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一代
我之前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我待办事项单子上的一些简单容易的小事反而最难完成。问题的答案比我料想的要复杂得多，但同时又明晰得多。
作者 | 安妮·海伦·彼得森 (Anne Helen Petersen)
翻译 | 华思睿，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
（以姓氏笔画排序）
校对 |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英文原文于2019年1月5日首发于
buzzfeednews.com
英文版链接：https://bit.ly/2F8ONJA
“2016年大选的时候，我本来想着要去注册的，但是等我得空去时截止日期已经过了……我特别烦寄东西，一想起来就心累。”去年秋天，27岁的蒂姆如此对《纽约杂志》解释。与该杂志采访的另外11位千禧代人一样，他可能不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投票。“照理说确实没有很大工作量——填个表，寄出去，然后按时去指定地点。但是这种杂事的话如果我不是特别有热情，我会真的很不想做。”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蒂姆承认了过去朋友帮他搞定过选民注册；他本来打算中期选举的时候努把力，自己把这件事情搞定。尽管他指出过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无力一定程度上由于ADHD，他的回答依旧引发了一大波当今常见的对千禧一代“懒癌”的批评。舆论情绪众口一词：该长大了；过日子哪有那么难。“所以世界不会毁在原子弹上，而会砸在一群不知道怎么寄信的千禧一代手里。”HuffPost国会记者马特·富勒（Matt Fuller）发推说。
蒂姆这种态度几乎是千禧一代标签的核心：又懒又娇气，却还特把自己当回事，扶不上墙。千禧一代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活‘成人’样”（Adulting）——活得像个成人——来描述独立生活中的一切杂事，然而千禧一代做得很失败。很多时候所谓“Adulting”在外人听起来就像宠坏了的孩子抱怨人生的常态：人活着不但要付账单，居然还得去上班；饿了不但要跑出去采购，想吃的话还得自己回家弄熟；你的所作所为都有需要承担的后果。“活‘成人’样”很难，因为人生本身就很难。如同Bustle杂志对读者的进言：“如果你非要用这个态度，那啥事看起来都很难。”
千禧一代热衷于吐槽其他千禧一代坏了他们的名声。但尽管我对这个27岁的男生懒得寄信这件事怒火中烧，却自己深陷一种过去五年慢慢养成的痼疾——“杂事无力”。有的时候我会把杂事放在每一周的必做清单上，又接着一周一周往下拖，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磨刀，把靴子送到修鞋铺，给我的狗换证，给朋友寄一本我新书的签名版，约皮肤科医生，把书捐到图书馆，给车吸一吸尘。我的个人邮箱里待回复的成把的邮件被久置得要发霉了——老朋友的来信，以前的学生问我过得怎么样，等等等等；收件箱成了我另一个代待办事项列表。现在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惭愧收集箱。
而我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却并没有这样消极怠工。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出了两本书，搞定了一个横跨美国的搬迁；我做饭，安排旅行，按期还学生贷款，经常健身，等等。但是一旦涉及到那些无聊的、中级优先度的、不会让我工作更容易或者对事业有帮助的杂事，我能拖就拖。
这些杂事给我带来的羞耻感与日俱增。我提醒自己我妈妈几乎总在处理这些杂事。她爱做这些事情吗？当然不，但是她会把该做的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乍一看这些任务都没什么难度；然而我意识到，这些任务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这些事情的首要受益者是我本人，但实际上并不会真正显著改善我的生活品质。这些似乎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让我很无力——与注册投票无力的蒂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无力的不只是我和蒂姆。我的伴侣因为每周心理咨询的医保报销表格的提交步骤实在是太繁琐难懂（设计者其实是有意为之），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去报销而是自掏腰包交了一千多美元。另一位女士告诉我她有一个包裹一年之前就该寄出去了，但现在还在她房间的角落里躺着。一位朋友承认，他已经囤了几百美元不合身的衣服，因为一直懒得退货。杂事无力，邮局焦虑症——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
在过去的两年里，编辑、家人和朋友都提醒我可能正在会陷入职业倦怠（burnout，又译为“过劳”）的边缘，我却没有当回事。在我看来，职业倦怠只有人道救援人员、高级律师或者调查记者才会有，是去海滩上躺一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还在工作，还能做成不少事情，离燃烧殆尽还有很远。
但随着我对自己杂事无力的思考越深入，我职业倦怠的症状表现出的就越多。事实上，职业倦怠与其所带来的行为和重负并不能通过度假来治愈。它不仅是高压工种所特有的，也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病痛；这是千禧一代的通病，是我们生活的底色，是我们一切行为的背景音乐，是现实的常态，是生活本身。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对于最近的这些挣扎有了新的理解：为什么我无法完成这些杂事呢？因为我被烧干了。我为什么被烧干了？因为我已经内化了一种想法——我时时刻刻都应该在工作。我为什么会内化了这种想法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所有人所有事都在明着暗着强调这一点。生活从来都是很艰难的，但是对我们千禧一代的生活所特有的困难，我们却没有得到足够准备来应对。
