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主题是「太空居民」。
这篇来自英国作者妮娜·艾伦的中短篇小说，拿下了2017年雨果、轨迹、斯特金三大奖项的提名。
太空旅行是多么浪漫的事，我们多么希望能与之相关。哪怕不是最终坐进飞船里的那个人，也可以是工程师、机械师、清洁工，是记录这件事的记者、作家。
不过其实，也许所有与人类有关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全然的旁观者。
作者简介
| 妮娜·艾伦 | 作品发表在众多杂志和选集，包括《最佳恐怖小说年选》第六辑、《最佳科幻小说》第三十三辑和《女作家鬼故事大全》等。以科幻方式重述希腊神话的中篇小说《旋》在2014年赢得英伦科幻奖，同年作品《银风》获得法国幻想文学大奖最佳翻译作品奖。长篇小说处女作《赛犬》入围2015年英伦科幻奖和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第二部长篇小说《裂隙》于2017年7月由泰坦图书公司出版。妮娜·艾伦在苏格兰西部的比特岛生活和工作。
太空旅行艺术
全文约21000字，预计阅读时间40分钟。若担心时间线中途断裂，点右上角菜单选择浮窗，随时回传。
作者 | 妮娜·艾伦
译者 | 耿辉
校对 | Minci、孙薇
魔咒就是一连串词汇，仅此而已。它们帮你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塑造出它的形状，帮你看清它可能的样子，进而创造未来。有时候，当我阅读人类攀登火星的奋斗史时，那些词汇给我的感觉就像魔咒——一种艰深莫测的古老咒语，用一组神秘的词汇仔细地按照顺序排列出来，然后通过反复吟唱的方式，带给我们未曾想过的将来。
希思罗机场的艾迪逊之星酒店有十六层，共三百八十二间客房，还有二十间顶层私人公寓和一间总统套房。酒店坐落在环机场公路的北段，拥有自己的穿梭巴士，负责在五座航站楼和酒店间接送客人；还有一间记者媒体休息室和一间候机室，以及配套会议设施。作为客房部主管，我的工作就是在幕后确保一切顺利运转，虽然辛苦，但就总体而言我乐在其中。只是有些日子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起初都只是传言，可是上周官方终于发话了：詹娜·索罗金娜和文尼·卡梅隆在前往中国，跟火星任务团队的其他人员汇合之前，将在本酒店度过一晚。突然之间，艾迪逊之星酒店成了中央舞台，消息一经宣布，酒吧和候机室就一直人满为患。还有两个星期宇航员才会到达，可是客人的热情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显然在这里露面是很酷的事儿。讽刺的是，艾迪逊之星甚至不是火星任务赞助商的首选酒店。原定的是万豪国际酒店，只不过文尼·卡梅隆在这里参加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或是毕业庆典之类的聚会，所以他想来艾迪逊之星，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一切。计划改变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让万豪恨上我们，第二个是本尼通常一天十六小时的紧张状态延长到了二十四小时。无法想象大人物露面时他该如何应对。“或许他就爆炸了吧。”露德米拉·可汗说——她是第三层的管理员。她的眼中浮现出梦幻的神情，仿佛她在脑海里演绎出了那个场面，并且有点儿喜欢它，“自燃——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跑到他身旁朝他拍打。”露德米拉把我逗笑了，这是好事。我觉得，如果不感受一下有趣的那面，我很有可能会被本尼逼疯。别误会，本尼是位非常优秀的上司——大部分时间我们相处很好。我只是希望他别对该死的宇航员们感到那么紧张。我是说，天啊，区区一个晚上而已，然后他们就会离开。十四个小时的媒体狂欢过后，我们就会变成明日黄花。不过我可能显得刻薄了，毕竟，这是本尼的光辉时刻，他有机会向世界详尽展示艾迪逊之星，以及作为舞台中心最高管理者的他自己。他大动干戈的背后让人感到有点悲伤，我不是说他可悲，我指的是真正的悲伤，他那种既困惑又伤心的感觉，就好像谁夺走了他的一种生活后又强塞给他另一种。这不等于说他工作不努力。虽说只有一点点，可他已经开始显出老态，比如开始有迹象的秃顶，越来越紧绷的西装。本尼穿着漂亮的西装，没错，剪裁完美现代，比他实际能够负担的价格贵上那么一点点。虽然本尼是艾迪逊之星的经理，可是你能通过他的西装判断出，他希望自己是酒店的老板。每次他从电梯走进大堂，你都能看出来他那种招摇的心态，然后是些微犹豫。就好像他想起自己的出身有多么卑微，多么容易被打回原形，然后感到害怕。我妈妈茉莉声称很早就认识本尼·康威，早到他头一次以学生身份从弗里敦或雅温得[1]飞抵美国的时候，反正是一个普通市民飞进飞出美国也相对容易的非洲西部城市。“他带着一个纸板提箱，一只军需转民用的帆布包，身着仿造的李维斯牛仔裤，戴着一块金表。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卖了手表来抵房租。那时候，他还叫自己本雅明，本雅明·奎姆。”当问到茉莉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她要么闭口不言，要么改变说法，要么坚称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认为她记得的人甚至都不是本尼，不可能是，或者她记得的本尼·康威另有其人，不是我的上司。很可能是她搞混了名字，最近她总是这样，把记忆搞混。本尼时而额外塞给我一些钱。我明知道不应该要，可都没有拒绝，主要因为他坚持说这些钱是给茉莉的，让我好好照顾她。“全靠你自己照顾，一定很艰难。”本尼说着就把折好的钞票强塞进我手里，发出碾碎一把枯叶的声音。我不清楚他起初是怎么知道茉莉的，我猜有可能是露德米拉·可汗或负责布草合同的安东尼·戈什告诉了他。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不过你能想象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相互八卦的诱惑。我接下钱，因为我告诉自己这是应得的，不然我负担不起开销，还因为本尼也许真的仅仅是为茉莉感到遗憾，而这恰恰是他表达的方式，虽然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照顾茉莉就是替她留意一些事情，并不怎么成问题。比如确保她记得吃饭这种小事，你看，她忘记的都是平常事儿。在她的病发作得比较厉害之际，她的短期记忆变得极不可靠，以至于每一天都像是开始一场新生。不过，也不总是如此，大部分时间她能照顾好自己，只是有一点糊涂。她没法再做自己的工作了，可依然对世界保有兴趣，依然对事物运转的推动力，对飞机、河流和金属，对事物的本质感兴趣。事物的本质——这些描述都出自她的口中，不是我的。茉莉以前是一位物理学家，现在更像是电视新闻频道深夜节目里的福音传道士，说的话充满了神秘和预言，仿佛照亮人间的光芒。可是归根结底，她一直以来的兴趣都没有变——我们是谁、如何来到这里以及我们自认为究竟要走向哪里。假如你不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你不一定会发现她身上出了问题。我很明白，她的内心还都没受影响。她成就的一切、了解的一切仍然紧密封存在她的大脑里，如同打包的旧报纸存放在老房子的屋檐下，虽然发黄变皱，但是仍然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说，茉莉是奇迹与梦魇的结合，让我深感悲伤，如鲠在喉。这种感觉徘徊不去，时时困扰着我。医生告诉我她的正常寿命不会受到影响，可我觉得这是胡扯，我觉得医生也知道自己在胡扯。