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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十大关键词|巨潮

巨潮WAVE 2024-01-1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巨潮商业评论 Author 杨旭然


文 | 杨旭然


非理性


区别于理性和存在某种指引意义的直觉,非理性的显著特征在于倾向于从自身小的利害出发,经由情感的路径,去指导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决策。而更小的出发点,通常会与宏观环境、群体利益产生冲突。因此,非理性在很多时候都意味着能量的释放、行为的癫狂和运作的失败。非理性的迷惑性在于,它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昂,欢呼亢奋甚至是感动的泪水,这也给了人们以识别非理性的人和局面以依据——一些气氛热烈的演讲场面,通常由极小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类似的商业行为或投资动作,通常都会以失败告终。2024年,会有更多非理性的笃定言语,试图去指导他人的行为决策,甚至去影响各类国家经济政治政策走向的大事。如果能够观察到其利益的出发点,分辨这些观点言论并不难。


怯魅


繁荣时期的成功故事总带有额外光环,因为人们普遍无法解释爆炸式财富增长的动能从何而来,也无法看透庞大的公司事业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更不能说清楚时代是如何把个人成就推到令人咋舌的高度,只能在事后察觉到“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但环境的剧变,得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光环的另一面:曾经迅速崛起的公司和产业轰然倒地,曾经站在时代之巅的创始人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曾经笼罩在这些人和公司身上的一层神秘面纱,被不留情面地扒去,企业家和公司的“神圣性”在不断的怯魅中丧失殆尽。这给予一部分人以更多的思考空间:是应该更相信“人”,还是相信“势”?个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时代的变轨?如果没有,企业家、企业、投资人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怯魅本是进入新阶段前人们的必须经历,但如果停留于此,它将会是虚无主义的序曲。


无序


稳定来源于一个范式的有效,无序来自于稳定局面的松动。当一个范式进入到其生命周期的尾部时,原有的规则和规律开始逐渐失效,做“正确的事”所获得的收效逐渐减少,甚至起到副作用。一部分人意识到问题开始谋求新的突破和解决办法,而另一部分人则坚信之前那些“正确的事”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他们会寻找一些目标将问题归咎其中,并要求“扫除障碍”。于是,伴随着深化还是改变两条路径的逐渐清晰,思想与行动的混乱出现了。2024的开年,全球政治继承了2023全年的混乱无序,但其根本在于范式有效性的松动——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在地域、人群、行业中分配的不平衡,一部分丧失了生存空间。


科技


科技在如今的中国已如精神图腾一般的存在,被所有人视为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破局之法,不论是大国战略还是小民尊严,似乎都与科技的发展绑定在一起。显然这是一种正确的判断,过去很长时间里,是科技因子从中国经济中赚取着最大规模的利润,是科技实力阻碍着成为每一个人、企业向前更进一步。但科技本身的内涵极为复杂,每一步向前的扩展都需要时间和资本的投入,需要面对“拿来主义”的诱惑,更需要承担相当大的技术路线风险,这是市场上绝大多数行为主体所无法承受的风险。2023年,国家明确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更重要的是明确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2024年,这一路线必然将会深化并有进一步动作。在推崇科技图腾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对此有了足够充分的思想认识?


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在人类历史中实际上从未间断过,只是其对于中国有着相对独特的意义:观察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形,会发现这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四周有崇山峻岭、茫茫戈壁、大江大河和绵长的海岸线环绕,框架之内山川河流、平原高原和煤铁矿藏几乎应有尽有,形成了非常独立的发展环境。历史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的放缓,与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和外界可交换、可协作的空间有关。如今,欧美等海外国家正面临着通货膨胀严重、商品价格高昂、供应链紧绷等现实问题,而中国过剩且优质的生产能力,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制造业的天花板,无数各种各样质优价廉的商品被开足马力生产出来,且海运和快递价格之低廉,足以让这些商品可以在运往全球之后,能够继续保持强大的性价比。这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全球化2.0”时期。相比此前“全球化1.0”时期,如今中国的全球化是一个独立地理单元对全球其他地理单元的输出,是一种更加主动的走出去,是一种更加主动的与外界的交换和协作,是对中国以外制造业的进一步挤压。这意味着全球利益分配的骤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风起云涌。