所以现在怎么办？我是应该多去冥想？跟老板多要一些休息时间？把工作下放出去？进行自我保养？限制我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换句话说，我如何优化自己来完成这些杂事，并治好我的慢性倦怠？千禧一代都已经三十而立，而我们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却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本身就问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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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千禧一代”一直被用来概括形容并解释年轻人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点，但在2019年，千禧一代已不那么年轻：最年轻的千禧一代是22岁，而像我这样最老的已经38岁上下。所以无论是千禧一代自身还是旁人都需要调整评论这个群体的方式与角度。我们不再是不中用的小崽子们了；我们是堂堂成年人。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暂时的，而是结构性的。
许多被归罪于千禧一代的行为其实属于1981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白人中产阶级人群。但即使你不是一个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千禧一代，你也受到了塑造这一代的社会和文化潮流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父母或是婴儿潮里比较年轻的一波，或是X世代里比较老的一波；他们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养育了我们。与前几代人一样，大家都期待自己的下一代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在经济条件上都会比以前更好。
但随着千禧一代人到中年，这种预期并未实现。从经济条件来讲，我们中大多数人比我们父母同年龄段时差了很远。我们的储蓄更少，资产更少，更不稳定，学生债务更是多得多。“最伟大的一代”经受了大萧条然后得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婴儿潮一代受益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X世代有放松企业管制和涓滴经济助力。我们千禧一代呢？我们这一代是有风险投资，但也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产阶级的衰落，1％的上升，工会的衰退；稳定的全职工作也越来越少。
随着美国企业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擅长盈利，下一代必须要更具有竞争力。我们不能只靠学历就能换一份能够让我们稳稳当当在55岁退休的工作。和前几代人相比，千禧一代更需要不断优化自己，成为最好的工作者。
而这个准备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在《如今的孩子：人力资本和千禧一代的养成》一书（Kids These Day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中，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列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很小开始就在一层层的学校里以各种方式被培训、被定制、被准备和被优化，以便进入职场。哈里斯写道，“风险管理曾经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现在是一种主导的育儿策略。”在不同年龄段，父母允许或者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譬如玩“ 危险的”游乐场设备，不带手机出门，独自开车等），以及如何让我们做必须做的事（学习，探索，吃饭，玩耍等），都渗透着风险管理的思维。
哈里斯指出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是育儿标准的行为，都是“优化”儿童游戏的手段；这种态度通常被称为“强化育儿”。在小区里跑来跑去演化为家长监督下的“玩伴约会”。松散的日托演化成了有教学计划的幼儿园。小区里踢踢罐头瓶或者临时加入别人一起玩玩演变成了有组织、有管理的全年联赛。无法消耗的能量会被诊断为多动症，用药物和纪律约束起来。
我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童年只是部分被如此优化和监管着，很大一部分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北爱达荷州一个村里，有组织的活动很少。课间休息时我全在玩（非常危险的！）跷跷板和旋转木马。虽然我骑车玩滑板都会戴着头盔，但除了我哥哥和我以外没有别的孩子这么做。高中大学我都没有参加过实习，因为它们还不是任何成长过程中的标准化组成部分。我上钢琴课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我更美好的未来。我没有参加SAT辅导班。我上了一个AP课程，并就根据“最佳大学”一书中的小段介绍和大学的招生简章册子挑选并申请了大学（纸上，手写！）。