茉莉还不到五十三岁，可有时候背痛会令她直不起腰，她就像是八十岁的老太太，甚至比那更糟糕。还有时候，她像个四岁孩子，自顾自地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她的身体充斥着各种病征，可是医生不承认，因为有人给钱让他们闭嘴。没人想为赔偿金担责任，所以你在茉莉的医疗档案里找不到任何银河航班空难的内容，现场最终确认的十六种有毒物质也没有提及。妈妈当年就是受雇去隔离和分析那些物质的。有理论说爆炸的是一颗脏弹，现在的基本共识是，飞机释放的某些物质具有放射性。可是十年过去了，茉莉协助完成的报告还没有被公布于众。权威部门说内容过于敏感，他们的确不是在开玩笑。医生对茉莉的诊断是早发型老年痴呆症。如果你相信他的诊断，那么我猜你知道病情如何。茉莉去世以后我就会成为自由身，无论搬离机场，另找工作，还是买一张前往澳大利亚的单程票，开始新的生活，都随我决定。有时候，我在夜里失眠，就盘算和梦想这些事情，可是到早晨我就怀疑自己该如何面对现实。茉莉仿佛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去世会带走她所有的故事，她编造的那些和刚好确有其事的那些。我总是考虑那些宇航员的事情。肯定不是本尼希望我考虑的那些——他关注的都是查看房间设施问题，检查厨房致病病原，确保媒体休息室的公共广播系统不会突然罢工。我知道这些事儿很重要，要是我们搞砸了，难堪的不仅仅是本尼一个人。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餐饮部门某个孩子因为有人忘记告诉他们备足搅拌器而遭到解雇。我一遍遍检查，不是因为本尼的缘故，而是因为那是我的工作，而且我在乎自己的工作，希望把它做好。然而时不时地，我就发现自己觉得这真是疯狂，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大惊小怪，其实都不值一提。想想詹娜·索罗金娜、文尼·卡梅隆和其他任务团队成员究竟在干什么，相较而言，别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幼稚而无聊。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自己即将赴死。其实，我知道他们清楚，可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考虑过，与其他经历相比，他们每个人注定要更早面对死亡，比从事其他职业都要早得多，而且很可能死状恐怖。考虑到实际情况，那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火星没有天然空气、没有水，什么都没有。很有可能整个团队直到全部牺牲都没有建起基地或密闭生活环境，也没有完成登陆后的任何必要工作。认识到那种结局他们如何应对？如何开始接受那些令人害怕的情况？我自己无法想象，还必须得承认，我甚至都没有努力去想，因为即使想想我都感到害怕，更别说去实现了。我在网上读到些采访和文章，他们说学会应对高危情况是训练的全部，心理耐力不足的人在筛选过程几乎直接被淘汰，不过我仍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一开始会有人自愿参与火星任务。露德米拉·可汗特别不满，因为一位女宇航员是孩子的母亲。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是约瑟琳·图克，她的孩子分别是五岁和三岁，他们已经前往亚特兰大跟外婆一起生活。“她怎么能承受得了？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看着他们成长，甚至再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知道。”我对露德米拉说，“也许她认为孩子会以她为荣。”听露德米拉的语气，你会觉得约瑟琳·图克谋杀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把尸体投进井里。一名男性宇航员，杜昆，有个八岁的儿子，可是人们对他的谈论远不及约瑟琳·图克。露德米拉自己有两个小孩，莱拉和穆罕默德，所以我能看出约瑟琳·图克的决定对她内心的影响有多大。我一遍遍思考这个问题，唯一能得到的合理答案就是复苏之风的船员没有把前往火星看作一次提早离开我们的单程之旅，而是以这种方式一起欺骗死神。我是说，那艘飞船上的每个人都将会永生——在我们的心灵和记忆中，在我们的书籍、故事和电影中，在数千小时的新闻剪辑和纪录片中。就算他们像新黎明号的船员一样，因为坠毁和燃烧而丧生，我们对他们的谈论、思考和铭记也将永远不会停止。如此看来结论就显而易见了：是把眼前的生活再过上五十多年，还是永生不朽？我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去火星不算太糟的选择了。在某种意义上，进入太空的男男女女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十年以后，某个新闻记者会问约瑟琳·图克的孩子，有一个超级英雄母亲是什么感觉。露德米拉·可汗和我们这类外人，有什么资格去猜测她的孩子会对她如何评价、如何言说呢？我名叫艾米丽·克拉拉·斯达尔，跟酒店的名字相同[2]是个巧合。克拉拉是纪念我已经没什么印象的外婆，她去世时我才三岁。有一张茉莉、外婆和我在野外拍摄的照片，拍照地点就在乔治六世水库旁边，后来这座水库被正式宣告有毒并封锁。茉莉把我抱在身前的背囊里——只露出我的头顶和一簇黑色卷发。虽然当时是在五月，明媚的阳光在油腻的水面上反射出一道耀眼亮光，可外婆克拉拉还是戴着难看的蓝色针织绒球帽，穿着银色羽绒马甲。“你外婆从没有适应过天气。”茉莉曾经告诉我，“虽然她六岁就跟随自己的阿姨从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过来了，可在这儿她总是觉得冷。”照片里的茉莉又高又瘦、既别致优雅又特别超然不俗，跟如今判若两人。她心中似乎充满了我猜测不出的目标。她说是我父亲给我起名叫艾米丽，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故事。父亲是谁我不清楚，茉莉的说法总是变来变去。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经常为此纠缠妈妈，可她拒绝告诉我任何消息，或者至少没有我可以相信的消息。“你父亲是谁有什么重要？除了让毫无戒备的女性负担意外诞生的孩子，父亲们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意外诞生的？”我对她瞠目结舌。我从没想过茉莉也许不想要我。我仅仅是一个既成事实，没法撤销。可我有自尊——一种内在的维生系统，可以说强大无比。“噢，艾米丽。我当然想要你，不过，我只能这么说，你让我们俩有点措手不及。”“那就叫父亲。要是那个人如此不堪，你为什么跟他上床？”当时我大约十四岁，正处在一个容易发作的阶段。如果粗鲁无礼的表现没有让我达到目的，我就开始换成心理学的那一套来对付茉莉——都是些我有权知道、她不告诉我就会毁掉我自尊的内容。你懂的，就是杂志上刊登的那种胡扯。形势陷入僵局，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大吵了一架，把关系彻底搞砸。我们吵了几个小时，一直绕来绕去，妈妈突然哭起来说，她不告诉我的原因是她不知道。当时她有好几个男朋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逐一打电话联系。”她还在抽泣着说，“扔几枚重磅炸弹，毁掉几个家庭？你觉得呢？”我觉得自己应该闭嘴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别人的痛苦，第一次从茉莉的角度看待她的人生，假如没有小艾米丽出来捣乱，她的生活可能会完全不同。说得好听一点，真相令我感到震惊。