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小甜甜的悲歌：巨星“为奴”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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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的流行巨星布兰妮·斯皮尔斯昨天通过手机在加州高等法院上发表讲话，她提供的证词持续了大约20分钟。这是她两年来第一次就自己的监护权问题出庭。
这位歌手谴责了她的父亲杰米·斯皮尔斯（Jamie Spears）和其他掌控监护权的人。她说，对她持续了近13年的监护在违背她意愿的情况下，强迫她采取节育措施和服用精神类药物，她因此遭受了“精神创伤”。
布兰妮表示，她的律师出于保护私人医疗信息的考虑，不愿意她公开发言，但她认为自己有权发声。她恳求法官布伦达·佩妮说：“监护对我来说弊大于利……我希望能够与全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希望别人能听到我的声音。让我憋这么久，对我的心脏不好……我不应该被监护。法律需要改变。女士，我17岁就开始工作了。我不能去别的地方，每周只能在办公室跟人见面。我真的认为这种监护是虐待行为。”
她最后说：“我需要休息两三年。我很坦诚，我愿意和你谈这件事。我觉得自己被排挤，被欺负，被孤立。我厌倦了孤独的感觉。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
2008年，产后不久的布兰妮开始出现精神问题。她的父亲从此成为她的监护人，全面接管她的财产、健康和私生活。她说，在这13年间，她只是“奴隶”，她在高烧时仍然被强迫继续演出，不被允许单独坐男友的车子，甚至连更换厨房橱柜的颜色都会被拒绝。
但杰米·斯皮尔斯强调，这样的监护将她从财务破产中拯救出来，并且得以成功复出，他还强调，女儿仍然很容易被欺骗和操纵，因此出于对她的爱，他需要继续保护她。
许多同情布兰妮的人发起了“#解放布兰妮”运动，他们想要知道，一个拥有一系列白金销量的歌手，一个前“X Factor”评委，一个即使处在半退休状态仍然能在社交媒体上一呼百应的巨星，为什么仍然需要一个监护人来照顾她？
布兰妮控诉了哪些事？
在法庭听证会上，布兰妮的语速非常快，多年来她就监护问题参加过多场听证会，但此前的内容基本保密。
布兰妮提到她被迫服用药物的问题，她说，2019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出排练中，她不同意一部分舞蹈编排。“我不是来当任何人的奴隶的，”斯皮尔斯说。“我可以拒绝跳舞。”
结果她说，她的监护人强迫她服用了锂盐。她说，药物让她失去了方向感。
“这是一种烈性药物。如果坚持超过5个月，你就会患上精神障碍。”她说。“吃了药后会有种喝醉的感觉。他们让6个不同的护士来我家监护我，因为我一开始就不想服用这种药物。”
锂盐通常被用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也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在法庭上，布兰妮没有提及她是否存在精神问题。
她指责父亲对她滥用权力。2019年，她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失败，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在电话里哭了一个小时，他很享受每一分钟，”她说。
布兰妮对自己被迫从事的工作也感到很痛苦，她将自己被迫所做的美国巡演和拉斯维加斯驻场演出比作“性交易”。
布兰妮说，“我一周工作七天……这就像性交易。我没有信用卡、现金，也没有护照。”
在这一天的发言中，可能最骇人听闻的一部分是她控诉自己被剥夺了生育权。布兰妮表示她想和男友萨姆·阿斯哈里（Sam Asghari）生儿育女，阿斯哈里来自伊朗德黑兰，曾是位模特，两人自2016年起开始交往。
布兰妮说：“我被告知，我现在处于监护状态，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我身体里有宫内节育器，所以我不会怀孕。我想取出宫内节育器，这样我就可以试着再要一个孩子，但这个所谓的团队不让我去医生那里取出它，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再要孩子。”她还补充说，她甚至不被允许单独乘坐男友的车。
布兰妮表示，她想对她的家庭成员采取法律行动，据报道，她的父亲每月作为她的监护人，可以获得1.6万美元的报酬，而她每周能分得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讽刺的是，她还得支付他的律师团与她在法庭上较量的费用。
