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编者按

本期分享一篇上海财经大学刘志阳教授团队发表于《经济管理》的关于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的最新研究。本文通过匹配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和其他宏观数据库,构建了包含36个国家51448个个体的跨层分析数据,并从创业认知视角研究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增强个体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敏感度和提高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的能力,从而促进其社会创业选择;在制度质量较低和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个体创业认知和制度文化共同决定了社会创业选择。

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献来源：刘志阳,许莉萍,陈咏昶.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经济管理:82-99.

1. 引言

创业选择是开启社会创业活动的首要环节,了解哪些因素会促进或抑制个体选择社会创业,对于想要激励更多人参与社会创业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作为重要的后天禀赋,以往经历不仅能塑造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模式,也有助于其获取知识和技能(Marquis和Tilcsik,2013)。鉴于此,当前学术界开始关注以往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Hockerts,2017)。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单一经历如何影响社会创业选择。例如,社会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激活个体的亲社会动机来提高其选择社会创业的可能性(Miller等,2012[6];陈良勇等,2022),创业经历则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机会识别和资源动员能力来推进社会创业发生(张秀娥和张坤,2018)。然而,具有持久性和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往往要求社会创业者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可自我维持的解决方案,个体仅凭单一的工作经验可能难以识别复杂社会问题中所蕴涵的创业机会(徐虹等,2020)。多样性工作经历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和机会警觉性为个体捕捉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提供了可能(Westhead等,2005)。与以往文献中所探讨的多元化职能经历有所不同(Kaplan和Are,2008),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活动具有更高的适配性。这是由于社会创业需要通过跨部门合作以建立组织间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从而提供面向全社会的解决方案(刘志阳和陈咏昶,2021)。跨部门工作经历是指个体在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拥有两种或三种职业经历或服务经历。个体的跨部门工作经历为其提供了来自公共服务、商业和公益服务等多方位的知识与经验,使其能够更快内化社会创业兼顾社会和商业的混合理念,并提供能够有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案(Smith等,2013)。基于此,本文从创业认知理论出发,考察了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与其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情境下二者关系的异质性,并分析了不同部门工作经历组合影响的差异。

2.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2.1 先前经历与社会创业

创业认知理论解释了以往经历如何影响个体行动者的创业认知,进而影响其创业决策(Mitchel等,2007)。具体来说,创业者从先前经历中内化的技能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注意力倾向和知识结构,而这些相关认知特质一旦形成,最终会影响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Shane,2000)。
在创业机会识别方面,先前经历会影响创业者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配置方向,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有序地配置在那些被认为最有可能产生创业机会的环境中(Dimov,2007)。例如,社会部门工作经历会增强个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唤醒其对边缘群体的同情心(Hockerts,2017),促使其更有可能识别社会创业机会。成长过程中具有艰苦经历的个体表现出较强的共情能力,对社会问题的现状和边缘人群的需求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更容易感知社会创业机会(赵丽缦等,2014)。
机会开发方面,先前经历有利于个体获取显性或隐性知识、建立社会网络联系,以此推进创业机会的开发。例如,拥有私营部门工作和创业经历的个体具备更强的创业自我效能,更善于采用商业手段来开发社会创业机会(Muñoz和Kimmitt,2019)。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个体更可能依靠“体制内”的社会关系获取稀缺资源,在政策理解和资源编排方面具备更强的及时性和能动性(刘振等,2021),从而有利于开发所识别的社会创业机会。机会导向是创业活动的核心,潜在创业者在做出创业选择决策之前必然会主动采取有目的的机会搜寻和开发行为。当个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能力时,则更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Zahra等,2008)。
尽管学者们围绕先前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讨论,但是仍处于探讨单一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阶段,鲜少剖析经历多样性的特别之处。考虑到当前就业生态呈现的多样化和灵活化,本文从创业认知理论出发,深入探讨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创业认知理论提出个体的创业选择是个体特征同特定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Mitchell等,2007)。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以往经历能够改变个体的元认知和既有思维模式(杨学儒等,2019),进而影响社会创业选择。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制度环境和国家文化塑造的价值观与准则如何影响跨部门工作经历与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了解新时代社会创业形成原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2 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