不过从长远角度看这也不错，因为这让茉莉和我重归于好，成为真正的朋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关心爸爸是谁。后来，茉莉开始生病，我也就不想旧事重提，雪上加霜了。书名叫做《太空旅行艺术》，作者是维多利亚·西格尔。因为里边的星图，我自打很小就记得那本书。在普通的纸页之间，地图像手风琴一样展开成长长的条形。它们用彩色印刷——深蓝和黄色——在平整光滑的纸张上，你用手指在上面划过，还会产生轻微的吱吱声。我一直觉得星图很美丽，如果我提出要求，茉莉就会让我看那本书，可她从不会把书留给我一个人——我猜她认为我会不小心弄坏。成长过程中，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试着读这本书，却总是在一两章之后放弃，因为它超出我的理解力太多，讲的都是类星体、暗物质和光速不变之类的内容。我会尽力读上几页，然后发现自己其实一个字都没懂。跟星图一样，书中满是漂亮高深的插图、复杂的行星轨道线条、想象中的飞船和火箭的飞行轨迹——它们不曾真正存在过，但有一天也许会出现。我一直喜欢这个想法：有一天它们也许会出现。茉莉丢下炸弹的那天是星期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记住，可我就是记住了。下班回来我发现茉莉显得局促不安，她当时的表情就好像丢了东西、打碎物品或者忘了自己是谁，就在那一瞬间。我已经学会在她发病时，最好不去问她问题，因为那会让她闭口不言，反之，如果你让她自己呆一会，她就会忍不住跟你分享。所以我装作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我们像往常一样吃晚饭，然后茉莉就去客厅看电视，而我则上楼用自己的电脑做些事情。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茉莉来到门口。她用双臂把《太空旅行艺术》抱在胸前，就好像害怕那本书会从她手中逃走一样。接着，她把书像砖头一样扔到我的床上，在砸中羽绒被时，赶出了一小股空气，发出“嘭”一声柔和的轻响。“这本书曾属于你父亲。”茉莉说，“他离开时留下的。”“什么时候，他去了哪儿？”我努力保持嗓音低沉镇定，好像我们正在就平常的话题随意交谈。我的心像地钻一样狂跳，仿佛要逃离我的身体。我几乎感到痛苦，跑了太快太远之后肋部产生的那种痛苦。“你爸爸是一名宇航员。”茉莉说，“他参加过新黎明号的任务。”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不过我努力不去管它们，“茉莉，”我对她说。其实，咿呀学语时起我就这样称呼她，这让她和克拉拉外婆特别高兴，结果她们从没有试着纠正我。妈妈的真名叫德拉——德拉·斯达尔。她曾是英国航空工业资历最高的冶金学家。“你究竟在说什么？”“他当初知道我怀孕，”茉莉说，“想要一起抚养——作为你的父亲——可我拒绝了。我不想和他结为一体，或者和任何人。当时不想。我一直都不能认定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她对我点头，好像因为自己说了什么明智的言辞而感到满意，然后离开了房间。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盯着茉莉刚刚走出去后没有关闭的门，想弄清自己应不应该追上她，以及追上她后该说些什么。等我终于下楼以后，发现茉莉回到客厅，蜷缩在沙发上看她的肥皂剧。我问她我爸爸是宇航员的情况是否属实，她看着我，似乎觉得我疯了。“你父亲浪费了他的梦想，艾米丽。”她说，“他放弃得太早，这也是我让他离开的原因之一。生活本身就够艰难了，你最不需要的就是跟一个总希望能够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人捆绑在一起。”几天以后，我又问起《太空旅行艺术》，茉莉说自己不清楚它从何而来。“我想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它就在这里。”她说，“我从你卧室的衣橱里找到的，当时布满了灰尘。”为了寻找父亲的印记——扉页的名字、空白处无心的记录和潦草的评语、甚至是文本中的下划线——这本书我也许已经看过一千次。可我一无所获、连任何一个墨迹都没有。除了有点泛黄和霉味，纸面相当干净。书的主人是谁，把它带到这栋房子的人又是谁，甚至在我们之前是否有人曾打开过它，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我想找到爸爸。我告诉自己，只是因为妈妈正在走向死亡，不管那个男人是谁并做了什么，他有权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不过扪心自问，我清楚原因不止如此。我想找到他还因为我的好奇心，因为我一直都感到好奇，因为我害怕一旦妈妈离去我就无依无靠。我们的房子位于希灵登区辛普森巷，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了今年历史几乎已有百年。房子又破又小，所在的一排足有二十二个同样的方块隔间，是开发商为了用最小的支出换取最大利益而快速建造并销售的。其实，我们的房子这么久了还能用就已经是个奇迹。同一排的其他房子都糟透了——金属窗框都生锈变形，低层地板长着一块块霉菌。我的前房主更换了窗户并做了防潮处理，所以我们的房子还没有那么糟。至少屋里是干爽的，我用本尼额外给我的钱安装了太阳能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负担得起不间断的中央供暖了。辛普森村是个奇怪的地方，五百年前还是个被农田包围的小村落，后来逐渐发展成破旧的棚户区，距离希思罗机场的第二条跑道末端还不到一公里。茉莉买下辛普森巷的房子，因为它便宜而且邻近工作地点，如今最好的一点是它离我的工作地点也不远。我步行上班只需要半个小时，不仅节省开支，还意味着紧急情况下我能迅速回家。环机场公路的交通状况像是不间断的噩梦。夏天里，汽油和柴油的气味像一块厚重的柏油帆布笼罩着机场，黄色的化学废气在空气中产生热浪的效果，只不过它更稠密，更难闻。不过，当你在傍晚或是在严重霜冻持续到早晨的罕见冬日里步行返家时，拐进辛普森巷，会产生它是另一个世界入口的错觉：悄无声息的街道，沙沙作响的法国梧桐，以及路边条石之间萌生的高草。房屋里垂下的窗帘像轻轻闭合的眼睑，后边透出柔和的光。有人骑车经过，红色邮筒矗立在辛普森酒吧对面，你几乎不会想到机场就在附近。就像时间中的绿洲，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若你静静站立，倾听乌鸫在落满灰尘的梧桐高枝上放声歌唱，你也许几乎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在银河航班空难从未发生的宇宙之中。当然，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有飞机起降。机场管理局得到政府支持，坚信空难主要损失来自经济方面，而且大都是短期的。他们宣称，土地污染和贫铀弹的谣言过于危言耸听，致使紧急警戒的整片区域被重复测试多次，结果都没发现危险。又过了十年，他们说即使毒性在空难过后一年的时间里有点偏高，如今它们完全恢复到可接受的安全限度以内。我不得不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一点可能妈妈说的都是真的。我指的是关于父亲和新黎明号任务的那些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把茉莉的话当做无关紧要的胡言乱语。她的病征之一就是，你经常很难分辨她说的事情是真正的经历，还是她根据梦境或电视节目虚构的。如今她自己都已经区分不出，或者说时常无法区分。在电视上看见火星团队也许就足以让她幻想出完整的情节，与她真实经历的生活真假难辨。可是话说回来——我几乎都无法相信自己会这样说——她的故事也许有极小的可能是真实的。