在法庭听证会上，布兰妮恳求法官认真对待她的监护权问题。“这感觉，就像是我已经死了，就像是我压根无足轻重，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她说。“我想要被倾听。我再跟你说一遍，也许你能理解它的深度、程度和伤害。”
怎么会有成年人监护这种事情
布兰妮的控诉令人震惊，这让人不禁要问，一个成年女性，为什么十多年来要接受父亲无所不在的监护？
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2013年的估计，大约有150万成年人受到监护。当一个人被认为有严重的智力衰退时，法院可以介入并授予某人为他们做出经济决定和重大人生选择的权力。
在斯皮尔斯一家所在的加州，法律规定，对于“无法适当满足其身体健康、食物、衣服或住所等个人需求的人”，或“基本上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资源或抵制欺诈或不当影响”的人，有理由采取监护人制度（conservatorship），在其他一些州，则称为监管权（guardianship）。被任命负责的管理人可以是家庭成员、密友或法院指定的专业人士。
洛杉矶律师特洛伊·马丁曾参与过一些备受瞩目的监护诉讼，他说，加州被监护的成年人通常是两类，一类是18岁成年的发育障碍者，另一类是老年人，其中许多人罹患失智症，因此在金钱上可能会遭到欺诈，而布兰妮“是个不寻常的例子”。
2007年，在布兰妮成为母亲后不久后，她开始陷入挣扎中，而狗仔队对她紧追不舍的跟踪报道显然加剧了她的心理危机。她用雨伞袭击了一个摄像师的车。她在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她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当她在一次探视后拒绝交出她的儿子时，她受到了所谓的非自愿临时精神病拘留。
在危机中，2008年2月，布兰妮的父亲杰米向法院提交了法律文件，要求他暂时监护布兰妮。此前父女俩的关系并不亲密，杰米本人有酒瘾，在女儿成名期间，这位父亲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法庭记录显示，法官认为杰米·斯皮尔斯是“合适且合格的人”，并授予他对女儿日常生活的广泛控制权，同时由他担任她的财务共同管理人。
同年10月，杰米向法院申请让他成为布兰妮的永久监护人。法院批准了这份请愿书，杰米和律师安德鲁·沃勒成为共同监护人。
法庭认为布兰妮无法照顾自己，但就在她被要求由父亲监护的这一年里，她发布了一张冠军专辑，并准备在全球举办近100场演出。
十多年来，杰米监督着女儿的大部分财务和个人生活。法庭文件显示，监护人有权限制她的访客。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5岁）的探视都是由监护人安排和监督的。它有权以她的名义申请限制令。它有权为她做医疗决定和生意安排。
从法律上讲，布兰妮可以结婚，但结婚和其他重大的人生决定都必须得到监护人的批准。
她每周有一定金额的零花钱，但她需要提交详细账目，哪怕只是买一份快餐。
作为监护人，杰米每月工资为1.6万美元，法院还批准他从他为女儿签署的各种协议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入。
2011年，布兰妮斯成功举办了Femme Fatale巡演，杰米获得2.95%的佣金。
2014年，他获得了她拉斯维加斯演出收入的1.5%，据报道，该节目在近250场演出中获得了1.38亿美元的收入。
加州的遗嘱认证律师W.迈克尔·亨斯利（W. Michael Hensley）说，作为监护人，杰米·斯皮尔斯既要维护布兰妮的最大利益，又要在每次演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双重角色“充满了利益冲突”。
但律师马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她的父亲已经将她的财产价值增加到了约59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房地产价值的增加。
马丁说：“他每年都必须提交一份有关她所有财务状况的会计报告，尽管有些文件经过了编辑，但它们显示，在他的控制下，她的财产增加了2800万美元至4700万美元，这是相当可观的。这听起来不像是在利用她。”
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
多年来，布兰妮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监护权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但《纽约时报》新近获得的机密法庭记录显示，她一直在表达对监护权的抗议。
