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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李超：北大附中毕业照，没留下我的身影
李超，1947年生，江苏溧阳人。小学、初一在北京，初二初三在黑龙江五常县，高中在哈尔滨六中。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恢复高考后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大专班，后留校任教。2011年退休后回到北京。
原题
一张没有我的毕业照
我的影集里珍藏着一张1963年北大附中初三（8）班的毕业合影，遗憾的是照片中没有我，因为我只在附中读了一年便被迫转学去了黑龙江。然而，我一直把北大附中当母校，那里是我中学时代的起跑线，是附中和附中的老师教会我如何读书与做人，如何面对挫折与烦恼。
看到这张照片，当年在附中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就会浮上心头。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那段关于母校、老师的记忆就像是一坛埋在地下的陈酒，愈久弥香。
1963年初三（8）班毕业合影
1960年，原104中改为北大附中，面向全市招生而且全部住宿。我那年在海淀区的羊坊店小学（现北京西客站的北面），考初中只考语文数学，我考了双百分，应该是海淀区的“状元”被附中录取，进入了初一（8）班，学号是2号，后来听说班级的学号是按入学的分数而定的，班主任是从北大调来的一位年轻漂亮的英语女教师章学淳。
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为筹建北大附中还是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刚入学时，我们被告知，初中、高中一贯制，读五年就可以考大学（后来因种种原因又改为正常学制）。而且当时北大是计划打造四级火箭——附小、附中、北大、研究生院，我们是四级火箭中的第二级，如果不出意外，将直指北大，这可是万千学子魂牵梦绕的。这些都是开学典礼——1960年的8月31日，我们在新建成的饭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给我们做的振奋人心的报告中提及的。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北大还特意从大学抽调了一批有朝气、有实力的年轻教师来任教；我们的教材也是实验教材，语文书有300多页，厚厚的像一部长篇小说，分为文学、语言两大部分。听到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种火箭升空的感觉。
因为是实验班，所以学习很紧张。一下子从小学到中学，有些不适应，加之教材比普通中学更深，学习方法与小学迥异，烦恼是少不了的。好在大家都住校，有不会的同学们总是在一起交流研讨，互相帮助，老师们也常到教室里来为我们解疑释惑。附中的老师很重视培养我们的自学能力，而且特注重开放教学。
从黄庄到海淀、到颐和园都不远，于是我们到北大未名湖畔过团日，到颐和园登万寿山，并且把这些内容写进作文。我还记得我的那篇《未名湖畔》得了5分，好像还被当做了范文。
学校的图书馆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刚从小学毕业，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图书，还有好多世界名著，真让我们心驰神往。同学们课余时间都捧着图书读得津津有味，然后互相推荐，互相交换。
那一年，除了学习，劳动是我们的重要内容。建校劳动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才十三四岁，但对劳动并不打怵。从宿舍楼内清理建筑材料，大家抬起就走；要平整操场、清理甬道，也是拿起铁锹就干，植树、种菜——那时学校还有一片菜园——都干得十分起劲儿，能为建校做贡献，我们觉得是一种荣耀，一种幸福。
除了建校劳动，我们还参加附近公社的农田劳动，有一次大概集中劳动了十几天，帮助社员采摘薯叶，在那困难时期薯叶也变成了绝好的口粮。大家干得都很卖力，每天还要评比，最后评选出红旗小组。
1962年11月10日，少先队退队纪念
“三年自然灾害”对共和国造成的危害我们那时还体会不深，因为是在首都，因为是在学校。现在回想起来，政府肯定是下了大气力首先要保证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接班人不挨饿。食堂的伙食还算过得去，尽管没有什么荤腥，基本还能吃饱。10个人一桌，到卖饭口领回各桌的饭菜回来自己分。
记得有一次我们桌一位女生傍晚回家了，没来吃饭，几个男生看着那剩下的一份饭菜，忍着尚未填饱的肚皮，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退还给食堂了。
北京的学生是幸运的，每个月还有有半斤饼干和二两糕点票，可以到商店买到平价的。每月发票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大家拿着票直奔校外的商店，还没回到宿舍，那点可怜的东西就已全部填进肚子，剩下的就是回味着糕点的滋味，期待着下次发票可以早点到来。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明白，由于物质匮乏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实行的是粮票制、副食供应票券制。我们住校时都要把粮油关系迁到学校，1961年的春节正在寒假期间，凭票供应的副食品在家里面就买不到了。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学校把那个月的副食供应证明及时寄到了各家，真让人高兴、感动，看那信封都是自己糊的，全校好几百住宿生，光糊信封的工作量也是不小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还有力气在操场上跑步踢球，直累得大汗淋漓；还有兴致在校园里，望着夕阳西下，唱着新学的歌曲。有一首《船歌》（电影《两个小足球队》的插曲），至今还有印象：
