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的课堂中，找到科幻永远的锐气 | 冈恩专栏
编者按：从科幻的黄金年代到世纪之交，在学校课堂里开设科幻类课程，是怎样的经历？在这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中，冈恩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科幻教学历程，作为科幻迷的我们得以从中一窥大师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以及科幻教学所收获的成果。
科幻会一直关注尖端科技，走在时代前沿。在课堂中，我们就能找到这股永远的锐气。
科幻小说很难被定义，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类。科幻小说经常被拿来跟悬疑、西部、哥特、爱情或冒险小说做比较，但与这些类型不同，科幻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场景或故事发生地，读者很难将辨别其他小说类型的方法——比如根据某些特定事件或设定——应用于科幻小说。也正因为此，科幻能与其他文学类型进行融合，比如侦探式科幻、西部科幻、哥特科幻、科幻爱情故事，以及最常见的科幻冒险小说。
科幻教学也有着这样兼容并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历史、思想和创意、未来学、宗教、道德、生态学、阅读技巧等等。事实上，看看《科幻研究》*（Science-Fiction Studies）上的课程介绍，就会发现这些介绍几乎适用于每一期杂志，而非科幻这个文类本身。
*译注：本文最初发表于《科幻研究》1996年11月刊（总第23卷第3册）。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想要教学院系批准一个科幻课程通常十分困难，但批准一门关于小说或诗歌的课程则容易很多。科幻教学因此常常得搭着其他学科的“便车”，“假装”是为其他学科服务，以便实现自己的目的。此外，有些教师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把科幻作为一个单独的文类来进行教学，或者更愿意把科幻用于其他目的；有些人还觉得，应该用评判其他文学作品一样的标准来阅读科幻，因此不再需要额外的指导。
课程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其特点反映了1995年科幻教学的一些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幻仍可能被视为学术圈中的一个外来者。就课程的数量和频率而言，科幻显然远超其他同样诞生于通俗杂志的小说类型，如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更不用说课程极少的哥特小说，有时甚至还会超过浪漫爱情小说的相关课程。但教学的频率并不能被视为学界接纳程度的硬指标，开设侦探或西部小说课程的教师仍然有着更高的地位，或者说更不容易失去他们已有的地位，或许是因为这些课程相对不那么频繁，教师们也不会因此冒太大的风险。大多数科幻文学的教师相信，科幻里有一些对学生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且依据科幻来评价自我。相比之下，部分教授侦探或西部小说的教师可能会从其他学术领域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大可以直接问教科幻的老师们对此有何看法。相比于早些年，即山姆·莫斯考维奇（Sam Moskowitz）、马克·希勒加斯（Mark Hillegas）、汤姆·克莱尔森（Tom Clareson）和杰克·威廉姆森（Jack Williamson）这些先驱们为科幻教学开疆辟土的年代，我们显然在大众认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也可能失去了作为旁观者的锋芒，学生如此，同事如此，我们自己可能也如此。此外，我觉得美国的课程数量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间整体下滑。高中课堂中回归基础的运动显然降低了开设科幻类课程的可能性，尤其是70年代流行的小班教学。科幻曾以关注尖端科技，走在时代前沿著称，吸引学生们涌进大学课堂，90年代对这两大特性关注度的降低，也让这一时期的科幻教学和对其的认知，少了些许曾经的锐气。
科幻评论家弗兰克·麦康奈尔（Frank McConnell）曾在美国西北大学给数以百计的学生讲授科幻，几年前我在伊顿科幻会议（译注：Eaton Conference，著名科幻学术会议）上见到他，聊起这件事时他说，他在加州大学开设的课程也有相当的规模。但我在堪萨斯大学的教学情况完全不同：第一节课，来的学生坐满了整个阶梯教室，大概165人；然后就变成150人，接着115，90，85，最后只剩大约50人。倒不是说这个数字本身有多重要，很多老师其实很害怕教大课，不愿意自己的学生数量超过20，而选择这门课的学生数量就关系到实际的教学。但从选课人数可以看出，学生们对科幻究竟持怎样的态度。我有种预感，在今天的大学课堂，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课”。我的一位同事每隔几年，就会开设一门叫“棒球文学”的课程，去听课的学生比去听科幻的还多。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呼吁在高中和大学中开展一项全面的调查，看看究竟有多少学校开设了科幻类课程，与70或80年代相比，究竟是增是减，都在教些什么。这样的调查也能收集潜在教师的联系方式，这对从事该领域的所有人都相当有价值。然而，尽管收到了不少鼓励，在成本和调查广度的双重压力面前，我的提议很难实现深度和效益，最后以失败告终。当我向20位科幻出版商建议，每家贡献出1000美金，分享结调查果以及收集的联系方式时，只有茱迪-林恩·德尔·雷（译注：Judy Lynn del Rey，Del Rey出版社主管）表示愿意加入。
