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蓝”还是“绿”？听印尼留台侨生怎么说

本期开篇之前，先做一个稍微罗嗦的铺垫。

两个月前，我在雅加达接了一单采编画册图书的小活。

介绍人是我的朋友——印刷馆老板杨先生。

杨先生说，印尼有一个留台校友总会，在各地有十多个分会，几千名会员，都是从台湾留学回来的华人侨生。

这个校友会的前任总会长是叶秀娟女士，她曾经做过世界留台校友总会的总会长，在校友中口碑很好。

叶总的老公叫钟有宜，是个做企业的老板。钟先生很爱太太，他要出钱为夫人和其领导过的留台校友会出一本画册式的传记，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和编辑。我向他推荐了你，希望丁老师帮他这个愿望。

疫情肆虐，大灾之年，百业萧条，有活干有钱赚总是好事，但我心里却在犯嘀咕，有点迟疑不决。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台湾这几年变成民进党的天下，蔡英文之流的“去中国化”愈演愈烈，“台独”动作频频，明目张胆，两岸关系一落千丈，绝大部分印尼华人社团对此非常反感。而这些留台侨生通常被视为“台湾派”，有意无意受到主流华社的回避抑或排斥，他们的校友会在华社群体也有点“边缘化”的感觉。

至于我本人，土生土长的中国爷们儿，就算到了天涯海角，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永远对那些“台独”分子深恶痛绝。

前些年，我曾跟着一些华商大佬见识过几位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TETO)的官员，多少了解一点他们在国际空间不断被压缩下的“小心思”。

相比于自信满满的中国使领馆人员，台湾当局的这些所谓“外交官”，在印尼政商舞台的言行似乎更加礼貌甚至谦卑，其中不乏无奈而又自恋的“表现”。比如其中有一位女副代表，在与那些华商大佬场面上寒暄时，开口闭口，总是顽强地称呼自己的顶头上司（即经贸代表）为“我们的大使”，如何如何。

我在一旁暗自冷笑：人家印尼官方只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你台湾充其量就是中国所属的一个地区，还在这儿扣屁股上墙——自抬自，称哪门子大使！

那些华商大佬也不当回事，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还有一次，陪一位华人去某酒店参加一个庆祝会，到了地方才知道是台北经贸代表处举办的“中华民国”“双十节”庆典。我进去一看，大厅正中摆放的台湾版图模型，全都被涂成绿色，分明就是民进党政府妄图搞“台独”的宣示。丁叔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走！咱不凑这个热闹。”说罢，拉着朋友就出来了。

现在，要为这个印尼留台校友会的人和事树碑立传，我自然会有所警惕：谁知道这帮人的思想倾向是“蓝”是“绿”？

面对祖籍国的两岸纷争，他们在内心深处向着哪一方呢？

丁叔叔虽然离开体制已多年，但毕竟受党教育大半生，咱可不能在政治原则上犯错误，更不能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掉链子。但不管怎样，总得会会这些台湾回来的人士，摸摸他们的底再说。如果感觉立场相似，那就把这个单接下来，反之，给一座金山也不能写。

等我采访了一圈，和他们中的几位骨干分别长谈之后，发现自己曾经的顾虑其实是想多了。

这些留台人原来与你我一样，都是反台独盼统一的坚定分子，推心置腹，各有主见。

今天，就把他们的经历和心声记述一番。

有关那位要编写画册传记的主人公叶秀娟女士，我之前发的《印尼留台侨生那些事｜一个校友会和它的女掌门》和《说说印尼留台侨生与其社团的女掌门（下）》那两期公众号已有记载，此处不再重复。

下面要写的是另外几位留台侨生。

智囊黃賢安的灼见

中国人形容那些聪明智慧之士，专门创造了“智囊”这个汉语词汇——意思是他们的头脑好比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神机妙算和无穷无尽“金点子”，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即可使用，成为决策者行动的指南与法宝。

普通人对于智囊人物的印象，大多来自于古代小说，比如《封神演义》的周朝开国元勋姜子牙、《三国演义》的蜀国丞相诸葛亮、《水浒》里的“智多星”军师吴用，都是千古传颂的杰出智囊之样板。

