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荐文代替骂战：战胜疫情的七大绝招

编者按

不久前，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对3千名“奥巴马校友协会”成员发表电话谈话，力劝他主政时期在政府工作的员工支持拜登竞选总统，抨击川普政府“对这场全球危机应对羸弱、漏洞百出”，“当政者只想着‘我能有什么好处’或‘其他人都管他去死’”，导致“现在这种绝对混乱的灾难（ absolute chaotic disaster ）。”

他指出支持拜登是“要对抗长久以来充斥的自私自利、部落政治、全面分裂和与邻为壑的趋势。”

奥巴马严厉挞伐川普的讲话录音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弹。川普随即在推特上自夸“取得了巨大成绩”，反指奥巴马／拜登（用贪睡乔的绰号指拜登）处理H1N1与猪流感“才是一场灾难，更糟糕。”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称奥巴马“应该闭嘴”（should have kept his mouth shut），指前任不应该批评继任政府的工作。

奥巴马没有加入骂战，但他采取了他的方式回答。

周三晚上，奥巴马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文章，说：“尽管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制定更好的政策决策，我们仍然可以在防控病毒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从经济陷落中解救人民，并得以更安全地接近正常。”

也许这才是真正应该有的交流方式：挽救正在这个世界崩坏的建设性。

奥巴马教导川普及共和党人学习的这篇文章，发在自由派色彩较多的媒体VOX上，他们搜集了数十位专家的意见，总结为战胜新冠拯救经济的7大绝招。全文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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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家就如何抗击新冠肺炎、拯救经济给出了7个最佳建议

原副标题：川普可以做得更多。

译 | 新约客

唐纳德·川普总统已经放弃了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联邦协调应对措施，倾向于将统计数字捏造出来，认为国家高估了死亡人数（尽管数据很清楚地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令人沮丧的是，尽管这种大流行病带来了棘手的政策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多个国家已经抑制了冠状病毒，大大遏制了新的感染率。美国顶尖的生物和社会科学家都说，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只是没有努力。我们既没有去做在亚洲行之有效的事情，也没有尝试美国专家们梦想中的大胆新想法。我们有数百万人失业，但在对抗病毒方面却欠缺人手；我们担心社交疏远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又拒绝颁布与此相应的经济救济措施。

以下是从多个领域的数十位专家的工作中收集到的七个主意，如果能将它们结合起来，将从多个方向同时对这一大流行病进行追击 —— 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可持续；让疫苗的开发速度更加快；让病例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让经济痛苦减轻更多。

01

人人戴口罩

戴口罩对于减少新冠状病毒的传播确实很重要。根据一个由香港和欧洲几所大学的五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研究测算，如果能说服80%的人戴上口罩，病毒的传播水平将只有不戴口罩的1/12。

广泛使用口罩可能是日本的冠状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还算温和的部分原因，而从口罩开始的基层动员几乎被普遍认为是香港成功案例的一部分。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香港做到了》指出，香港市民即便在政府还在禁止戴口罩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到几乎全民戴口罩抵抗病毒。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关键的事实是，虽然戴上口罩并不能保护佩戴者免受感染的风险，但却能很大程度上防止佩戴者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因此，一个由生物学家、医生、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耶鲁大学的跨学科小组计算出，“保守估计，公众每多戴一个布制口罩，其在在减缓病毒传播方面的收益，就达到3,000-6,000美元之间。而专业级口罩对医护人员的好处可能更多。”（注：https://www.dropbox.com/s/6ua7j979dbqb045/masks_final_n_HF_NA.pdf）

最大的问题是，在危机发生几个月后，美国仍在为医护人员的N95口罩、呼吸器的短缺而苦恼，更别提普通美国人了。自3月初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还远远不够。

不管增加哪一种口罩的产量，一个的巨大障碍是，没有人知道高水平的需求能持续多久。美国最大的外科口罩制造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Prestige Ameritech公司，在2009年时认为H1N1流感大流行带来的需求量激增将是一个天赐良机。但在最近接受NPR的采访时，公司共有人迈克尔·鲍温（Michael Bowen）回忆说，在那场危机中迅速扩大规模的努力几乎让公司丧命。

他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玛丽·路易斯·凯莉（Mary Louise Kelly）说："我们雇了很多人，扩大规模。后来差点儿破产了。我们裁掉了150人，差点就倒闭了。你知道，这不是像按开关。得制造机器，得雇人，得培训。这就是问题所在。"（https://www.npr.org/2020/04/06/828303817/surgical-mask-manufacturer-in-texas-is-inundated-with-requests）