社会创业是兼具社会公益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混合型创业活动(Austin等,2006),需要在创业过程中关注相互冲突、具有竞争性需求的双重逻辑。多样化的先前经历能够为个体提供多元化的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并提高其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能力,进而促使其采用社会创业的方式应对复杂社会问题(Hahn等,2014)。
就社会创业机会识别而言,跨部门工作经历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增强个体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的敏感度。首先,不同部门的工作经历有助于个体形成多元化认知和偏好(Custódio等,2017)。具有多种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对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能够快速领悟和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并产生共情(Miller等,2012),因而能够促使其更加敏锐地识别出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跨部门工作经历者通常对复杂社会问题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有可能观察和捕捉到尚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其次,不同部门的工作经历增强了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胡望斌等,2022),不仅提高了其面对社会创业机会时的警觉性,也增加了其识别创业机会的数量。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能够利用从多种经历中获得的多样化信息和资源进行直觉性决策,识别那些未被商业企业满足,也未被传统政府和公益组织满足的社会需求,促使他们在应对身边出现的社会创业机会时更加警觉。与此同时,潜在社会创业者也能够利用多样化的先前经历造就更广的“知识走廊”(Shane,2000),识别更多的社会创业机会。
就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而言,跨部门工作经历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提高个体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首先,不同部门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个体的认知适应性。拥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由于在不同部门工作经历中适应了多种职业逻辑的运行方式,往往拥有整合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的认知与能力(Miller等,2012)。这不仅有利于个体融合价值伦理和经济理性两种理念,有效匹配经济手段与社会目标,也使其以更高的自我效能去开发可持续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从而使潜在社会创业者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成功概率显著提升。其次,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具备更强的跨界能力和应变能力,往往能在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Custódio等,2017)。个体可以在跨部门工作经历中积累处理问题的技巧与能力,并生成针对不同类型问题的解决方案模式(田莉和龙丹,2009),为应对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供知识图谱。同时,跨部门工作经历为个体提供了多层次的创业网络,使个体可以借助多种社会网络进行知识共享和资源拼凑(蔡莉等,2014),从而提高其把握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
综上,本文认为,跨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提高个体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的敏感度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从而促使其更倾向于采用社会创业的方式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相比于没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而言,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选择社会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

2.3 制度环境与国家文化对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

(1)制度环境视角下的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制度构建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客观约束和激励(Meyer等,2009)。制度环境在塑造创业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已有研究探讨了产权质量和政府行动主义等制度因素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Stephan等,2015)。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外,制度环境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特征与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间接影响社会创业(刘志阳和许莉萍,2022)。然而,现有研究仅关注了某一制度因素在社会创业活动中的作用,忽略了制度环境的整体性。制度质量是反映企业所处国家或地区制度环境状况的重要变量(Meyer等,2009),体现了一国或地区是否有能力通过正式规制来搭建完备的制度环境。相比于对单一维度制度因素的讨论,制度质量的概念更好地整合了复杂多维的制度结构框架。
对于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制度质量能够通过影响其对社会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来影响其社会创业选择。从机会识别的角度而言,当国家制度质量较低时,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偏弱,市场容错率和包容性也偏低,导致商业组织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成本增高,更多社会问题被暴露(Ault,2016)。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会激发潜在社会创业者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意识,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将更加容易将注意力聚焦到这些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上(张玉利等,2008)。与此同时,制度空白的存在也会迫使个体调动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来平衡多种逻辑认知间的冲突关系(Stephan等,2015),更可能激发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采取以经济手段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创业行为。