但在那之后，这种对育儿、对儿童娱乐时间、对择校的态度就开始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限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小资阶层过分介入的“直升机式”父母中：除了“强化育儿”之外，千禧年父母的特点还包括“警戒”育儿（“vigilante” parenting)，正如社会学家琳达·M·布鲁姆（Linda M. Blum）所描述的那样，“母亲对孩子坚定不移的监督和帮助，因为她把这看作是非她莫属的，必不可少的道德责任。”
最近的研究表明“警戒育儿”的行为是不分种族或阶层的。也许一个上层阶级住在郊区独栋的家庭会在孩子爬藤上大量投资，而费城的一个自己没机会上大学的妈妈会同样为了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投资。也许具体目标有所不同，但随之而来的监督、态度、风险评估以及整一套对孩子达到该目标的安排都非常相似。
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开始理解这种育儿态度的实际后果。毕业四年之后，校友们会抱怨现在学校里充满了书呆子：星期二都没人开派对！“现在这些小孩们，太呆傻了，我们那时候酷多了！”我以往对这些老生常谈都是一笑了之；但当我多年以后回到校园任教时，才意识到现在的学生对在校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多么本质的改变。学校里仍然有烦人的兄弟会男生和花哨的姐妹会女孩，但他们比我们那一辈人勤奋多了：他们翘课更少，课后指导次次全勤，从早到晚都在回邮件。尽管如此，他们依旧对成绩充满焦虑，一想到毕业就紧张，遇到要求有创造性发挥的作业就束手无策。他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密切的指导，他们也希望我来指导他们。一言以蔽之：他们充满了恐惧感。
每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害怕，担忧未来。但这届学生太不同了。我那一届文理科学生毕业后都散落在各地的各种临时工作中：我在一个骑马农场；一个朋友做暑期保姆；另一个去了新西兰农场；还有一些成了漂流向导，然后转行为滑雪教练。我们并不认为第一份工作很重要，而是觉得这仅仅是一份过渡性工作，我们最终总会找到一份一辈子的职业，虽然路程也许蜿蜒曲折。
但是现在的学生坚信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仅会决定他们的职业轨迹，还会决定他们余生的内在价值。我有一个学生申请了几十份实习工作和研究金项目都没成功，我对她说，她应该搬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弄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喜欢。她听到这话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这可怎么跟父母交代呢？我得找一份我自己有激情又很酷的工作啊。”
她对工作的期望概括了千禧一代所受到的的培养，即把找到一份既让父母满意（稳定，薪酬好，体面），也能受到同辈们羡慕（“酷”的公司）的工作内化为一种需求，并且还得实现他们所有童年优化教育指向的终极目标：做一份你自己有激情的工作。至于那份工作是职业体育运动员，Patagonia（户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经理，创业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不如给上述所有选项打勾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千禧一代真的开始寻找那份梦想职业，并开始“活‘成人’样”，却感觉事与愿违时，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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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较为年长的千禧一代一样，我自己的职业道路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21世纪之初，当我们很多人刚进入大学或职场时，互联网泡沫破裂了。随之而来的金融废墟虽不像2008年危机那样影响广泛，但也导致了工作市场的紧缩和股市崩盘；这也间接地影响到那些大学学费依赖父母投资的千禧一代。2003年当我本科毕业搬到西雅图时，在这个城市生活还不那么贵，但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很紧缺。我做了保姆，一个室友做了助理，还有一位朋友去做了后来被称为次级房贷的销售。
我做保姆那两年很艰难——我无聊得发僵，每天上下班单程要一个小时——但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段不深受职业倦怠之苦的时光。我有一部手机，但连短信都发不了；我每天在朋友屋里的台式电脑上查一次邮件。因为我的工作是经由保姆中介签约，合同里包括了医疗保险，病假日和带薪休假。我一年挣32000美元，房租每月500块。我的本科没有学生贷款，我的汽车也是付清的。我存不下什么钱，但我还是有钱看看电影下下馆子。虽然工作本身无法给我带来任何思维上的刺激，但是我的本职工作——照看两个婴儿——做得还不错，上下班之间的分界也很清晰。
