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籍、笔记中的海南民族民俗书写与文化启示（下）
三、唐宋以来笔记对海南民俗的“多元”书写与文化认同
猎奇志怪作为一种写作风气，从大众心理的角度看之实可理解，但在古代的文史写作体系之中，这类风气终究是不够严肃、雅正的，有悖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故在南朝时，虽然志异志怪之风仍然盛行，但当时的文论家刘勰已开始对“猎奇”的撰述倾向作出批评，并明确地表示反对。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他认为写作“爱奇”源头来自司马迁，其云:“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还进一步指出“爱奇”风气遗祸深远：“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刘勰认为史学家的撰述，不应搜奇猎异，而应遵循正统的史观、史法与史例：“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刘勰的发声，对矫正史传写作乃至笔记写作中的搜奇猎异的风气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宋时期，国家形势的变化、交通水平的发展、文人身份、阶层的变化升降、博物传统的演变等多方面因素，都作用于这一时期的笔记撰述，使之产生了新的面相。就笔记文献中对海南这类边疆区域的书写而言，则是在唐宋以前的重名物书写这一传统之外，逐渐开辟出重风俗书写这一新的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在对地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观察与体认历程中，其立场、态度与观念的演变。
其实在早期儒家文献中，已有对少数民族文化持宽容与理解态度的记述，如《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欲，通其志。”相较于《禹贡》而言，这段文本除了较详细地描述“中国”与“四夷”各域民族生活习性之异以外，还进一步提出应对他族之思想观念有所了解，即所谓“达其欲，通其志”，虽然仅有六个字，亦足以证明在秦汉社会时已有跨民族文化交流之意识萌芽。
然而真正践行“达其欲，通其志”这一原则的笔记类著述，则盛行于宋代。也正是从宋代开始，文人笔记中对于海南岛及其物产、民族、民俗的关注与书写开始增多，这与宋代的学风转向以及宋代文人的生平行历的范围扩大有密切关系。
以苏轼为例，苏轼是历代贬谪海南的文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其在诗、词、散文、笔记等各类文体的写作中，都留下了很多与海南及其民族民俗相关的笔墨。如其笔记《东坡志林》卷二“唐村老人言”条：“儋耳进士黎子云言：城北十五里许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从者，年七十余，问子云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于官有益乎？’子云言：‘官患民贫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故为是法以均之。’允从笑曰：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云过予言此。负薪能谈王道，正谓允从辈耶？”
此条记载了海南儋州籍文士黎子云与本地村民“允从”的对话，谈论的中心是熙丰新法中关于“青苗法”这一项举措施行的合理性。儋州村民“允从”对“青苗法”的态度与认识，其实正与苏轼自己反对“青苗法”施行的政治立场一致，故而苏轼言其“负薪能谈王道”，这是极高的赞誉。也表明苏轼虽身处当时社会中政治、文化影响的边缘区域，但对边缘地域的居民、风俗并不似以往多数中土士人一般心怀抵牾与抗拒，对地域文化、民俗也不仅是停留在包容与认同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在他乡之俗、他者之言中汲获合理的思想与认识，并与之产生精神共鸣。据此可见苏轼不困于地域，不拘泥言者身份，秉循“兼听”之法以检验自我政治思想，这段记述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
《东坡志林》中的另一篇“书海南风土”，则在叙事上突出了一种现实生活现象表面的“二元对立”———“海南天气卑陋”与“儋耳老人百有余岁者比比皆是”。苏轼由这一对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个事实之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人之个体生命存在、延续与外部环境之关系这一话题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当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海南边缘化的地缘因素与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长寿无忧的这种反差性，催化了苏轼对于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策略的深思，使他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境界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苏轼在笔记中对海南的书写，代表着宋代文人对海南区域、民族文化的新型认知，是宋代文人对海南民族文化之观念、立场、态度的重要代表，具有典范意义。苏轼之后的宋代文人对于海南的认识，在观念内部亦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在所著的笔记中，对海南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以及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大多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与认同。
如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序》中记述岭南地区地理风俗:“风气清淑，果如所闻，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侮。”又如南宋曾任静江府通判的周去非，在笔记《岭外代答》中记述海南“黎母山”云：“秋晴若黎母山巅数百里，常在云雾之上，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见尖翠浮空，下积鸿濛。其上之人，寿考逸乐，不接人世。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见水泉甘美耳。”范成大、周去非为同时代之人，同有出仕岭南的经历，他们对于异域山川的书写方式相似：既赞扬南方地区的地理形胜、山川景致之美，又在这种边地风景的审美体验书写中体现出他们对南方地域及民俗的总体态度———认同与欣赏。
二人在其所著笔记中对海南黎族的民风民俗亦各有记述。如《桂海虞衡志》载：“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赀，多入黎地耕种不归。官吏及省民经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范成大曾于乾道年间出知静江府，海南岛全域皆属其管辖之地，此处他记述海南黎人容许外族人进入黎区生产生活之事，旨在肯定海南黎人品性中的包容与大度。