首先，时间就符合。我生于2047年3月，恰好在新黎明号启程开始火星任务的前三个月。先别着急翻白眼说还有三十万个孩子跟我一样，考虑一下这个情况：茉莉在工作之初参加了不少专业实习，其中之一就在汉堡的欧洲太空计划大学，2046年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那里协助对新黎明号上某台设备的原型进行强度测试。某些火星任务团队成员那段时间也居住在汉堡，五女三男，共有八人。茉莉可以直接接触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了解这些情况是因为仔细调查过，我甚至把从网上找到的内容打印出来，建成一份档案。假如你觉得这有点吓人，那就试着想想，如果自己有一个陌生的父亲死于火箭爆炸，看你会如何反应，看你会隔多久才开始给他建一份档案。托比·索因卡是新黎明号的第二通讯官，灾难发生时，他刚好在舱外。他的尸体被抛离残骸，三个月后，希望3号空间站的宇航员发射无人驾驶回收舱将其找回，又花费了巨额开销运回地球，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他的家属，不如说是因为要进行长达一年的尸检。负责此次任务的科学家想知道托比在太空漂浮时是否还活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活了多久。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会让他们明了不少事情——新黎明号最后时刻的重要信息，以及她为什么会爆炸。根据官方报告，跟其他成员一样，托比·索因卡在最主要的那场爆炸中丧生。如你所料，阴谋理论家们火力全开。假如托比的宇航服完好无损，为什么他会丧生？为什么只公开一小部分官方尸检结果？有人声称火箭爆炸后托比至少生存了三个小时——具体取决于他的生理状况，他的氧气筒理应存储了足够他使用三到四个小时的氧气。托比的宇航服还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不过只能短距离使用，用于跟新黎明号上的同事通话，但是不足以联系地面指挥中心的。不过，即使能够与地面联系，他愿意那样做吗？他明知道自己要死，而且地面上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无能为力。唉，我猜就是这样了，托比。抱歉，老伙计。嘿，谁记得派人去取些松饼吃吗？我设想了一下这个画面，觉得托比·索因卡也想到了。恐惧带来的煎熬过后，最强烈的感觉就只有不安。如果是我穿着宇航服在太空飘荡，我估计自己会关掉无线电默默等待，从一到一百按顺序列出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同时凝望着星星。至少托比离开时知道自己献身于了不起的事业，知道自己感受过少有人亲见的景象。别忘了，托比·索因卡如今成了英雄。或许复苏之风的船员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即使他们还没有起飞。在电影里，当事情出了差错，一名船员独自飘在太空，获救无望之时，情节的发展总是这样：那个可怜的家伙摘下自己的头盔，快速而又庄严地了断，而不是蒙受着耻辱在窒息中缓缓死亡。托比·索因卡生于诺丁汉，他父亲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参与设计了新趋势购物村——他母亲是一位牙医。托比在诺丁汉大学学习物理和信息技术，然后继续到欧洲太空计划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在那里他有机会遇到茉莉。网上的大多数照片都是他二十八岁牺牲在太空这一年的，彼时他和其他的宇航员被媒体大肆报导。瘦削、神经质、充满希望，这些特质同时在他身上体现。有时候，我看着托比的照片，禁不住觉得他似乎不明所以，似乎想弄清楚自己究竟签下了什么工作，不过那有可能仅仅是我的想象。有一次，我在网上浏览托比的信息，茉莉走进来，偷偷溜到我身后。“你在看什么？”她说。我没听见她进来，所以被吓了一大跳。“没看什么。”我说着急忙关掉窗口，不过已经迟了。托比的照片被她看个正着。我看着她的表情，好奇地想知道她有何反应。可是茉莉的目光扫过他的面容，甚至没有展现出一丝认出的迹象。他对茉莉的影响，超不过一棵树或一根门柱。难道茉莉是在假装不认识他？我不这样看。茉莉试图隐藏什么的时候我总能发觉，即便是我不知道她隐藏的是什么。我不相信托比·索因卡是我父亲，否则就太像一出童话悲剧，太过巧合了。“她挺好的，本尼。”我回答，“跟你一样对火星任务感到兴奋。”我笑着朝他挤挤眼睛。我总是禁不住开他一点玩笑，而且我说的也不假。茉莉过去这周几乎没有离开客厅，白天以及夜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开着电视，不间断地观看大概是任务赞助商官方喉舌提供的全天候新闻转播。实际的新闻内容很有限，可是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情况下的新闻报道成了需要限制的内容？他们用手头的资料压榨出最后的新闻点，然后重新播放以前的纪录片，家庭录影，不断重放科学家和校友们的问答集锦。茉莉以同样的专注度观看这些内容，好像在用吸管喝下营养液一样。有些时候直到凌晨三点她才去睡觉，我问她是否吃过东西，她都回答说不记得。我做了一些三明治给她留在冰箱里，有时她吃下很多，有时我早晨下楼，发现她动都没动那些三明治。她深陷在火星任务之中，以至于有时候她自己似乎已经不存在一样。她对什么如此着迷？她开始观看新闻时，我深信这与我父亲有关，谈及复苏之风的那些内容勾起了她关于新黎明号遭遇的回忆。如今我不那么确信了——为什么一切都要跟我和我父亲有关？茉莉是——曾经是——一名科学家，火星任务几乎是近十几年内最令人振奋的科学试验，也许永远都无法被超越。茉莉当然会感兴趣。你可以把她对新闻报道的迷恋看作我手中最好的证据，能证明她还是以前的茉莉。她看起来是如此专注、振作和幸福，让我不愿去质疑。我希望她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状态。“那好，代我问候她。”本尼说。我好奇地看了她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他对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抽风似的关心，总是让我感到奇怪。不过话说回来，本尼就是这样，难怪他成不了一把手。因为一把手差不多都是无情无义的混蛋，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尼·康威，他一直差得远呢。我迅速点点头，“没问题。”我说。跟他谈论茉莉总让我不安，这个话题过于涉及家庭了。我宁愿只谈论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今天有什么事？”本尼显得一下子心虚起来，随即，我知道了原因。“还有一个新闻团队过来，”他说，“他们想采访你。“采访我？怎么可能？老天在上，本尼，他们指望我说点儿什么？”“你是艾迪逊之星的客房部主管，艾米丽，岗位至关重要而且责任重大，他们只想问问你怎么为如此重要的场合做准备。我跟你保证，没什么值得担忧的。他们说了，采访应该不会超过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我不是担忧，而是生气。”我说，“你至少可以先问问我。”本尼看起来感到受伤，还有一点点吃惊。我知道自己有点越界，通常我不会这么无礼，可是就刚才而言，我真想杀了他。本尼觉得无所谓——他喜欢这些扯淡的事情。他应对媒体游刃有余，其实，他也许就是那种特别善于交际的人，让他来到摄像头前，他就会兴奋异常。而我呢？我只希望没人打扰地开展自己的工作。一想到要上电视，我就有种深陷冰窟的感觉。