志愿者的回复，例如杰克·威廉姆森在70年代早期做的调查，虽然对教学来说有指导价值，但仅限于科幻领域里那些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分享个人经历的老师们。我希望这次调查能像之前的一样，激发相关后续报道、跟进、讨论，甚至有望成为我提到的全面的调查。
下面，我将简单介绍我在这一领域的个人经历。
目前来说，我大概算是教过最多科幻课程的人了（如果有人有更多的教学经验，欢迎与大家分享），一个原因是，学校的英语系总是跟我说，想教多少就教多少。事实上，系主任曾告诉我，当我1970年恢复全职教学后，系里的一些年轻教师希望我能开设一门科幻的课程，于是，我就一直这么教了下去。1974年，我创立了Intensive English Institute o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 Fiction，相当于让师资团队在夏天开设两门内容密集的课程。另外，我还和我的团队开设了其他几门课程，包括系里要求的两个科幻研讨班（seminar）。如果再算上科幻写作，平均来说，我在全职执教的23年中，大概每年教三门科幻课程，退休后每年教两门。
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树立自己在学界的权威，而是让大家明白，科幻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尽管我通常每学期教三门虚构文学写作课程，夏季课程和写作班的教学任务意味着，我教科幻并不比教写作少，可能还更多。
从最开始考虑教科幻时起，我就意识到这门学科的教学可以有多种途径。首先就是所谓的“经典读物”课，关注经典小说，对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了解其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第二种可以称为“科幻中的创意”，了解科幻小说如何将当今的问题戏剧化。第三种就是历史研究法：科幻是什么？为什么成为科幻？
无论哪种方法，都行之有效，我也都尝试用过。1969年我的儿子和朋友组织了一项课程，邀请我担任Teacher of Record（译注：由美国特殊教育部门颁发给有相关资质的教师），当时我采用的就是“经典读物”教育法。选定了一些有趣的科幻小说，但开课之后我发现，作为一个顾问，我开始给学生们提供讨论所需的背景信息和语境。如果没有这些内容，讨论很可能就局限于文字表达，是否喜欢这部小说，或者偶尔出现的关于某一动荡时代的零碎哲学遐思。
我曾经这么想，在教授普通课程时，我会把关注点放在科幻的历史发展上，于是学生们能把科幻阅读置于一个更好的情景中，并在之后的阅读中有更深刻的理解。很快，我期待的机会就来了。第二个秋季学期，我列了一个几十本小说的书单，包括一些收录进“科幻名人堂”*的作品。同时，为了整理自己的思路，我还准备撰写一系列演讲稿，介绍科幻的历史发展，让阅读的过程更加有意义。
*译注：Science Fiction Hall of Fame，最初由堪萨斯大学科幻研究中心和堪萨斯城科幻奇幻协会创立，位于西雅图流行文化博物馆（MoPOP）。
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Prentice-Hall）的一位编辑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有兴趣撰文介绍虚构文学写作。我说：“不是很有兴趣。但关于科幻的历史我大概写了12章，可以做成一本很不错的书。”虽然由于编辑换人导致了一些滞后，但那12章内容最后变成了《或然世界：插图科幻小说史》（译注：Alternate World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即将在国内出版，其中涉及的一些课程，我们会在明年陆续开展）。
几年过去，我越来越不满意通过小说讲授科幻这一方法。关于科幻文本最佳长度的理论在此不做赘述，我开始意识到，针对某一部小说的科幻元素，能讲的东西也就那么多，而且课堂讨论更多关注于小说这一形式，而非科幻所关心的话题，也就是说，这类课程最后往往变成了经典文学阅读课。此外，最早的长篇科幻小说出版于1818年，除了威尔斯，大多数用于教学的长篇文本范例都是1950年之后创作的。相比之下，只需要一组短篇小说，就能讨论更多更丰富的话题，从这场奇妙旅程的早期开始，审视科幻的历史发展。
1975年，Mentor Books出版社的巴里·李普曼（Barry Lippman）给打电话来，说他很喜欢《或然世界》这本书，并问我是否愿意合作再出一本书。我最初建议把科幻的批判性研究方法集结成册，但他对此不太感兴趣，于是我说做一本历史文选也不错。《科幻之路》的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的效果超乎我的想象，于是我提议再做两册《科幻之路第二卷：从威尔斯到海因莱因》以及《科幻之路第三卷：从海因莱因到七十年代》，这两册均于1979年出版。在完成第三卷之前，我就发现这本书的篇幅不够收录所有我想介绍的作品，于是我建议把这一卷拆成两册出版。但当时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一共与五位编辑合作过）建议看看第二、三卷的销量再说。事实证明卖的不错，于是1982年，我们又出版了第四卷《从现在到永远》，专门讨论科幻的文学用法。