营销费用


实业企业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困难有多种多样,其中最核心、最直接的就在于营销费用的无限拔高。此前商品按照制造业——渠道商——消费者的路径流通,中国难有能够统一全国的商品流通渠道,这些渠道分散、小规模且大量吸纳就业,规模化的实体企业对其有较强掌控力,无需为其支付超额费用。但随着实业——互联网公司——消费者之间传导链条的成型,三五个大平台取代了海量的经销商,几乎可以销售一切商品,实业企业们无法像此前掌控经销商一样,去掌控这些大平台。相反,实业企业想要入驻平台进行销售,包括与其他同业进行竞争,都需要向平台支付超额的营销费用,售卖商品所赚得的大量毛利必须贡献给电商平台。这是实体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之间难以破解的矛盾,并且有可能在2024年之后进一步激化。另外,在高货值、高毛利商品行业(以汽车、手机为代表)中,企业必须向内容平台和各路内容创作者支付大量营销费用,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激烈,以问界停掉懂车帝、易车网和汽车之家的投放为显著标志。


规模优势


如果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互联网、娱乐传媒等行业,就无法察觉和了解到制造业是如何运行的。对于一件商品来说,如果要售卖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性价比,而要实现性价比,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就必须并存,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获取尽可能优质的原材料和配件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要付出的成本。上游供应链企业在何时会尽可能多的让利呢?答案就在于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有了规模,就有了向上下游议价的能力,规模越大,议价的能力越强,产品的性价比就越高,消费者就越会青睐。2020年以来,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支付价格的重心在不断下移,但对于商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大环境下,谁拥有足够的规模优势,谁就更有可能成为这场“大逃杀”的获胜者。


M型社会


M型社会,由两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和大前研一先后提出的,主要用以定义和描述中产塌陷的社会分层结构——由于社会经济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一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跃迁,成为富裕阶层,而更多中产阶层则在失去工作或发展机会之后逐渐陷入贫困,被迫向下流动。经过几十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培育了海量的中产阶层,构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受限于不稳定的经济基础,其收入、社会地位、意识和情绪都非常不稳定。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经济体的高速发展,迷恋于旧范式的成功,本能地拒绝变化。他们已经难以融入到中下阶层的生活之中,又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高收入阶层和实权阶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幸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逐步脱离原有的、熟悉的高增长环境,中产阶层们进入到“M型社会”的右侧的难度变得极大,但落回左侧的概率却大得多。2023年,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但目前来看这种思考通常是无意识、幼稚且不成熟的,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命理、海外因素或某些意见领袖,并积极地向外宣泄和传导焦虑或愤怒的情绪,但对于如何真正改变自身处境,却通常缺乏思考,更缺乏行动的决心。“M型社会”在新的一年将被更多关注到,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在新的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变化。



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发艰难,而即便是科技产业、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和个人发展,这些发展的大多数果实也必将被一小部分人所摘取,因为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力量,在大资本的绝对力量面前都是苍白的。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改革开放上半场的那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是由各种限制、约束、控制、制约组成起来的局。每个人、企业都身处不同的局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生态位。对于无意脱离开这个位置的人们来说,识局意味着对自己更加清醒的认识,以及位置的稳固;而对于那些意图改变自己生态位的人来说,没有识局的能力,破局根本无从谈起。


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是道德经中经常被人提及的话,其中智慧历年来被反复解读。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世间的一切,都必然会走向自己反面。我们曾经做对的事情,最终会被我们做成绝对,走向极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必将会成为我们的负累,阻碍我们的前行。我们曾经弃如敝履的东西,最终会被敌人拿起来成为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东西,却会成为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稻草。道的变化与运动恒常不变,变的是每一个被贪婪与恐惧推动着走向一个非黑即白世界的、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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