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华裔知晓中文的梦想和艰难旅途｜杨兆骥的别样人生（之二）
书接上期，再往下说：
那天，当我在班芝兰看到联通书局关门歇业，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不祥预兆就是，难道说，杨老已经走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上前询问摆摊的印尼小贩，书店为什么没有营业？小贩说，书店搬走了，搬去里面詹德拉商场的三楼，你可以去上面看看。
我道了声谢，急忙前往詹德拉商场，踩着自动扶梯登上三楼一看，联通书局果然在那里，大门敞开，等待顾客光临。
自从老掌柜李世谋离职，联通书局由两位60多岁的华人妇女接班打理，一位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能说流利的中文，另一位籍贯不详，不谙华语。她们告诉我，书局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原来的店屋要重新装修，于是便搬来这楼上，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目前来买书的客人比过去更少了。（见下图）以后等老店铺装修好，有可能再搬回去营业。
她们还告诉我，老板杨兆骥先生因为年纪大，身体慢慢差了，只能深居简出，平常已很少来店里视察了。得知杨老依然健在，我很高兴，心情也轻松了很多。
正说着话，进来两位老人，一男一女，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会说中文的店员忙礼貌地上前招呼：“阿姨，叔，看看你们要买什么书？我帮你们找。”
老太太慢吞吞地说，我在练习书法，要买一本毛笔隶书字帖。
店员答道，我们有，阿姨稍等，我就拿给您看。
说着，走到一排书柜前面，找到了那本隶书字帖，老太太一看，正是她要买的，就高高兴兴付了钱，拿着包好的书回家了。
我也买了两本书，告辞下楼。我想，这一期公众号文章就写写杨兆骥老人和他的联通书局吧。我也希望看到本文的雅加达华人朋友和在此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如果有逛班芝兰，也能去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买几本书，让我们以此向杨兆骥老人表达敬意。
我不知道，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在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但我相信，如果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努力，镕铸并体现一个高质量的、大家都认同喜爱的中华文化，产生出一个磁性效应，那么不仅是中国人，相信所有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自然都会拥抱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梦想，也是一场遥远而艰难的旅途。
三
这篇文章发出后不久，笔者接到雅加达华社朋友杨健昌先生的电话：“丁老师，在印尼吗？兆骥叔杨老要我帮忙他找你，他要请你吃饭。”
杨健昌是一间印刷馆的老板，亦是印尼华社年富力强的热心骨干，身兼几个社团总会的秘书长，诚恳谦和，人脉广泛。
他是杨老的客家乡亲和杨氏同宗，一向尊称杨老为兆骥叔，而八十多岁的杨老，也同样称他的这位晚辈宗亲为健昌叔。笔者在印尼各姓氏宗亲会采访时发现，同姓宗亲聚会，中老年彼此之间，全都是某某叔、某某叔亲热地叫着，仍保留着一种华人传统的礼貌。
健昌兄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件事：
杨兆骥无疑是一位恋旧的性情中人，即使对我这个接触并不算多的晚辈也是如此。大约是十几年前我在国内接待他和夫人的来访，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后来失去联系，他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向人打听我的消息。
此番因为我在公众号写了他，杨老得知后便下决心找到我，终于通过杨健昌的热心帮忙而如愿以偿。
2020年7月，杨老在笔者寓所接受采访。
几天之后，杨老在雅加达有名的太阳城酒楼设宴款待笔者。他偕夫人蒋愫珊阿姨和长子杨震南一同前来，健昌兄和太太应邀作陪，我也准时赶到，这是我们阔别十多年后又一次见面。
此时的杨兆骥和夫人，腿脚完全不灵光了，出门上下汽车都要佣人协助。在那个华灯璀璨、金碧辉煌的大厅，两位老人靠佣人推着轮椅进来。毕竟是坐八望九的高龄了，杨老的行动迟缓费力，站起和坐下，都得有人小心搀扶。
我发现，他说话时，曾经洪亮的声音也变得微弱，有时断断续续，还不停地喘息。
韶光似箭，流水无情！记忆中的谈笑风生已然远去，数年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当益壮，也已成为昨日的赞叹！
十几年前，七十多岁杨兆骥夫妇回国内观光在新疆旅游的途中。
宾主寒暄落座，我说：“杨老，你和蒋阿姨都好吧！”
杨老摇摇头，慢慢回答说“我们年纪大了，这一两年记忆力减退的厉害，行动不方便。我问新加坡一个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医生说，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已经很老了。可是我认为身体没大毛病，只是膝关节自然老化而已。”
他拉着我的手，把脸转向坐在一旁的太太蒋愫珊，口里叫着夫人的小名，问道：“小莲，你还记得丁先生吗？十几年前就是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一起，带我们去参观过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乡。”
