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社会创业意向：社会和制度支持的影响
编者按
本期分享一篇发表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上关于社会创业意愿的前沿研究。该研究探讨了社会和制度支持感知与社会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利用资源交换理论，该研究研究假设社会支持感知和制度支持感知与个人的社会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该研究调查了美国577名成年工作人员。研究结果支持社会支持感知与社会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支持制度支持感知。然而，在这些关系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该研究认为，社会创业意愿的产生取决于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感知和制度支持感知。
社会创业意向：社会和制度支持的影响作用
文献来源：Fox C J, Muldoon J, Davis P E. (2023). Soci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64, 114036.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学者和实践者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能通过各种创新加以实现，社会创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创业被描述为个人以创造社会价值为目的建立新组织的过程。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Zahra等人的定义，即“社会创业包括为发现、定义和利用机会而采取的活动和过程，以便通过创建新企业或以创新方式管理现有组织来增加社会财富。”虽然很难量化社会创业的社会影响，但研究表明，在确保营养、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等基本社会需求方面，社会创业有能力使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社会创业与传统创业不同，后者主要侧重于经济财富创造，而社会创业通常旨在改善获取和实现公平。
为了理解社会创业，学者们经常研究社会企业家意向，因为创业意向已被证明是创业行为的准确预测指标。目前对社会创业意向的理解是，它们是个人层面的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结果，以及可以是内部或外部的促成机制。个人层面特征的作用（例如，先前的社会工作经验）在文献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然而，对于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在社会创业中的作用，人们很少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的社会支持水平。社会支持是一种高度特殊的资源，嵌入在亲密关系中，如朋友和家人。然而，社会支持并不能说明社会创业对有利的公共政策条件、资金和合法性的需求，这可能来自制度环境。
此外，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社会创业源于政府没有解决好社会制度中的差距。然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社会创业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制度空白，还因为制度支持。因此，社会创业产生于制度失灵的论点并不能揭示整体情况。因此，我们看到了推进社会创业文献的两个机会。首先，有机会考察潜在的社会企业家对更广泛的制度环境的感知如何塑造他们的社会创业意图。其次，由于社会创业似乎需要社会和制度的支持，澄清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是很重要的。
为了研究这些机会，我们从资源交换理论中汲取灵感。我们推测，当社会企业家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与环境中的个人和机构的交换关系来获取资源时，他们更有可能相信可以成功地开展社会创业，从而导致社会创业意愿的增加。为了验证我们的理论，我们收集了美国577名在职成年人的调查数据，实证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社会和制度支持都塑造了社会创业意图。
2. 假设提出
2.1 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先前的研究表明，社会企业家需要一个支持者网络来创建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泰勒指出，“社会支持被定义为一个人被他人爱和照顾、受到尊重和重视，以及互助和义务社交网络的一部分的感知或体验。这种援助可以来自伴侣、亲戚、同事、社会和社区关系、朋友，甚至是宠物。社会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情感和心理支持（提供温暖和养育）、友谊、爱和鼓励。这些资源往往对一段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
在他们的社会创业努力中，社会企业家考虑了他们可以期望从他们的网络成员那里获得的不同资源。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追求完成社会使命的过程中，社会企业家面临着情绪疲惫、倦怠和一系列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可能迫使他们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放弃努力。因此，我们推测，当潜在的社会企业家从他们的亲密关系网络中感知到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他们可能更愿意探索社会创业。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 1：个体对开始社会创业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感知与其社会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2 感知到的制度支持
制度代表了管理社会的政治和市场体系——从本质上讲，它为企业的运作提供了背景或规则。制度支持具有普遍可及性，这意味着它不需要由社会关系来定义，而是可供制度环境中的所有个人使用，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普遍资源。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该社会的创业活动。 因此，在行为发生的制度环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行为。
先前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可以塑造企业家的认知，因此背景可以影响意图并最终影响行为。这种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结构可以被视为企业家从中汲取的资源来源。对制度更有利的看法可以增强个人的自信心，从而成为增加社会创业的重要机制。我们推测，当个人认为他们的制度环境支持社会创业时，他们认为环境有资源，使社会创业更有可能成功。因此，他们愿意接受这些资源，以换取通过建立（或尝试建立）社会企业为社会创造未来价值。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 2：个人对社会创业的制度支持的感知与其社会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3 感知到的社会和制度支持
除了每种类型的支持对社会创业意愿的直接关系外，我们还假设这两种类型的支持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业行为本质上是情境性的，因此受到其发生的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例如，也许个人在社会创业努力中感受到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如果他们面对的制度环境被认为不具有支持性，并且可能难以成功，也许这会削弱或压倒他们从社交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家会觉得他们缺乏成功所必需的重要资源。同时，在个人认为社会支持很强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制度支持也很高，这可能会增强他们的决心并增加感知到的成功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可以利用更广泛的异构资源来开始他们的创业。因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社会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将取决于感知到的制度支持水平。
根据资源交换理论，结构相似的资源可以更容易地相互交换。结构不相似的资源更难交换，从而限制了企业家获取某些类型资源的能力。我们推测，当潜在的社会企业家认为社会和制度支持结构已经到位，可以帮助他们成功经营社会企业时，他们创办社会企业的意愿会更强烈。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假设：
