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时升副处的“80后”，被留置时争辩：我马上要当县长了，这肯定是谁在害我！
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了《十多年的“朋友”就是真情吗》，讲述江西省庐山市委原副书记周麟的犯罪细节。
“政事儿”注意到，周麟是一名“80后”干部，30岁时升副处级，去年8月被查。
周麟（资料图）
官方履历显示，周麟生于1980年11月，早期在原庐山区工作，历任共青团原庐山区委书记、原庐山区姑塘镇镇长、镇党委书记、虞家河乡党委书记等职。
2011年，九江市公开竞争性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周麟通过选拔后，任原星子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长，次年卸任县委统战部部长职务。
2016年，周麟调任庐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职3年，于2019年12月任庐山市委副书记。去年8月28日，官方宣布其被查。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去年8月28日，周麟在被带往留置点的路上，焦急地和办案人员争辩着，“这里面只有收了钱的人才会进来，我哪里收了钱？我马上要当县长了，这肯定是谁在害我！”
原来，就在此前不久，周麟还是县长的热门人选。他没有想到留置通知书比正式任命书更早到达。这位年仅30岁就当上县委常委的年轻干部，刚开始对身边人“一手给钱、一手办事”的直接请托能够保持警惕，最终却没有抵挡住“友情”的糖衣炮弹。2021年1月，因受贿126万余元，周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据九江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周麟说话很客气，没有官架子，会交朋友，也爱交朋友。为官十几年间，这一为人处世的特点是他的优势，后来却成了他的弱点。
1980年出生的周麟成长在一个干部家庭。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体制内工作，从街道干起，后被提拔为九江市庐山区（2016年改为濂溪区）团委书记。2008年，27岁的周麟被任命为该区姑塘镇镇长，一年后出任虞家河乡党委书记。
当时正值九江市区向东扩展的阶段，姑塘镇和虞家河乡是城区建设的前沿地带。抓好当地经济发展工作，对于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周麟来说并非易事。但他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给工作带来了很大助力。虞家河乡时任乡长回忆称，周麟“很随和，很好沟通”，到任不久就和当地干部打成一片。他朋友多，饭局多，时常能够邀请做企业的人到本乡走走看看，推动招商引资工作。
谦虚和气为周麟换来不错的人缘。在矛盾最多、难度最大的拆迁工作中，周麟得到了不少当地人的支持。比如，在乡镇有一定影响力的建材行业企业主蒋某某和李某某主动帮助政府做群众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拆迁工作不仅顺利完成，而且创造了40天无一例上访的记录，成为周麟仕途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擅长社交既帮助周麟打开工作局面，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给他带来负面影响。拆迁过程中，蒋李二人成了周麟的朋友。审查调查发现，周麟收受的贿款中，有不少来自蒋李二人。此外，从乡镇开始，丰富的社交生活就一直填充着周麟工作之外的时间，他享受社交的感觉，将饭局上聊聊天、吹吹牛视为一种放松。在庐山市工作后期，他甚至给人留下了热衷吃喝的印象。
2011年，30岁的周麟通过竞争性选拔成功入围九江市副县级领导干部任用人选，并被任命为星子县（2016年改为庐山市）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
据报道，周麟“少年得志”、“前途不可限量”的声音，在他耳边此起彼伏。他的心中满是激动、得意和荣耀，立志在新的岗位上扑下身子好好干番事业。
不过，表面的光环和现实的遭遇却形成了“反差”，由此造成了周麟心理上的“落差”。星子县是九江市人口小县、财政弱县，周麟发现，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的开支只有他在乡镇时的三分之一。职责上，他只是县委书记的助手，似乎还不如做乡镇主官那样有存在感。加之星子县远离市区，周麟平时几乎不能回家。自己虽然级别变高了，但实际收入却有所下降，想给孩子多报培训班都要精打细算。周麟的意气风发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他本想找朋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心中的苦闷，却无奈地发现，但凡有点交情的朋友，在自己当上县委常委后，“三句话不离请托办事”，吹捧奉承之外，全无情谊可言。周麟感到厌恶，他们只是盯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事实上，朋友只谈利益不谈感情的状况，长期伴随着周麟，并随着职位的提升愈发明显。“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心态，既膨胀又迷茫。职位越高，我却感觉越孤独。”周麟说。
只有两个人没有让周麟厌烦——他在乡镇工作时结识的蒋某某和李某某。周麟甚至说，“参加工作以后，应该只有他们两个算得上我的挚友了。”
与其他直接用钱向周麟示好的老板不同，绝大多数时间，蒋李二人对周麟只谈感情，不提要求。在周麟看来，他们爽快大方，不给自己惹麻烦，还是难得的倾听者。他们带周麟逛街消费，和他套近乎，但并没有表现出要他帮忙办事的意思。有时他们会主动提醒周麟，与某某老板交往不要过于亲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生活上需要钱，可以从他们那里拿些用。有一次，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家人，周麟表达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蒋某某适时鼓励他，你还年轻，起点很高，现在放弃大好前途未免可惜。
