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官员的政治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编者按

根据锦标赛理论，本研究认为当环境目标被纳入干部评估体系时，与接近退休的官员（即退休的官员）相比，未退休的官员可能会更努力促进有风险的绿色创新。基于2008年至2016年间中国重污染行业公开交易的企业样本，本研究假设和发现，在面临严重环境污染的情况下，省长未退休省份的企业比省长退休省份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创新绩效。此外，本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对于省长晋升预期较高的省份、地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为明显。本研究将政府的政治激励视为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前提，并强调了建立“绿色”干部评价体系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官员的政治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文献来源：Ren, S., Liu, D., & Yan, J. 2024. How Officials’ Political Incentives Influenc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4-05622-1.

1. 引言

最近的研究调查了绿色创新的前因，重点是监管政策的影响，如可交易许可证、污染税和排放标准.Borghesi等人（2015）指出，监管政策在推动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使得绿色创新比一般创新更受监管驱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的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填补文献中的这一空白。

2. 文献综述、背景和假设

2.1 政府管制和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指“创造新设计、新产品、服务或流程，以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的使用和产生”。由于绿色创新展示了一种环境公共产品的属性，即通过提供与环境相关的改进使公众受益，因此它比一般创新更受监管驱动。除非受到适当监管政策的诱导（或推动），否则企业通常很少或没有动力追求绿色创新。尽管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研究监管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如可交易许可证、污染税和政府补贴，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制定和实施这些监管政策的政府官员所发挥的作用。

政府是资源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机构相对不发达的转型经济体中（罗和王，2021）。最近，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政府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我们对公民的政治激励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等企业环境行为知之甚少。鉴于绿色创新监管政策的重要性，理解负责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影响非常重要。

2.2 理论背景

我们利用锦标赛理论来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政治激励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锦标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参赛者争夺奖金（例如晋升、加薪），奖金是根据他们在比赛中的相对表现而不是绝对表现授予的（Lazear & Rosen，1981）。为了增加赢得比赛的机会，参赛者将投入更多的努力，以比他们的竞争对手表现更好。除了更大的努力之外，参赛者还有通过承担更大风险来增加获胜可能性的强烈动机（Kini & Williams，2012）。锦标赛理论预测，当面临锦标赛激励时，参赛者将投入更多的埃夫特并承担更多的风险以获得更好的表现（Connelly等人，2014；Pruijssers等人，2020年）。

锦标赛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当环境保护成为高度优先目标时，城市的政治激励如何影响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此外，我们基于锦标赛效应的两个关键要素——晋升激励和绩效目标评估，讨论了政治激励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边界条件。

2.3 假设

经济增长曾经是中国干部考核体系中最关键的目标（李&周，2005）；然而，自2007年以来，中央政府已将环境目标纳入这一体系，并对环境目标评估实行一票否决。因此，环境目标被视为省长的首要任务之一，推动他们减少污染。特别是，管辖区环境污染严重的省长面临实现环境目标的更大压力，因此被迫寻找解决方案。

绿色创新可以为这些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解决方案。一方面，绿色创新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系统和生产流程，从源头上减少资源使用和/或污染排放。另一方面，绿色创新可以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创造竞争优势，从而实现环境和经济绩效的“双赢”。尽管环境目标已被纳入干部体系，但经济增长仍是重中之重。绿色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转机，培育绿色创新可以为州长提供更好的职业机会。

然而，尽管绿色创新具有更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但在财务回报方面存在风险，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鉴于参与政治锦标赛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职业生涯阶段，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官员对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根据锦标赛理论，处于职业发展阶段的非退休省长可能会花费更大的努力来促进有风险的绿色创新，因为他们在政治锦标赛中竞争晋升的动机更强，并且他们需要获得更高的绩效评估排名才能赢得锦标赛。此外，政治激励的差异导致非退休和退休人员具有不同的职业生涯视野，表现为前者的职业生涯视野较长，后者的职业生涯视野较短。

总而言之，在调整后的干部评价体系下，绿色创新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然而，省长对绿色创新的推动可能因其职业阶段而异。具体而言，与即将退休的省长相比，未退休的省长可能会更加努力地促进有风险的绿色创新，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动力赢得政治比赛。为了实现更高的绿色创新绩效，未退休的省长将对地方企业施加更大的监管压力并提供经济激励。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H1: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与退休省长相比，未退休省长将促进当地企业更多地参与绿色创新。