智囊人物身上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他们足智多谋，非一般的“师爷”、“刀笔吏”之类的知识分子可比；二是他们专门为领导人出谋划策，通常担负“军师”、“参谋长”之类的职责，必要时也能独当一面。

在印尼华社，黄贤安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智囊型人物。

他与上篇公众号说到的林正君年龄相仿，都属于刚步入中年的华社“新时代”骨干，仪表轩昂，口才便给，皆拥有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审美观的端庄形象。

黄贤安祖籍广东开平市马冈镇，出生在苏门答腊北部海港小城锡博尔加。锡博尔加虽然地处偏远，当地华侨也不太多，但很早以前就分为两派，一派偏左，支持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另一派偏右，则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

黄贤安的父亲是左派华侨，热烈拥护中国大陆。平时最喜欢唱《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他家的邻居却是一位右派华校的小学校长，每天早上都要在家里高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尽管邻里之间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但也没有影响我们小孩子天天玩在一起，大人虽然比较少来往，不过也没有恶语相向，总之还是以和为贵。”黄贤安回忆说。

黄贤安从小有语言天赋，少年时代被送去新加坡念书，能说流利的英语，稍大一些来到雅加达，印尼话自然滚瓜烂熟，中文也是出奇的好。听他讲国语普通话，用词精准，娓娓道来，富有逻辑，你不会感觉他是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印尼现如今中壮年一辈子华裔会说中文的很少，达到黄贤安这样水平的少之又少。而他具备这个能力，主要拜台湾留学的经历所赐。

黄贤安八十年代中期跨海就读，考入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与现任印尼留台总会会长江泽民是同校同时期的校友。

“我高中那个班40位同学，出国留学的有19人，绝大部分去了美国、欧洲和澳洲，只有一个去了台湾，那就是我。”

黄贤安原本打算去德国读书，但后来还是选择了台湾。“我父亲属于那一辈爱国爱乡，对中华文化无比眷恋的老华侨，但当时从印尼不能去大陆求学，所以他支持我到台湾念书。”

对于自己当年放弃德国而改为留学台湾的经历，黄贤安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反而感到自豪。为什么？因为我在台湾学到了儒家思想，领悟了中华文化，这是人生最重要思想基础，让我受益无穷。”

1991年毕业后，黄贤安从事建筑设计相关产业工作，同时致力于凝聚世界各地校友情谊，以及为母校在印尼教育界奠定重要基础，并于2015年获颁东海大学第十六届杰出校友。

2018年，黃賢安回母校探望接受東海大學贈送的禮物。

1998年印尼发生严重排华暴乱，亲历这一事件的黄贤安，“为了让下一代华裔不再因一盘散沙，在遭受苦难时孤立无援，而下决心参与华人社团的组织活动”。此后不久，他便跟随著名学者型社会活动家许天堂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当时才30出头的黄贤安，见证了印尼华裔总会的创办成立。许天堂后来担任该总会雅加达分会的主席，年轻的黄贤安也从此开始在华社的历练。

除了长期担任印尼留台校友会副总会长，黄贤安还是印尼广肇总会副总主席兼秘书长、印尼黄氏宗亲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高级顾问、雅加达华裔总会副主席，以及印尼台湾教育中心执行长，在很多社团都有其忙碌的身影。

 2009年黃賢安坐在救護車上赴西爪哇慰問災民的途中。

作为留台校友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黄贤安在叶秀娟先后主持雅加达和全印尼乃至世界校友会时期，始终受到高度信任和器重，他也尽心尽力辅佐叶秀娟做了大量工作，彼此惺惺相惜，配合相当默契。

2020年12月5日，笔者前往雅加达草埔班芝兰古香古色的唐人坊大厦，在那间由黄贤安掌管的“天天来”餐厅与之会面（见下图），并倾听了他对海外“留台人”所共同面临的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同时对有关留台校友会和印尼华社的一番高论。

与其谈话，很受启发，感觉有必要借此机会记述下来。

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其一，作为海外留台侨生，我们在台湾接受专业教育，感悟中华文化，皆为受益者。台湾的母校对我们有恩，我们对台湾有情，这是人同此心之常理。印尼及世界留台校友怀着感恩的心，与台湾母校及方方面面保持良好互动，发展文化教育及经济合作，也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