假设 3：个人对开始社会创业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感知与其社会创业意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受到他们对社会创业所获得的制度支持的感知的调节。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是通过数据服务公司Centiment招募的。尽管绝大多数参与者（超过20%）每周至少工作90小时，但参与仅限于每周至少工作35小时的个人。参与仅限于预先筛选的个人，这些个人表示有兴趣为一个专注于社会影响的组织工作或创办一个组织。
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在10个月的时间里分两波收集数据。由于数据是从单一方法（即调查）收集的，因此我们希望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单个快照数据的依赖。两波参与者在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种族或一周平均工作小时数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我们汇总了数据进行分析。最终样本由577名提交完整调查的参与者组成。其中，285名受试者（49.4%）被确定为女性，247名受试者（42.8%）为45岁或以上，292名受试者（50.6%）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大约79.5%的参与者是白种人，14.7%是非裔美国人，2.8%是亚洲人，2.9%是其他。参与者的平均任期为8.97年（SD = 8.41）。参与者在各个行业（例如，社区服务、金融和运输）工作，并担任过各种职位（例如，工程师、营销经理和护理点协调员）。
3.2 变量
社会创业意向。为了衡量社会创业意向，我们使用了Hockerts（2017）中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诸如“我对未来计划采取行动的社会企业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和“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将参与发起一个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α = 0.78）等陈述。
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为了衡量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我们使用了Hockerts（2017）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诸如“如果我计划解决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人们会支持我”和“如果我想成立一个组织来帮助社会边缘化人群，人们会支持我”（α = 0.82）等陈述。
感知到的制度支持。为了衡量感知到的制度支持，我们使用了 Dwivedi 和 Weerawardena （2018） 的四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对社会目的组织有特别支持计划”和“有足够的机构支持结构来协助社会目的组织”（α = 0.81）等陈述。
控制变量。我们控制了许多个人层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已被证明与社会创业意图有关。我们认为，先前的经验也可能与支持有关，因为具有此类经验的个人可以通过这些经验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了解相关的制度结构。为了衡量社会价值组织的先前经验（α = 0.84），我们使用了Hockerts（2017）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曾自愿或以其他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和“我对社会组织了解很多”等陈述。
为了衡量社会企业家自我效能感（α = 0.78），我们使用了Hockerts（2017）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可以想出一种方法来帮助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我相信，如果我下定决心，我个人可以为解决社会挑战做出贡献”等陈述。
为了衡量道德义务（α = 0.90），我们使用了Hockerts（2017）的四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帮助比我们不幸的人是一种道德责任”之类的陈述。我们还纳入了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序数变量范围为18至24（1）至75岁及以上（6）;种族，具有二分变量（非少数 = 1）;具有二分变量的性别（女性 = 1）;具有序数变量的教育，具有分类变量的工业。最后，我们加入了变量任期，以说明参与者在当前组织中工作的年数。
4. 研究结果
表1是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表2是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模型1中，仅输入控制变量。有趣的是，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好坏参半的结果，这些变量被理论化为社会创业意图的积极预测因子。例如，既往经验和社会创业自我效能感与社会创业意图呈正相关且显著相关，而道德义务与社会创业意愿呈负相关。道德义务在控制模型中并不显著，但在随后的模型中却显著（p < 0.10）。
在模型2中，虽然假设1和2的两种关系都是正向，但只有感知社会支持（β = 0.12;p = 0.027）具有统计学意义。感知的制度支持（β=0.08;p = 0.184）不显著。因此，支持假设1，但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3中，感知社会支持和感知制度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被添加到模型中。交互作用为正且显著（β = 0.07;p = 0.036），它支持假设3。为了更好地理解交互作用，我们在图1中显示了该图。结果表明：当感知制度支持较高时，感知社会支持与社会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 = 0.23;p = 0.001）;当两个维度的感知支持都很高时，意向处于最高水平。然而，当感知制度支持较低时，代表感知社会支持与社会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线的斜率不显著（β = 0.08;p = 0.236）。
5. 讨论
5.1 理论意义
首先，根据之前的研究，我们发现潜在的社会企业家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与社会创业意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支持和社会创业意向关系的稳健性。相反，我们发现个人对社会创业可获得的制度支持的感知不会显著影响他们创办社会企业的意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制度支持的感知很重要，但它们不足以影响社会创业。这一发现有助于对制度环境在社会创业中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的第二个贡献在于虽然我们的假设结果喜忧参半，但我们发现，当自变量之间相互结合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感知到的制度支持和社会创业意图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结果表明，社会创业意愿取决于社会和制度支持的高度存在。这表明，成功参与社会创业的必要资源可能是异质的，并且存在于不同的支持结构中。
本研究的第三个贡献与我们收集的样本的稳健性有关。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是从高等教育环境和/或发展中国家抽取样本。相比之下，我们的样本包括平均拥有近九年工作经验的美国在职成年人。这很重要，因为如果社会企业的创建时间表很像传统的创业企业，那么它们是在大学教育之后的几年内创建的，当时在职成年人已经更好地了解了使组织可行所需的大量必要资源和条件。
5.2 实践意义
关于公共政策，Krueger等人认为，只要公共政策增加创业意愿，就可以制定增加创业活动的公共政策。政策制定者有能力通过关注支持社会企业的制度基础设施来增加社会创业。因此，制定与社会创业相关的政策和计划都可以增强意图，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创业。我们敦促政策制定者在进行投资以增加社会创业时考虑如何以及在何处分配资源。
关于创业教育者，研究结果让我们相信教育者可以激发社会创业意愿。为此，教育工作者可以沿着至少三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前进。首先，教育工作者可能会发现，除了告知学习者现有的制度支持结构外，帮助学习者了解他们现有的社会支持结构也是有益的。其次，教育工作者可能会发现让学习者在学习计划的早期参与社区活动很有帮助。如果学习者向社区成员推销、会见当地领导人并参与社区外展活动，他们可能会更好地了解他们可用的社区支持资源类型。第三，教育工作者可能会发现构建特定项目是有益的，例如服务学习项目，这些项目将学习者的经验扩展到社会企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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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陆亮亮 | 审核：孙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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