选了课代表，因为我对学校情况了解得较少。“北京四中的。本科就是咱这儿的。很厉害的。”
在接触中，感觉这个学生思维敏捷、知识面广、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的确是个学霸。
后来我才听说，岂止是学霸，简直是学霸中的超级学霸！
三年多的时间，这位学生拿到了3个硕士学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伦敦政经学院、人大新闻学院。
天之骄子呀，不服行吗？
讲授新闻采访写作，我希望最好是30人以下的小班，这样便于相互交流和讲评作业。
那年，学院开放选课平台，结果从其他社科院系一下子涌入100多人。我讲课就比较累，批改作业压力大。
我没想到的是，最出色的作业竟出自法学院一位大三女生之手。其思想之深刻、逻辑之清晰、叙事之流畅、文笔之清新，令我久久无语。
结课时，我专门找这位学生谈话。“将来你做检察官也好，当律师也好，干其它工作也好，都不要放下你手中的笔。那将是你人生飞翔的翅膀……”
他以国防生的身份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武警新疆总队所属的一个单位。他努力工作，用学校学到的知识，写文章、拍视频、编节目，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但这些都是工作中的“常规动作”。一年后，赶上老兵复员，老兵们对部队的浓浓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采访后就赶写了一篇通讯。这篇报道不仅《人民武警报》全文刊登，而且《解放军报》大篇幅转载。
人才呀！武警新疆总队领导得知后，马上将其调入总队机关。
他特别感怀：凭着这篇文章，自己比同龄人少奋斗了三五年。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本领。
领导开明，又放行他读研究生。
一次课堂上，大家就日本为什么失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而争论不休时，他冷冷地冒出一句：“人口老化与萎缩呀。”可谓一语中的。
我会结合学生们的作业，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那次，一个学生的作业让我眼前一亮，尽管这个学生很少来上课，但好文章毕竟是好文章，我还是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展示给学生们。
课间休息时，有两个学生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找我，“老师，您看！这文章是抄袭的！”
我的天！那学生的作业大约有2/3是抄袭网上一篇文章。
没办法，挑战底线了。这次作业我不能给成绩。
期末，这位学生打电话给我：“老师，为什么不给我成绩？我作业不是很好吗？不是还在课堂上展示了吗？”
“你难道真的的不明白为什么吗？人在做，天在看……”
我回顾了一下：除了一次因交通故障而迟到几分钟外，十几年里，我竟没有缺过课，也没有因故改时间补课，哪怕一次也没有！
不容易呀！我安慰着自己：起码说明这十几年里身体没有大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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