借鉴锦标赛理论，我们从晋升动机和绩效评估两个角度考虑了可能改变锦标赛效果的边界条件。一方面，晋升预期可能会增强晋升的动力。如果未退休的省长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促进晋升，那么这种影响对于具有更大晋升预期的省长来说应该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高度重视锦标赛激励措施的非退休省长更有可能向与锦标赛目标一致或更容易受其影响的地方企业（如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施压，以取得更好的业绩。因此，我们研究了职业晋升预期、国家所有权和政治关系的偶然性作用。

• 职业晋升预期的调节效应

参考之前的工作（李&陆，2020；李和周，2005年），我们定义了在担任现任省长之前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省长具有更大的晋升预期。在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可能表明，省级领导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密切，更了解中央任命和晋升程序的运作方式，这导致更好的晋升前景（李和周，2005）。李和周（2005）认为，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历显著增加了省级领导晋升的可能性。此外，以前的研究指出，这种经验使省级领导能够与中央政府成员建立非正式联系，这些成员能够影响官员的评估过程，这是影响晋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晋升有更大期望的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绩效，以便在绩效评估中脱颖而出。因此，以前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非退休省长可能会有更大的晋升预期，这反过来也更有可能促进地方企业的绿色创新。

H2:对于晋升预期较高的省长来说，省内严重环境污染与非卸任省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交互效应会更强。

• 国有制的调节效应

国有企业的绩效往往与政府的需求/目标相一致，因为它们的运营直接受到政府通过所有权控制和高管任命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定义，国有企业是政府资产，因为它们的最终所有者是政府或政府控制的机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活动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它们需要努力实现政府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被视为准政府官员，因为他们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任命，并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准政府机构由一个官僚体系进行评估，该体系更关注政府政策的执行，而不一定关注政府的盈利能力。

这种制度设计为国企高管实现政府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因此，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可能会优先分配企业资源以满足政府的需求和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响应政府参与绿色创新的要求。我们假设如下:

H3a：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省内严重环境污染与非卸任省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交互效应会更强。

根据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者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我们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由于中央国有企业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议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中央政府赋予它们国家联盟地位（。尽管中央国有企业在各省开展业务，但这些国有企业高管的绩效评估由中央政府或其机构（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地方政府对这些中央企业没有管辖权。Chen等人（2022）观察到，由于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国有企业可能获得最好的资源和特权，因此不太可能响应地方政府的要求，如碳减排目标。相比之下，地方国企高管的任命和绩效评估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可以向这些地方政府施加直接压力，以满足其要求。研究表明，地方国企高管可以晋升为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为了实现这一晋升，他们需要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地方国有企业比中央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响应地方政府的要求进行绿色创新。

H3b：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省内严重环境污染与非卸任省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交互效应将强于中央国有企业。

• 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献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有利的监管待遇，并有助于获得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例如，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并且可能适用较低的税率。此外，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渠道，通过这种渠道，企业可以与政府进行深入互动，从而更好地了解政府的严重关切。这些互动还可以更直接地转移政府的预期和压力。先前的研究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有可能追求政府或公民鼓励的目标，例如进行慈善捐款（罗和王，2021年）和承担环境责任（张，2017年）。因此，由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高度依赖政府获得资源或与政府密切互动，他们往往与政府目标一致，因此比其他企业经理参与更多的绿色创新。

H4：对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 来说，省内严重环境污染与非卸任省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交互效应会更强。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和数据集

我们使用2008年至2016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中国企业样本来测试我们的假设。根据定义，重污染行业是指其生产活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业，因此比其他行业更有可能从事绿色创新活动。

样本始于2008年，此前中央政府于2007年调整了干部评估体系。我们选择2016年作为结束年有两个原因。首先，在2016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其测量环境污染的方法，导致2016年前后的污染数据有很大差异。其次，在2016年7月19日，中央政府发起的中央环境保护检查（CEPI）推动即将退休和未退休的省长增加环境保护措施，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问责——这种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可能对官员的政治激励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选择2015年作为环境污染和政治激励的结束年，并将因变量（即绿色创新）前移一年以考虑滞后影响，因此绿色创新的结束年为2016年。经过筛选，我们从752个企业中获得了4732个企业年观测值的最终样本。

我们的数据来自多个来源:（1）省长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祖国、教育和过去的任命，都是从《人民日报》网站手动收集的；（2）省级环境污染信息来自《中国环境年鉴》;（3）上市财务报表的专利和财务信息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例如，李和陆，2020年）；（4）各省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信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2  测量

因变量：我们使用 IPC 绿色清单来识别绿色专利。遵循前人的作品，我们将绿色创新衡量为1的自然对数加上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自变量：非退休省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交互项系数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未退休的省长被定义为在下届代表大会时年龄小于65岁的省长，这意味着他们仍可以担任一个或多个政治任期。退休的省长被定义为下届国会时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省长，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担任最后一个政治任期。