还有茉莉需要考虑——就那样在荧屏上看见我，也许会更加严重地扭曲她对现实的感知。然而事已至此，不是吗？生气也没什么用，最好赶快完成这一切，撇清关系再把它抛在脑后。我猜多亏了本尼我才一直留在这里。我指的是在酒店工作，当然我从没打算在这儿干一辈子。这本来是我大学期间为了挣钱而做的假期工作。起初，我追随茉莉的脚步，攻读自然科学学位，这简直太愚蠢了，第一年我连续挂科两次，任何人都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搞科学的料。“艾米丽，你就是个梦想家，”妈妈曾经对我说，“总是心系星空。”她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她给我交了补课费，想让我补考更有把握些。那感觉肯定就像拿钱打了水漂。当我告诉她，我打算接受艾迪逊之星酒店提供的固定工作时，她看我的表情怪极了，就好像我要逃跑加入马戏团似的。不过她从来不质疑我的决定或者让我难受，也不会像很多家长那样长劝阻我。我终于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甚至擅长的工作，这极有可能会让她放下心头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我能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工作。起初是因为方便，后来妈妈的病要求我不能远离。我从没后悔干这份工作，也许发生过的有些事情让我后悔，可后悔从来都比不上对安稳度日的渴望。我想也不仅仅是因为茉莉，有时候我相信原因在于机场和辛普森村，都是那种让你不愿久留的旅途中继，常在途中的旅人马不停蹄地辗转于此，却没人在此安定下来。安于某种太过实际的东西会给人死亡的感觉，所以别为了什么安定下来。本尼·康威从未结婚，考虑到他善于交际，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不过我能想象，日复一日地跟他在一起生活会把人逼疯。在他好胜和自信的阳光外表下，本尼非常空虚不安。在封闭环境中工作的缺点之一，就是你对同事的了解通常要比你主观想要知道的多。上午我检查库存，尽量不为这个愚蠢的采访过于激动生气。下午一点半，我下楼来到大厅，所谓的新闻团队——一位摄影师和一名大学生，很可能通过秘密卫星设备转播——已经在那里等候。无数像他们一样的非法电视台没什么影响力，得不到被露德米拉和我嘲讽为审判日那天的邀请。这两个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来采访我，我开始为他们感到遗憾。采访我的学生名叫劳拉——她一直没告诉我姓什么——身材娇小，穿着黑色长裤套装，棕红色的头发短得紧贴头皮。她让我想起匹诺曹，或者孩童时代同学们疯狂喜爱的小丑娃娃。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她看上去特别真诚！——因此我发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逐渐放松，甚至感到享受。我以为劳拉会问工作相关的问题——宇航员晚餐吃什么，你通常如何在维持酒店运转的同时保证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是实际上，有些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新黎明号的船员已经牺牲了三十年，”劳拉说，“你觉得我们再次冒险启动火星任务合适吗？”“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为了他们才飞往火星。”我说，“牺牲的宇航员，我指的是。”因为没有排练，我说得磕磕巴巴。听自己谈论这些内容有点儿奇怪，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有在思考此类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自问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希望我们再试一次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尝试。为了他们，我相信我们必须再次尝试。”劳拉看起来又惊又喜，仿佛我的回答既符合她的心意又出乎她的意料。不管怎么样，这种话我不常说。随后，她很快结束了采访，很有可能是想见好就收。拍摄结束后她对我说，“回答得太好了。”然后又跟专心收拾设备的摄影师交谈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劳拉又朝我转过身，露出一个微笑。我以为她要告别，可是接着她表情严肃地又问了我一个问题，“银河航班坠毁时，你妈妈在这里，是不是？”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瞠目结舌。我望了一眼摄影师，看他是否还在设法拍摄。可他刚离开我们，正走向前台。我看见他在查看手机。“没错，她当年在这儿工作。”说完我咽了下口水，润了润发干的喉咙。什么情况？“她隶属于到事故现场出外勤的法庭调查组，是金属疲劳方面的专家。”劳拉来到我面前，几乎挡住了我视野中的整个大厅。她显然是期望我再说一些，可我不确定应该说什么，更不确定应不应该说。我无法想象她为何在摄像机关掉后这样问我。这个问题跟宇航员和酒店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扪心自问它究竟跟什么有关。这是劳拉一直都想问我的问题吗？如果是，那又为什么呢？“现场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说着我突然回忆起来，航空燃料的气味跟粉尘混合后变得浓稠，充斥着灼人的痛苦，笼罩着机场和辛普森村几个星期，甚至似乎更长时间都不散去，长到最后你终于明白它已经融入了你的思维，肯定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气味不会持续那么久。就连尸体燃烧的臭味终究都会消散。我有几年没想过那些事情，没有像这样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的气味。可是我能告诉劳拉吗？事故发生时她大约十岁吧，甚至不会把它当作真事记住。除非受到直接影响，孩子都不会过多地关注新闻。她了解到的空难全都来自以前的电视影像、大量的纪录片和随后拍摄的业余现场视频。假如我告诉她，茉莉跟黑匣子恢复小组、走过场的医护人员和损失评估员一起工作，在现场呆了快三个星期，基本上是在放射性垃圾中挑挑拣拣，拼凑出事故发生的合理原因并提出责任人，那她会怎么说？当初那个法庭小组中，两人还在工作，似乎身体健康，三人死于各种癌症，还有四人跟茉莉一样。法律调查还在进行，按照进展的速度，在世的证人在得出责任裁定之前就会去世。“这是我的电话。”劳拉说着从外套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光滑的白色方块上用好看的灰色大写字母印着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少见，我想。而且你吃情怀这一套的话，就会觉得相当有范儿。“想谈谈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觉得你母亲情况允许，我非常想做一期关于她的节目。”劳拉犹豫起来，突然没有了那份笃定，仿佛一个早熟的孩子正站在充满敌人的陌生人面前，“务必考虑一下。”“我会的。”我说着把名片塞进兜里。后来，劳拉离开以后，我试着想象她采访茉莉，向她提出问题。在汉堡的欧洲太空计划大学，与茉莉有关的三名男性宇航员中，只有托比·索因卡随后被选中进入太空，与新黎明号任务相关的另外两人最后在地面上从事信息技术和通信方面的工作。