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创投网络及其治理 ——基于“结构-治理-绩效”的多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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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陆峰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公益创投在联合投资和战略合作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公益创投网络。公益创投网络借助不同治理机制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更高绩效的社会企业以最大化网络影响力。现有研究基于现象驱动更多关注公益创投过程，缺乏对公益创投网络及其治理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遵循“网络结构-治理机制-网络绩效”的逻辑链条，根据公益创投的网络主导性及其公益伙伴多样性两个维度首次将公益创投网络划分为嵌入型、蜂巢型、明星型和VP-VC双核型四种基本类型；公益创投网络兼具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双重特征，其常见的治理机制包括共同愿景、信任、正式契约和自适应等治理机制；不同类型网络的治理机制具有不同的网络整体影响力。政策重点应该着力于推动以公益创投为核心的公益创投网络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创业活力。本文研究对于公益创投产业和社会创业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公益创投网络；公益伙伴；治理机制；社会创业；社会企业
一、引言
作为社会创业的重要推动力量，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简称VP）网络的发展与全球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SEs）的繁荣具有密切联系[1]。公益创投，是指借鉴商业创投（VC）方法，对初创期社会组织（主要是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孵化的资本形态。它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为前提，同时也追求必要财务回报以维持可持续发展，既有别于完全追求社会价值的慈善基金，也有别于完全追求商业价值的商业创投[2]，是一种变革慈善事业的新组织形式[3][4][5]。公益创投在促进社会创业发展的过程中，与各类公益伙伴（包括政府、国际慈善机构、其他公益创投机构、倾向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企业和商业企业，数量众多的志愿服务机构和中介组织等）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合作共赢的网络。公益创投网络是以公益创投为核心，通过联合投资或者战略合作形成的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网络，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在过去二十年中，越来越多的慈善资本被配置给有成功潜力的社会企业，这些社企得益于公益创投网络的综合支持，战略性地实现了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化。由于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发达国家公益创投已经演化出不同模式[6]，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公益创投网络比如Impact hub、Social Venture Partners等，不同生态位的公益创投对整体网络价值的影响机制也不同。相比之下，尽管公益创投的概念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已经有12年左右时间，但中国公益创投网络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目前仅有NPI社会创投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少数机构，面临着公益创投机构数量少、高素质专业人才不足和过度依赖政府力量推动等问题。公益创投生态链缺乏自我支持、自我运作和自我发展，对社会创业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有限。如何构建良好的公益创投网络以更好地适应蓬勃兴起的社会企业发展需求是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也关系着公益创投行业的长远发展。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益创投的研究历史并不长，研究成果仍然较少[7]。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公益创投的概念、现状及国际比较[8][9][10]；VP的运行机制及具体环节[11][12][13][14]等方面。新近的研究关注公益创投网络[15]。但是，总体上公益创投网络的研究较少，且缺乏一个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诸如VP网络构成要素和生态价值是什么？存在哪些不同网络类型？它们的治理机制及独特性分别是什么？对社会企业部门影响如何？上述基础性问题还未得到回应，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
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概括分析了公益创投的生态内涵；第二部分，根据公益创投的网络主导性及公益伙伴多样性两个维度，首次将公益创投网络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第三部分，遵循“网络结构-治理机制-生态绩效”的逻辑链条，进一步对四种不同VP网络在不同环节上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第四部分，针对我国公益创投网络发展现状提出政策建议。
