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测量：社会创业研究的现有方法和未来方向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Current Approach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社会影响力测量：社会创业研究的现有方法和未来方向

作者

Hans Rawhouser,1, Michael Cummings,2,and Scott L. Newbert,3

1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NV, USA

2 Walton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AR, US

3 Zicklin School of Business, 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NY, USA

摘要

社会影响力对社会创业研究很重要，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测量组织社会影响力的标准还有待开发。本文识别了顶尖商业杂志（FT50）中71篇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从理论或者实证研究了社会影响力的测量。本文首先描述了定义的宽度、数据来源和社会影响力的运作。基于该分析，本文生成了用于概念化社会影响的四种方法的类型，本文用它来组织有关改进衡量创业企业社会影响的见解和建议。

关键词

社会创业；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社会绩效；绩效测度

文献来源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1 (2019): 82-115.

学者们越来越多关注基于市场的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Husted & Salazar，2006；Kent & Dacin，2013）。特别强调这点的是拥有社会使命并将其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来解决全球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和混合组织（Battilana & Dorado，2010；Dacin & Tracey，2011；Short，Moss，&Lumpkin，2009）。基于市场手段是内生于社会创业方式的特征，本质上涉及衡量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绩效。

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了对创造和衡量社会影响的兴趣，测量这一重要构念的标准尚未待开发。虽然研究和实践基于社会责任的社会绩效进行概念化，但是用以测量的新手段常常基于不同的假设并且本质上需要不同的测度（Kroeger&Weber，2014；Salazar等人，2012）。在方法存在如此异质性的情况下，现有文献缺乏积累性的洞见来帮助社会创业研究取得更快更有效的进步。

因此，本文旨在描述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方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路径。本文调查了《金融时报》杂志上排名的前50大顶尖商业期刊上（FT50）发表的聚焦于社会影响力的文献。在获取到的71篇文献中存在以下两个维度不同：一般性程度和影响力过程阶段，比如有些文献聚焦于单一部门的社会影响力而有些文献聚集于跨部门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有些文献聚焦于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活动而有些文献聚焦于社会影响力产出本身。

研究理论与背景

社会影响力是社会创业现象的重要一面。尽管社会影响力被认为是与社会创业结果变量相关的基于绩效的构念，但是现有对社会影响力概念和情境的见解却非常发散。比如现有文献对社会影响力的相关概念就包括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社会绩效（social performance）、社会回报收益率（Social return）、投资社会回报收益率（SROI）和社会责任会计（social accounting）等，这些概念十分相似却是不同的构念，同时，被应用在不同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健康、环境可持续性和减贫等之间的社会影响力之间难以进行比较。

在不同概念之间，本文选择使用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这一构念，旨在让定义尽可能具有包容性。在Stephan et al.(2016)的文献基础上，本文将社会影响力定义为，“由亲社会行为引起的有益结果，这种结果由带有某种预定目标的行为和（或）更广泛的社区所享有个体、组织，环境所驱动”。

研究方法

社会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本文首先要承认管理学和创业学学者可以从许多其他领域中学习。本文使用ABI / Inform数据库进行电子搜索，识别过去二十年（1996-2016）中研究社会影响力的文献。本文目标是FT50发表的期刊文献，它们是各种商业学科中最高质量的期刊：会计学、经济学、创业学、伦理学、金融学、信息系统学、管理学、营销学和运营学。由于用于解决社会影响力的术语在领域内和跨领域之间变化，本文在搜索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被用于概念化社会影响力的关键字：“社会价值”，“社会影响”，“社会回报”，“环境绩效”，“影响衡量”，“三重底部”，“社会绩效”，“非财务绩效”，“环境影响”和“社会会计”等等。按照文献调查的标准做法，本文要求关键字出现在摘要中，以进一步增加搜索确定的是那些以社会影响力为中心主题的文献的可能性。本文也有意识地排除“社会责任”一词及其相关概念（例如，“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最终，总共产生了273篇文献的初始样本。为了进一步保证样本的相关性，本文阅读了每篇文献的全文，并排除了没有定义或者衡量某种形式社会影响的文献。最终样本包含了71篇文献。

研究结果

(一)统计性概要

表1呈现了样本的主要特征。正如表1所展示的，73篇文献共出现在FT50中的21本杂志中，范围涵盖会计学、经济学、创业学，伦理学，信息管理学，管理学，营销学和运营学。这一分布表明人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普遍兴趣，也突出了进行文献回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本文注意到了71篇文献中有52篇出现在管理领域的期刊中（管理学、伦理学和创业学），其中大部分（30篇）发表于《商业伦理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考虑到《商业伦理杂志》对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的研究是其至关重要的主题，大量文献发表在该期刊上并不令人惊讶。文献的时间分布也显示出对社会影响力的兴趣显着增加，几乎一半的文章（71个中的32个）是在过去5年中发表的，超过四分之三的文章（55/71）是在过去10年中发表的。