其二，这些年来台湾发生蓝绿之争，政党轮替，岛内有去中国化的台独倾向。这是海外华人，包括留台侨生所坚决反对的。中国大陆是全体华人的祖籍地，血缘亲情，根之所在。

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台湾作为祖籍国中华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什么独立，既不可能，我们也不会接受。此乃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我们留台校友的态度旗帜鲜明，绝不含糊。

其三，因为双向交流的关系，留台校友会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接触到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我们无法左右这些大人物的政治光谱，但是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和印尼公民，不会参与或涉及海峡两岸及岛内的政治议题，更不会选边站，惹出麻烦。

其四，鉴于国共两党历史恩怨，导致五六十年代印尼华侨社会，曾长期发生过左右及蓝红之争。随着岁月变迁，时空转换，印尼华人早已落地生根，从法律意义上变成效忠印尼祖国的印尼华族。当年的政治立场和左右纷争不复存在。但毋庸置疑，华社有很多人仍然对留台侨生心怀疑虑，认为我们属于“台湾派”，戴有色眼镜，对留台校友会的活动敬而远之，有意无意，把我们的社团边缘化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大可不必如此。

留台校友会的成员应理直气壮地昭告同胞，我们和大家一样，身为印尼公民，我们热爱印尼祖国；作为海外炎黄子孙，我们也爱祖籍国和祖先的故乡；而作为留台学生，我们同样亲近台湾。大家殊途同归，让世界多一份关爱，这是历史的选择，百利而无一害。

其五，中文人才青黄不接，是当前印尼华社普遍面临的困扰。但是大批留台侨生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有影响力的华社应秉承开放包容精神，为留台知识分子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发挥优势，取长补短。留台校友会也应主动跳出自己的小圈子，积极融入更大的空间，施展才干。

我们既要进一步做好与台湾的教育合作，同时也可以尝试开展与中国大陆高校的交流，推荐更多的孩子去中国内地求学深造。循序渐进，达至一种双赢与多赢的局面。时机成熟，印尼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留华校友会，范围更加广泛，两国三地，吸引更多人才，这样对印尼有利，对华族有利，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益处。

李璧伸访谈录

在印尼留台校友会的这批骨干中，李璧伸属于承上启下的“中生代”成员。他年纪不大，资历不浅，前后已在该会服务 24 年。

早在 1992 年，当时刚刚 20 来岁的李璧伸，就已担任雅加达留台校友会 ( 忠诚基金会 ) 的副会长，当时是陈永安学长当会长。此后连选连任，副会长做了 24 年，一直到 2016 年才改任顾问。

李璧伸原名璧森，台湾留学回到印尼改为璧伸。此人脸盘方正，总是和颜悦色，诚恳而健谈。中等个头的他，有一副宽厚的身板，说话做事，也像他的人一样严谨踏实，堪称一位“老黄牛” 式的实干家。他喜欢摄影，校友会每次活动，都是他默默地用相机记录了许多精彩的画面，然后交给擅长文字的秘书长沈清平学长，配上文章发表于各家报刊。

李璧伸是棉兰出生长大的第三代华裔。在他小的时候，印尼禁止一切中文，补习中文都是悄悄的，完全不能公开。

“我们去老师家上课，不带书包，身上也不带任何写有中文的纸张，不然给警察看到就很危险。曾经有老师被政府抓去，花了很多钱才赎出来。但就是这样，我们作为华侨子弟，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意志也未曾改变。我的叔叔婶婶都是早期台大毕业的侨生，当时去台湾是我们接受中文教育的唯一选择。”

李璧伸 1983 年赴台留学，考入国立政治大学企管系。1988年毕业后，先在台湾公司实习了几个月，然后回到雅加达进入台资企业。几年之后自主创业开办公司，1997年专门代理日本的香精产品，有了自己的事业。

回忆八十年代台湾海外侨生的留学氛围，李璧伸至今非常怀念和赞许。

记得那时候，我们雅加达留台校友会的前辈会长温华征学长，特别设立了一个“温华征奖学助学金”。每年奖励 5 名成绩优秀的留台侨生，同时资助 5 名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每人好像是五千到一万台币，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给大家的鼓励相当大。

