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块布吵架 揪出了哲学家 | 子夜@北纬49゜
第 4 篇
为一块布吵架
揪出了哲学家
【提要】
“人们追逐口罩，但却忘记，口罩本来就是文明中的一种别具意义训诫的符号。它训诫人类不要忘记自己文明中所隐含存在原罪，人的贪婪，以及人因贪婪而不本分的恶习。”
文：乡庐子夜
刚进入新年，北美终于在危险中为冰球赛事开了绿灯，给在疫情中煎熬和郁闷的人们带来了些许的兴奋和刺激。
国家冰球联盟NHL在北美四大职业球类联盟中，好像有一定的神秘性，最特别的就是，NHL流行许多迷信说法。例如，每年赛季只要一进入季后赛，许多球员就突然留起了又长又浓的胡须。一些让女球迷疯狂的小鲜肉帅哥球星，满脸又脏又黑地场上奔跑，是每年定期出现的一道风景线。种种迷信会感染，从球员到球迷，只要一迷上球赛，各种千奇百怪的迷信都有，花样百出。听说有一本专门分析NHL各种迷信的书，我一直想能找来研究一番，结果，书没找到，自己也沾染了迷信。比如，温哥华加人冰球队（Canucks）主场赛事时，以前总有一位叫唐纳利（Mark Donnelly）的歌手在赛前演唱加拿大国歌。我特别注意，凡有他出场演唱国歌的赛事，好像温哥华赢球机会多，所以，这个唐纳利就成了我的一种迷信。自以为是认为只要他出场唱歌，温哥华赢球机会就多。这是心理作用，也是NHL迷信的一种表现方式。
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月前他参加了温哥华反口罩示威活动，在市中心著名地标美术馆前举行的集会上唱国歌并发言。结果，加人队老板把这个唱了二十多年国歌的歌手解聘了。据媒体透露，唐纳利事先已经估计到可能会因为反口罩而被解聘，但不为所动。事情好像有些极端：为了口罩这一片布，好像没有什么商量余地，老板很绝情，唐纳利也不留恋，后来继续为这一片布的口罩在外头抗争。
这件事对我这个球迷来讲，好像有些大事不妙，温哥华赢球的“吉星”没有了。果然，新赛季刚开打，唐纳利不再出现唱国歌，加人冰球队突然厄运降临，败绩连连，我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事实上，冰球失利根本与唐纳利无关，但出于迷信，愤怒之下，会诅咒这个唐纳利，对于一片布，他会有如此仇恨，竟然为之弃我们球迷而去？
唐纳利现象引起了很多媒体人士的争辩，有人认为这是疫情一年来所谓“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一种延伸，而唐纳利是“取消文化”的牺牲品。但是，从后来唐纳利的表态中，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在疫情中口罩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不必要和有害的，他对口罩也是持“取消”态度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人戴不戴口罩的纠结，一般都取决于个人习惯，而且在几乎大部分人认同口罩在防疫中的功能后，他还要站出来，高调地在市中心发声，反映的已是整个疫情期间不同文化的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有某种哲学支撑的，起码是哲学思想所投射出来的关注。我看了唐纳利的简历，他在温哥华本地出生和长大，从12岁起就玩冰球，但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教区工作。回加拿大后，他的兄弟也是附近教区的一个神父，是加拿大反堕胎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不要小看唐纳利，他不是一般唱歌者，他有自己哲学思想的。
像这样一个人，在北美是典型的社会精英，而且以服务和贡献而著名，但是，却因为一片布，与这个社会发生了冲撞甚至分裂，这是疫情中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在美国，一年来人们一直在指责共和党川普当局摆出反对口罩的姿态，但是，这又何止是川普一个人的问题？川普的任何政策或决定，都取于对选民支持度的精准计算，这是他执政行为的动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他在口罩问题上的偏执，一定程度反映了美国民众在防疫中的强烈个性和行为方式的选择。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是，从行政当局来说，是巴不得民众个个戴口罩，以便压平疫情曲线，能够尽快重启经济。那一片布做成的口罩，在他们眼里是形而下的，是有可能转换成活生生经济指标的。从北美至欧洲，无论是左派或右派执政，都强行推动隔离政策，包括呼吁和强制民众佩戴口罩。但是，这一片布所引起的冲突，烽烟四起的反口罩运动，此起彼伏，甚至酿出许多事件。在美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疫情严重、社会上反抗口罩最严重的州，集中在东西两岸，不少就是民主党掌权的。
当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么一个口罩，从疫情一开始，直到现在，始终不是简单一小片布，它的背后其实有重大的哲学命题，或起码是哲学的敏感。因此，如果不把哲学家“揪”出来，这一片布始终会名不正言不顺，我们也会始终看不清为什么一片布让世界如此不安宁。