在表1中也可以看出学者们是如何概念化社会影响力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种范式。第一种是从伦理学视角出发，大部分文献（26/32）将社会影响力概念化为如“CSP”或者“社会绩效”；从运营学视角出发的大部分文献（12/14）聚焦在“环境影响力”，“环境绩效”或者“环境效能”，表明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影响力的研究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在术语方面更加达成一致。第二种是大约四分之一（10/39）的文献基于MSCI数据研究的绩效相关的活动和结果；大约一半（9/17）的研究应用了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相关的活动和绩效，表明这些研究在方法上也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在一系列用于定义社会影响力的术语中，最常见的定义方法是社会影响的外部性特征。外部性是经济活动产生的结果并且超过参与活动人的目标功能（Santos，2012）。另一常见的定义是采用伍德（1991年）的社会绩效概念，即“（1）作为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原则的配置；（2）社会响应、政策以及项目过程的配置；（3）可观察到的结果，这三个要素与公司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即本文称之为“原则，过程，结果”。

最后，表1还提供了有关测量的详细信息。45篇文献中有33篇使用定量方法，其中又有30篇文献基于二手数据。五分之四（45/36）的实证文献收集了工业化国家的数据，相比之下，大约五分之一（45/8）使用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数据，而仅有1篇文献（Bartling，Weber，&Yao，2015）同时收集了两种情境下数据。在本文样本中的非实证文献中，26篇中的13篇采用建模方法，有4篇管理学文献尝试建构理论。

（二）类型

由于研究社会影响力的方法异质性，本文采用两个维度来结构化文献回顾——社会影响力创造过程的阶段（活动或者结果）以及社会影响应用领域的一般性（单一部门或者跨部门）（见表2）

本文发现虽然所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最终都对组织亲社会行为的结果感兴趣，但在研究中并没有将这些结果明确地模型化。具体而言，一些学者将组织亲社会行为对其预定目标和更广泛的个人社区、组织和环境的影响进行理论化与衡量。因此，文献可以区别为采用关注社会影响力“活动”和“结果”两种方法。从表2中可以看出，71篇文献中略低于一半的文献采用了结果方法，39篇采用了活动方法。有趣的是，在10篇没有定义社会影响的文献中，7篇都遵循了活动方法。其中，提供定义的那些文献，32篇中有11篇使用活动方法，即基于伍德（1991）的“原则，过程和结果”进行概念化——并且主要基于CSR / CSP进行社会影响测量；而大多数（19/39）遵循结果方法的文献用外部性来确定社会影响-主要基于经济方法来衡量社会影响。 

本文也发现文献在跨部门社会影响力是否具有可比性的假设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一些学者将社会影响力视为可以在不同部门一般化使用的宽泛构念来进行概念化和（或）测量，即跨部门方法。相反，另一些学者将社会影响力范围缩小为针对单一部门的。正如表2所示，54篇文章采用跨部门，17篇聚焦单一部门。在17篇使用单一部门方法的文献中有10篇用外部性或者举例子来定义社会影响力；在54篇跨部门方法的文献中有11篇采用伍德（1991）的定义，9篇采用外部性的定义，其他文献的定义则十分多样化包括5篇采用利益相关者影响力等。

（1）跨部门活动（Multisector Activity）

有10篇文献使用了KLD（现为MSCI）社交索引数据集，报告了强度和上市公司多类别活动相关联的社会责任，如社区，多元化，员工关系，环境和产品。8篇文献使用了二手数据进行实证，数据来源于Ethical Investment Research Service (EIRIS)、Thomson Reuters ASSET4、Innovest、oekom research、Fortune Corporate Reputation Index rankings、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和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等数据库。跨部门活动方法还包括4篇描述性案例文献以展示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新方法，2篇文献提供了概念化过程。与定量研究使用大量上市公司二手数据不同，案例研究聚焦于组织范式，还有1篇文章提供了实验方法（Bartling，2015）。

（2）跨部门结果（Multisector Outcome）

8篇文献从概念化或者理论化视角研究社会影响力。其中一些文献将社会影响力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包括利益相关者和经济效用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使用特征定价来确定社会行动价值、加总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水平的关系能力、“直接”的社会影响力测度（比如员工安全与健康）等等。11篇文献开发了分析性模型，用以测量特定公司活动的环境影响，比如产品、产品再利用、再制造和回收、渠道、产品分销交通惯例等。Husted & Salazar (2006)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勾勒出在什么条件下企业的“社会产出”能够最大化股东回报。4篇文献使用了案例研究方法，5篇文献使用了实证方法，将社会影响以财务方法、非财务方法以及两者相结合进行操作，其中有几篇使用了环境绩效。