二、公益创投网络的内涵
（一）公益创投网络的关键要素
公益创投追求实现社会使命和经济价值的双重目标，拥有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方[16][17]。在由社会创业家、公益创投者、社会投资者、国际发展组织和国家政府等构成的生态中[18]，VP通过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和战略联盟聚集关键资源以促进社会改善，网络关系对VP如何利用投资机会以及配置网络资源至关重要。而且，作为市场化运作方式的投资机构，VP必然需要在“筹、投、管、退”等各个环节中与社会各方力量协同合作，才能高效率实现最大化社会回报和非必须财务回报的双重目标。
根据EVPA在2016年的报告中提到[19]，欧洲公益创投网络的核心构成要素中包含有：（1）公民；（2）PE/VC机构；（3）基金会；（4）社会企业；（5）政府部门；（6）商业企业。除外，公益创投网络通常还应包含专门服务于公益创投和社会目标组织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公益投资银行等第三方中介机构。作为公益创投退出环节最有效的退出通道，公益创投网络还可能涉及社会证券交易所、社会投资者和社会交易所比如巴西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在2003年建立的圣保罗社会与环境投资平台（BVS&A），英国于2013年6月成立的社会股票交易所（UKSSE），加拿大于2013年9月成立的社会投资连接平台（SVX），形成基于市场机制进行交换股权的场所等（见图1）。
1.公益投资者。公益投资者是公益创投网络的资金提供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基金会、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等[20]。根据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全球振兴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rosperity）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慈善性捐款与汇款指数》，私人资本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已达84%，政府部门只占到16%。在欧洲，政府、自有资金和信托、投资回收、个人投资者在资金提供方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分别达到了24%、23%、19%和18%[21]。越发达的地区，公益创投的投资者结构更加多元化，资金筹集来源也更加社会化。
2.公益创投机构。公益创投机构（Venture Philanthropy Organiztions，VPOs）是整个公益创投网络的核心中枢。70%的公益创投为非营利性的，组织形式包括独立基金会形式（38%）、商业公司注册形式（19%）、非营利性组织（16%）、公司基金（10%）、基金管理公司（8%）等。公益创投改变了传统慈善中基金会与受益人简单的资金资助关系，转变成“伙伴关系”[22]。公益创投通过“高参与性”为社会目标组织提供能力建设等非财务支持[23]，涵盖资金、信息、隐性知识等多种资源，以帮助后者扩大社会影响力、建设组织韧性和财务可持续性能力。
资料来源: 参考相关资料自制。
图1 公益创投网络关键构成要素
3.社会目标组织。根据欧洲公益创投协会EVPA的定义，社会目标组织（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s，SPOs）以取得可衡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为首要目标，包括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以实现最大社会价值创造并兼具财务回报可持续性为目标[24][25]，通常涉及环境、健康、减贫等领域，受益对象主要为儿童、中年妇女、贫困群体、残疾人等为主的BOP群体。社会企业是公益创投网络中的受助方，大多自身没有销售收入，盈利不足以接入传统金融市场[26]。
4.政府。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提供公共服务最重要的一方，是公益创投网络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中国，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公益创投运营模式中，政府作为投资方通过福利彩票基金和政府财政拨款为公益创投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非财务方式的形式参与管理社会创新[27]，政府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福利项目和社会企业的培育[28]；在欧洲，政府部门始终是公益创投网络发展与扩散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5.第三方支持机构。公益创投在实际运行中采用商业创投的手段，需要经历筛选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决策、社会价值绩效评估、选择合理渠道退出几个关键环节。由于公益创投自身人力资本和专业经验难以覆盖投资的全过程，需要以提升非营利组织绩效为目标的专业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使得整个投资过程变得顺利。这些第三方机构包括公益投资银行比如Sea Chang Capital等、公益智库比如Faster Cures、绩效测量评估研究机构例如美国的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和MDRC、致力于提升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咨询组织The Bridgespan Group等[29]、律师事务所比如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等、会计师事务所比如具有社会组织评估专项审计资质的安永（EY）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权威资格认证机构比如BCorporation等。除了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外，也有大型商业咨询公司比如麦肯锡、波斯顿咨询也能够为公益创投提供特定专业服务[30]。大学研究中心比如国内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公共研究机构比如亚洲公益创投联盟（AVPN）、商业竞赛比如Hult Prize、知名媒体等对于生态中的VP人才供给、筛选有潜力的社会创新项目、社会影响力规模化等方面都十分重要。