六七年前，四卷《科幻之路》先后售罄，Mentor出版社的编辑之一建议再做一本非美国科幻作品的选集，我提出还可以单独出一卷讲英国科幻。但当我向之后接手的编辑说起这事时，他看了一下前四卷的销量——大约每年每卷2000册。根据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的规定，只有在大众市场年销售额超过5000册的书籍才能继续出版，平装书的标准则是每年1000册。考虑到接下来还会出版第五卷和第六卷，再三权衡之后，编辑委员会决定放弃再版前四卷。那之后，我上课使用的都是复印本。
*译注：1948年创办于纽约的美国出版社，最初致力于经典文学和学术著作的平装再版，以及通俗小说的出版，现为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图书品牌，专注出版非虚构类书籍。
1996年8月起，White Wolf Incorporated陆续出版了《科幻之路》的修订版，包括我向Mentor 出版社建议的两本选集、第五卷《地狱之门：英国科幻小说选》和第六卷《时光永驻：世界科幻小说选》。这对我的学生，以及这些年来给我写信、希望得到几本《科幻之路》的教师们来说，可以说一个好消息。
这套修订版的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Wilhelm Heyne出版社已经在德国出版了这套书，名列销量排行榜第二名，时任编辑沃尔夫冈·耶斯克（Wolfgang Jeschke）找到我的代理商，询问我在这四卷之后有何打算。我说我曾和Metor出版社提过另两本选集，一番商议后，Wilhelm Heyne出版社给我送来了第五、六卷的合同。当合约到期后，英语版本便可以优先出版了。
在课堂上，我曾经用《科幻之路》的前四卷讲解科幻的历史发展，从最初的原型（同时也是所有文学的原型）到当代的例子，也就是第三卷出版时的1979年，以及1981年，第四卷出版的前一年。White Wolf出版社还提出了第七卷的计划，内容包括过去几十年的作品。
我也在课堂里讲过文学类型的问题，即科幻是什么，为什么成其为科幻。一整个学期，我和学生们讨论的就是如何定义科幻。在这过程中，我同时也探索了研究科幻主题的方法。四卷《科幻之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引言介绍了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发展，眉批部分讲的是在书籍出版的年代，科幻处于怎样的境况，某部作品如何影响或反映了整体的发展，以及作者和作品的相关信息。我提倡让学生们从头至尾独立阅读，注意引言和眉注。但我也会就主题单元组织班级讨论，让学生们根据不同的主题分组重读小说。
最初几次作业的关注点，是主流文学的不同变体，以及根据社会变化、主流文学与科幻的区别，讨论科幻研究方法。学生们按顺序阅读四卷书，具体故事的阅读顺序各有不同。我还给他们发了一份大纲，标明是依据什么主题分组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划分标准，其他教师按各自的需要，可以尝试别的方法。关键是要从教师的角度，指出最重要的话题、科幻所关注的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作品。
这并不是一件易事，我们有将近100个故事需要讨论，同时还有时间分配上的问题。我周五会在课上放映书中提到的影片，这也就意味着，除了菲利普·荷塞·法默（Philip José Farmer）的短篇小说《远航！远航！》，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他小说进行同样的逐行文本分析，以展示科幻阅读的规则。如果你打算在某一个故事上花更多的时间，就意味着需要对讨论大纲或书单的内容做出取舍。
即使是大班教学，学生们通常选择沉默地躲在教室后排，也还是有可能组织讨论的。我曾经让学生们创作短篇小说来代替学期论文，有时候还会绘画等其他项目。有学生曾经把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k Brown）的《竞技场》（“Arena”）改编为电台广播剧，为《或然世界》制作了刺绣封面，还有哈尔·克莱蒙特（Hal Clement）《重力使命》（Mission of Gravity）中的外星生物Mesklinite的带流苏边复制品，1995年，一位艺术系的研究生在阴像制版（negative process）的过程中，以乔治·泽布劳斯基（George Zebrowski）《The Word Sweep》中的一个模型为版，制作了一张超写实绘画（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
在最初的一两节课后，有位学生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会再开课，因为他的室友给我的这门课做了一个项目，听起来很有意思，所以他也想做一个。我告诉他，其实并不一定要来上我的课，也能自己做。一开始，我还会让学生们把试卷带回家做，觉得那样可能效果更好。结果有个学生把朱迪思·梅瑞尔（Judith Merril）的文章《What Do You Mean: Science? Fiction?》的前半段，当作期中论文交了上来。我担心是不是自己没说清楚这想做也需要独立思考和撰写，于是很委婉地找他谈话，说这样的话我不能给他一个期中分数，但他可以重新提交一份。最后他也没这么做，期末的时候，他把朱迪思那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交上来了。