（3）单一部门活动（Single-Sector Activity）

极少数文献聚焦于单一部门活动，往往是由于在如何测量社会影响力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由于所研究活动的独特性，这些文献通常仅仅衡量狭义社会影响力，比如医院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总和，在线健康平台的信息流方向，银行满足的社区信贷需求情况、台湾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设备的投资、小额信贷机构的借款人数和平均贷款规模等。

（4）单一部门结果（Single-Sector Outcome）

社会影响的单一部门结果方法侧重于考虑一个或多个特定情境下的社会结果类型，由于假设每个部门的结果都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或不可能与其他部门进行比较。3篇文献基于案例研究方法，其中有两篇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情境但是缺乏如何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有益见解。两篇文献将社会影响力模型化为社会福利的整体增长。几篇文献使用了丰富而且精确的数据，但是只适用于特定情境，例如Pitsakis, Souitaris and Nicolaou (2015)测量了大学的衍生公司集群这一种独特的社会影响力。

研究讨论

通过调查每个主要商业学科的顶级期刊，本文对这些趋势有更加开阔的见解。基于对综合文献的深入分析，本文相信以下主题可以帮助社会创业领域的研究学者对社会影响力有更加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在他们的研究中能够改善对社会影响力这一重要构念的综合性理解。本文对于可能如何在其学科里面参与一些主题研究的表明如表3所示。

（1）方法适当性

本文识别了四种概念化和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方法。正如表2所示，样本中71篇文献中有54篇采用了跨部门方法，表明学者们倾向于将社会影响力视为一般化构念，方便进行测量和不同情境之间的比较。这54篇中有23篇文献是基于私营组织开发的评级数据（比如KLD/MSCI, EIRIS,ASSET4等），数据可获得性驱动学术研究内容的范围，使得这些研究结果可能缺乏一般性。实际上，大部分文献的数据是工业化国家情境的数据，研究成果对于拥有数以万计小企业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影响力的启示作用不是很清晰。由于缺乏这些非上市小企业的公开数据，本文鼓励学者们与政府部门、商业孵化器以及行业协会等组织展开合作，携手收集数据。现有数据库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社会影响力这一主题开发的，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数据适当性预示着研究结果的可靠程度。当然这些不足并非说明跨部门研究一无是处，而是为了更好地对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做出改变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比如使用面板数据或者个体水平的数据。对于单一部门方法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机会和前景。学者们采用单一部门方法可以更加精确地进行测量，更加符合特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单一部门方法还允许更准确地考虑这些产生社会影响力过程的假设基础。

考虑到亲社会行为被认为会带来对有益的社会后果，本文关注的是遵循活动和结果方法的文献并未能在社会影响力的概念化和衡量中认识到这种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学者们避免了联系活动与结果之间的隐含假设。本文建议采用活动方法的研究者具体化与这些活动相关联的结果类型、潜在的因果链条、以及没有直接衡量这些结果的理由；本文也建议采用结果方法的研究者具体化导致这些结果的活动，以及考虑其他可能影响该结果的因素以获得更加清晰的影响机制。

（2）改进测量

由于社会影响力有正负之分，而导致这些影响的因素和方式又不计其数，很难将社会影响单独地归因为某一种因素，因此学者们需要考虑社会影响力的维度。

在本文的样本中，有许多文献特别是在单一部门研究中，将社会影响力视为影响的多种类型总和，这么做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使研究者使用多个维度更好测量某种特定影响。无论所使用的维度如何，学者们应将构念的预期用途纳入到测量模型中。本文确定了两种方式：影响力来源分类和影响力量化。用于分类目的的测量旨在评估组织和产品之间的差异。组织和产品的相对社会影响通过标准来评估，这些标准描述了 “好”或“不好”的方面。依据标准，学者们可以将组织或产品归类为“负责任”、“公平”、“社会”以及“绿色”等。分类的假设是“好”的组织和产品相比“不好”的组织和产品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用于量化目的的社会影响测量旨在衡量在特定情境下所创造的社会影响力大小。与允许对不同规模的组织进行比较的测量不同，量化的重点是测量取决于规模，即一个项目的单位影响力创造效率可能是另一个项目的几千倍。

