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评 I 搞倒哈佛校长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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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溪边愚人
自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以来，美国舆论分裂极其严重，而大学校园更成为相关言论分裂到登峰造极的场所。认为校方没有及时谴责反犹太主义言论，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被叫去国会听证。
在听证会上，纽约共和党众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咄咄逼人地问：“在你们的校园里，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受保护的言论吗？”三位校长都拒绝对这一问题给出“是”或“否”的回答，因而被认为是故意暧昧，纵容种族灭绝行为，使对该问题的回答成了此听证会标志性的灾难时刻。
为此，宾大校长很快就不得不辞职。
没想到，哈佛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于本周二（1月2日）也辞职了。
相关报道：哈佛大学校长还是辞职了
三周前哈佛董事会曾全体一致表示支持她。
董事会做出支持盖伊的决定，是在面临外界要求她辞职的巨大压力之下，在斯特凡尼克的“搞倒一个，还剩两个”的推文之后。
或者说，斯特凡尼克的推文其实是给了哈佛校董们一个刺激和警醒，使他们决定要守住学校这个独立学术机构的阵地。
但是，盖伊还是辞职了。从盖伊的辞职信可以看出，与其说是盖伊没顶住，还不如说是哈佛董事会没顶住。
将来我们回过头看时，会如何评价美国学界的这个时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M·布洛(Charles M. Blow)的观点文章：“对哈佛大学克劳丁·盖伊的迫害”。（《纽约时报》截屏）
剽窃指控是最后一根稻草？
盖伊被指控学术上有剽窃行为。
表面看起来是，盖伊逃过了听证会一劫，但终于没能过被指控剽窃这一关。
但是，哈佛校董全体一致表示支持她，是在对她的剽窃指控所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之后。独立调查“发现了一些引用不充分的情况”，但“没有发现违反哈佛大学研究不当行为标准的情况”。
为什么独立审查的结论没有动摇哈佛校董对盖伊的信心呢？根据《哈佛深红报》的一篇社论文章，“剽窃既包括将他人的观点歪曲为自己的观点，也包括对借用材料的错误归属。这两种情况都很严重，但盖伊的指控属于后一种情况，其严重程度要低得多。”“正如一项独立审查所发现的那样，盖伊的违规行为似乎明显缺乏偷窃或欺骗的意图，因而无法上升到研究不端行为的高度......因此并不构成她辞职的理由。”
就是说，盖伊的情况不存在观点、理念或意见的剽窃——这是一篇论文的价值所在。
据说，后来又有新的剽窃指控。那么，我想说，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难道不是认真审核后的结论才是最公平的吗？指控本身不代表就是事实。司法上有疑罪从无（或无罪推定）的说法，这一原则也同样适合这里的情况，否则，只要有人指控就认为是真的，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哈佛深红报》也是同样的意见：“因为我们认识到临时校长会带来混乱而不是必要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盖伊校长不应该辞职。至少，不是现在。”“早些时候，当秃鹫们因莫须有的对盖伊国会证词的批评而围攻她时，我们恳求哈佛不要屈服。现在，当同样的机会主义者提出类似的虚假批评时，我们恳求哈佛大学：不要屈服，不要屈服。顶住来自学者、政客和捐赠者的压力。在对盖伊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教做出严肃、公正判断的基础上，决定她的未来。”
同时，《哈佛深红报》指出，不能忽视这一波新闻周期的驱动因素——保守派活动家制造了一场全国性的愤怒，意图抹黑高等教育：最早提出剽窃指控的人之一，也是煽动了丢人的全国禁书风潮的保守派愤怒艺术家克里斯托弗·F·鲁弗(Christopher F. Rufo)，提出的所谓小学在教授有关种族问题的高级学术理论的指控，本身就是造谣。鲁弗在自己的推文中“直接而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为了惩罚哈佛，进而惩罚高等教育的‘无知’”。
《哈佛深红报》还指出：“许多要求盖伊辞职的呼声都暗示或直指她是‘多元化雇佣’或‘DEI极端主义’的产物。这些批评公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只能证明它们是恶意的。”这种恶意就是要把她赶下台，一招不行就再换一招。
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M·布洛(Charles M. Blow)所言：“黑人妇女看到她们的资历受到无情的攻击，她们的人格受到指责，她们的生活受到玷污。问题并不在于降低了她们成功的门槛，而是提高了门槛，以至于任何不完美都会被夸大为根本缺陷。这些女性被困在他人要求完美的监狱中。”布洛接着问道：当谈及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五花八门的道德问题时，这些人在哪里？