除此之外，台湾侨委会那时的做法也很人性化，大部分留台侨生到台湾后，先集中统一补习，让大家相互熟悉。补习和入学考试结束，再按照各自分数和志愿分发到各个学校。这时候侨生们都有了各自的要好的朋友，节假日时彼此联络相互走动，就不会那么孤单。那时候，台湾每年还会举办印尼侨生运动会，召集全台湾各大学的印尼侨生都来参加。各个接收印尼留学生的高校，每当有新生入学，都要举办“迎新联欢会”，生活学习方面让老生

带新生，侨生毕业时还会举办“欢送会”，让新生欢送老生，在不同大学的印尼侨生，每年至少有三次见面的机会。另外，大学里的台湾同学也很友好，我们学习上有困难，他们都会热情的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比如侨生学《中国通史》，很多内容搞不懂，台湾同学就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掌握那些历史知识，很感恩他们。

我读大三时，被选为全台湾的印尼校友会主席，开始了社团活动的实践，确实感到获益良多。

后来那种“先集中，后分发”做法被改变了。印尼学生不再集中补习，而是直接分发到各个大学，这当然不利于大家相互沟通。

我们印尼留台校友会发现这个问题，就通过台湾驻印尼代表处的汪树华组长向台方反映，意见被采纳，现在又恢复了集中补习的传统。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对于印尼留学生，还没有实行上述做法，所以我前些年带女儿到大陆，去好几个城市的大学访问，也去了台湾的大学考察，让她自己选择。结果她还是选择去了台湾。为什么呢？主要是听到在大陆求学的印尼孩子告诉她，在那里因为没有熟悉的朋友，一时又难以融入大陆同学的圈子，每天都很孤单。女儿听说就很有顾虑，她说我还是去台湾读书吧！

所以我希望中国大陆针对海外招生时，也尽可能照顾到侨生的交友需要，相应调整一些做法，先集中，后分发，多组织侨生同学的聚会，给他们创造交往的空间，那样效果会更好。

12月11日笔者回国前夕在朋友杨先生（右一）处采访李璧伸先生。左起：李璧伸、丁叔叔、小杨。

说到叶秀娟领导时期的印尼留台校友会，李璧伸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都非常团结，核心团队也很有战斗力。可以说我们校友会同仁，在印尼各个华社里面是最团结的。除了大家层次相当，信息对称，教育背景相同，‘三观’相近之外，叶秀娟的个人魅力和协调能力，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与中国前领导人同名的总会长

最后，介绍一下现任印尼留台校友会总会长江泽民先生。

他是叶秀娟的继任者，亦是笔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采访的另一位重磅人物。这位印尼的华社贤达，不仅与中国大陆前领导人江泽民同名同姓，而且身高也差不多，同样圆圆的脸庞，同样戴着眼镜，当然印尼的江泽民要年轻的多，笑容也更亲切。

那天在杨健昌先生的印刷馆，笔者与江总会长初次见面，即拱手抱拳开玩笑问候他：“江总书记好！”江总会长哈哈一笑，随后告诉我们有关其姓名的一些趣闻：“我的公司曾在中文报纸上登过一个广告，联系人写了我的名字，结果很多人都认为是大陆的江泽民下海经商了。还有我的微信名原来就是用真名注册的，但是后来却被腾讯平台封了。现在只好换成江先生这个微信名，才不会有麻烦……”

江泽民祖籍广东，祖父和父亲当年从老家下南洋来到印尼遥远的南苏拉威西省首府锡江，又称望加锡（印尼语：Kota Makassar）打拼。

锡江华侨很多，是个中华文化比较浓郁的地方。江泽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页，他小时候当地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国大陆共产党的，另一派是亲台湾国民党的。

“我的祖父是铁杆‘红派’，热爱新中国，我的外公却是亲国民党的‘蓝派’。但是因为我的父母年轻时相爱，双方老人还是结了亲家。所以，我去台湾经常跟朋友说，大家原本是一家，包括我们海外华人，都是龙的传人，还分什么左右！你看我的家庭，红蓝早在‘习马会’之前几十年，长辈们就联姻合在一起了……”