环境污染：我们使用空气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代表，并创建了变量污染，该变量被测量为工业废气排放的自然对数。

调节变量：

晋升预期：我们创建了一个虚拟变量晋升预期，如果省长在中央部委担任副部长或更高职位，则该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

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被定义为最终控制者是政府或其机构之一的企业。如果企业是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等于1，否则等于0。

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最终所有者是中央政府，则等于1，否则等于0。同样，如果最终所有者是地方政府，则地方国有企业等于1，否则等于0。

政治联系：根据Zhang等人（2020年）的研究，如果企业的主席或首席执行官曾经或目前是各级（从国家到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则政治联系的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我们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文献显示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首先，我们纳入了企业层面的因素，包括研发支出、规模、年龄、净资产收益率（ROE）、债务、董事会独立性、股权集中度、机构股东和环境报告。第二，我们纳入了省域层面的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展（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最后，我们控制了省长的个人特征，这可能会影响政治激励。我们包括州长的性别、祖国、种族、教育和以前的工作经验。所有连续变量在顶部和底部1%处winsorized，以减轻异常值的影响。

4. 研究结果

4.1 实证结果

表1报告了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

表2显示了主要效应假设（H1）的检验结果，该假设预测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不退休的省长对绿色创新的积极互动影响。H1得到了支持。

不退休系数和污染系数都不明显；然而，他们的互动条件是显着积极的，这突出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不退休的省长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存在的重要性。污染的隐性系数表明，环境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来自具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强烈激励的管理者。

表3报告了调节效应的结果。

结果支持H2，晋升预期的调节效应具有经济意义。

结果支持H3a，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主要经济影响分别为5.4%和17.3%。

结果为H3b提供了支持。非本地国有企业和本地国有企业的主要经济影响分别为5.1%和18.9%。

结果表明H4受到支持。对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主要影响的经济意义为9%，而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主要影响的经济意义为38.6%。在图2、3和4中描绘了这些调节效应。

4.2.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解决与官员任命相关的内生性问题一个可能的担忧是，非退休和退休官员的任命可能不是外生的。例如，一位未退休的省长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个具有绿色创新发展相关特征的省份。换句话说，估计的影响可能是由被忽略的省级特征驱动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了2008-2020年间非退休和退休省长的省份分布情况，发现两组省份之间存在高度重叠。因此，中国非退休和退休省长的任命是外生的，这表明这一过程不太可能与各省的特点相关。

第二，我们排除了对官员年龄的另一种解释，一些人可能会担心政治激励取决于官员的年龄而不是职业阶段（即是否接近退休）。

此外，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环境污染和绿色创新的替代测量方法、替代估算方法和混杂变量的影响阈值进行了其他几项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我们的主要结果不是由潜在的内生性驱动的。

4.3. 机制分析

我们通过一系列实证测试了潜在的机制。首先，我们用环境处罚来代替监管压力。表5所示，环境惩罚是不退休州长用来促进绿色创新的机制之一。

第二，我们使用政府R&D补贴和国有银行贷款作为经济激励的替代。表5中的模型3和4表明，非退休州长比退休州长更有可能通过政府R&D补贴来促进绿色创新。另一方面，我们遵循Chen等（2022）并从CSMAR收集国有银行贷款数据。国有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表5的模型5和6报告了相应的结果，并表明未退休的州长比退休的州长更有可能通过提供国有银行贷款来促进绿色创新。

总体而言，与省长退休的省份的企业相比，省长未退休的省份的企业更有可能受到更多的环境处罚，并获得更多的政府R&D补贴和国有银行贷款。这一发现与我们的理论机制一致，即未退休的企业比退休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施加更大的监管压力（环境处罚）和提供更多的经济激励措施（政府R&D补贴、国有银行贷款）来促进绿色创新。

5. 讨论与结论

重新理解企业为什么以及何时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不仅对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对环境的可持续性也至关重要。当环境绩效被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时，我们发现官员的政治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我们进一步揭示，这种积极影响的晋升预期和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政治关系而得到加强。

我们的研究做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我们的研究通过将政治激励确定为绿色创新的新前因，推进了绿色创新文献。第二，我们的研究通过将锦标赛理论扩展到绿色创新的背景下，为锦标赛理论做出了贡献。第三，我们的研究丰富了与政治激励的后果相关的文献，从企业绿色创新的角度提供了政治激励可以减少环境污染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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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宇擎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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