《岭外代答》卷二“海南黎蛮”条描述海南黎人性格云：“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大抵黎俗多猜。……性好雠杀，谓之作拗。周去非认为，黎族人早先性格中“质直犷悍”“多猜”“好雠杀”是为了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所形成的，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黎族与外界、他族的接触的范围和程度逐渐扩大深入，在生存环境、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之下，黎人的性格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也会因为逐利而产生一些不当行为，被人所诟病：“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
笔记是私家著述，在撰写时无须过多地考虑史学的立场与义例，因此周去非可跳出“民族对立”与“自我中心”这类传统而狭隘的民族观念的窠臼，从而更加独立地审量、思考少数民族的民俗与生活。他没有人云亦云地批判海南黎人的一些不当行为，而是另辟蹊径地去阐释产生黎、汉冲突的原因，他认为在汉、黎文化互渗过程中，两族在共同的生活地域之内，各自奉行本族所认可的生活习惯与行为准则，二者的差异容易引发争端。但这种冲突与对立，最终将随着历史进程推移、文化交融程度的深入而逐渐淡化，在“海南黎蛮”条中所记述的淳熙年间的各黎峒首领率族归化，即为例证。
上述周去非对黎汉冲突的原因的描述，虽然与《汉书·地理志》中所言相同，皆归因于汉人的侵扰，但在“海南黎蛮”这一条下的整体内容撰述上，仍与史家笔触有所区别：他没有像正史编撰者一样以汉族为中心进行书写，反而是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思考去驳正对海南黎族的一些“污名化”认识与言论。此外，他还赞扬海南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文化的积极学习与主动接受的态度和行为：“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同为对海南黎族的记述，周去非笔记所载与《汉书》中“元帝时，遂罢弃之”之类文辞相比，二者所蕴藉的民族观念与文化态度完全异趣。周去非不认为在海南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智识上有等级之差、优劣之别，他的记述真正地体现了“通其志，达其欲”这样一种“文化大同”观念。
《岭外代答》中关于海南民族民俗的其他条目，也不仅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这一书写程度，而是尝试去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现象形成原因。如：“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邕州溪峒使女，惧其逃亡，则黥其面，与黎女异矣。”周去非认为海南黎族与邕州（今广西南宁地区）溪峒族同有绣面风俗，但其产生原因则有差别：前者是为了避免扰掠而自我丑化，以此昭彰妇节，而后者是为了给女性做记号，以便于对她们实施人身控制。周去非留意到相同的民俗现象背后不同的起因，反映出其相对于前人而言更为多元且深邃的文化视角。
又如其考辨“儋耳”地名之由来云：“儋耳，今昌化军也。自昔为其人耳长至肩，故有此号。今昌化曷尝有大耳儿哉?盖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作大环以坠其耳，俾下垂至肩。实无益于耳之长，其窍乃大寸许。”此论发前人所未发，不仅说明了“儋耳”之名的由来与缒耳、离耳这类海南民俗相关，还从民族审美、宗教信仰等角度阐释了民俗产生的更深层次的文化缘由，这充分反映出周去非对海南文化的体认，已远超出观察、猎奇的层面，同时也体现出宋人笔记撰述中的一种文化自觉。
总体而言，宋代的文人多博学而有雅识，他们对于边疆地区的山川名物、少数民族及其民俗、服用等方面的认知，已经一改先秦两汉时对立排他、猎奇叙异、志怪嘲讽的态度，而转为温和、包容甚至是希慕、向往的态度。如苏轼、范成大、周去非等人的笔记撰述，可典型地体现出宋代文人相对包融并蓄的民族观念和文化态度，虽然这些著述中亦有反应儒家文化主体与中心的内容，但其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海南民族文化的书写，可以作为宋代文人所怀有的朴素“文化多元”观念的例证。
宋代以后的文人笔记中所记述海南及其原居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其史料来源和行文多因袭唐宋笔记中的内容，而新添的记述较少，如明代罗曰褧《咸宾录·南夷志》中“黎人”条下的内容基本迻录自《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二书。清代对海南及其民族民俗文化书写的笔记中，以屈大均《广东新语》最为完备，其在资料文献的丰富程度上远甚于宋人，但其所反映出的文化立场与民族观念，大体亦与宋人一致。
余论:笔记中的民族民俗书写对新时代海南民族民俗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先秦两汉史籍文献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书写，总体上可视为一种精英书写的“大传统”，且这种传统在班固《汉书》之后基本已经确立且为历代文人广为认可。在后来的笔记撰述中，“大传统”中的一些观念与认识会下渗于“笔记”这一类撰述之中，而对于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书写，恰恰是笔记类文献中异于正史记述并具有特殊价值之处。
古代文人对海南地区及民族民俗认知的演变，正可借助于笔记这类文献勾勒出其相对清晰完整的脉络，以补史籍之偏颇或阙失。如其在撰述观念的演变上，经历了从忽视———子不语怪力乱神，到排他性的“述异”式记录———作为嘲讽、戏谑对象或反向标杆，再到“同化”性描述———为了强调儒家的正统、主体地位，将其他民族文化元素作为附庸，以凸显“汉”民族中心，再到后来将海南民族文化作为一条独特的脉络进行书写，所形成的文本大多是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是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特殊呈映。透过笔记对海南民族民俗的书写，我们可以从特定角度深入观省海南民族民俗文化在中华文化谱系中的地位扬升与变化，了解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与时代互动的具体路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来的笔记，或以宽容的态度、或以沉浸式视角、或以理解之认同的态度来书写边疆地域的民俗、民族文化元素，使文化整体呈现“一国”而“多地域”“多民族”的多元面貌，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作为“小传统”的笔记类著作，其所包含的民族文化观念在现今新时代民族文化建设的背景下，也有着特殊的启示意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传承，需要多元的文化撰述立场作为支撑；在承认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时合宜的保护，其必要性无须赘述。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建构历程中，我们对民族民俗文化既应有全面、合理的认识了解与吸纳，同时也要注意求同存异，在文化观念与态度的建设上，不要重蹈古代史家“一元论”与“中心论”的覆辙，应建立兼容并蓄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格局，以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多向互塑，这也应是当下诠释“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方向。
【注】本文原载于《南海学刊》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