早在2014年，布兰妮的法庭指定律师塞缪尔·英厄姆三世（Samuel D. Ingham III）就在一场不对外公开的听证会上说，布兰妮·斯皮尔斯希望考虑让父亲不再担任监护人，理由包括他存在酗酒等问题。
根据一份文字记录，她还提到了希望改变生活方式，提早退休，但认为监护权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2016年，布兰妮发行了第九张录音室专辑，并在拉斯维加斯演出了50多场。但据一名调查人员撰写的报告显示，私下里，她再次抗议监护权。（在加州，法院调查员会定期对被监护对象的生活和财产进行审查。）
布兰妮告诉调查员，她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愤怒”，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严密的管控。她说她的父亲对她“痴迷”，想要控制关于她的一切。
布兰妮给出了许多细节，她说她每周要多次接受毒品检测，她的信用卡被她的安全团队或助理持有，并由他们自行决定使用。
她对调查员说，她想在家里做些小装修，比如给厨房里的橱柜漆个新颜色，但这被父亲禁止了，因为父亲说这会花太多钱。
法庭调查员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她明确表示，她觉得监护权已经成为对她的压制工具。她‘厌倦了被人利用’，她说自己才是那个工作挣钱的人，但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拿着她的工资。”
在与布兰妮、她的监护人和医生协商后，调查员于2016年得出结论，基于她复杂的财务状况、易受过度影响和“间歇性”吸毒问题，监护仍然符合布兰妮的最佳利益，不过该报告呼吁“一条通往独立的道路，并最终终止对她的监护”。
2019年，布兰妮的生活再次出现明显的危机，她宣布无限期停工，并住进了精神病院，当时她对外宣称这是因为父亲重病，她因此陷入精神崩溃，主动接受治疗。但在那年春天的闭门听证会上，她声称自己是被强迫住进精神病院，她认为这是对自己在排练时提出异议的惩罚。
她还说，她在高烧104度（摄氏40度）的情况下被迫表演，称这是她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
自那以后，布兰妮和她的法律团队似乎开始与她的父亲角力。
2019年4月，杰米不再担任布兰妮的唯一监护人。法官任命乔迪·蒙哥马利（Jodi Montgomery）为布兰妮的临时监护人。在公开法庭听证会上，斯皮尔斯的母亲支持解除杰米的监护人身份。她称父女关系“有毒”，还说杰米曾把女儿称为“一匹必须像赛马一样对待的马”。
2020年8月，新的法庭文件显示，布兰妮要求她的临时监护人蒙哥马利成为永久监护人，并提名房地产管理公司贝西默信托（Bessemer）参与管理她的财产。
布兰妮还于2020年10月提交文件，要求从Loeb & Loeb LLP增加更多律师加入她的法律团队，并获得批准。此前，她的团队中只有英厄姆这一位律师。
一场持久战
旧金山代阿布洛谷学院（Diablo Valley College）商学教授T.S.拉罕（T.S. Laham）在著作《骗局：信任的失败》（the Con Game: A Failure of Trust）中写道，美国的监护制度是“虐待的温床”。
监护人偷窃、忽视或虐待他们本应帮助的人，这种事情并不鲜见。2010年，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对20起监护案件的审查中发现，“监护人从158名丧失行为能力的受害者那里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得了54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许多是老年人。”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残疾权利项目旧金山办事处的律师佐伊·布伦南-克罗恩（Zoe Brennan-Krohn）说，监护的法律程序是极端的、不透明的、家长式的，而且往往很容易进入，却很难退出。
布兰妮的父亲和他的律师强调说，她特别容易受人骗，但这是否就是全权接管她生活和事业的理由？亨斯利律师说：“我们在生活中有权做出愚蠢的决定，想想有多少聪明人会在恋爱时冲昏了头脑。”
布兰妮的律师英厄姆表示，布兰妮还没有正式要求他提交结束监护的请愿书。根据加州法律，她需要证明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她可能需要接受密集的调查和精神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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