两年之后，我的朋友们很多都进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法学院、医学院、建筑学院、教育硕士、MBA等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知识有多么饥渴，而是因为我们对稳定的中产工作很饥渴。不管是否正确，我们被告知那种工作只能经由研究生院才能获得。正当我们进入研究生院、我们后面的一拨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危机影响到了所有人，但它对千禧一代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我们今后在工作市场中的走向。更多有工作经验的人和刚被辞退的人拿走了那些本来是为毕业新人保留的低端和入门级工作。我们找不到工作，或者只找得到兼职或没有福利的工作，甚至靠打多份杂工拼凑成一份全职工作。于是我们回父母家住、找合租、回学校读书，想方设法过下去。毕竟我们是善于见招拆招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
表面上看来，日子是过下去了。经济恢复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从父母家搬了出来。我们找到了工作。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获得财务上的安全感。因为读书（研究生、本科、职业学校、线上学校）在当时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生路，我们很多人都因此债务累累，然而毕业后的薪水却资不抵债。如果你进的是营利性学校，情况就更糟，四年制学位的平均总债务高达$39,950，而且毕业后的工作前景更惨淡。
读研究生过程中，我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像我这一代很多人一样，我赋予了这笔债务“合理性”，即这是我达到最终目标的唯一途径。这些目标是：1）一个“好”工作，2）很酷或者听起来很酷，3）能让我追随我的“激情”。在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份全职的通往终身教职的媒体研究教授。在过去，读博士一般不会需要贷款：博士生们在读学位时兼任助教，不仅减免学费，还会有生活补助。
这种模式在1980年代开始改变，尤其是那些受州政府预算裁剪影响的公立大学。助教比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便宜太多；于是学校维持并扩招了博士学位项目，尽管学校给这些博士生付工资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少。即便如此，数以千计的博士生仍然固守着找一份终身教职的执念。学术市场越是紧缩，我们工作就越得努力。我们没想过要打破体制，因为那不是我们受过的教育。我们想在体制中成为赢家。
我从没觉得体制是公平的。我一直知道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胜出。我只是相信我能够通过不断自我优化从而成为赢家中的一员。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这种心态带来的真实后果。在大学里我很努力；不过作为千禧一代里较为年长的一员，我对工作量的预期比较低。我们喜欢说“使劲工作、使劲玩”，这两者之间是有明显界限的。进了研究生院，我才学会像千禧一代那样工作，也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我的新座右铭是“所有好的都是坏的，所有坏的都是好的”；也就是说，那些本应该让人感觉良好的事情（休闲、不工作）让我感觉很糟，因为我会因为不在工作而内疚；那些本应该让人感觉很糟的事情（一刻不停地工作）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在努力向成功奋斗。
在我的硕士学位项目里，研究生的劳动报酬几乎是剥削性的，不过我们有工会，报酬水平可以让我们在毕业时不至于欠债。我们的医疗保险很不错；上课学生人数也不是太多。但这些到我在德克萨斯州读博士时都变了。德州是一个所谓的“有权工作”的州，这意味着即使有工会存在，它也没有谈判的筹码。每个月我的工资在交完奥斯汀的房租之外只剩下$200。我教的课最多时有60个学生。我这一届学生里除非是配偶有“真正的”工作或者家里有钱，其他人都不得不贷款；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份不存在的工作而欠债。我们要么继续工作要么失败。
我们申请贷款时，联邦政府保证过，如果我们毕业后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比如在大学教课）并且在十年间按时按工资一定比例还款，那么还没还清的部分就会被勾销。去年，也就是符合条件的毕业生们能够申请勾销贷款的第一年，只有1%的申请被接受。
每当我们谈起千禧一代的学生贷款问题时，我们不只是在说偿还贷款让我们无法参与“美国梦”的传统消费，比如购买房产或钻戒，问题还包括我们因此付出的心理上的代价；我们意识到，我们一直以来被教导而且信以为真的那些值得付出劳动，值得欠债，值得自我优化的东西，其实都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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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种领悟更杀心的是网上其他人过着的看起来很酷、很有激情、很值得一过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看到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拿这些来衡量自己。我发现千禧一代对社交媒体上的具体财物并不那么嫉妒，他们更嫉妒的是这些财物所折射出来的整体体验，也就是那种让人说“我想过你这种生活”的东西。那种令人艳羡的闲适的旅行，养宠物养孩子，身处的美景，还有享用的美食，不仅让人向往，而且是充满平衡感，心满意足，没有过劳之苦。
虽然工作本身一般不在这些场合被展现，但它一直存在。时不时的，会有照片展示一个工作空间，或有趣或怪异，且总是让人充满成就感或满足感。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想要逃离工作的：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享受生活。
