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高管再现离职潮，三大路径升迁至“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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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离职潮”袭向高管层 ，三大路径升迁至“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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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2018是券业的“动荡之年”，连券商的一二把手都频频更替，更何况那些无职无权的从业者呢？

券商再现换帅

方正证券9月11日晚间公告，新任董事长施华已获高管任职资格批复，原董事长高利在任尚不到两年即告让贤。

至此，今年以来已陆续有十多家券商的董事长及总裁级职务发生人事变更。如果加上去年已有高层变动的20多家券商，且将范围扩大到董监高，则近两年有近1/3的券商出现高层调整。

其中，有些调整幅度有限，如方正证券高利，虽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但仍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因上半年就已经公告，所以新董事长（施华）早已到位，只等任职资格批复。”方正证券内部人士透露，公司本次人事交接属平稳过渡。 

相比之下，上个月招商证券总裁王岩的辞职，以及招商的公开招聘继任人选，则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对下属来说，高层的突然变动意味着不确定性。“新领导的提法和战略和以前相比（可能）都会不一样。”一位券商资深员工最近也在担心跟不上新的考核要求。

券商高管离职加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市券商高管离职人数分别为42人、88人、125人，涨幅分别为109%、42%，到了2015年离职人数突破200人，达203人。此后的2016、2017离职人数亦在200名以上，今年以来上市券商离职人数达138人。

券商高管在同一家券商任职时间差异较大，有的任职仅3个月，有的任职长达数年。比如以非上市券商华融证券为例，其总裁裴云华已于今年1月底卸任，而这距离北京证监局2017年11月10日公布裴云华的高管任职资格核准批复，还不足3个月。

离职高管大多正值壮年，39—59岁成离职高峰。以最近两年的数据为例，离职的80后券商高管有12名，70后有92名，60后有170名，50后有61名，40后有4名。从数据上来看，因客观原因（退休、换届、工作调动、被免等）离职的有253人，因主观原因（包括个人原因、辞职、其他原因）离职的有92人。具体而言，退休15人、换届169人、工作调动64人、被免5人、因个人原因45人、辞职37人，其他原因10人。

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表示：“近年来随着市场程度的加深，人事管理机制和薪酬机制更为灵活、券商引入股权激励等激励机制吸引高层次人才，这也加剧了高层人才的流动。

从券商内部来看，能够上市的券商资质都较好，为了发展壮大自身，非上市券商多会高薪聘请上市券商的高管，同时，与其他行业相比，券商行业同质化高，高管跳槽后过去积累的管理经验和业务经验可直接迁移；此外，私募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也对上市券商的高管颇为青睐。

券商高管变动原因种种

券商高层的职务变动分为几类：一是因业务下滑或遭受处罚黯然离场；二是到龄退休，换上年轻一代的新鲜血液；三是跳槽另谋高就。 

“高层更替和业绩还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某券商高管透露，有些大股东对券商利润比较看重，在年初会要求总裁带头立下军令状。分管各业务板块的副总裁也会领到任务，一旦有人完不成业务指标和考核要求，就可能“被下课”。当然，也会参考行业平均水准，要是落差太大，主管者往往难逃其咎。 

还有部分情况是券商受罚后的“不得不”换人。如国海证券因“萝卜章事件”被监管处罚后，今年初，原总裁项春生辞职，继任者为来自平安证券的刘世安。直至近日，国海证券才期满“解锁”，资管产品备案、新开证券账户、债券承销等三大业务资质得到恢复。类似的，浙商证券原副总裁周跃先被公司宣布解聘，后因严重违法违纪遭调查。 

还有功成身退的。“完成上市，是时任董事长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在帮助公司顺利完成上市后就功成身退了。”浙江某券商内部人士表示。已完成上市的华安证券、财通证券都有类似情况，原董事长在公司实现上市后离任。 

当然，也有一批券商在原高管任期届满后，选择更换年轻血液。如第一创业证券原总裁钱龙海在16年后转换了岗位。新任总裁王芳是1977年出生的。去年年底，长江证券走马上任的总裁刘元瑞生于1982年，也是目前业内最年轻的总裁。

通往券商一把手之路

在离职的高管人群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券商一把手团队——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

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12日，有25家上市券商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离职，其中3家为民营券商，3家为央企国有企业、9家为公众公司即无实际控制人，9家为地方国有企业。

回看他们的工作履历，主要通过三大路径登顶券商管理层高位。

其一是一直在金融机构内任职；或在有同一家金融机构的体系内一路摸爬滚打升至券商一把手；或转战多家金融机构通过跳槽越升越高。

比如曾任中信证券总经理的张佑君即为根正苗红的“中信人”。1992年，张佑君加入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并参与筹备迈入证券领域，2002年担任中信证券总经理，2005年组建中信建投，2011年卸任中信建投董事长一职后，回归中信集团工作。

与张佑君的职业升迁履历相比，在多家金融机构任职不断取得升迁则更为常见，比如曾任中信建投总经理的齐亮自1992年以来现后在工商银行、华夏证券、中信建投、银河证券任职。

除了在金融机构历练成券商一把手外，另外两大路径则是“跨界”成为券商掌舵者。一是监管体系出身，比如证监会体系、银监会及银行体系、地方监管体系；二是教师或实业出身，多次跨界成长为券商的“一把手”。

比如曾在国海证券担任总裁的项春生出身于证监会体系，他历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科员、副调研员、副处长，2012年转至券商机构任职。再如曾任光大证券董事长的唐双宁曾在建设银行、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在此后的2003年4月至2007年6月任银监会副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券商“一把手”多出自地方监管机构。曾在浙商证券担任董事长的詹小张“启航”于浙江省交通厅航运局运输管理科科员，后在浙江省交通厅一路升迁。2006年转战实业兼任浙江金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到浙商证券任职。

除了在国家、地方监管层历练后“跨界”至证券公司，一路成长为券商一把手之外，还有的则“起家”于教师、实业，多次跨界升至券商一把手。

曾任西南证券董事长的蒋辉，早年曾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后在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任经理，再后来任重庆市证监局工作，升至重庆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此后落脚至西南证券担任过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方正证券董事长的高利亦是大学教师出身，后转至实业任职，再后来转至平安证券研究所一呆就是12年，此后就在多家券商任职高管，2016年在方正证券担任董事长。

前述证券公司要么为国有券商，要么为公众公司，一把手多要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背景，或是地方政府工作的背景。

而民营券商“一把手”的出处更广。比如曾任国盛金控董事长的谢基柱出身实业，曾任南平电缆厂技术工程师，一路在实业中摸爬滚打。曾在锦龙股份中担任董事长的蓝永强则是法律体系出身，曾担任法学教师、在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后转投至券商体系和实业体系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体系中镀金而后转至券商成为高管，这一跨界的路径较为常见。

王剑辉说：“这是现实环境所导致。中国是强监管的金融体系，有出身监管层的券商高管更熟悉政策，更多的能为券商在风控和合规上把关。完全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券商高管，在券商的内部管理上多是完全从业务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在券商的风控和合规上有所不足。未来随着市场化的加速和深入，券商高管尤其是董事长、总裁这一把手的来源将更加多元化，比如更多的高管将来自科技领域。

总而言之，券商的高层变动，往往也揭示了行业发展理念的更新。作为继任者，无论知识结构还是发展重点都将与以往不同，相关券商的发展战略也将相应调整：如有的倚重投行业务，有的看重资管业务，有的布局国际业务，还有些则明确将发展研究业务……

来源：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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