从机会开发的角度而言,当制度质量较低时,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可以依赖于个人的关系网络获取更多创业资源,以识别并改变模糊制度,因而有更大的概率萌生变更或打破传统组织范式的整合性想法并开发所识别的社会创业机会。同时,个体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韧性特质更显著,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有利于个体从逆境中成长并提高创业适应力和抗风险能力(Renko等,2021),促使个体迅速习得应对社会创业风险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国家制度质量更低的国家,跨部门工作经历更能增强个体识别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因而更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相比于没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而言,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
(2)国家文化视角下的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国家文化包括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文化共享理解和对适当行为的社会规范和期望(Alesina和Giuliano,2015)。现有关于国家文化与社会创业的研究大多基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探讨了社会支持文化、群体内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后唯物主义价值观等对社会创业的影响(Stephan等,2015)。然而,已有学者指出,这一模型对各文化维度的定义并不清晰,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家文化严格—宽松程度的概念越来越为跨国比较研究所重视,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杨学儒等,2019)。不同于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体内在的主观文化取向,文化严格程度关注了作用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外部社会环境,反映了社会对适当行为的共同期望。文化严格—宽松程度这一概念,最早由Pelto(1968)提出,意指外部社会文化规范的强弱,包含社会规范的强度和社会制裁的程度两个关键维度。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个体倾向于遵照社会规范,群体对偏离规范的行为容忍度较低;而在文化严格程度较低的国家,个体不被要求遵照社会规范,群体对偏离规范的行为容忍度较高(Gelfand等,2011)。
对于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文化严格程度能够通过影响其对社会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来影响其社会创业选择。从机会识别的角度而言,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各个群体间的文化价值观冲突较小,个体间具有较高的社会共同认知和相似行为,个体与他人在友好、支持、互动和帮助等方面的情感联结性更强,因而具有较高的精神凝聚力和契合度(Shantz等,2018)。同时,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个体在自我指导、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上的能力表现更为突出,更倾向于接受集体主义和道德责任上的约束,反思自我行为中的不恰当性(Gelfand等,2011)。因而,潜在社会创业者更重视“关系取向”和社会支持(杨学儒等,2019),在高度认同感的驱使下对社会问题的共情能力更强(Miller等,2012)。在此种条件下,具有多种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关注他人需求,由此更有可能识别未被解决的社会问题。从机会开发的角度而言,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社会内部更有可能开展具有合法性的创新行为。由于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社会在构建具有一致性的严格行为准则时,缺少对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重视(Chua等,2015),潜在社会创业者有可能捕捉到这些未被满足的多样化需求,进而挖掘社会创业机会。同时,跨部门工作经历者往往能够在深刻理解本国规范和市场偏好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合法性的创新成果(Chua等,2015)。例如,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创业者更容易把握那些可能威胁本国秩序的社会矛盾,从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卢俊等,2017)。而由于社会群体间容易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往往更愿意将来自不同部门的信息、知识及逻辑整合为一(胡国栋和王天娇,2022),进而更有可能开发社会创业机会。
综上所述,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跨部门工作经历更能增强个体识别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因而更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在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于没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而言,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跨层设计研究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个人层面的数据来自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GEM)中的社会创业专题,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60个国家展开。国家层面的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WGI)调查、世界银行(WorldBank,WB)调查以及合并了欧洲价值观研究(EroupeanValuesStudy,EV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WVS)数据的价值观调查数据库(Eroupean-WorldValuesStudy,EWVS)。对于前因和结果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个人层面,本文所关注的跨部门工作经历作为个体的先前经历,是已既定发生的事实,而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是正在进行的决策,因此不需要采取滞后期操作,均采用2015年的调查数据。在国家层面,考虑到制度环境和国家文化对个体影响存在潜在的滞后效应,本文对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制度质量均采用2014年的数据,文化严格程度的数据则来自Uz(2015)[41]基于2000年欧洲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计算的各国文化严格—宽松度指数。本文通过匹配四个数据库构建基础研究数据库,并按以下步骤对数据进行反复清理:首先,将样本锁定在劳动年龄人口,剔除18~64岁之外的个体样本;其次,剔除没有工作经历的样本;最后,剔除变量测量缺失的样本。本文最终获得包含36个国家的51448个观测值的有效研究样本。