口罩，这一小片布，只要人类一出现瘟疫，它就是一个神秘的哲学问题。西方文化中，人是有原罪的，所以相关宗教礼仪时，最怕的就是人自己本身的不洁净会沾污神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波斯教古墓墓门上的浮雕，主持仪式的祭司就戴着“口罩”。崇尚拜火教的波斯人认为人的世俗气息是不洁的，所以宗教仪式时要求信众用布遮住脸，那是拉开神圣与世俗距离的哲学象征。黑死病横行欧洲时，口罩有时会大如面具，如鸟嘴式面具，神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那是极具恐吓性的距离警告。中国古代有关礼仪中，也特别关注要防止自己口中不洁之气溢出，规定应用手或者衣袖予以遮挡，《礼疏》和《孟子》中都有所记载。一直到《马可•波罗行记》还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
古代人还是比较自知之明的，口罩“防己不防人”。到了现代，口罩让一片布具有了防止从嘴巴呼出和防止从鼻子吸入的双重功能。这是科学理性的产物，但因为口罩而引出的纷争，背后的哲学家总会适时地出场而拒绝缺位。
现在因为疫情围绕口罩所衍生的无数故事中，这一片布首先是形而下的，人命关天，于是人们瞠目结舌看到远古野蛮时代的景观在新世纪回光返照：在疫情全球爆发初期，一些国家从运输的半途中，强行把别国已订购的口罩掠为己有；有的人甚至提着整箱的现金，或者在工厂门口强行让客户转换交易对象；甚至在机场的跑道上，直接拦截它国准备装上飞机的口罩；有的国家则没收过境本国而目的地是其它国家的口罩，甚至在它国没收向第三国的供货。这些行为很多都发生在作为盟友的国家之间。“盟国”出动军队保护自己的口罩，是现代文明一大奇观。一些受害国家直指这是“现代海盗”，是“西部狂野”的重现。
但是，这一片布又是形而上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形而上”，因为它触动了哲学家的敏感神经。这次疫情一个很大的观察点是，一些平时不食人间烟火的教授和大师，纷纷为口罩跳出来，或者向政府责问，或者与同行吵架，甚至与昔日朋友撕脸。这是非常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现象。一片布的问题，怎么啦？
其实很简单，一片布——口罩，以及围绕疫情出现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隔离”两个字，这恰恰就是哲学家最敏感的，或者不是哲学家，但任何人在进行哲学思维过程中绝对要思考的话题或对象。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初春，处于抗疫千头万绪中的法国政府，突然提出要与“公民社会进行对话”。这种久违了的有人文意义的呼吁，当然让人眼睛一亮。但在同一时空中把“对话”和“隔离”作为同一件事做，人们仍然感到突然和尴尬，要做心理调适。后来才明白，作这种“对话”的许诺，是被几个哲学家因为“一片布”而引发吵架所逼出来的。
事情的起因就是意大利政府宣布因疫情对某些地区采取“隔离”措施而引爆的哲学家的批评。意大利哲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地区。他更担心“例外状态”会成为常态，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而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为了满足这种安全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
结果，这篇文章刚发表，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茜（Jean-Luc Nancy）就发难，发了一篇题为《病毒性例外》文章，认为由于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的“例外”，因此，不能以目前的“例外状态”指责政府，“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当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时，印度的哲学家也向阿甘本挑战，直指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因为特定种姓而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是“例外”。
口罩的意义就是隔离，这个问题对哲学家阿甘本来说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他在与朋友的论战中，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小说《约婚夫妇》，指政府“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担忧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在这波论战中，唯一站出来为阿甘本辩护的意大利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提到了“生命政治”，这也是阿甘本关心的哲学问题，于是成为吵架的一个焦点。