十几年的交往中，周麟感到，蒋李二人是真心为他着想，焦躁时予以安慰，失落时提供精神支持。周麟升任星子县县委常委后，每年春节，两个老板都会到他家拜年。李某某后来还管周麟的父母叫起干爸、干妈。
在周麟心里，友情产生的信任已经盖过了他对政商身份应有的警觉。
“围猎”者通常先取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再适时提出要求。蒋李二人也不例外。在与周麟的密切接触中，他们了解到他对钱的需求，也深知他明确提出的底线：直接送钱请托办事，是绝对行不通的。他们选择为自己的真实目的罩上友谊的面纱，十余年间，每年拜年都会留下一两万元的红包。
周麟也曾有过“无功受禄”的不安。蒋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红包的2011年，周麟刚刚离开庐山区到星子县任职。那时的他对纪法规定只有大致印象，自信地认为蒋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务对象，可以当作纯粹的朋友。红包是朋友的礼物，与权力毫无关系。同时，他还有一点私心。相比于老板几百上千万元的年收入，这一两万元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周麟来说却不是小钱，“感觉他们给我钱，就像扶贫一样”。
办案人员介绍，周麟最反感唯利是图的人，但如果先和他成为朋友，再请他办事，他就容易自我麻痹，认为这是对朋友尽仁义之责。所有给周麟送钱的朋友，他最后都帮了忙。很显然，周麟将蒋李二人给他送钱与请他帮忙完全分开，后来在子女上学、承接工程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殊不知，这一个个红包和一次次请托早已构成权钱交易的事实。
毕竟相识十几年，很难说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情谊，但遗憾的是，周麟始终没有看清两人的真实面目。他将自己比作期货，“如果性价比不高，谁也不愿意投资。我已经明确讲过违规的事不会做，他们再送给我钱，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大过‘围猎’的可能吧。”
周麟不知道的是，在办案人员面前，蒋某某曾说，和前途好的领导干部交朋友，对我们总没有坏处。他这么年轻，希望他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
虽然周麟自称职位越高，交心朋友越少。但在外人看来，他经常吃吃喝喝，八小时外饭局一直不断。采访过程中，他也反思起广泛社交、热衷吃喝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方式的变化。在乡镇，周麟是同事口中为人和善的年轻领导，但自从40天无上访完成拆迁工作后，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够独立做事，而且老同志做不好的他也能完成。尚未经过沉淀就膨胀的心让周麟开始享受朋友的奉承，而周围人看他喜欢吃喝，见风使舵，饭局上的众星捧月又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得意。
在工作上，飘飘然的情绪容易转化为盲目的自信和绝对的强势。庐山市的一些干部记得，在担任常务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周麟会以非常严厉的方式推进工作，有时一点小事不合他意，便会大发脾气。“应该说那时候我错把酒肉朋友的吹捧当作真本事，工作推进稍有不顺，就会非常焦躁。”周麟说。
更为不利的是，周麟的社会声誉在不断降低。他长期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自己不违规为朋友谋利，吃饭喝酒的交往都可以接受。办案人员发现，在庐山市任职后期，周麟几乎每周末都回到九江市里吃饭，有时还主动组局。虽然组织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吃喝和交友问题，被虚幻的吹捧冲昏头脑的周麟依然毫不在意。2017年前后，周围人渐渐听说，周麟还和九江市黑恶势力有着密切往来。
谈到这些，周麟悔不当初，“我后来才知道，包括涉黑涉恶组织成员在内的一些人，只因参加了我在场的一个饭局，便号称和周市长关系很好，到处吹牛，给自己谋好处。”
2020年4月，九江市纪委监委接到问题线索，反映周麟涉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他受贿的情况也随即暴露出来。被留置前，他仍然沉浸在吹捧奉承中，畅想着未来的仕途。
去年11月，周麟被“双开”。通报称，周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肆收受或索要管理服务对象高档烟酒及礼金，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投资入股；违反群众纪律，收受涉黑组织成员财物，为其在项目开发、逃避打击等方面提供关照，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通报指出，周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经济上贪婪，既想当官又想敛财，甘愿被“围猎”，变通形式向管理服务对象和下属单位索要财物；生活上堕落，追求享乐主义，搞钱色交易；亵渎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把“公权”当成“私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仍肆无忌惮、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周麟被查后，九江多个部门召开周麟案警示教育会，要求要深刻汲取“周麟案”教训，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时刻筑牢防线、守住底线。
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等
转自：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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