（二）公益创投网络价值
公益创投的网络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企业采用特定社会创新方式和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绩效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联合投资作为VP行业投资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有效率的VP生态中，VP通过联合投资网络发现、筛选和优化投资选择，将资金配置给有潜力的交易流，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同时，联合投资网络也有助于VP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自身的战略绩效，有利于实现自我持续发展和扩张。（2）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时面临着比商业企业更强的资源约束条件，更复杂的任务环境[31]。公益创投网络有机融合公益伙伴网络，通过建立互惠、稳定、互利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降低了复杂关系和任务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整合关键资源帮助社会企业利用社会创业机会，帮助其长期能力建设和绩效提升。VP生态内的互补性资源、特定关系投资和非正式治理机制都有利于VP生态的价值共创[32][33]。（3）单一VP聚焦于行业和阶段以获得竞争优势，能够提供的资金和服务能力有限。VP的生态优势能够为采用破坏性创新的社会企业孵化培育、成长、成熟等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风险-收益-期限特征匹配的资金组合与多元价值增值服务[1]，既有利VP专注实现自身的社会使命，也有利于最大程度激发生态内的社会创新活力，更加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与推动社会改善。
三、公益创投网络的类型
公益创投网络是以实现最大化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可持续为价值主张的复杂系统，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公益创投连接的公益伙伴的多样性；二是由于公益创投在生态网络中所处的生态位不同，其与公益伙伴彼此之间的关系主导程度存在差异。前者决定了VP生态中资源的异质性和丰富度，后者则影响了公益创投整合社会网络资源配置给社会企业的能力[34][35]。为了更好地研究不同公益创投网络，根据VP与公益伙伴的相对主导性及公益伙伴的多样性对这两个维度对公益创投网络分类是必要的，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 参考相关资料自制。
图2 公益创投网络分类
（一）嵌入型网络
嵌入型网络，是指VP网络形成仍处于早期阶段，嵌入于社会部门中并受政府影响较大，政府及传统慈善基金会在非营利部门的强主导性。在嵌入型生态中，公益创投的网络主导性弱，具有独立运营能力和专业化团队的公益创投占据生态中的利基位置。公益伙伴种类较少，主要包括政府、商业企业、传统慈善基金会和少数跨国集团等。由于社会创业运动刚刚兴起，缺乏符合投资标准的社会创新项目，合作机会和频率有限，那些少数成功的社会企业主导性强。在嵌入型网络中，VP面临的挑战包括：高绩效的社会企业供给不足；搜寻社会企业的成本高（已有的社会企业规模较小，且碎片化地嵌入于多个社会领域）；需要自己构建孵化器助推社会创业者开创社会企业组织；政府干预性强，缺乏独立性，自身能力建设不足等。目前，中国多数公益创投网络是典型的嵌入式网络。
（二）蜂巢型网络
蜂巢型网络，是指公益创投、社会企业、全球NGOs、政府、慈善基金会、跨国公司与当地社区网络组合成蜂巢协作系统，公益伙伴种类众多且通常各自拥有以自身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彼此相对独立而且平等。公益伙伴通常在同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力，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密切合作，信任程度较高，政府的参与也有助于建设性地改善社会问题。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投资团队和跨国运营经验的公益创投是蜂巢型生态的关键物种，其与公益伙伴分享共同社会使命和互补性资源，使得协作网络保持了较高的灵活性。这些公益伙伴主要包含以下：（1）在当地具有专业服务能力和经验的NGOs；（2）在领域内拥有良好声誉的全球性慈善基金会。在蜂巢型网络中，VP面临的挑战是：对社会企业本身介入不深，需要依赖于信任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地理边界的扩张，时空约束增强，缺乏对社会企业社会价值实现过程的高度参与式监督，需要更多采用正式手段和规则制度以协调和控制社会创业家的行为，交易成本较高。
（三）VP-VC双核型网络
VP-VC双核型网络，是指公益创投和商业创投彼此平衡，协同社会中介伙伴、社会股票交易所等种类多样的公益伙伴共同形成了开放生态。联合投资网络的两端连接着社会证券交易所和社会企业，社会证券交易所扮演重要的利基角色，包括独立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和商业证券交易所。采用破坏性创新范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基于在不同组织发展阶段对于外部资金需求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差异形成了联合投资生态，双核型网络位于这个生态的中心环节。当社会企业处于较小规模阶段，不确定性高财务回报较少，“VP+社会天使”是有效的支持模式；当社会企业商业模式得到目标客户群体的认可，能够产生符合预期的财务回报时，构建“VP+VC”或者“VP+VP”的联合投资网络可以进一步释放成长潜力，提升组织绩效和规模化能力；当社会企业需要大规模复制商业模式时，政府与慈善基金的长期资金介入是合适的。在VP-VC双核型网络中，VP面临的挑战是：避免由于VC介入过分注重财务回报而导致社会企业使命漂移，特别是当被投企业虽然拥有高的社会绩效但是无法产生可持续的财务绩效时，联合投资双方对社会与经济价值目标实现的侧重不同导致的过高的协调成本。