在量化社会影响力方面，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具有很大的潜力。相比对组织进行归类，量化社会影响力对于未来的研究会是一个更有潜力的方向。尽管上述的测量方法决策会影响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同维度的数据被联合起来生产社会影响力的探索性测量，本文建议研究者审慎地对待不同维度加总。首先，并非所有维度都能可靠而稳定地加总，相对不稳定不可靠的维度将会混淆结果。本文建议学者们应当审慎选择维度，特别是在相关维度在加总前已经被汇总过一次时。其次，如果同意社会影响由多个不同的维度组成，就哪些维度达成一致，学者们需要考虑是否对具有形成性或反射性测量建模。研究者可以从其他主流领域进行学习，比如在创业导向方面（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在加总维度时需要与社会影响力这一构念是如何被定义以及随后的理论模型相一致。最后，考虑到社会影响力相同综合测量之间是有区别和因果关联的构念，将活动和结果综合起来测量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将活动和结果区分开来。

尽管在本文的样本中，学者们的研究主题是非常相似的构念，但是没有两篇文献是遵循同一种方法的，即使这些文献使用同一社会影响力的术语（比如社会绩效），借鉴相同的定义和/或使用相同的数据库。

社会影响力文献缺乏既定测量，阻碍社会创业研究的知识累计。共享测量标准的开发可能不仅有助于学者们，也有助于实践者。但这意味着在标准应用范围与比较可靠性之间存在权衡，对于开发具有普适应用的测量标准对于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都十分困难。并非一定要在测量标准上达成一致，相反形成可以开发测量标准的较小范围的联盟更具更行性。

（3）清晰度的定义

学者们在测量方面取得进展前，必须改善所使用的定义词汇的准确性。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应当作为一项指南为社会影响力如何被测量提供指导。定义的准确性会改善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见解，本文倡议学者们所选择用以测量社会影响力的变量和构念定义相一致。在概念化社会影响时既可以选择正向的社会影响增加，也可以选择负向的社会影响减少，学者们应当综合考虑社会有益活动所产生的正向社会影响增加和负向社会影响减少，比如“社会绩效”这一词汇就能够综合两者的效应。

不同类型的组织现象所表现的区间是理论和实证测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鼓励学者们更明确地确定活动导致结果的时间间隔。结果明显的区间超出学者们观察结果的时间间隔，这一点就尤为重要。无法测量在可行观察期之外发生的结果是采用活动方法的一种合理理由。

学者们通常也未能在结果研究中解决时间尺度，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测量结果的时区间很重要。本文鼓励对测量社会结果感兴趣的学者们指定结果将显示的时间区间，以及测量将发生的时间区间的逻辑。学者们也可能希望考虑理论上应该测量结果的分析水平（Rousseau，1985）。一些活动可能不仅对活动所针对的用户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对其他分析级别的也有次要影响。这些可能包括非用户利益，行业内的变化等，这些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虽然有多篇文献涉及多水平效应，实际上很少测量。

（4）社会影响力数据的生成

社会影响研究需要新的数据源。一个有助于多部门研究的例子是B-Corp组织认证，基于专有的B影响评估制定，由非营利组织B-Lab提供。影响评估包括一份清单，列出了五个类别中被指定为社会责任或社会影响的行动和结果：环境，社区，工人，客户和治理。组成部分中得分总计出整体的B分数。随着时间推移，影响评估允许根据组织规模，行业和地理位置对组件进行差别加权。由此产生的B分数允许以两种主要方式对社会影响进行分类评估。首先，它描述了“认证”公司（即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公司）和“非认证公司”（即对社会没有积极影响的公司）。其次，它允许在认证公司的群体中进行序列比较——即理论上具有较高分数的那些比具有较低分数的那些具有更大的影响。最后，虽然B-Corp认证报告提供的数据远小于大多数其他专注于社会影响的二级资源，但公司应该选择使用这些测量。鉴于B-Lab数据的优点和缺点，再加上它还没有考虑学术兴趣的同时，本文也呼吁学者大规模发展数据库以适合那些在该领域的人感兴趣的问题，链接单一和多部门方法，比如向PESD（I，II）和GEM两个数据库学习，以复制这些数据库的方法用在社会影响领域。

结论

本文的文献回顾，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现有社会影响研究状态的视角。虽然本文的方法可能有由于排除了一些可能相关的文献，但在开发过程中非常谨慎。本文的方法是为了得到最相关样本的文献。虽然本文已经成功地围绕什么构成了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制定了明确的界限，但样本并非详尽无遗地涉及该主题的所有工作。创业学者有能力引领这些努力，认真思考社会影响力这一重要构念非常重要，并收集有助于在新的和有意义的方向上进行社会影响研究的数据类型。

END

作者：刘志阳，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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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荐读：

- 图文编辑：王陆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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