蒋阿姨两眼迷茫，有些抱歉似的地笑了一下：
“是吗？——我忘记啦！不记得了。”
我说，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在雅加达。
杨老说，我很想念啊！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要不是健昌帮忙，我也找不到你。
我笑笑，没有说话。
杨老又说：“谢谢你写我的文章。我现在眼睛看不清手机上的小字，所以很悲哀。我的中国老家梅县的一个侄儿看到，打电话告诉我，他哭了啊！是被你的文章感动的。”
说到这儿，杨老一时激动，突然哽咽起来，张开嘴，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又啊啊大哭了几声。我和一旁的健昌兄见状，赶忙抚着老人的肩膀安慰他。
过了一会儿，杨老才平静下来：
“我哭了，不是因为你丁先生写文章报道我，表扬我，而是害怕中国文化在华人年轻一代失传。我担心，我们这辈人付出这样的代价，中文教育在印尼还是开展的不好，所以很难过，有时晚上睡不着觉，总想打电话给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考虑应该怎么办！”
我和杨健昌兄并非教育界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很大的课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于是便回答说，等收集一些相关资料，研究一番，改日聚会时再认真讨论。
闲谈中，杨老偶尔也会议论一下华社人物。说到某某人时，杨老有时会称赞：“他这个人有公益心，最主要敢出钱，所以大家也服气。”再说到某某人，他便撇撇嘴，现出不屑的眼神：“要出风头，又没有学问，沽名钓誉罢了！”——由此显露其性情中孤傲的一面。
那次见面之后，我和杨老恢复了联系。他经常会打电话邀我去家里漫谈，每一次说的最多的，仍然是老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中华文化情结。
那一回去他府上拜访，杨老精神头比较好，记忆力和语言表达又恢复了从前的敏锐。他告诉我：
“我的老朋友李卓辉，印尼老报人，你们也认识。他六十年代就是印尼《新报》旗下华文《忠诚报》的编辑和主笔，后来当《国际日报》的总编，现在办了一张新的《新报》。前几天我请李卓辉来家里谈天，他带一份刚出版的报纸给我，把其中一篇文章讲给我听，是上海一位大学教授的发言。题目我忘记了，大意是说，汉语在印尼，至少在他到过的那些地方，作为华人的族语，可以说实际上已濒临消亡了。哎呀！悲哀呀！你看过那篇报道吗？”杨老问我。
新冠疫情期间，杨老不便出门，仍喜欢邀请朋友来他家谈天。这是前几天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待笔者上门访问。
我说“在微信群里有看到李总发过，浏览了一下，还没有细读。”
说着，我打开手机网络，马上搜到了潘国文教授在「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论坛上的报告:《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我报出标题：“杨老，是这篇吧？”
然后，我就念了几段：
念到这里，杨老专注倾听的表情显得凝重，他叹息一声：“哎呀，怎么得了！中华文化……啊！中华文化——印尼华人的悲哀，悲哀！”
老人又习惯性地感叹着“悲哀”，这几乎成了他近年来表达忧虑的口头禅。说着，眼睛里又有泪光闪现。
我大声说：“杨老，您不必悲观。这位潘教授的观点，可能有点以偏概全。印尼的中文教育其实不像他说的这样糟糕，还有许多积极的一面他没看到。”
杨老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说：“印尼很大啊！爪哇岛有些地方的三语教育可能确实不尽人意，但是外岛则不同。我去过巴淡岛，还有苏岛的楠榜、巨港和北干巴鲁，也去过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山口洋，那里很多华人年轻孩子，都会说中文，我们交流没有问题。”
为了证明此言非虚，我也找出了印尼华教前辈、雅加达海南公会元老吴日东（笔名红方）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吴老对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关于“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的悲观论点，提出了质疑：
吴日东认为，不能只凭在华语语言环境相对薄弱的爪哇岛作为视察对象，就一概而论武断说“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了。潘教授只在爪哇岛各地视察一个月，并没有深入到印尼各个岛屿，如华语会语环境仍然保存浓厚的苏岛、加里曼丹、廖省群岛、巴厘岛等，那里的华族日常语言习惯仍旧沿用着华语，或方言华语如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 海南话，以及广肇话等等。而且，那里的三语学校如棉兰的“亚洲学院”、“崇文三语学校”、北干巴鲁的“新培英三语学校”、廖群岛的三语学校、坤典的三语学校等等，华语教学水准一般都较高。讲华语的能力较强，“亚洲学院”还培养了不少的汉语师资人才，为各地三语学校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巴厘岛华人作家意如香也撰文支持吴老师的观点，并举例证明：