R街研究所的凯莱布·沃特尼（Caleb Watney）和进步政策研究所的亚历克·斯塔普（Alec Stapp）建议避免这种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将会在我们这个名单上多次出现的点子：联邦政府应该同意支付高于危机前市场价格的费用，并保证能长期购买大量的口罩和呼吸机，从而令企业主们有投资信心。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如果事情最终好于预期，国家最终会在不需要的设备上 “浪费 ”资金。但是，多余的设备可以储备起来，这样美国就不会在下一次大流行病中出现短缺，还可以捐赠给没有财力进行大规模采购担保的低收入国家。

02

全线加速疫苗

开发安全有效疫苗很困难。而除了科学问题之外，证明疫苗安全有效并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满意的过程也很费时。我们可以加快这个过程。

传统的三期试验需要招募非常大的试验对象样本。一些人接受疫苗（其安全性已经在较小的试验中得到证实），其他人则接受安慰剂。然后，他们被告知要像往常一样出去生活，包括正常的努力不生病。因为任何特定的人在任何特定的日子里生病的可能性相当小，所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收集有关疫苗有效性的统计学意义的信息。如果它是有效的，那么你就需要开始大量生产，一开始难免会出现稀缺的情况 —— 短期内需求量将会很大，但没有人愿意投资一年后大多闲置的生产设备。

生物伦理学家尼尔·伊亚尔（Nir Eyal）、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希奇（Marc Lipsitch）和疫苗专家彼特·史密斯（Peter G. Smith）主张用人体挑战试验来加快这一进程。

在挑战试验中，你会故意让受试者接触病毒，这样可以更快地获得数据，而且只需要较少的参与者就可以结束试验。缺点是，在安慰剂组中会有很大一部分人生病，如果疫苗被证明无效，治疗组中的人也会生病。但倡导者组织 “1 Day Sooner（快一天） ”已经招募到了数千名志愿者（译者注，截止发稿时其官方网站显示，已经有来自102个国家的21729人志愿报名），只要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 —— 比如确保你招募的是心脏和肺部健康的年轻人 —— 风险相对较低，速度的好处是巨大的。

但仍然存在着生产的问题。比尔·盖茨主张在被批准之前就花费数十亿美元生产有希望的疫苗。这意味着那些用来生产没有效果的疫苗的钱被浪费了。而好的方面是，疫苗可以在批准后很快就可以大量生产出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由经济学教授组成的团队 —— 苏珊·阿西（Susan Athey）、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克里斯托弗·斯奈德（ Christopher Snyder）和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 —— 将这一逻辑推得更远，呼吁美国政府建立一个预先的市场承诺，保证 “在新疫苗上花费约700亿美元 —— 足够直接投资支持安装、生产及支付，比如说，为首批3亿人接种疫苗支付每人100美元。"

物流中断和供应链瓶颈很难预料，但如果能够提前承诺花大价钱购买成品，就能确保企业现在就开始思考如何开始大规模生产，展开疫苗生产竞争。

03

更多、更聪明的检测

韩国较早就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但该国迅速发展了足够的检测能力，从而得以确定和分离出阳性病例。上周末，中国武汉在发现6个新病例后，政府就迅速响应，制定了一个在10天内对多达1100万人进行检测的压力计划，根据一些说法 —— 所有阳性病例，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可以被隔离出来。

大范围检测使疫情更容易控制。川普白宫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白宫之所以能够以合理的近似于正常的方式运作，正是因为总统、副总统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们均经常接受检测。正因为如此，白宫工作人员都能合理地确定自己没有被感染，从而可以正常工作，甚至可以在全国各地旅行。而且，由于频繁的检测，一旦真的有人被感染，他们会迅速被隔离，疫情不会扩散（就像上周刚刚发生的川普私人侍从和副总统彭斯的新闻秘书一样）。

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流行病学家，但他的一些计算有助于说明广泛测试的力量。在罗默网站上的一个模拟中（https://paulromer.net/covid-sim-part3/），如果每两周对每个美国人进行一次测试，并将阳性病例分离出来，即使没有额外的接触追踪或社会疏远，病毒也能成功地被抑制。即使假设检测结果只有20%的准确率，依然有效的。

曲线最高时为无隔离的情况下，然后分别是80%、60%、20%的准确率的情况下。

在现实世界中，美国远远没有达到每天做2000万次的检测，也没有被迫依靠检测作为唯一的抗击冠状病毒的对策。但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应该提高检测能力。