学校还经常组织时事形势报告会、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我们的生活十分紧张充实，丰富多彩。北大校长陆平多次到附中深入同学中间问寒问暖（有一次在食堂碰到问我饭菜怎么样，后来老师告诉我他就是陆平校长），还给我们作报告，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早日成才，报效祖国；教导处李主任给我们讲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北大图书馆长给我们回忆延安大生产运动，激励我们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北大生物系助教、中国登山队副书记、登上海拔8600米“第二台阶”的王凤桐给我们讲登山队英雄们的感人事迹。
最让我难忘的是章学淳老师。她那时候还不到30岁，教学自不必说，口语流利悦耳，教态亲切活泼。在培养我们做人方面更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她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写日记，周末交上去，周一发回来时就多了一段有针对性的批语：
读着这些评语，仿佛章老师就在和你促膝谈心，娓娓动听，润物无声。刚进入中学，刚离开家门，又正处于“心理断乳期”，那时我们的情绪就像夏天的天气，反复无常。成绩好坏，同学摩擦，意气用事，鸡毛蒜皮，都会影响情绪，现在想想都可笑。章老师用她那颗爱心仔细地呵护着我们，希望我们尽快成长。别的同学我不清楚，但我感觉章老师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要更多一些。
1957年“反右”时，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唐山一个农场劳改三年。这些事家里都瞒着我，只说父亲下放劳动了。直到上了北大附中，与一个同学（其母与我父亲是同事）因打扑克发生争执他揭了我的老底之后我才知道。仿佛一记闷棍打在头上，严重的自卑感笼罩着我，从此一蹶不振。
章老师知道后不仅在日记中与我“笔谈”，还约我交流思想，一再告诫我要振作起来，不要受父亲问题的影响，鼓励我勇敢前行。终于，笑容重新回到了我的脸上，同学们还选举我为体育委员，我的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了。
1961年暑假，结束劳改的父亲刚回到北京又被一纸调令发往黑龙江，而且全家随迁，不得延误。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附中，离开友谊日笃的同学们，我想申请留在附中上学，但没被批准。都没来得及和同学们道别呀，只有章老师默默地帮我办好相关的手续，送我踏上了旅程。
在黑龙江一个偏远的小镇上，我还怀着一线希望给章老师写了一封信，请她问问能不能再转回附中来学习，理由是我学的是英语，而新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章老师回信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北京的户口迁出去就甭想迁回来。
她鼓励我在新学校努力学习，相信我一定能取得好成绩，还给我邮寄了一张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奖励三好学生的“优良奖章”。我们班一共有8人获此荣誉，我是其中一个。
看着熟悉的字迹，聆听着亲切的话语，我更怀念附中和同学们了，也一直保持着与大家的联系。直到初中毕业，同学们给我寄来一张没有我的毕业照，照片背后还标着姓名，并注明哪些人是共青团员，后来才知道是金凤林的笔迹，十分娟秀。
初中毕业时，我又以全五常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哈尔滨六中（五常县只录取了3名），当即写信与原来的同学相约：三年后北京见。但三年后“文革”动乱开始，我们那一代的大学梦也滞后了10年。
那些年与章老师还时有书信，上山下乡我最苦闷的时候章老师还给我寄了一本《红岩》，扉页上那些热情鼓励的话语，陪我度过了艰难的蹉跎岁月。
直到1980年父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我特意去了一趟北大附中，还真见到了章老师。她喜出望外，领我到海淀的一家饭馆坐定，为我点了两道菜，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听我讲述这些年的坎坷遭遇，那神情真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孩子。
2005年夏天我恰好在北京，偶然见到《北京晚报》上有一则“北大附中45周年校庆的公告”，便如期赶去。
10月6日，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阔别45年的母校。45年前荒凉的郊区早已成为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原来挺壮观的附中也被淹没在这片丛林之中。校门旁的那个湖沼呢，当年我们班李宁华冬季可是在上面滑冰的呀，那片洒满我们的汗水和清凌凌的井水的菜地呢，那荡漾在校园里的《船歌》呢……
我在1960级八班的花名册上登记之后便坐在现代、时尚的校园一隅，看着庞大的有着国际影响的附中学生管乐队的演奏，寻找着过去的痕迹。除了校址、名称没变之外，学校已经面貌全非。
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几位同学：曲晓英、王小云、祝镕、邓立扬，都是爷爷奶奶的辈分了，经岁月雕刻的面庞上还依稀能寻觅到毕业照上的倩影。最让人惊喜的是主持会议的副校长、老同学赵江竟能隔了45年之后叫出我的名字。
最遗憾的是没能见到章学淳老师，章老师在几个月前刚刚病逝，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事业、她挚爱的学生。我在心底深深地呼唤着她，自责来晚了一步，没能在她弥留之际再见她一面。
北大附中45年的辉煌用不着我来赘述。虽然我只在附中学习生活了一年，但这一年胜过数年，我会永远保存着那张没有我的北大附中初三（8）班的毕业照，永远保存着留有章老师亲切批语的日记本，那是我的母校北大附中留给我的终身受用不尽的珍贵礼物。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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