（四）明星型网络
明星型网络，是指公益创投在生态中具有中心主导性，其内核部分的公益伙伴是数量众多的社会企业，外环部分是其他具有相似社会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伙伴种类较少。VP的资源动员能力强，在当地社区拥有丰富经验和长时间品牌积淀因而享有广泛的声誉。成长潜力优质的社会企业基于对公益创投的社会使命、服务能力及伙伴网络的认同自主地参与到生态中，并吸引了更加优质的后来者。双向学习和价值共创成为明星型生态的动力机制，有利于进行长时间的社会改善，系统性解决社区各领域社会问题。VP作为生态中信息与资源交换的平台枢纽，将社会企业伙伴网络的捐赠和志愿者服务高效地转化为社区影响力。公益创投以丰富的知识和社区领导者网络指导社会企业精准识别当地社区的挑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帮助其构建高效的决策和治理机构，制定差异化的战略以提升组织建设能力，同时赋予了社会企业在实际运营时的较高自主性。在明星型网络中，VP面临的挑战是：保持良好声誉，对社企伙伴网络精细化管理，保持社区问题敏锐性和服务能力，激励社区问题导向的社会创新设计与有效的商业模式实践。
四、公益创投网络的治理
在公益创投网络中， VP作为追求最大化社会价值兼顾财务回报双重使命的行动者，治理机制表现为基于特定网络结构对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控制。不同网络中VP需要战略性地采取适合的治理机制将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给高绩效的社会企业以最大化生态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本文遵循“网络结构（structure）—治理机制（governance）—网络绩效（performance）”的逻辑链条，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公益创投网络的治理特征及其绩效。在传统风险投资网络治理中，风险投资公司战略性地选择联合投资者，负责管理联合投资合约以协调联合投资者和被投企业的关系，通过正式契约对被投企业的现金流权、董事会投票权、投票权、清算权和其他控制权进行分配以降低不同情境下被投企业的潜在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程度[36][37][38][39]。在公共网络中，随着非营利部门的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领域日益增长，公共网络更多被视为一种松散耦合网络的复杂适应系统[40]。协调和监督参与者行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社会机制在公共治理中具有更加中心的位置[41][42]。民主决策、透明、问责制和社会包容性等是公共治理的基本原理，信任机制在公共网络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公司治理模型，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更强调社区参与、程序正义、管家精神[43]。公益创投网络治理兼具传统风险投资网络和公共网络治理的双重特征，需要针对公益伙伴的多样性情况和公益创投主导性等生态特征综合考虑公司治理模型对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公共网络中慈善模型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两个方面的因素。
表1 公益创投网络结构与治理
资料来源: 参考相关资料自制。
在嵌入型网络中，公益创投的合作伙伴很多是首次与公益创投这类特殊资本合作，传统慈善基金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占据主导作用。VP适合采用“自适应”治理机制以帮助公益伙伴认识自身的角色，彼此建立合理的预期，逐步构建和完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VP一方面通过管理团队的关系网络和所投资的社会创新项目加强与慈善基金会、商业企业等公益伙伴的沟通与交流，逐渐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治理机制，战略性地将知名公益伙伴纳入网络以提高网络的合法性和伙伴多样性。另一方面，聚焦投资头部社会创新项目是早期公益创投的重要战略，优质的社会企业更具引领性，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成功退出有利于VP在早期形成投资声誉，进一步提升VP在公益伙伴中的可信任程度和主导性。同时，尽管地理邻近优势增加了VP与社会企业的信息交换频率，但由于双方先前的合作经验较少，适宜采用正式契约和正式互动为主，监督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实现过程。在网络绩效方面，VP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企业发展，帮助解决相应社会问题。但相比其他公益创投网络，VP的公益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整体网络社会影响力也较弱。
在蜂巢型网络中，公益伙伴种类众多并且通常是拥有良好声誉、有一定合作基础的跨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信任机制在治理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为了有效整合各自核心的社会网络资源，公益创投与公益伙伴需要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机制以交换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实现过程和影响力评估结果的实时信息。这主要是由于生态中社会企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时空条件与资金投入的约束降低了公益创投与社会企业的信息交换频率[44]，不得不更多依赖公益合作伙伴的资源与知识网络的支持，沟通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及时交换和更新双方拥有的信息。第三方社会价值评估报告等正式监督手段是有益的补充，提高了合作的有效性。在网络绩效方面，VP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企业部门跨区域地改善同一领域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力较强。