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尤其是Instagram，正是辛苦却又充满成就感的工作及其果实的展现。最让人心生嫉妒的是那些暗示已经达到完美平衡境界（使劲工作，使劲玩！）的照片和视频。不过当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完美境界还是镜花水月。在社交媒体发帖毕竟只是我们打造自己生活叙事的手段，试图说服自己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们一直被教导，如果有一份“充实”的工作，并有同样完满的个人生活以及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平衡，我们就应该体验到一种满足感；如果我们没有感到满足，那么最能够说服自己有这种满足感的方法就是显示给别人看。
对于很多千禧一代来说，在领英、Instagram、Facebook、推特这类社交媒体上的存在已经成为了找到并保住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纯粹”的例子就是网红；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在网上的自我表演和调节。而对于很多“知识工作者”——即应对、处理或诠释信息的劳动者——社交媒体也是推销和打造自己品牌的手段。记者使用推特来了解其它新闻，同时也通过推特来建立个人品牌和吸引关注；人们用领英不仅仅是为了简历和职场社交，也是为了发表文章来打造自己作为管理者或是创业家的人设（所谓“个人品牌”！）。虽然这并不是千禧一代独有的行为，但我们完善了这一过程，并为其他人设定了标杆。
“品牌塑造”这个词确切地描述了这种工作，因为它强调了千禧一代的自我已经变成了一种产品这一现实。就像童年时期一样，优化这一品牌的努力模糊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当你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记录属于你的体验、在推特上发表属于你的观察，就没有了“下班”这一说。智能手机的兴起使得这些行为变得更简便，也因此更加普遍、更加标准化。在Facebook早期，你必须要用数码相机拍照，上传到电脑上，然后将照片发布在相册中。如今，你的手机就是一台精密的相机，随时准备好记录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P过的图片中，在一条接一条的短视频中，在不断更新的Instagram故事中——帮助你为公众消费而进行自我表演。
手机也是把人拴在“真实”工作场所的链子，和社交媒体一样不可或缺。电子邮件和Slack让员工随时随地都能联系，都能干活，即便当他们已经不在实体工作场所，在传统的朝九晚五有偿劳动的时间之外。跟他们谈下班时间没有用，因为千禧一代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停止工作的许可；相反，能够随时待命成了进一步凸显自己的方式。
“我们被鼓励制定策略和计划来找到能有效投入工作的地点、时间和角色，”《如今的孩子》的作者哈里斯写道。“效率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是被精密打磨的一代工具，在娘胎里就被精雕细琢成了高效、成功的生产机器。”
但正如社会学家阿恩·卡勒伯格（Arne L. Kalleberg）指出的，效率本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工作保障、更高的薪水、甚至是更多的闲暇时光。简单来说，就是更好的工作。
然而，我们工作得越多，越是证明了自己效率高，我们的工作就变得越糟糕：工资越低、福利越差、工作保障也越烂。我们的效率并没有帮助我们克服工资停滞；我们的忠诚踏实也没能让我们变得更有价值。无论被剥削得如何严重，我们对工作的献身只不过是在鼓励和支持对我们的剥削。我们忍受雇主给我们的恶劣待遇，因为我们没得挑。我们不会甩手不干。我们已经内化了我们还不够努力的想法。我们还要当斜杠青年。
所有这些童年时代、大学里和网络上的优化，最终造成了年轻一代最显著的状态：过劳（Burnout，又译作“职业倦怠”），无论阶层、族裔和地域。1974年，“过劳”首次成为一种心理诊断，心理学家赫伯特·弗罗伊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将其描述为“因过度工作或压力导致的身体或精神崩溃”。过劳和“筋疲力竭”（exhaustion）虽然相关，本质上却属于不同的类别。筋疲力竭是指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步；过劳意味着在抵达疲惫状态后依然逼迫你自己不断向前，再持续几天、几周或几年。
更糟糕的是，完成一项让人筋疲力竭的任务——通过期末考试！完成大型工作项目！——之后的成就感永远不会到来。“过劳状态中经历的疲惫既包括对完成状态的强烈渴望，也包括无法完成的痛苦，总是有一些无法抑制的需求、焦虑或是分散精力的事情，”专门研究过劳的心理分析师约什·科恩（Josh Cohen）写道。“当你耗尽了所有自身资源，却依然无法摆脱继续干下去的神经性冲动时，你就会感到过劳。”
在科恩关于过劳的著述中，他特地指出其历史渊源；他在书中说，“忧郁的厌世情绪”在《传道书》中就出现了，希波克拉底诊断过，它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病，是对“不断变化”感到迷茫的一种症状。19世纪晚期，神经衰弱症折磨着因为“现代工业生活的节奏和压力”而崩溃的病人们。过劳的强度和普遍程度各有不同：这并非是少数人经历的因变化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当代生存状态，在千禧一代中尤其普遍。
忙于时间不固定的零售工作同时还得开Uber并安排人照顾孩子会过劳。享受专业烹调的高档午餐和免费洗衣服务而通勤要花70分钟的创业公司员工会过劳。开四门兼职课程、靠食品券维持生计、同时还要再努力一把发表学术文章来争取拿到终身教职的学者会过劳。没有医保和带薪假、自定工作时间的自由平面艺术家会过劳。