3.2 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旨在检验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一个符合伯努利分布的二值变量)如何受个体过往经历以及宏观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因此采用跨层二值选择Logistic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本文数据集的嵌套性质(个人嵌套在国家/地区)使得跨层建模优于传统回归技术,传统回归技术往往会产生低效的估计和有偏差的标准误(Stawski,2013)。为了确定采用跨层建模的必要性,本文估计了被解释变量的国家间方差。本文空模型的ICC值为0.177,大于0.15(Hox等,2017),表明约有17.7%的社会创业差异存在于国家之间。因此,分析结果表明有足够的国家间差异来保证采用跨层建模的有效性。

3.3 变量策略

本文变量的详细测量说明如表1所示。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检验思路如下:首先,对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进行分析;其次,检验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最后,依次检验制度质量和文化严格程度的调节作用。同时,在调节效应检验中,本文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都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规避假设H2和假设H3中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之间的系统性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3所示,各模型对数似然比检验(LRtestvsLogisticmodel)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普通Logistic回归相比,采用跨层分析方法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度。而各模型赤池信息准则检验(AIC)的结果显示,加入跨部门工作经历和制度质量、文化严格程度的交互项,均有效提高了模型对个体社会创业的解释力度。
表3第(1)列是只包含了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第(2)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解释变量跨部门工作经历(Cro_exp)。结果显示跨部门工作经历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1得到支持。其次,本文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第(3)列检验了制度质量在跨部门工作经历和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之间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与制度质量的乘积项(Cro_exp×Wgovr)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假设H2得到支持。第(4)列检验了文化严格程度在跨部门工作经历和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之间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与文化严格程度的乘积项(Cro_exp×Ctlcr)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两个调节作用的效果,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运用EXCEL软件进一步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如图3和图4所示。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社会创业是需要集结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等多种力量进行的混合价值创造活动,对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有研究探讨了单一部门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但忽视了日益普遍的经历多样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匹配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和其他宏观数据库,构建了包含36个国家51448个个体的跨层分析数据库,从创业认知理论出发探讨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及其制度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跨部门工作经历有助于促进其社会创业选择。这是由于跨部门工作经历不仅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来增强个体识别社会创业机会的敏感度,也能够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提高个体开发社会创业机会的能力,因而促使个体更善于跳出经济与社会价值“非此即彼”的困局,选择采用经济手段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在制度质量较低和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潜在社会创业者更易受到其跨部门工作经历的影响。
本文还进一步发现,不同类型跨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对个体的社会创业选择有不同的影响。当个体具有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或非营利部门的组合经历时,个体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或非营利部门工作经历能够抵消单一私营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消极作用,且两者的组合还共同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个体同时具有私营、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的跨部门工作经历时,个体最有可能选择社会创业。拥有三种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能够利用多部门工作经历带来的协同效应识别悬而未决的社会需求,并有效调动各方资源采用社会创业的方式解决复杂社会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激活社会创业具有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率先揭示了跨部门工作经历与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社会创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社会创业文献对以往经历与社会创业活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单一经历,关注以往社会部门工作经历、创业经历或不利生活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Hockerts,2017;Muñoz和Kimmitt,2019;陈良勇等,2022),而忽略了对经历多样性的研究。本文则基于创业认知理论,探讨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积极影响,丰富了社会创业前因研究。其次,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不同部门工作经历及其不同组合的效应大小,印证了跨部门工作经历的独特优势。以往研究仅仅指出具有多元化工作经历的个体通常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和跨界能力(Kaplan和Are,2008;Custódio等,2017),但是缺乏对不同经历组合之间的作用进行差异分析。本文实证结果发现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于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高于单一部门工作经历,表明跨部门工作经历之间具有协同效应,有助于个体形成社会企业家精神。同时,本文还表明虽然单一私营部门工作经历并不利于个体选择社会创业,但却能在与其他部门工作经历的结合中发挥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印证了结合社会福利逻辑和经济逻辑对社会创业的独特意义(Stephan等,2015)。最后,本文通过讨论制度质量和文化严格程度的调节作用,揭示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影响个体社会创业选择在宏观环境层面的边界条件。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创业是根植于制度情景因素的创业活动(刘志阳和许莉萍,2022)。本文在探讨跨部门工作经历和社会创业选择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外部环境中制度质量和国家文化在主效应中所起到的减弱和加强的调节作用。由此,本文不仅对制度空白视角做出了补充(Mair和Marti,2006),也从文化规范的角度丰富了国家文化与社会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Stephan等,2015),有助于全面理解跨部门工作经历和社会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研究的适用性。

5.3 启示与建议

对于社会创业实践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潜在社会创业者应该主动审视自身的禀赋,特别是在工作经历多样性等方面的过往经历,认真了解每种工作所在的部门属性,评价自身的先验知识广度、认知深度和社会资本厚度,以针对性地利用优势和弥补劣势。具体而言,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潜在社会创业者,要善于把握不同部门工作经历带来的社会需求识别敏感性、市场能力和体制资本,进而利用这些知识、信息和资源等来更好地识别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以成功创建社会企业。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可以主导并协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市场主体资源,建设面向社会创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更多拥有跨部门知识储备的创新创业人才。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建立激励机制和塑造文化氛围来最大程度激发跨部门工作经历者的内生动力,促使其形成既强调利他主义和社会影响力这一社会福利逻辑,也强调效率和利润这一经济逻辑的社会创业理念。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拥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选择社会创业活动,在税收、融资等方面不仅助力具有跨部门工作经历的个体识别和开发社会创业机会,也扶持那些跨部门工作经历者所建立的社会企业,以更好发挥跨部门工作经历所具有的突出优势。

5.4 研究展望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上。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全球创业调查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的普适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受研究样本数据获得限制,本文亦无法获取受访者在每个部门的工作时长和岗位。后续研究可考虑结合地区社会企业调查以及其他公开数据源,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与补充。其次,在对中间解释机制的测量上。本文只提供了理论视角的论述,提出跨部门工作经历通过提高个体社会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能力促进其选择社会创业,但没有进行实证验证。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或问卷调研的方式全面剖析和实证检验这一中间机制。最后,在对调节变量的考量上。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和社会的包容开放,国家制度质量和文化导向在长期可能会发生动态变化。即使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存在地区制度文化差异的问题。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关注长期视角下地区制度环境和国家文化的动态性变化如何影响跨部门工作经历个体的社会创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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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建一 | 审核：孙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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