安杰罗·查维斯生于纽约市皇后区，他超常的数学天赋在幼儿园时就显现了，六岁时他获得了天才少年专科学校的学习机会。安杰罗表现不错，适应性强，可他父亲跟同事出轨离开后，一切都变了。他母亲带着他搬到芝加哥定居，这样就能离家人更近一些。在新的学校，他受到欺凌，开始旷课，进而发展成盗窃以及在高中地盘贩卖大麻。等到十四岁，他已经给警察找过不少麻烦。在少年拘留中心，一位青少年工作者让安杰罗协助管理中心的计算机系统，此举将安杰罗拉回正轨。后来安杰罗申请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时，他还是担保人和证明人。在一年级的五门课程中，安杰罗有三门得到满分，毕业的平均成绩在近十年中都处在最高之列。毕业之后，他开始以游戏设计师的身份为总部在东京的专营公司工作，仅仅又过了十八个月，他就获得了美国宇航局的初级岗位。加入宇航局的三年后，他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到汉堡欧洲太空计划大学工作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荷兰天体物理学家约翰·维德金相遇并相爱，他们在2048年7月成为同性伴侣。如今他们相伴了近三十年。安杰罗在汉堡跟约翰好上的同时，也跟茉莉约会，这种可能我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否决了。马龙·哈比拉生于拉各斯，是两名教师的孩子。他能流利讲出六种语言，还牢固掌握另外八种的用法。他的研究生论文主题是双语儿童的语言学习。起初他受雇于欧洲太空计划大学，协助开发一种教给受训宇航员汉语的更为直接的方法，在此期间，他对新黎明号火星任务表现出兴趣。在汉堡工作多年以后，马龙作为高级通讯技术专家被美国宇航局挖走，搬到他一直居住至今的德州奥斯丁市。我曾给茉莉看过照片并问她是否还记得马龙。当时她正处在一个清醒时段，我以为自己也许有机会从她那儿得到近似直接的回答。我觉得值得一试。茉莉会如何反应，你从来都拿不准。情况改善的时候你能跟她聊天，仿佛旧时光又回来一样。可是月有阴晴圆缺，她情况最好的时候常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时候。问她叫什么，你都不能保证得到期待的答案。当我给她看马龙的照片，她眼中充满泪水，接着她抢过照片，撕成两半。“别跟我谈那个男孩。”她对我嘶吼，“我早就告诉过你。”“你没说过。”我坚持己见，“你能告诉我他的情况吗？你知道他叫什么吗？”她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到了极点，仿佛我在问她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他叫什么你清楚得很，”她说，“别哄我，你知道吗，我还没变成植物人呢。”她狠踩着地板冲出房间，一只脚有点拖拉，因为肌肉劳损已经开始影响她的左半身。我傻傻地盯着地板上被她撕成两半的照片，然后将它们捡起并扔进垃圾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上楼探视茉莉。她表现好转，完全平静下来，正一个人坐在床上，放松地朗读J·G·巴拉德的短篇科幻小说集《红沙滩》。我问她是否需要什么吃喝，她摇摇头。等到下次我去探视的时候，她已经睡熟了。我真相信马龙·哈比拉是我父亲吗？有时候我觉得毫无疑问肯定是他，还有时候我又觉得这根本不靠谱，只是我为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好让世界看上去不那么失控与疯狂。众所周知，成长过程中不知家长——或其中一个家长——身份的孩子总喜欢异想天开，想象自己其实是公主，或者父母是勇敢的极地探险家，在恶劣的环境中丧生，诸如此类，等等。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父亲其实是一名清洁工，因为偷窃进了监狱，而且对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可问题在于，即使百分之百确定马龙是我的生父，我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有得选择的话）也不是很明确。我在网上找到马龙的联系方式——这很容易——却记不起有多少次把已经动笔的邮件删除。亲爱的马龙，亲爱的哈比拉博士，最后还是亲爱的马龙，你不认识我，可我觉得自己也许是你的女儿。就像茉莉特别喜欢的旧日迷你剧，夸张的三段式剧情讲述出生时分离的双胞胎，陷入禁忌爱情的上帝子民，以及泰坦尼克号失踪的幸存者。故事在一系列不可能的巧合中发展，他们的命运在令人窒息的管弦配乐中完全交织在一起。那些故事相当蹩脚，可的确很吸引人。当茉莉经历艰难时光的时候，她就会整日观看，一连五部，从头看到尾。我可以猜出人们喜欢那种故事的原因，不管开始的情节看起来多么离奇，问题总会解决。等到影片结束，你总会明白情节经过，以及背后的原因。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总有一个恰当的结局，人们在其中相拥而泣。在马龙的故事里，恰当的结局是他搬到德克萨斯州，新黎明号惨剧发生一年后，他跟梅丽莎·桑伯格结婚，后者是在地面控制中心所谓车间里的高级工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艾伦、威拉德和小艾斯特——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和九岁。照片上他们看起来幸福快乐，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快乐。我不得不问自己，如果发出邮件，那种幸福将会经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最终证明托比·索因卡是我父亲，也许会更好一些。死亡是安全的，没有什么能改变，而且值得高兴的是，至少我知道父亲是一名英雄，人们会怀着同情和兴趣看我。真可以制作一部上乘的迷你剧，你能想象到结局，我和托比的亲戚不停地传看照片，相拥而泣，用哽咽的声音说“要是他知道就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看这部剧，因为我情不自禁，看到结尾可能还会哭泣。我会在周六夜晚跟茉莉一起观看，我们坐在沙发上，中间放着纸巾和巧克力。我下定决心如果复苏之风发射成功，我就发出那封电子邮件。宇航员入住艾迪逊之星酒店后，我最头疼的问题是无休无止的媒体报导。索罗金娜和卡梅隆两人本身最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只是两位特别的客人，直白点说，不管他们会对食物和室温挑剔到什么程度，也基本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我们为那一周特意加强了安保，除此以外基本跟平常没什么不同。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将受到细致的审视，宇航员入住酒店之前，猎奇的媒体只会坐下来抱怨。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位碰巧在垃圾仓发现一只老鼠，那么一个小时之内此事就会成为重大新闻。《你从未远离老鼠：近距离接触艾迪逊之星临时新员工》这足以让本尼心脏病发作，也就是说，不能有老鼠，火鸡肉不能欠火候，浴缸不能有水痕，不能出现财务管理不良和公司行贿事件，不能有人在狂欢中丧命。 对我来说，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很多的加班，不过我不介意，说实话，我还很享受沉浸其中的感觉。你看见了，我知道酒店如何运转，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欢上它。