据介绍，“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指涉18世纪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将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计算和调节的治理技术。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茜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他认为将政治推向例外状态，终究会损坏民主国家所珍视的个人权利和权力平衡，这一点恰恰就是阿甘本所坚持的。
后来，为了结束这场争吵，阿甘本在接受《世界报》的访谈中，说自己感兴趣的是这场疾病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他耿耿于怀的是，所谓的“例外状态”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已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危机的状态。而现行的紧急措施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敌人来自于外部”而不是“敌人来自于内部”，没有什么比这种观念更能破坏社会的团结。后来有评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阿甘本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指出了封闭的民族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局限，而此前意大利和法国最为果断的措施是对外锁国，却无力处理内部的混乱。
几乎一年过去了，一片布的口罩，以及以此象征的种种隔离，已经成为阿甘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常态”，而有些地方、有些规定因当事人特殊原因被豁免戴口罩或隔离，则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的“例外状态”。这既具讽刺性，也说明时世比人强。本来，这个世界上像阿甘本这样的思想家不多，但现在偏偏又是哲学家量产的年代，一些政治活动家也以哲学语言煽情，几乎每天都在为“隔离”而吵架和抗争。在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外出戴口罩往往会招惹攻击并形成事件，反口罩和隔离者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几乎是每天新闻的一个内容。
哲学家不多，但他们都为这个“隔离”而吵起来，那么我们每天都要通过“一片布”亲身践行“隔离”的凡人，确实要从中体悟一些东西了。
当阿甘本与人吵架时，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例外状态”理论。这个理论是冲着“距离”而来，而“距离”在一些教授和学者看来，哲学的意义远甚于防疫意义。“距离”的必要性和永恒性，正是我们在这次“人命关天”的防疫中得到的一个启发，也正是由于哲学家们的争吵，才让我们惊觉问题的敏感性。老实说，人们不一定会像哲学家们想得太深奥，只是感觉到，现有的空间哲学和隔离文化，确实有可能因这次疫情而重新洗牌。所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关系都会变得陌生。“隔离”也许不是很舒服的东西，但那是一种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也许更是一种伦理的隐含。
当“隔离”被全社会视为逃离眼下灾难最好的办法时，我们想，这肯定是此前我们人类在处理“空间”问题上出了偏差。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所有的进步就是“区分”，从最原始的劳动分工，农业到手工业的区分，农村和城市的区分，从部落到国家的边界区分，到阶级的区分，等等。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消灭这些区分为目标，并因此引发了整体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现代以来所有的进步都是以是否消解“区分”的“公平”“平等”等作为检验标准。“隔离”和“距离”从来都是革命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统计学上的常识，“区分”与“隔离”是相反增长的。“区分”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产品不可能自力更生完成，而变成许多人纠结在内的从生产到销售再到分配的复杂链条。但是，空间的区分始终是无法消除的，作为保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虽然从社会主义学说中引进了许多资源，但“区分”、“隔离”和“距离”始终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并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哲学。