罗默与生物伦理学家和医学博士齐克·伊曼纽尔（Zeke Emanuel）共同探讨了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是可能检测错了对象。目前在美国，绝大多数的Covid-19检测都是用于诊断目的，以判断生病的人是否感染了病毒。这在二月份的时候可能是有意义的，当时很少有人感染Covid-19，很多人只是打喷嚏。但现在，生病了反而不需要测试；相反，应该呆在家里和自我隔离 —— 除非你担心你可能需要住院。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测试你的血氧水平，而不是病毒核酸检测。

罗默和伊曼纽尔认为，美国做更多的测试，应该 “集中在最有可能传播Covid-19的人，而不是病人身上。”

作为我家负责买菜的人，我比我老婆更容易传播Covid-19，比在超市工作的人却更不容易传播，在超市工作的人比在医院工作的人更不容易传播。任何有数的检测量，应该优先保证在这部分人群中发现病例，如果这些人的检测结果是阳性，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感染给大量的其他人。这将使我们在减少感染方面获得最大的 “效益”。然后，随着检测能力的增长，就可以对更多的人进行检测。

从诊断性检测转向监控性检测，还有助于解决扩大检测规模的问题。

罗默写道：“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喝汽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医生开个处方，每罐要花20美元，你的保险公司会支付。每天生产大约10万罐苏打水。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你认为汽水的生产规模能够扩大到每天生产几百万罐的水平吗？这将是一个挑战，但并不是因为苏打水的生产和销售困难。”

他的观点是，对于所有关于检测的具体瓶颈的讨论 —— 棉签、试剂等 —— 根本的弊病是，诊断的商业模式并不能让人真的通过大量增加检测能力而获得报酬。罗格斯（Rutgers）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已经获得了FDA的紧急批准，他们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棉签或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即可进行的唾液检测方法。但是，“没人能有办法为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或者他们在全美同类实验室中的同行们，为他们可以提供的检测支付报酬。”

正如个人防护设备和疫苗的例子，保证购买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联邦政府应该愿意为一年内每天几千万的检测费用买单。如果美国的实验室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我们尝试过了。而如果这个国家通过大量的检测最终抑制病毒的速度出奇的快，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很小。

04

雇用更多的联络员

罗默关于通过大规模检测来抑制病毒的想法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论结构。

但现实世界中抑制成功的案例则依靠大量的检测和强有力的接触追踪来实现的。包括新加坡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已经利用各种数字工具以及老式的人工追踪来实现这一目标。基本的想法是，如果有人在食品外卖行业工作，比如说，有人生病了，你要快速追踪他们接触过的每个人 —— 同事、家庭成员、顾客 —— 因为你知道这些人的感染风险很高。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在美国早就开始了，但大多集中在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上。处理Covid-19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健康安全中心建议雇用10万人为州和地方机构做这项工作。前疾控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要求雇用30万名追踪者。这样做的确需要很多人，而且要花很多钱来支付他们的工资。但最近美国有数百万人失业，所以并不是真的没有劳动力。

尽管，疫情的规模之大，让人望而生畏。

“对于接触性追踪作为一般的控制策略，我倾向于有些悲观，”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希奇在上周的一个电话中告诉记者。“我们非常肯定的是，病例相对较少时，你会有足够的资源去做；未知病例越少，接触者追踪的效果越好。"

目前在美国，这些还不适用。但关键在于，接触性追踪就像检测一样，你会在边际上获得收益。我们离罗默的每天2000万次的检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每增加一次检测都有助于掌握疫情的爆发，特别是如果美国在检测谁方面能够更有智慧的话。每一个额外的接触性追踪，都能让我们更聪明地使用我们的检测。更多的检测和更多的追踪协同，能够减缓疾病的传播。而如果国家能做更多的工作来隔离那些检测阳性的人，它们就会更有效。

05

阻止家庭传播

详细的接触追踪可以让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更明确人们最初如何生病。现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看看做了更广泛接触追踪的亚洲国家的研究，从他们那里学习。

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病毒学家切维克（Muge Cevik）对亚洲国家的研究做了一个有益的综述，连篇累牍的论文都强调，家庭内部的发病率非常高。换句话说，很多人都是因为室友或家人而生病。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查看他该州的数据也描绘了类似的景象。即使大家通常都认为从事“基本”工作的人员存在高风险，但留在家里的老年人实际上占了更大的比例。

留在家里的人并不是凭空得病，离开屋子的人之间的传播对于疫情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即使是严格的社会疏远努力也只能使病例量下降非常缓慢，病毒很容易在家庭内部传播，这意味着一个在工作中感染的人可能会迅速变成在家里的两个、三个或四个。