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与工作脱开、分离。即使在家，我也在不断在心里确认着一项项的工作内容，尽量在错误发生之前将其遏制。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直到凌晨都睡不着。如果再不小心的话，我最后就会跟茉莉一个样。我想知道火星上会不会有孩子出生。把火星当做唯一真正家园的火星孩子。想到我们也许会走到那一步很奇怪，但也相当奇妙。我们的地球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固有的大气层，自来水，边检、卫生和安全法，还有我们称之为国家的一块块土地上发生的战争都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我们像是国王、暴君，还是纯粹傻瓜而已？今天早晨我把《太空旅行艺术》带到了酒店，为了防止损坏，我把它包进超市购物袋，跟我上班路上穿的运动鞋、帆布背包和备用的毛衣开衫一起塞进衣柜的最里边。我有个愚蠢的想法，詹娜·索罗金娜和文尼·卡梅隆来到时，我要请他们两个在书上签名。我明白这本书写于他们出生之前很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留下他们的某样东西，想让属于他们的某样东西跟我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离开以后我可以继续留作纪念，提醒我虽然他们已经成了火星人，可他们曾经是从这里出发的。也许我的做法会保佑他们平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疯狂。说来也怪，每次我想到他们发生事故时，脑海里出现的不是新黎明号，而是在希思罗机场上空不幸炸成火球的银河航班。灾难发生时我正在学校，即使远在十几公里之外，我们也都听见了坠毁的声音。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忙着签收大批订购的清洁用品补给——滴露、阿贾克斯、格拉辛、碧丽珠——这四种清洁剂，每种每个月都要用掉好几十加仑。员工上班期间我喜欢让他们关掉手机，因为手机太让人分神。可是因为茉莉，我得把手机带在身边。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它都不会响一次，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响起。看见屏幕上闪过她的号码，我一下子就接了起来。我念着她的名字，只是电话另一边并不是她，而是隔壁的邻居艾莉森·罗伯茨。“她在房前，就躺在那里。”艾莉森说。显然，茉莉的手机也在那里，我觉得这很走运。上一次茉莉自己外出是在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打了本尼的私人号码，从不会被呼叫转移的那一个。我知道他在主持一个会议，不过我不管那些，忽然之间，我一点都不在乎。本尼肯定明白我遇到了紧急情况，因为他知道，别的情况下我不会打扰他，所以他很快接起电话。“我必须得离开一下。”我气喘吁吁地说完之后，又尽可能地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他说可以的时候我已经跑向电梯。我需要去趟地下室，因为员工衣柜都在那里。我来到衣柜旁边，钥匙卡又不好使，等到终于打开柜门，里边的东西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我的衣服和杂物散落得到处都是。这种乱子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我感到憋闷压抑，想要放声尖叫。“真他妈倒霉！”泪水马上就要涌出来，我还在努力捧起一切，这时候本尼出现了。我发觉他一定是离开会议来到地下室的，这太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了，我只能认为他下来是要给我一顿臭骂。“别担心这里，”他说，“拿上需要的东西快出发吧。我给你叫了出租车——五分钟内它会在门前等你。我来收拾你的东西。”他朝地上比划了一下。当然，我禁不住觉得所有这一切简直尴尬到极点，可是没有时间细想，我得离开了。艾莉森说发现茉莉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医护人员很快稳定住她的病情，可我还是很担心。“非常确定。”本尼说，“如果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我花了点时间思考如果压力最终达到本尼的极限，他是否会失控发火。可我知道现在不适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会的。”我说，“谢谢。”我抓起帆布背包，踩进运动鞋，然后便离开了。茉莉身上出现的大多数问题——短期记忆力衰退、食欲不振、失眠、心神不宁——都不会危及生命，至少致命的因素不在这些现象之种，也不是这些病征本身。不过，她时不时地会呼吸中止，这种情况更令人害怕，发病时茉莉基本无法呼吸，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医生一直问我她是不是抽烟，每次我否认的时候他们都疑惑地看着我，显然他们觉得我在撒谎。其实，呼吸暂停是无数微小的蘑菇状增生占据茉莉肺脏的内表面所致。大部分时间这些微小增生并不活跃，似乎也没有害处。可是它们周期性地扩张、膨胀、展开，结果就导致了呼吸暂停。“肯定不是癌症。”医生坚持说。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真正的胜利感，似乎增生的非癌症特征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功劳。可当我问他们，如果不是癌症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似乎从来无法给我明确的答案。说实话，我认为谁也没有真正的答案。那是一种全新的疾病。无论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发展缓慢。可能等不到增生堵死支气管或孢子充满肺部，或者是其他某种更迅速的方式完全阻止她呼吸，茉莉便会因为上了年纪而去世。在她发病期间，医生给她打上一针肾上腺素，然后让她吸氧一个小时左右，用这种方法来缓解呼吸暂停。充足的氧气似乎产生了杀死蘑菇或消退增生之类的效果。不管什么原因，效果还是快得惊人。等我赶到病房时，茉莉正坐在病床上喝茶。“我也许得问你同样的问题。”她是在挖苦我还是真犯糊涂，我也区分不出。有时逃过一劫她会产生妄想，或者精神错乱，怎么形容都行，反正就是大脑缺氧一段时间后的状态。不过，茉莉看上去还行——至少这次没什么问题。她喝着茶，好像真的在品味。碟子里还有一块饼干，被咬了一口。不用提醒就吃东西是一个好现象。我注意到一名护士给她梳了头，她看起来特别像那张老照片上和克拉拉外婆一起，我们仨在水库边时的样子。“我挺好，艾米丽。”她避开了我真正的问题，还是一副老样子，差点诱惑我上当受骗。“你没必要为我早退，我知道眼下本尼比我更需要你。”她又喝一口茶，“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下班再来。不管怎么样，他们说我很可能明天就能回家了。”她隔着杯口偷看我，笑得像个淘气的女学生——瞧我都干了什么？治疗之后她可能就是这样，像任何正常的母亲那样对我指手画脚，似乎纯氧清理了她的大脑。我知道这状态不会持久，可还是让我感觉想哭。我坐在床边的塑料椅上。“既然已经来了，”我说，“你别想轻易甩掉我。”我去够她搭在床单上没端茶杯的手，她任凭我握住。过了一会，病房工作人员给我也端了一杯茶。坐在这里，没有责任在身，不需要行动的感觉真好。这里的运作方式我不了解，因此，去做、去改变、去控制的冲动了无踪影。