要了解千禧一代为何过劳，一个方法是近距离考察被我们这代人“消灭”了的东西和行业。我们“消灭”了钻戒，因为我们结婚晚（或者根本不结婚）；而如果我们真要结婚了，双方又都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按传统习惯拿出两个月的薪水买钻石订婚戒指。我们在消灭古董家俱，转而选择“快家俱”——不是因为我们讨厌祖父母的旧物，而是因为我们要辗转全国各地追逐稳定的工作，没钱带着古旧家俱和易碎的瓷器到处跑。我们把坐下来用餐的小食店（Applebee’s，TGI Fridays）换成了快餐店（Chipotle等等），因为如果我们要花钱吃饭，就应该要么是值得排队等待的体验（可颂甜甜圈! 世界闻名的烤肉! 网红餐馆Momofuku!），要么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
连千禧一代时兴的事物——比如运动休闲——也反映了我们的自我优化。你妈妈可能觉得瑜伽裤看起来很邋遢，但它们一物多能：你可以在健身课、Skype会议和接送孩子之间无缝过渡。我们用Fresh Direct和亚马逊，因为它们可以省下时间让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千禧一代最根本的批评——我们又懒又自以为一切都理所应得——如此令人不爽：我们如此拼命，甚至想出了如何避免浪费时间吃饭的方法，却因为要求公平的薪酬、远程工作等福利（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成本更低的城市）、充足的医保、或是401(k) 养老金（这样我们理论上才有可能不至于工作到死），就被人说有优越感。我们因为坦诚讨论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或者我们有多累，就被人说满腹牢骚。人们看不见我们超长时间的工作和过低的报酬——因为现在我们找工作意味着在领英上搜索，“加班”意味着在床上回电子邮件——我们的劳动强度常常被忽视或贬低。
美国职场劳动状况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抹去问题。焦虑可以用药治疗；过劳可以通过心理治疗逐渐正常化，虽然偶尔仍会招致婉转的责备（因为你花在心理治疗上的时间本来可以用于工作）。没有人会说我祖母搅拌黄油或是手洗衣服不算工作。但规划四口之家一周的健康饮食，列好购物清单，找时间去菜店，然后做饭和刷碗，做这些的同时还得干一份全职工作呢？这不过是做母亲应尽的职责，不是劳动。
在女性中，尤其是有家庭的直女中，千禧一代的过劳通常表现得不同，部分地与所谓的“第二趟班”有关——这是指女性既要在职场中工作，回到家还要做家务。（最近一份研究发现，如今职场妈妈照顾孩子所花的时间和1975年全职妈妈一样多。）可能有人会认为，对于有工作的女性而言，家务劳动会减少，或者夫妻双方会分担。但社会学家Judy Wajcman发现，在异性伴侣中，情况并非如此：总体来说家务劳动的确减少了，但大部分依然由女性承担。
导致过劳的家务活儿不仅仅是收拾碗碟或叠衣服——这些任务可以很容易地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更多是法国漫画家艾玛所说的“心理负荷”，即家庭的某一个成员——通常是女性——扮演类似”家庭管理项目负责人“的角色。管理者不仅仅要完成家务；她们还需要留心全家人的日程安排。她们要记得去买卫生纸，因为只够用四天了。她们最终要负责全家人的健康，操持家务和保养自己的身体，维持性生活，培养和孩子的情感纽带，负责老年父母的护理，保证账单按时支付，邻居得问候，家里得留人接待请来做维修服务的工人，节日贺卡邮件要保证寄到，假期要提前六个月规划，航空里程不能过期，还得遛狗。
女性们告诉我，看完了艾玛一再火爆的漫画后，她们都流下了眼泪：她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家务工作被细致描写，更别提得到承认了。对于千禧一代来说，家庭事务就是给无数的选框打钩：郊游得是“体验”；食物得是自家做的、必须既健康又有趣；身体要塑型，皱纹要最少，衣服要可爱时尚；睡眠要规范，家庭关系要健康；新闻要读还要理解，孩子要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并茁壮成长。正如《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所说，千禧一代做父母真是做得不屈不挠。
我们身边的媒体——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主流媒体，从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Netflix新剧到生活方式网红经济——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空间应该像我们的自我和职业一样达到优化。最终结果不仅仅是筋疲力竭，而是在两点一线生活中始终缠绕着我们的过劳。最常见的药方是”自我保养“。敷个面膜！去上瑜伽课！使用你的打坐冥想app！但大部分自我保养根本不是保养：这是一个价值110亿美元的产业，其最终目标不是缓解过劳的恶性循环，而是提供进一步自我优化的方法。这种当代的商品化迭代的自我保养并不是解决方案；它只会让人更加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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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千禧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把成年阶段视作一系列行为，而非一种存在状态，”《精英日报》（Elite Daily）的一篇文章解释说。“成年因此成了一个动词。” “活'成人'样”（To adult）是指完成你的清单——但所有事情都在清单上，清单无休无止。“今年我真的好想找到一个圣诞魔法，”一位女性在以自我关照为主题的Facebook小组里说道。“我有两个小小孩（2岁和6个月），虽然我们在读圣诞故事、唱圣歌、在社区里散步看彩灯的时候都很开心，但我感觉这是在本来就做不完的任务清单上再加一个清单。我感觉人都烧焦了。你们有同感和什么建议吗？”