所以，马上让盖伊走人，其实是中了保守派的计谋。不是说剽窃行为不需要得到重视，而是说，必须真正公平、认真和诚实地对待，比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而不是被保守派当枪使。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盖伊，更对得起哈佛和社会。
公平的含义我们真懂吗？
当我们把公平作为一个黄金准则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试图质疑自己的标准是否真的公平。
关于对哈佛校长盖伊是否剽窃一事，《纽约时报》的一个读者来信正好也说出了我的看法。
也是毕业于哈佛的马萨诸塞州的读者珍娜·马拉穆德·史密斯(Janna Malamud Smith)这样说：
《纽约时报》用了惊人的篇幅来梳理克劳丁·盖伊的剽窃问题。我建议该报的记者在花更多篇幅之前，不妨先看看在她之前的所有哈佛校长的出版物。或许还可以看看哈佛最著名的教授们的著作。
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可能会让批评家们对她的著作进行更多的审查，而不是像过去没有这种技术能力时对任何学者的著作进行审查那样。
让我们先看看她在她的圈子里到底有多例外——或者是不是（例外）——然后再对她进行如此全面的谴责。
这与不能随便“挑选”人查税是同样的道理。美国对抽查税表的标准非常高，没有人能够选择谁的税表来查，都是随机抽查。报税过程中出现错误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盯着查，很可能查谁谁就有问题，所以，非随机的查，对被查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不要和我说，心里没鬼就不怕查。不让随便查税表，堵塞的是一个可能的政治腐败的漏洞。那么，如果在审查抄袭或剽窃问题时不采用公平的方式，就是为某些人的政治动机创造机会。很可能，没有人的论文或著作能够在现代AI的审查过程中完美过关。
所以，我们不反对审查，但我们反对不公平的审查方式。
政府居然介入哈佛的“私事”
其实，最令人不安的是，政府居然介入了哈佛的“私事”。
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在三位大学校长听证会两天后的12月7日，启动了对哈佛大学的反犹太主义行为的调查。12月20日，该委员会又宣布，这一调查还将包括针对盖伊的剽窃指控。这就很匪夷所思了。
《哈佛深红报》对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启动对哈佛反犹太主义行为调查的报道。（《哈佛深红报》截屏）
对此，《哈佛深红报》的社论文章反问道：“反犹太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时候开始扩大到包括剽窃了？国会开创先例，自封为剽窃指控的仲裁者，这对美国人民有什么帮助？《宪法》的制定者们究竟在哪里建议国会——在立法和提供有意义的监督之间的空闲时间——对私立教育机构校长的学术研究进行审查？”
《哈佛深红报》的社论文章继续说道：“通过扩大调查范围，委员会再次证实，他们对哈佛大学的调查只是我国文化战争的另一条战线。事实上，委员会对盖伊学术记录的调查恰恰证明了其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承诺是没有诚意的。”
我不知道美国历史上是否有过国会对大学校长任命的如此干预。但不管有没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尤其讽刺的是，众议院这样的举动居然来自向来口口声声反对大政府的保守派。妥妥的双标！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出现双标，背后就一定有鬼。这难道不该提醒我们质疑其背后的目的吗？
同样道理，如果大学被金主绑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有人喜欢拿两次哈佛校长的辞职做比较，一个是这次的盖伊，另一个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可是，两者有可比性吗？
萨默斯是因为相信女性在数学或工程方面天生比男性差。在21世纪还持有这样的陈旧观念，他学术上再有建树也不够格做大学校长啊，更何况是哈佛校长呢。而盖伊的问题是，对她的剽窃指控必须经过独立调查的审核才能成立。再说一遍，不是为剽窃辩护，而是为程序的不公平发声。
我们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呼吁萨默斯辞职的声音全部来自草根；要盖伊辞职的主要推力来自右翼政治力量和金主。任命谁做校长，既不干政府什么事，也不该被金主控制。
是多元过头了，还是对多元的攻击过头了？
很多要求盖伊辞职的言论都将箭头指向多元化，说左派走过头了，极端了，言下之意就是盖伊本身并不够格做哈佛校长。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相关文章可以说是典型代表。仅以盖伊没有著书和论文数量少，就认定盖伊被任命哈佛校长仅仅是多元化的产物。
但是，根据《哈佛深红报》，“盖伊拥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和四年领导哈佛最大行政部门的经验，这使她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最重要的是，盖伊是在包括数十位高素质候选人和其他高素质有色人种候选人在内的选拔中脱颖而出的。”
要我说，学术作品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不提供任何实质性学术评论就下结论说盖伊不够格，无法让人信服。