在VP-VC双核型网络中，公益创投主导性有所平衡，VC作为联合投资者为生态带来市场化运作的知识和资金。联合投资双方在投资理念和投后治理的契合程度决定了网络的成功。为了避免搭便车行为，公益创投倾向选择有先前良好合作经验联合投资者合作，降低机会主义者风险。另外，VC对财务回报的追求会促使其对被投企业的商业模式、战略方向、产品与服务市场策略施加影响，增加社会企业过分追逐财务回报的潜在道德风险。为了降低社会与经济利益分配失衡带来的过高协调成本，基于正式契约的决策平衡机制在关系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双核型网络中，社会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因而更像商业企业，VP利用包括分阶段投资、设立监督委员会、拥有决策投票权、取消或者延长合作关系的权利等多种正式契约机制达到协同治理的目标。在网络绩效方面，VP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企业部门持续地对多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优化，社会影响力较强。
在明星型生态中，公益创投主导性强，社会企业既是网络中的受助者也是VP的主要公益伙伴。VP与社会企业享有共同愿景，社会企业基于对VP社会使命与服务能力的认同而集聚，VP积累有丰富的社区网络资源，了解当地社区的主要矛盾和社会问题，帮助社会企业利用社会创业机会和成长，而成功成长的社会企业又反过来成为VP的公益伙伴，为初创期的社会企业提供后续基金和志愿者时长，构成了良性的当地战略联盟。合作文化是明星型生态的基础，显著降低了VP与公益伙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易成本，信任作为非正式治理机制代替了正式契约手段。VP侧重基于管家关系监督社会创业者的社会价值创造过程，其赋予社会企业的管家权利水平高，社会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在绩效评估方面较多使用与管理相关的会计信息而非正式会计估值手段。明星型生态中公益创投筹资来源多元化，对于联合投资网络依赖性低，对于社会企业的治理更加强调低成本的社区治理和管家精神方式。在网络绩效方面，VP自我发展能力强，拥有更加多元的发展策略，VP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企业部门持续地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全面改善，社会影响力创造能力强。
五、案例分析
（一）嵌入型网络：上海恩派公益创投网络
上海恩派（NPI Foundation）公益创投网络是典型的嵌入型生态，其由政府赞助设立以便利政治合法性日益增强的社会创业活动。成立于2015年的NPI Foundation是恩派公益旗下新设立的社会创投基金，起步晚主导性弱，并且面临符合条件的早期社会创新项目稀缺的问题，良好的社会创业的氛围和生态尚未形成，对于社会创业发展的影响力较小。NPI Foundation采用“适应”的机制逐步构建和整合碎片化的生态要素，致力于构建聚焦中国本土社会情境的公益创投网络。一方面，NPI Foundation依托社会创业事业群和公益孵化器独立孵化社会企业，聚焦投资优质的社会创新项目，NPI Foundation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共赢、开放的公益孵化器2.0；另一方面，通过战略联盟方式与世界银行集团、中国青少年基金、联想集团等建立广泛的战略伙伴网络，促进行业内部资源提供者与战略伙伴的深度对话和实质合作，携手社会创业者以实现对非营利部门的更大的贡献。在网络绩效方面，恩派公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支持型公益机构，孵化了超过600家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为数千家优秀的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提供综合支持服务，但是NPI社会创投基金的整体社会影响力小。
（二）蜂巢型网络：英国儿童投资基金公益创投网络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CIFF）公益创投网络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处于贫困状态儿童的生活为社会使命，目前是同领域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CIFF在全球不同地区与全球性专业慈善组织展开项目合作，形成了松散耦合的协同网络，CIFF在其中更多扮演早期的协调者和资金支持者角色。例如在印度，CIFF作为资金提供者与印度政府、印度最富有影响力的NGO“拯救儿童行动组织（BBA）”合作，赋能BBA以整合当地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印度当地受奴役的儿童捍卫法律权利；在尼日利亚，作为项目协调者联合反饥饿联盟（AAF）、欧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尼日利亚政府解决尼日利亚北部儿童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由于公益伙伴在帮助贫困儿童方面具有全球的声誉和良好运作经验，相互信任的治理机制有效降低了彼此合作的成本，也为后续的潜在合作提供基础。但是，为了整合不同的优势资源，协同网络各方在项目操作上具有明确的分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机制解决时空上的约束，及时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冲突。在网络绩效方面，CIFF生态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期间为国际无国界医生组织培训925个员工，而后者则为19484个人提供了医疗诊断并且确认了86名可疑病例；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培训了9715个社区健康工作者并建立了2400个临时点。