相对隔离的空间，代表了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最主要象征，这种“区分”或“空间”正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生活在别墅里的人，甚至占有空旷无人的大片庄园，他们对“隔离”的识别，同生活在窄密空间里的人的识别，是完全不同立场的。我们看电影《泰坦尼克》，头等舱的空间同底舱的空间，几乎是无可比拟的。当然，好莱坞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从来都是正确地站在底层人民这一边的，他们在电影中歌颂底舱人民彻夜狂欢，连头等舱的女主人公也会被这种幸福感化。以左派闻名的好莱坞编剧和导演，企图对抗这种“区分”和“隔离”，但事实上他们自己绝对不会从加利福尼亚的比佛利山庄搬到洛杉矶的贫民窖去的。维持那种显示地位和金钱的区分不是他们的口号，但却是他们做人的底线。也就是说，从古以来，空间的区分和隔离一直是维持社会不同等级的潜规则。至少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来到之前，这条规则都不可能改变。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谈公平和自由了，这些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只存在于哲学家的观察和好莱坞的票房中，人们常常以“乌托邦”名之而轻松回避问题的实质。所以，当“隔离”一旦成为国家的命令或者法律，即使是防止疫情扩散的临时措施，仍然会投射出哲学的含义，因为它无异是挑动了哲学家最敏感的神经，因为这次史无前例的疫情不但重创经济，更冲击几百年来已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条。吕克．南茜反驳阿甘本时，有一句话是道出了他们这些反对者的心声，就是“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在争辩新冠病毒疫情时扯上全球化，足见有关“隔离”的问题早已超出了防疫手段，这可能恰恰就是本次疫情中暂时被掩盖的一个潜在矛盾。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以英国脱欧为象征意义的冲击，预示着全球一体化运动已经开始逆转，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极右主义暗潮汹涌的摊牌准备，国界、关税、退群、脱钩等关键词，几乎都同“隔离”“区分”是同一层面的哲学意义。疫情爆发前，世界几个发达国家都怒吐着对全球化的怨气，即使没有新冠病毒，企图推行“隔离”的思维也许早已萌芽。每年世界各地大规模抗议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同环保团体、各种维权主张汇在一起，早已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生活。
“无距离”和“被隔离”，也许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但也许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目标。所以，哲学家们吵起架来，并不是他们穷极无聊，而是他们实在太敏感了，这个世界本来就在空间和距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这些哲学家吵的东西，其实都涉及了几百年来的最深层的人文思潮。阿甘本担心的是“隔离”造成的人的自由的削减，而吕克．南茜则认为应该把矛头对准全球化，两人是多年老朋友，即使争吵，他们关注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太相远的。
凭心而论，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距离”的表现一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表征。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有时观察西方人排队方式，也是很松弛的，没有那种中国式的紧张和密集，所谓“两米”距离其实长期就存在，当然主要不是为了防止病毒，而是一种所谓的“尊重距离”（Respect Distance），即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就人的本性而言，无缘无缘故的近距离接触，并不能总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诠释。这次疫情中，一些大国元首或内阁级成员也中招染毒，包括皇室人员，成为令人瞠目的新闻，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宣示同平民的“无距离”关系。这些问题，一旦同政治正确扯上，如何从人文意义上进行诠述总是有相当难度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距离”在许多时候是非常必要的。