哈佛校长的筛选往往从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开始。这几百人都是凤毛麟角的人物。进入最后名单的那几位，绝对已经都是合格人选了，其区别，无非就是每个人的强项略有不同。这时候，如果给多元因素多一些权重，有问题吗？
当然，在视多元为敌的人眼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问题，无论被提名的人是否够格。我们不妨看看下面两个例子。
在拜登总统提名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当天，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称她是一名“激进的法官”，并说“她有限的司法记录”显示她“一贯无视宪法”。现在，一个由前川普政府官员经营的智库呼吁对她丈夫的收入来源以及为纪念她宣誓就职而举行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行道德调查。
加州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承诺，如果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席位空缺，将任命一名黑人女性进入参议院。范斯坦去世后，极右翼刊物《联邦主义者》(The Federalist)有一文的标题赫然写道：“黛安·范斯坦的参议院继任者将由她所符合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标准来定义”。
这其实关系到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究竟有没有意义。
耶鲁大学教授伊利亚·安德森（Elijah Anderson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我很大启发。安德森是耶鲁大学社会学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的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耶鲁大学的最高学术级别，授予被认为是该领域最优秀的终身教职人员），其作品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他说：“是的，平权行动的很多努力仅停留在让少数黑人受益的象征性意义上，但即便如此，许多被用来装点门面的黑人还是很成功，导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黑人中产阶级。”
所以，哪怕象征意义上的平权行动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更何况在保证质量后的权重加码呢？
相反，那些拼命要去除平权行动的人，才是在把历史往倒退的方向推。
有一个方法检验动机特别灵：给孩子洗完澡后，是只泼掉脏水还是连孩子一起扔了？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是，尽管承认目标是好的，但发现问题后，不是改进方法，而是否认目标。
这就证明了，这些人的出发点就是去掉目标。所以，他们只会看见一些疵瑕，一些副作用，却完全看不见那个目标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经常看见简中自媒体举着马丁·路德·金的牌子反平权行动。的确，金博士说他的梦想是“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能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行来评判他们的国家”。金博士当然是指一个他当时正在为之奋斗的国家和社会，而不是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
当今的美国社会远不是一个平等对待黑人的社会。在系统性歧视还随处可见的时候，把金博士的梦想当作现实，如果不是对金博士的话理解错误，就是故意扭曲，其实也是对金博士所领导的平权运动的诋毁。
结语
宾大和哈佛校长的辞职，是学术界的悲哀。
《纽约时报》报道说，哈佛大学的一些教师和校友认为，这是因为学校屈服于激进分子和强大捐助者的舆论压力。
哈佛大学法律学者、该校最著名的黑人教师之一兰德尔·肯尼迪(Randall Kennedy)在一条短信中写道：“我为一所伟大的大学无力抵御一场令人震惊的有效的误导和恐吓运动而感到难过。”
而右翼政客和活动人士在大学校长辞职后的邀功行为，更彰显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离任之际，盖伊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观点文章：《哈佛刚刚发生的事比我个人更重要》。
在我离任之际，我必须提出几点警告。 反对我的运动不仅仅是针对一所大学和一个领导人。这只是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中的一次小冲突，这场战争旨在瓦解公众对美国社会支柱的信心。 这类活动通常以对教育和专业知识的攻击开始，因为这些是使社区能够识破宣传的最有效工具。 而这样的运动不会就此结束。各种值得信赖的机构——从公共卫生机构到新闻机构——将继续成为破坏其合法性和破坏其领导人信誉的协调企图的受害者。 对于那些对我们的机构冷嘲热讽的机会主义者来说，任何一次胜利或领导人的倒台都不会耗尽他们的热情。
希望正义的力量能够顶住这股潮流。这样，当我们在将来回看历史的时候，这只是一个至暗时刻，而不是继续滑向深渊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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