江泽民从小会读书，属于学霸级人物。1976年，他从印尼到台湾留学，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顶尖的国立成功大学土木系。“我在台湾，当时就认识了我们的前总会长叶秀娟，因为我们是同一批的印尼留台生。我阿姨那时也在台大念书，读大三，是秀娟的学姐，还帮她补习过中文。”

江泽民台湾毕业后又去美国深造，回到印尼，曾在雅加达一所大学任教，是一名真正高智商的大知识分子。后来白手起家当老板创大业，生产销售建筑用的铝型材，同样非常成功。

2015年，江泽民执掌新一届印尼留台校友总会。该社团在其前任叶秀娟多年主导下，不管是实际会务工作，还是在社会的声誉影响都达到了创会以来的巅峰状态，江泽民作为继任者，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面临不小压力。但他也非等闲之辈，这五年来再接再厉，依然保持了良好势头。尤其在对外开展交流活动方面，江泽民也是长袖善舞，与台湾国民党官方和大陆有关部门均保持良好互动，称得上左右逢源。

为继续推动留台教育，江泽民也曾率印尼中学校长前往台湾各大学访问，他本人也荣幸受到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的亲切会见。

2019年10月，经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邀请，江泽民以印尼留台校友会总会长身份，带领十位留台校友同仁去到大陆新疆考察访问了半个月。所见所闻，感触良深：

我们在新疆那么偏远的地区亲眼目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的进步。你看乌鲁木齐那样的城市，地铁多么先进，市政建设成就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首都雅加达。这一切，雄辩证明了中国政府打击极端宗教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的必要性，是正当而卓有成效的。他们保障了社会安全稳定，改善了民生，这就是最大的人权。所以我们回来后，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告诉同胞和印尼朋友，西方抹黑新疆的所谓‘集中营’之类的攻击谩骂，都是站不住脚的。

2019年10月，应中国大使馆邀请，江泽民总会长（左四）率印尼留台校友会访华团在新疆考察观光时留影。

采访中，江总会长也谈到了有关印尼留台校友对海峡两岸政见之争的看法：

“在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校友会和全印尼华人社团一样，都是支持两岸一家亲的。过去我去台湾，曾经同某政治人物比较熟悉，那时他做市长。他当市长时候还来印尼访问过，我也有接待过他，一起吃饭。可是后来他当上了党政府高官，便宣称自己是‘台独工作者’，我很生气，从此不再理睬他。总之，我们校友会坚决不与这种台独分子人交往。”

江总会长还向笔者透露说，由于他本人时常说中国大陆的好话，引起台湾官方驻印尼某些人的不满和指责，“结果我和他吵起来，我说，你说台湾怎样好都没问题，但问题是你不要骂大陆不好。”

对于印尼主流华社针对留台校友的一些偏见和不理解，江泽民也表达了与黄贤安同样的遗憾。

他说，有朋友介绍我加入一个全国性的商会，可是人家不让我进去，认为我是台湾派。实际上，我们虽然是曾经在台湾读书，但心是向着祖籍国大陆的。他们应该欢迎我们进去，因为我们是桥梁，在印尼与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两国三地之间，都可以沟通，都可以做有益的工作。

江总会长鼓励印尼各地留台校友也要以积极姿态，多加入几个华社。他本人除了执掌印尼留台总会之外，还担任雅加达广肇会馆副主席，并担任印尼广肇总会经贸部主任。

12月12日下午，笔者在杨健昌先生寓所采访江泽民先生（中）。

他笑着说，印尼广肇总会黄一君总主席，是以五金主业的印尼零售业大王、企业巨头——2020年福布斯印尼富豪榜上排第14位。我跟他请求，把我们生产的铝型材纳入他的连锁销售网络。我和他开玩笑，“黄总主席，你拉我一把，让我有机会能当个排名1400位的老板也好啊！”黄总主席很爽快，马上答应经销我的产品。他也开玩笑对我说：“谁叫我们相识恨晚，不然你可能已经超过我了！哈哈……”

江泽民收起笑容，认真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作为印尼华商，尽量参加华社，同在一个圈子，信息共享，互通有无的好处。”

本期就写到这里。谢谢各位点阅，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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