“过劳”最让人不胜其烦还说不出口的表现之一是：它把趣事琐事职责义务全都混做一团，并“打扁”成一系列任务。最终结果就是从婚礼庆典到登记投票，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人产生怨恨、焦虑和逃避心理。当我连磨刀这种小事都做不了的时候，与其说是我犯懒，不如说是因为我做训练有素的千禧代人做得太久了。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杂事无力”的原发病灶。许多让千禧一代感到无力完成的任务都是不可能进一步优化效率的任务，要么是因为它们仍然顽固地以非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如邮局），要么是因为公司已经优化了自身及其业务处理，旨在尽可能地增加用户的麻烦（如与保险、账单或投诉相关的任何事情）。有的时候，低效率是公司有意为之：提交报销申请越困难，要求报销的人次就会越少。退货也是如此。
有些任务的困难性在于有太多的选择，造成了所谓的“决策疲劳”。由于我的职业要求，我搬了好多次家，每次都得重新寻找家庭医生、牙医和皮肤科医生，这个过程烦死人。我要找的并不是随便什么医生，而是既接受你的保险又要收新患者的医生。在Zocdoc（译者注: 网上找医生的服务）时代，找这样的医生似乎应该很容易，可是当你搬到一个新地方，没有朋友和家人帮你推荐时，太多的选项的确会使人瘫痪。
还有的任务呢，就是很枯燥啊，因为做过太多次了，而且费力不讨好。单调劳动带来的枯燥感通常被认为与体力劳动或流水线工作相关，但其实在“知识工作者”中也很普遍。Caroline Beaton写了很多关于千禧一代和他们的劳动的文章；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知识行业”的崛起 实际上就是“将单调劳动的介质从重型机械改为数字技术。......我们习惯于现代职场高强度有规律的任务。由于缺乏变化和刺激，我们就失去了兴趣。这导致了双重结果。首先，就像一种滴水刑罚，每重复一次都在增加痛苦，这时自我保护机制就会让我们越来越消极麻木。”
因此，我拒不回复一封友好的Facebook私信只不过反映了网上要求我关注的事太多：读别人的文章，推广我自己的作品，侃大天，防御水军攻击，或是点赞亲戚小宝宝的照片。
说实话，我明白这些都不是开脱自己责任的理由，也都不是什么符合逻辑的好理由足以让我逃避那些理论上我也知道自己想做或者应该做的事。但是愚蠢和不合逻辑的决定正是过劳的症状。我们做出自我损害的行为或躲起来，只为逃下不停运转的待办任务跑步机。这也可以用于解释千禧一代屡遭抱怨的工作习惯：迟到，错过当班，甚至不辞而别。有些这么做的人可能真不知道如何埋头工作。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工作得不好恰恰是因为他们有太多工作要做 -- 尤其是在缺钱的时候。
近年来，新的科学研究显示缺乏经济保障的人具有“巨大的认知负担”。生活在贫困中对大脑的影响类似于失去了13个智商点。数以百万计的千禧一代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只不过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无力拥有一张“经济安全毯”来减轻认知负担。贫穷意味着一个人会缺乏做决定的资源和时间精力，不论好坏，也不论做决定的身份是父母、员工、伴侣、还是社会一员。我们的生活越安稳，我们就越有可能做出让生活更安稳的决定。
然而我们都没法用”安稳“ 来形容当代美国生活。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移民身份、族裔和性别，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只会使人们的未来、人身安全和就业状态更不稳定。有病之人的医疗保险一直被质疑或前途未卜，妇女的生殖权利也是如此。与北韩开战的阴云笼罩。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认识到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危害性，而与此同时它们对我们却越加必不可少。我们对股市大起大落的担忧主要在于它对我们日常就业的影响。这个星球正在走向死亡。民主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成年人的焦虑程度据报比一年前增加了39％。而焦虑不正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吗？
专家们总是在大谈”这不正常”，但我们一天天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事件，这些威胁，劈头盖脸的信息，以及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对我们的期望正常化。过劳不是一个来去自由的所在; 它成了我们的永久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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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师科恩在一篇关于过劳的文章里描述了一位极度过劳的病人：他是千禧一代的典型孩子，优化到了一切表现都完美无瑕，并因而获得到了一个高端金融银行家的工作。他从不出错，并且在工作中继续十全十美。某天早上，他醒来，关掉闹钟，翻身再睡，拒不上班。他再也没有去上过班。他“发现没有工作对自己来说居然不痛不痒，这很有意思。”