目前，疾控中心的指南要求受感染者“呆在一个特定的房间里，并远离家中的其他人和宠物 ”，以及 “使用单独的浴室”。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大房子，有些人需要持续的护理和照顾。此外，冠状病毒似乎还可以通过管道有效地传播。即使严格地遵照指引，我们仍然不清楚疾控中心的指南是否奏效。而无论确切的原因是什么，统计数字也都已表明，它在实践中并不奏效。

亚洲国家成功的病毒抑制策略，都是依靠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将病人（有时还有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在家庭之外，这样传播链就会更快结束。

06

让人到外面去

即使联邦政府在抑制病毒的传播方面做得太少，而且许多司法管辖区似乎过于着急重开可能有传播危险的企业，但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户外空间关闭。这些关闭，不一定有充分的证据。

在我所居住的华盛顿特区，许多城市经营的公园都被关闭了，还有国家植物园、凯尼沃斯水生花园和环形堡公园。马里兰州关闭了所有海滩的入口。而在社交媒体上，似乎也有没完没了的争论，天气好的时候，出来去城市的公园里游玩的人是不是太多。

户外空气并不神奇，的确有可能在户外吸入别人口中的水珠。但证据似乎表明，户外传播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一项对中国武汉市公共户外空间的详细研究发现，这些地方的病毒含量“无法检测到或很低 ”。而对中国其他城市1000多例确诊的Covid-19病例的研究，也只记录到一例户外传播。

前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曾表示，他希望各州鼓励更多的户外商业和社交活动。

无论是否走到这一步，有几件事似乎很清楚：

1、病毒的户外传播不应该成为首要关注点。

2、总的来说，花时间在户外娱乐活动中，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健康的事情。

3、如果限制人们进入户外，会使剩余的户外空间更加拥挤，因此可能会适得其反。

4、人们最好是遵守社交疏导准则，而不是藐视这些准则，但如果真的违反或绕开规则，很可能在室外进行比在室内更安全。

5、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让人们到外面去，会有帮助，因为它有助于人们在社交和心理上更容易接受限制活动。

6、当下的政治争拗已被“开放经济”的争吵所淹没，但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多花钱来缓冲经济的打击。而财政刺激却无法取代新鲜空气和阳光给心理健康带来的益处。

07

把钱花出去

这份清单上的建议加起来有几千亿的总支出。与国会已经为新冠状病毒救济工作的拨款相比，这既是一大笔钱，也是杯水车薪。考虑到国家每周都有五位数的死亡人数，因此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用于真正有用的抑制措施。

更大的议题恰恰相反。

有一种看法，先不讨论对错，认为社会疏远措施给经济带来了可怕的痛苦，州政府感受到了来自企业主要求取消限制的巨大压力。实际上，我们并不明白限制（而非疫情本身）才是实际的经济问题。不管怎么说，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缓解经济问题：花更多的钱。

眼下，联邦政府为其债券支付的利率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这意味着，即使债务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平，政府实际上也可以相对负担得起更多的债务，没有什么理由让财政问题本身阻止国家做有利于公共健康的事情。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的宏观经济学家、前美联储参谋经济学家克劳迪娅·萨姆（Claudia Sahm）强调，国会 “必须承诺坚持到底，提供救济，直到我们都回到正轨。”这意味着 “根据经济状况决定何时可以逐步取消救济”，而不是任意的时间限制。

有两个装更多钱的桶会很有帮助。一个是萨姆（Sahm）一直以来的建议，只要经济上需要帮助，就简单地定期给每个人发钱。另一个是对没有联邦政府借贷能力的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帮助。尽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极力将此定性为 “蓝州救助”，但所有的州都喜欢有钱。如果共和党主导的州不想用多余的钱来资助州政府的开支，他们可以随时减税。问题是，当联邦政府可以无偿借钱，各州没有什么理由会缺钱。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支持美国的小企业。薪资保障计划太过复杂，规定性太强，无法发挥作用。亚当·奥兹米克（Adam Ozimek）和约翰·莱蒂耶里（John Lettieri）在经济创新小组的一份政策简报中提议，提供零利息贷款，金额不超过500万美元或2019年运营费用的200%，以较低者为准。这将有助于确保没有任何一家具有实际未来需求前景的企业因大流行而停业关张，这意味着，只要是谨慎的，限制措施就可以在不损害企业主生计或危及美国经济的长期结构的情况下，一直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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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晚报参见今日推送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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