《泰坦尼克》那种头等舱和底舱的“距离批判”，肯定会是好莱坞继续坚持下去的标本价值。但是，像杰克那样不顾自己的身份距离，硬是把银行家的妻子掠夺过来，毕竟不是一个社会的人伦常态。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定的差别空间，不过各自时代不同罢了。中国古代诸如有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尽管一直被人批判，但这种划分是建基于某种成熟的行政伦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的核心即“人之有别”的理论，是一个秩序文明所必须面对的差别处理原则和技术。当年礼乐崩坏正是来自于“人之有别”的错位和混乱。“人之有别”不一定关乎平等或不平等，在人之有别的伦理核心中，同样设计了一整套让所有人可以平等地参与改变身份的规则。古代中国既使家境穷困，也可以通过苦读书参加科考挤身门第，这种梦想无论有无其负面内容，但总比现在几乎人人都想在一夜之间暴富的奢想来得合理和现实。什么东西都应保持距离，包括身份，地位，责权，总想一夜之间因为暴发而改变身份，就会不择手段。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保持社会和文明的“周礼”正在分崩离析，被酒神狂欢所代替，“礼乐崩坏”正是一种蔓延的病毒。
为一块布吵架，当然要把哲学家“揪”出来，但是，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我们哪个人不是“哲学家”？每天社交媒体成千上万的个体户或小贩式“哲学家”，他们为世界拼命开药方，却无法在“隔离”和“全球化”之间找到一味温性的中药。这不免有些悲凄。
一片布的口罩揭示了本次疫情最大的诡异：疫情集中了所有现代社会问题的特征，以及人类的全部质问。新冠疫情是人类文明原罪的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诠释。正如有的评论指出，“地球村”在一瞬之间被打回“部落社会”原形，回到所谓The War All against All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抗每个人的战争”。The War All against All是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名著《利维坦》（Leviathan）提出的，他认为，当国家未成立之前，缺少了对人类行为的某种约束，人类处在“每个人对抗每个人的战争”的危险中，面临暴力、死亡、孤寂、贫穷、残忍与短暂的不断恐惧。”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是对国家形式的一种分析，他认为倘若纵容每个人各行其是，人们将会依着非性善的本性，为了食欲、物欲或性欲，恣意烧杀掳掠，即无政府式的“自然状态”。他认为希腊之后的民主制度有许多缺失，所以他提倡契约论。
《利维坦》所揭示的，其实正是人类文明原本就存的非性善一面，那就是文明的“原罪”，一种即使隐含了几千年，却仍然会因一只口罩而发作的“原罪”。
从《旧约•创世纪》来说，人的原初问题就是“逾越”，构成原罪的核心内容。蛇煽动和引诱亚当和夏娃二人偷吃禁果。就在这一刻开始，天空有了凉风，并且因此看到了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从此有了“耻感”而要用“衣物遮蔽”。包括口罩在内的“一片布”的遮蔽，实际是人的原罪的后果。因为这种“逾越”，两人被赶出伊甸园，人的世界从此遗传和继承了罪恶和灾难。人在被驱出伊甸园后流浪，“衣物遮蔽”就是一个必须的符号，它是人类耻感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人类在“逾越”创世原初戒律之后承担的后果之一。这个寓意是人类文明一直流衍至今的真理之一。甚至在新冠疫情中，围绕口罩、隔离等引发的文化争论，都能看到原初文明“逾越”形成的历史后果。
从古至今，乃至本次新冠疫情期间，都始终存在这个“遮蔽”符号，并且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时代从未有过缺席。在创世以后深远的历史中，这种“遮蔽”的符号始终是人类文明具有象征性的界限意义。比较极致的是穆斯林女性始终如一的面罩，这种“遮蔽”是他们不可商量的原则。其他文明群体在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灾难降落时，能使用的“遮蔽”措施都是首当要务。中世纪黑死病期间出现的“鸦嘴面罩”，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染，但以“鸦嘴”的恐怖造型出现，仍然有着在灾难临头时顿生的“遮蔽”声明。本次新冠疫情时，以口罩为代表的“隔离”措施，一方面固然有着现实的预防病毒传染的形而下举动，另一方面却有着从原古文明以来在“逾越”和“遮蔽”之间尝试进行回旋或平衡的心理象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对“隔离”会引发激烈的辩论。
人们追逐口罩，但却忘记，口罩本来就是文明中的一种别具意义训诫的符号。从波斯教古墓门上的口罩浮雕上，到黑死病横行欧洲时恐怖的鸟嘴式面具，这些别具意义的符号，就是它的训诫性。它训诫人类不要忘记自己文明中所隐含存在原罪，人的贪婪，以及人因贪婪而不本分的恶习。假如哲学家不从人的罪性去找寻根源，他们吵来吵去，也只是担心“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但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惹的祸，灾难也许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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