如果这个故事拍成电影的话，这个男人会搬到一个岛上重新开始美好的生活，或者意识到自己喜欢木工，去开了一家木工铺子。但正是这种梦幻似的解决办法使得过劳在千禧一代中如此普遍。休假并不能治愈过劳。你不能用“生活窍门”来修复它，比如清空收件箱，或者在早上使用冥想应用程序五分钟，或者在周日为全家人准备下一周的便当，或者开始写手账。你不能通过阅读一本关于如何“改变自己×蛋处境”（“unfu*k yourself”）的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不可能用度假，或涂成人涂画书，或“烘培心理疗法”，或采用“番茄工作法”（Pomodoro Technique），或者用彻夜冷制燕麦粥来解决这个问题 。
这种全方位损耗性过劳的问题在于它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你没法进行优化以使其尽快结束。你没法像防感冒一样，开始服用防过劳版的Airborne泡腾片。要想治它最好的方式就是实事求是的看待它 ：它不是一时的小毛病，而是长期慢性病；我们需要找出病根和了解病状。这就是为什么我采访过的人在看“心理负荷”漫画时松了一大口气，和为什么阅读哈里斯的书让我感到如此痛快：它们不是在为我们的行为和感受找借口，而只是准确地描述那些行为和感受以及影响它们的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系统。
要准确地描述千禧一代的过劳就要承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角色的多重性 -- 我们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父亲母亲或知识工作者，而是所有这些的总和 -- 同时承认现状。我们负债累累，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更多而工资更少且缺乏保障，我们苦苦挣扎想要达到和父母辈一样的生活水平，在身心健康都不稳定的状态下前行；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只要我们更刻苦，唯才制的优越性就会彰显，我们的日子会兴旺起来。那根吊着我们胃口的胡萝卜就是梦想有朝一日我们任务单子上的事情都能办完，或者至少不会多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但个人行动还不够。仅凭个人选择不会救地球于毁灭，或者让Facebook停止侵犯我们的隐私。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改变社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千禧一代越来越认同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并且接受工会：我们开始明白社会的问题在哪里，而且这不是皮肤注氧面部护理或带跑步机的办公桌可以解决的问题。
在没有一场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我们缓解或防止过劳（而非暂时止痛）的希望在何处？改变可以来自立法，集体行为或持续的女权主义运动，但指望公司会自动自发改变是愚蠢的。对他们来说，我们在过劳状态下还能撑着工作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利用价值。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安排搬家和旅行，要去拿药，遛狗，锻炼身体，做晚饭，在Slack上进行工作对话，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还要读新闻。我早上6点起床写作，边吃午饭边打包箱子，晚饭时还搬了一摞木头，9点钟瘫倒在床上。我从待办任务单子的跑步机上下不来了：一件接着一件该死的事情。但是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我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受：痛快。我感觉好极了。我居然有感觉了--一种好久以来在完成任务之后都不曾有过的感觉。
任务还会接踵而来。但这是我第一次认清我自己、我的劳动属性、以及我过劳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不再感觉过劳是个不见底的深渊，也不觉得没有希望。虽然此刻我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能够正视的现实，我找到了可以理解自己行为的思维方式。
社会心理学家德文·普莱斯在其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文章中说过，“懒惰”，至少我们大多数人普遍所理解的懒惰，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在你眼中没有道理，”他写道，“这是因为你对他们的行为背景缺乏了解。就这么简单。” 我不能解释我自己的行为，是因为我不了解自己行为的一个背景：过劳。承认自己过劳太丢脸了。我以为自己够强，不至于落到这地步。于是我把过劳的定义变窄，以排除我自己的行为和症状。但是我错了。
对那些引起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具体问题，我发觉自己有了一部分答案。你的回答可能与我有所不同或者大相径庭。我还没有一个行动计划，除了更诚实地面对自己，了解自己做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原因，并努力从“所有好的都是坏的，所有坏的都是好的”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这不是一件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是待办任务单中的一行，甚至也不是新年的发愿。这是一种思考生活的方式，即如果我们不是在"优化"生活，而是在过生活，我们会获得怎样的快乐和人生意义? 换言之：这才是人生的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