Intensive English Institute三周夏季课程的上课时间，只有每天上午的三个小时，但是塞满了关于短篇小说的讨论。史蒂夫·戈德曼（Steve Goldman）会从40来本书的书单里挑选小说，每天下午花三个小时只讨论其中一本。夏季课程的规模从6人到22人不等，学生们来自美国各地，以及阿根廷、加拿大、荷兰、丹麦、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周我们还会邀请戈登·迪克森（Gordon Dickson）、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 Pohl）和西奥多·斯特金（Ted Sturgeon）中的一位作为嘉宾。这是一段沉浸式的绝佳体验，不少学生反映这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影响。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就是学生们的反馈：第一周他们说，“这经历不能再棒了”；第二周，“为什么这么难？”；第三周，“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和史蒂夫担心，住太远或海外的学生可能不太愿意把假期的三周都花费在这个课程上，于是就把时间缩短到了两周，周末两天上课。1991年，史蒂夫不幸去世，除了那一年有汤姆·系佩（Tom Shippey）帮忙，我隔年开设段篇和长篇的课程，要求是熟悉《科幻之路》的内容，要么上过短篇课程，要么自己有相关阅读经历。挑选的长篇小说都是我认为对理解科幻来说至关重要的，对我来说，也是个让学生们得以了解导师的机会，并就创作的过程进行提问。对弗雷德里克·波尔来说也是如此，他仍是夏季课程的特邀嘉宾，也是斯特金奖的评委。同时还有伊丽莎白·安妮·赫尔（Betty Anne Hull），她是科幻研究项目、坎贝尔会议及坎贝尔奖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坎贝尔奖的评委。
针对长篇小说的讨论，部分是关于这些作品对科幻这一类型的贡献，部分是关于它们本身的历史重要性，但最主要的还是长篇小说如何处理“科幻”这件事。我试着选择话题相似，或者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同一个一般文学话题的小说用于分析。第二周，我让学生两两自由组合，然后讨论剩下的部分。在长篇小说课程里，我还会附上下个暑假会用到的阅读书单。
有一年夏天，我和史蒂夫·戈德曼作为堪萨斯人文项目委员会的成员，为中学教师开设了一门“科幻创意”的课程。我们把这门课叫做“重访普罗米修斯：科技世界里的人类价值“，教材就是一些复印本，内容包括C·P·斯诺（C. P. Snow）“两种文化”这门课的阅读材料以及反馈，那之前关于这一辩论的相关研究，以及一系列探讨科技和人文冲突的小说，课程还涉及了旨在融合科技和人文的科幻作品，和三部小说：格雷格·贝尔（Greg Bear）的《永恒》（Eternity）、格里高利·本福德（Gregory Benford）的《时景》（Timescape）、约翰·布拉诺（John Brunner）的《The Crucible of Time》。在另一个我与史蒂夫合作的科幻课程里，我们尝试解决长篇科幻小说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机遇，以及如何用恰当的方法对其进行批评，内容包括：阅读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将一系列首尾相连的故事视为能工巧匠的杰作；用小说的标准评判A·E·范·沃格特的《非A世界》是否恰当（这本小说最初是一个系列），以及阿瑟·克拉克《童年的终结》如何从短中篇小说《守护天使》演变而来。
我教过两次科幻研讨会，因为学生们其实已经上过小说类的课程，所以我把课上的时间用于对科幻作品进行批判性研究。用一些评论文章或书籍章节的复印件（附上目录），整个学期的前三分之二都用来比较不同的批评方法，同时还能自己发展出一套针对长篇小说或其主题的批评方法。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学生们需要对自己的项目进行汇报。我觉得，第二个学期里产出的大多数文章，都达到了发表水平，有一些确实刊登出来了。我希望所有人的文章都能如此，还推荐Borgo Press出版社做一本题为《科幻批评新声》的书（New Voices in SF Criticism），尽管这一计划因Starmont收购了Borgo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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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英文原文
🔍 | 关键词 | #科幻研究# #冈恩#
👁🗨 | 题图 | 二向箔管理员
📃 | 责编 | 兔子瞧；| 校对 | 兔子瞧、Raeka
🖋 | 作者 | 詹姆斯·E·冈恩（James E. Gunn），美国著名科幻作者、研究者和评论家，科幻黄金时代的见证者，代表作《科幻之路》。
✒️ | 翻译 | Raeka