（三）VP-VC双核型网络：中国青云创投网络
中国青云创投（Tsing Capital）是中国绿色产业股权投资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先者，率先将 ESG管理与审计纳入投资决策与投后管理流程，体现了极强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其网络更像是风险投资网络。青云创投的联合投资伙伴种类众多，既包括华盈凯鹏、祥峰投资、香港水木投资、ABB瑞士公司、三星资本和住友商事等国际知名VC，也包括高领资本、线性资本、真格基金等国内知名VC。被投企业包括中盛光电、创业集团、爱优特、乐健集团等数十家初创企业覆盖了能源与环保技术、清洁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三大领域的公司，其中众多项目由青云创投领投。青云创投在联合投资网络关系治理中主要采用正式的契约机制以协调自身、联合投资者和被投企业等各方关系。在网络绩效方面，联合投资网络的被投企业从商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东江环保（A股上市）、百川科技（新三板挂牌）等，众多项目以股权转让方式退出，社会影响力较大。
（四）明星型网络：美国硅谷社会创投基金网络
美国硅谷社会创投基金（SV2）与其拥有的超过200个伙伴网络，以撬动硅谷社区关键资源支持旧金山湾区具有潜力的社会创新组织为共同愿景，致力于创造和扩散有意义的社区影响力。SV2的伙伴网络结构主要分为两部分，同心圆内核部分主要由个人与家庭、社会企业构成，更像是一个公民驱动的社区自组织网络；在同心圆的外环部分，合作伙伴和战略联盟主要是旧金山湾区的各类具有共同愿景的公益基金会与中介机构，包括斯坦福校友咨询团队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斯坦福慈善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硅谷社区基金（SVCF）、旧金山基金会等。SV2公益创投网络共享明确的共同愿景，并在促进社会创业过程中发展出鲜明的合作文化，以SV2为核心构成了一个以社区参与和管家精神为主要互动模式的高度信任社区，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高效创造社会影响力的系统。在生态绩效方面，公益伙伴在最近的一个年度为社会企业投资了超过100万美元和超过1000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过去五年中每一个美元的SV2投资额撬动了30倍的效率，并帮助社会企业筹集到3000万美元的后续投资。目前，SV2生态已经成功投资和退出了湾区区域的49个社会企业项目，还有17个项目目前尚未退出，涉及教育、环境、青年人发展、经济机会等众多领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六、结论与对策
公益创投在促进社会创业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公益伙伴起到重要的协同作用，彼此链接与互动形成了良好协作的公益创投网络。已有的研究基于现象驱动主要聚焦在公益创投过程，对于公益创投网络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根据公益创投的网络主导性及其公益伙伴多样性两个维度的特征，首次将公益创投网络划分为：嵌入型、蜂巢型、“明星”型和VP-VC双核型四种基本类型；遵循“网络结构-治理机制-生态绩效”的思路，对不同类型网络的治理特征进行深入的剖析，研究发现为了协调社会与商业利益，公益创投网络治理具有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双重特征，其常见的治理机制采用包括共同愿景、信任、正式契约和自适应等治理机制，不同类型网络的治理机制具有不同的网络整体社会影响力。本文研究是对公益创投网络理论的一次探索性尝试，也为后续促进公益创投网络的演化研究指明了方向。从实践看，如何构建开放、合作、共生、多赢的VP网络是我国公益创投行业和社会创业发展的迫切任务，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推动以公益创投为核心的公益创投网络发展，提升社会创业活力。现阶段随着“双创”浪潮涌现，我国产生了数量众多、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民生问题的公益创业项目。政府应当逐渐从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向监督者和引导者转变，创新社会团体管理机制，探索多种激励社会创新的有效方式，推动有序的社会创业运动。政府可通过放宽注册、政府公益资本引导基金，公益人才导入，税收减免等多种激励措施，积极培育以公益创投为核心的VP网络，有效支持不同行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社会创新项目的特定需求，促进社会创业发展。
第二，完善公益金融体系，探索建立从社会天使、公益创投到影响力投资的完整VP生态，促进公益资本市场发展；在现有商业企业交易所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社会企业证券交易平台，通过有公信力的政府机构或者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企业进行监督；进一步丰富公益创投网络主体，增加公益创投筹资、投资和退出渠道，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推动公益创投网络发展的活力，形成良性的公益金融资本循环。
第三，公益创投自身要战略性地加强与公益伙伴紧密合作，VP应当基于不同公益伙伴网络，推动生态要素和基础平台建设，共享社会资源与知识网络，增加彼此的沟通与信任。要采用适合的治理机制创新协调多方关系，促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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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排版 崔晨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