我把上述信息转述给杨老。杨老听罢，感到很欣慰，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过了一会儿，老人突然心血来潮，吩咐道：“丁先生，你帮我打几个电话，请几个老朋友出来吃饭。他们都是搞教育的专家，你也去，顺便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
说着，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里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一个是蔡昌杰，他是雅加达华文协调机构的主席；还有丘瑜，华中校友会文教部的主任，搞了一个华文进修班，很有热情；还有一个是孙爱玲博士，也是老师出身的多面手。都好久不见了，我想念他们。你打电话，说我请他们出来。我想成立一个印尼华文研究中心，或者叫中华文化研究中心，请他们参加。”
我看了一下表，已过中午12点。考虑到雅加达很大，大家彼此住的又远，匆忙邀请恐不方便。而且我知道，就在2019年8月27日，杨老已经邀请雅加达华社人士，以聚餐形式，开过一个有关华文教育的研讨会，印尼中文媒体亦曾做过报道。
于是，我便委婉地提醒杨老，刚刚半年过去，其实不宜重复再做同样的讨论。但是老人执意要打电话：“你打！你打！我同他们说。”我只好遵命照办。
结果那天只打通了丘瑜先生和孙爱玲博士的手机，杨老和他们说了中午聚会的临时动议。孙老师下午有课正忙，丘先生则爽朗地回答说：“兆骥学长，谢谢你的邀请，吃饭座谈我都很高兴参加，但是今天不能够，因为我现在人在外埠，暂时赶不回去。下次麻烦提前通知，我一定来。”
杨老听了，叹息一声，只好作罢。他坐在那里，喃喃地说：“我住家隔壁还有一座房子，也是我的，平时没有人住，大约260平米。如果成立一个文化中心，可以当作会所，几十个人聚会没问题，来这里吃饭谈天都很方便……”说完，闭上眼睛，似乎又陷入孤独和沉思。
杨老家中二楼的书房。他一生嗜书如命，83岁以前还每天在此看书，上网发邮件或写文章。这几年因视力退化、腿脚不便，老人家已经很久没进来过了。
上述提议，杨老已同我说过好几次。我知道，春去秋来，衰老终究降临到他们这辈人身上。年事已高的长者，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减退，有时感性压过理性，所以经常会反复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从而变得执拗任性。
而杨兆骥垂暮之年所执拗的只有一件事——让中华文化在这个国家重放光华。
杨老创办的联通书局组织业内人士花费十多年时间，利用每个星期天编写适合印尼本土中文教育的小学课本。后来杨老年迈便将此事交由长子杨震南主持。在杨氏父子和几位中文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该教材经印尼教育部批准，现已定稿出版到第九册（总共12册），并被部分学校采用。图为上个星期天，杨震南通过视频方式正在与几位专家讨论最后几册课本的修改细节，杨老在一旁坐着。他说，我眼神不济了，但是听听大家讨论心里也踏实。
杨老与孙子杨学聪的合影。杨学聪在雅加达读完中学，即遵照爷爷的指示报考了台北大学中文系，现正攻读硕士学位，并立志毕业后回印尼从事中文教育。杨老说：“我不在了，还有儿子孙子，杨家子子孙孙一定要把传承中华文化的事业坚持下去。
四
与笔者恢复联系之后，杨老确定由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的一生有太多的话题要讲，遗憾的是，很多鲜活生动的细节已然忘记，发生那些故事的人名、地名乃至年代，曾经那么熟悉，却每每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老人懊恼地说：“哎呀！去年我的还都记得，记忆力还有七十巴仙，现在可能只有五十巴了……悲哀啊！”
但是有关当年和太太恋爱的故事，却总会盘旋在他脑海，时常闪现，并多次向我讲起。
70年前，东爪哇省外南梦县一位眉清目秀的华人少女蒋愫珊，告别家人来到大城市泗水，打算找一份工作。一位华校前辈告诉她，你可以去松巴哇岛的小城美玛，那儿的华侨小学有个18岁的年轻老师杨兆骥，是个好学上进、品貌双优的小伙子。你去找他谈恋爱吧，将来一定会成为幸福的一对。
于是，这个当时才16岁的女孩，竟然真的不顾风浪坐船前往美玛，找到了她从未见过杨兆骥，从而成就了这段姻缘。
1950年代的华侨少女蒋愫珊与青年杨兆骥。
就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天晚上九点多了，88岁的杨老又打电话来，说他今天凌晨做梦，又梦见太太当年去松巴哇岛上找他的情景，并且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你应该请人谱一首歌送给太太。
杨老醒来，回首往事，再看看身边患了老年痴呆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86岁的老伴，不由得哭了。
杨老说，丁先生，我想请你帮我写这首歌的歌词好吗？我可以重金聘请作曲家谱曲，再请歌星演唱，纪念我们的这场恋情，花多少钱我都甘愿。
我不是写歌词的行家里手，但感动之下，便答应试一试。于是便以杨老夫人蒋阿姨的口吻，用叙事的形式写了下面这首歌词：
美玛之恋
北宋欧阳修有词曰：“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我想，如果用这首词的意境，来形容杨兆骥的晚年亦未尝不可。
我还想借用作家李辉先生描述性情中人的一段话，向本书所记述的杨老表达敬意和祝福：
——因为性情犹在，思想便不会衰老，精神还能激发出活泼与新鲜。因为性情犹在，心中的梦想就在，理想之火便不会被世俗之风吹灭。因为性情犹在，他就可能在时断时续的众说纷纭之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这就是我笔下的杨兆骥老人，如您有所感动，请给予点赞和转发鼓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