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星期一的同性恋权利裁决如此具有历史意义
也许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周一最高法院的关于同性恋是否受反歧视法保护的有利裁决能够引发如此大规模（有些地方，如纽约布鲁克林，甚至比抗议弗洛伊德之死的规模还大）的庆祝和游行？它的意义如何？其实，对这种不公正的斗争，已酝酿了数十年。这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由于自身性取向被解雇的人，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它将影响以后所有的类似判决。
与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相比，美国最高法院具有更快，更永久的作用，它有能力为如何对待任何少数群体定下基调，通常是未来几十年。是一连串的最高法院案件，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例如，最著名的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LGBTQ的法律编制耗费了一代人的时间，追随了19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设定的模式。它的确奏效：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权利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废除禁止鸡奸的法律，使《婚姻防卫法》中将婚姻定义为仅男女之间的部分无效，最后，使婚姻平等成为国家法律的意见是这项运动取得的非凡成就，而这仅是在1969年纽约的石墙暴动之后才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的话题。
但是，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撰写的。肯尼迪先生不仅于2018年退休，而且川普总统用布雷特·M·卡瓦诺夫（Brett M. Kavanaugh）填补了该空缺，继而巩固了保守派占多数的地位，之前让尼尔·谷萨奇（Neil Gorsuch）成为大法官也是这个意图。结合政府对LGBTQ权利的不懈攻击——首先是2017年川普发推文，命令五角大楼解雇所有跨性别军人，到上周五，颁布了新的《卫生与人类服务条例》，该条例将剥夺跨性别者从可负担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获得的所有保护——很明显是所有运动的进展都突然受到威胁。
这就使最高法院周一在三起案件中的判决如此重大。该裁决明确表示，现任最高法院将继续确认LGBTQ人群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某些权利，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不可剥夺。（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这一决定还将导致其他法院使最新的《卫生与人类服务条例》无效，也许还包括五角大楼的那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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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起案件都只是因为他们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跨性别者而对解雇雇员的权利提出了质疑。助理法官戈拉奇（Gorsuch）和首席法官罗伯茨（Roberts）加入四位左倾的大法官，以改变文化格局，只需确认美国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即可：唯一能够控制法院判决的内容是国会写下的文字。
这一核心信念使戈拉奇法官有可能断定，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基于“性别”的工作歧视）时，没有人考虑歧视LGBTQ人群也是无关紧要的。
正如Lambda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的律师卡尔·查尔斯（Carl Charles）向我解释的那样，戈尔奇大法官裁定：“起草者想象力的限制不能成为无法律要求的理由。当成文法的解释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文字外的考虑又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不是争论。只有书面文字才是法律，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它的利益。”
已经很长时间了。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首先体现了对同性恋者的工作歧视，该命令禁止联邦政府和联邦承包商雇用他们。当时的立场似乎不言而喻，甚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没有挑战它的智慧。1957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评估旨在制止或消除同性恋者的法律的社会效力不在其‘领域’之内”。
推翻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的举动几乎立即开始了。一位在哈佛大学训练的天文学家法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于1957年被陆军地图服务局雇用——几个月后被解雇，当时陆军发现他因在旧金山因道德罪名被捕。
卡梅尼成为首位公开挑战政府政策的同性恋联邦雇员。在1961年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摘要中，他将禁止同性恋于联邦就业的规定描述为“一股在体面的人的鼻孔里发出的恶臭，一种对道德的冒犯，一种对理性的放弃，一种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一种对适当的自由和自主的不适当的限制，一种对任何文明社会的耻辱，以及一种对这个国家代表的一切的侵犯。”
法院裁定对卡梅尼不利。但是他发现了自己一生的目的：他成为了现代LGBTQ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之父。正如卡梅尼新近出版的传记《叛逆的战争》（The Deviant's War）所述，他是第一个说服同性恋者们，他们是同性恋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病人。然后他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来改变其立场。最终，他在1973年领导说服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同性恋从其疾病清单中剔除，这是一场胜利，使该运动使随后的所有进步都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卡梅尼的努力，最高法院将发布第一个重要的支持同性恋的重要决定，即罗默诉埃文斯（Romer v.Evans），其中肯尼迪大法官带领六比三的多数票通过了抛开科罗拉多州宪法倡议，它剥夺了同性恋者的反歧视保护，可能要再花23年。但是这项裁决并没有结束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这只是阻止了剥夺同性恋者的权利，”马特·科尔斯（Matt Coles）说，他在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领导同性恋权利项目已有15年。
对于最近的所有进展，几乎整个LGBTQ机构都为周一的决定做好了准备。法院的保守立场以及川普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反LGBTQ举措，使得最坏的情况似乎不可避免。
因此，周一的决定让人欣喜若狂，自从最高法院在2015年裁定支持婚姻平等之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白宫点亮成了彩虹的色彩。
“我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黑色和棕色跨性别人士为我们的生存和斗争而战斗和死亡，” 在周一的案件中代表其中一位起诉人的律师蔡斯·斯特兰吉奥（Chase Strangio）在法院判决后发了推文。“我们精心写下的话。并为之斗争。在深夜。经过这么多草稿。都在这个意见里。跨性别律师的话。黑人酷儿女律师的话。我们的话。”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查尔斯·凯泽（Charles Kaiser）是《同性恋大都会，美国同性恋生活的地标史》的作者。他是亨特大学的LGBTQ政策中心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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