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籍、笔记中的海南民族民俗书写与文化启示（中）
二、名物与志怪:汉魏六朝笔记“述异”式书写的双向分化
若说史籍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述异，有比较文化同异以反衬正统，并进以歌颂圣德、宣扬王化之双层意旨的话，那么到了笔记这一类文献当中，颂圣宣化这一重意旨在文本的显性层面上被淡化了，却在“述异”这一层面上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从述异之中分化出猎奇志怪与考辨名物这两个倾向。
向达先生在《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一文中曾简要地解释了笔记方志等文献“述异”的原因：“汉时南方渐与中国相通，殊异之物多为中原所未有，览者异之，遂有《异物志》一类书籍出现，与《山海经》《博物志》相先后。”署名东汉杨孚所作的《异物志》，记录岭南名物（包括动植物、矿产资源等）的篇幅约三分之二，而记录民族风俗篇幅仅为三分之一。在《异物志》之后，以“异物”命名，记述南方地区风物的著作大量涌现，如三国时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谯周所撰《巴蜀异物志》、朱应所撰《扶南异物志》、薛莹所撰《荆扬以南异物志》，南北朝时陈祈畅所撰《异物志》，唐代孟管所撰《岭南异物志》、房千里所撰《南方异物志》等。关于这类著述的创作渊源及其演变历程，王晶波教授《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一文有较全面、细致的论述与总结:“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
虽然以“异物”为书写中心的笔记撰述风气在唐宋时期稍有缓歇，但笔记中的“述异”书写传统，实则并未废弃，而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又逐渐分化出两条路径，一是以张华《博物志》为代表的以“异”为中心的书写模式，一是以嵇含《南方草木状》、徐衷《南方草物状》等为代表的以“物”为中心的书写模式。
如西晋张华《博物志》，该著共10卷，虽名为“博物”，但实则以述异志怪为主，其以“异”为条目名称者比比皆是：如“异人”“异俗”“异产”（卷二），“异兽”“异鸟”“异虫”“异草木”（卷三），“异闻”（卷七）等，从条目的命名形式上，即可看出撰述者的“述异”心理。从内容上看，该书绝大多数篇幅所记述的并非正常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而是要在此之外以异闻异录的方式补充史乘、字书、方志的记述之缺。正如张华自己所言：“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博物之士，览而鉴焉。”尔后东晋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等，都是在张华之后履践并发展笔记写作中“志怪”一脉的代表之作。
以“志物”为中心的笔记写作传统，其渊源可追溯至两晋时期。这一时期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之说盛行，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登仙与长生成为这个时代多数文人所共同关注与讨论的文化话题。道教之“外丹派”以修炼丹药、采摘草药作为达到登仙与长生的主要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激发着当时人们对于植物，尤其是异域植物的探寻与了解的欲望。这一时期，以考记植物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开始渐次风行。如旧题西晋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以及约生活于东晋至刘宋时期的徐衷所撰的《南方草物状》，根据现今所见辑文来看，主要内容为记录南方植物的外观状貌、习性、气味以及用途等，虽然偶有关涉较偏远南方地区民族的饮食、医疗等方面风俗的记述，但总体的书写中心仍然是植物本身而非民俗，民俗只是作为记述的附庸，以加深人们对“物”的印象。如旧题晋嵇含撰《南方草木状》中记“甘薯”云：“旧珠崕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该记载反映了古代海南岛居民的生产习俗———不耕种稻谷而种甘薯，这一生产习俗与汉族有异。至于为何如此，或是海南岛气候适宜种植薯类且产量高，抑或是薯类食物的饱腹感更强，故海南民族多以此为主食。总之，通过这一条记载，我们至少可以了解海南岛居民的主要食物类别，同时也可以看出海南居民在饮食习惯（主食选择）上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此外，据此记述，还可以引发我们对民俗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深入思考，这也是这类记述文本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之所在。
在道家修真养生思想观念影响这一因素之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也是两晋以后笔记撰述偏向于以“名物”为中心的客观原因之一。相对低的生产水平，在客观上催迫人们形成一种对生活物质的渴望与寻求，因此，当时身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的上层贵族与文人，对边陲偏远地区的聚焦点自然首先会落在生产资源和生活环境这些方面，这是物质层面的原因。此外，重“名物”的写作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朝贡”制度的影响，史籍与笔记中所记述的各种地方物产，往往也是地方向朝廷进贡的主要贡物。而另外一层原因，则是“华夷之辨”这种传统却相对狭隘的民族观念约束着汉族文人的写作立场与文化态度，导致他们对本族文化系统之外文化因素，或轻视无视，或嘲讽排斥。
然而，受制于各历史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古代中国的交通、医疗、通信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今日，其时代愈早，其受限的程度愈高。故在中国古代历朝，虽贵为帝王之尊，但他们日常生活的范畴大多是在京城皇宫之内，他们在行历、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上，亦远逊于今日之普通人。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中国，距离政治中心愈远的区域，其物产、民族、风俗等文化信息的传播路径就会愈长，环节就会愈多，发生文化曲解、改述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像海南岛这类在中国古代很长时期都被视为荒蛮之地边疆地区，其居民被视为蛮夷或蛮黎，与之相关的地方风俗与民族文化，总体而言很难进入到古代正史的编撰视野之中；就算是私人写作的笔记类文献，因绝大多数作者都未曾涉足海南岛，就连道听途说的途径都极少，且交通水平客观限制着他们的行历与闻见，所以海南岛及其相关的民族民俗文化很难作为素材被广泛吸纳。在对古代文献进行爬梳剔抉之后中不难发现，汉魏六朝时期的史籍与笔记中与海南岛及其民族民俗相关的记述可谓凤毛麟角，极为寥寥。
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时期的史籍与笔记这两类文献中所涉及的“海南书写”，实际上是附庸在精英文化书写之“史传”这一大传统之中，就算是“笔记”类著述，亦未跳出这种书写模式。其对海南地理物产、民族语言、民俗民风的书写，包括对边远辖区以及一些周边国家况貌的记述，总体上仍是以“述异”传统为主的书写。早期典籍中对地方物产资源的记录，大多未直接关联民族与民俗层面，而是止步于对物的书写，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民俗文化而言，相关文本呈现的是一种对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周边书写”。然而，民俗文化总体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我们可透过汉魏六朝笔记文献中对地方物产的记述，去研判、归纳地方的文化特征与脉络，如此则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在阅读研究的层面上向挖掘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这一中心靠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