茉莉开始跟我谈起发病前她正在看的电视节目，还是一部关于火星任务的纪录片——毫无意外。我宁愿让她告诉我自己外出的原因，可她一挥手，仿佛赶走粘人的苍蝇一样回避了我的问题。“那个女孩，”她没理我的问题，说道，“名叫詹娜的女孩，明天就要二十六岁了。你知道吗？她说不想要孩子，有工作就足够了。她极有可能在四十岁前死去。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生下我的时候比她还年轻，妈妈。”我说，“你知道自己当时在干什么吗？”茉莉缓缓摇头，故意从一侧摇到另一侧。“不，我不记得了。”她说，“没有一点头绪。”“我不会每次都转危为安，艾米丽。我回不了家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在那之前，你应该跟本尼谈谈。我们再假装下去都没什么意义，不会有用。”手里的茶杯还很暖和，可我却忽然感受到一股寒意在全身涌动。等我问她在说什么的时候，她却拒绝回答。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下班的时间早已经过去，不过为了避免我离开后出什么差错，我还是决定回到酒店。我到客房部接班，发现离开期间没出乱子，然后就去找本尼。他呆在自己的办公室，桌前围着半圈空椅子，看来是刚刚开过会。本尼一个人，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借着桌上的台灯上阅读——一本书？他完全沉浸在书里，平常根本不会这样。他发现我的时候一下子坐直了身体，脸上的表情——近乎恐慌——就像被我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他用力合上书，发出“啪”的一声。不过他想要隐藏的努力是白费了。从哪儿我都能认出那本书，因为它属于我们，是属于茉莉和我的《太空旅行艺术》。“艾米丽。”他在我脸上努力寻找天塌下来的表情，同时自己还是一副内疚的样子。这样的动作组合即显得怪异又算得上好笑，“我没想到你会回来，你妈妈怎么样？”“茉莉没事了。”我说，“他们明天让她出院。你拿它干嘛？”我指的当然是那本书，我的目光都没法离开它半点。本尼紧紧把它抱在身上，好像它是一块护盾。突然之间，我耳中充满了噪音，一种咆哮的声音。我想起茉莉和她对我说的话，我应该和本尼谈谈。我想起本尼总是托我问候茉莉，想起很久以前茉莉提起本尼，说他拎着纸板提箱，穿着仿冒的李维斯牛仔裤来的这个国家，还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金表付房租。“艾米丽，”本尼再次开口，他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像是在为什么事情道歉——让我觉得更加奇怪。他又打开书并把它放在大腿上，翻到书的中间，我记得那里有一张双页展开的彩色照片，印着银河以及分散在其中又相互融合的群星，氤氲之中闪着亮光，如同乔治六世水库上泛起的雾霭。本尼用手指轻轻在银河的照片上划过，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我清楚那张纸究竟是什么感觉：摸起来很软，压实的尘土让人觉得毛茸茸的，很古老。我的心里一颤，仿佛整个世界突然加速行驶，疯狂地旋转在整个无垠太空的黑色背景中。“我的一位老师给了我这本书。”本尼说，“他叫奥托·奥克拉，六岁时父母带他来伦敦后再没回去，不过他没留下。他回到弗里敦的高中教书，并一直呆在那里。他说英格兰太冷太拥挤，而且夜晚从来都没有黑得可以看见星星。他有种情结，觉得非洲比任何一块大陆都更接近外太空。他以前常说，‘我们从未失去生命的神秘感。’奥托痴迷于外太空。在漫长炎热的午后，他会让我们坐下来，给我们讲述第一次登月、第一座空间站和第一次绘制火星地图的尝试。他讲的像诗歌一样美妙，艾米丽，我从来都听不够。我学习星座名称和观星的方法，太阳系每颗行星的质量、体积和组成我都了然于心，我甚至学会自己绘制星图，图中的行星很遥远，我们一千辈子都无法抵达，不过我能看见它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不数山羊，而是看着天空数星星，按照记忆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认出来，就如同欣赏黑色丝绸手帕上的钻石。”我想拥抱他，虽然感到不明所以，我还是想拥抱他，告诉他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一直如此，我们有着相似之处。有一种书被称为魔法书，里边写满了咒语。我从没见过魔法书——是否真正存在我也不知道。可是《太空旅行艺术》总是让我觉得有魔法封在其中，似乎你一翻开书就会在瞬间来到别的地方，一连串耀眼的星球，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以及未来的未来。所有那些动人心魄的闪亮通途，透过黑暗朝我们闪烁，仿佛灯光闪耀的时尚秀场。“你在这儿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妈妈简直要疯掉。”本尼平静地说，“她在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一言不发，让我感受到死神来临的痛苦。那是十年以来我们头一次交谈。”“我本应该学医。”本尼过会儿又跟我说，“可那不是我的心之所向，除了要找到一个比我出身之地更大的世界，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记忆如昨，我站在马路上抬头看这座酒店，凝视点亮的巨大星形标志，我仿佛听见奥托·奥克拉在说，你对它感兴趣，小本尼，这是个好兆头。我喜欢与人交往，喜欢四处奔忙，还喜欢夜晚的灯光，飞机起飞和降落，以及抵达之谜。你妈妈在我们交往之初送了我一本奈保尔的小说《抵达之谜》，当时她还对我有信心，我们的关系还挺好。我一直没时间阅读，不过书名我特别喜欢，喜欢到终于发现自己擅长管理等待人们抵达的酒店。“要是我去看她，”本尼说，“她会介意吗，你觉得？”“我管不着。”我耸耸肩说，心里想象着他们的重逢在电视剧中会怎么表现。本尼把茉莉嶙峋的手放在唇边，她靠在枕头上露出虚弱的笑容，低述本尼的名字。你看出这有多好笑了，是不是？“如果她把你脑袋拧下来，别怪我。”詹娜·索罗金娜比她在电视上要矮些，留着棕灰色短发，眼睛是动人心魄的蓝色，看上去就像一名学生。我问她能否在《太空旅行艺术》上签字时，她愣住了。“可这本书又不是我写的。”她说。“我知道，”我说，“可这本书是有关太空的，是我爸爸送我的。你能为我签字留念的话对我意义重大。”她用我给她的一支蓝色比克笔在书名页签字，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两次，先是用大概在学校学会的连笔西里尔字符，然后在下边用了瘦长的大写拉丁字母。索罗金娜露出一个笑容，然后走向电梯，眼中流露出对我的理解。保镖走过去护住，她将前往第十层的新闻发布间，随后在地球上的这座酒店里，候场的摄像机和疯狂媒体人将把她团团围住。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个时刻告诉自己的孩子。突然之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要是知道我在楼下，本尼会杀了我。我应该呆在楼上的新闻发布间，确保饮料车都有人推。以往这种场合通常提供两种瓶装啤酒，今天，我们提供三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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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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